為期兩周的第53屆蒙特利爾新浪潮電影節（FNC）10月20日結束，越南電影《小懶猴不哭》(Cu Li Never Cries)獲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38歲導演範玉麟（Pham Ngoc Lan）執導的首部長片講述了曾在東德做外勞的阮女士帶着丈夫的骨灰和一隻侏儒懶猴回到河內的經歷。另一部越南劇情片《越和南》（Viêt and Nam）也參加了對金狼獎的角逐。

立陶宛女導演薩烏萊·布利維特（Saulė Bliuvaitė）的《中毒》（Toxic）獲大獎金狼獎，捷克紀錄片《我並非如我所願》（Jeste nejsem, kým chci být）獲創新獎和蒙特利爾驕傲獎（Montréal Pride Award），主演殘疾人電影《山中西蒙》的阿根廷男演員洛倫佐·費雷（LORENZO FERRE）獲最佳表演獎。菲律賓、新加坡和美國合拍的《人類之聲》（Vox Humana）獲最佳短片銀狼獎，該片講述一名古怪的生物學家在山城地震後對一名森林野人的採訪。

在與戛納和威尼斯等同屬A類競賽電影節的蒙特利爾世界電影節於2019年倒閉後，該城最古老的電影節新浪潮電影節也經歷了管理層危機，本屆電影節共有102部劇情長片和98部短片參展參賽，其中華語和華人元素電影有新鍊金術士（Les nouveaux alchemistes）單元里的德國、俄羅斯和中國合拍人工智能電影《你想看第二部分嗎？》（Do You Want to See Part Two?），國際短片競賽單元里的王菲女兒竇靖童主演的《媽媽的傑作》、李蔚然（Viv LI）的《在水一方》、王裕言的《月亮照常升起》和新加坡和香港參與製作的《狗的天性》，學生競賽單元里的楊雨涵的短片《三季》，國際展映單元里的《香巴拉》，賈樟柯的《風流一代》出現在大師展映單元。

加拿大錫克社區領袖尼賈爾去年6月被槍殺一案繼續發酵，繼去年秋天兩國相互驅逐外交官後，今年10月兩國驅逐外交官升級到了大使級，14日加拿大驅逐了印度高級專員，印度驅逐了加拿大駐印代理高級專員。持續惡化的兩國關係令加拿大《環球郵報》擔心“加拿大的亞洲貿易戰略陷入動蕩”，美國的加拿大問題專家澤維爾·德爾加多（Xavier Delgado）更呼籲華盛頓“應該出面調解加拿大和印度的爭端”。

澤維爾·德爾加多是美國威爾遜中心加拿大研究所高級項目助理和華盛頓加拿大經濟論壇研究主任，他指加拿大皇家騎警聲稱掌握了印度高級專員等六名印度外交官涉嫌敲詐、脅迫、恐嚇、騷擾和其他暴力行為的證據，包括謀殺尼賈爾，印度以驅逐加拿大駐新德里六名外交官作為報復，令加拿大駐印外交人員在去年減少41人後進一步萎縮，不僅損害兩國外交、貿易和移民等領域，還影響印太地區聯盟。西方本希望利用印度作為對抗中國的堡壘，加拿大印太戰略也稱“印度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戰略、經濟和人口重要性使其成為加拿大實現目標的關鍵合作夥伴”，但現在已經融入區域聯盟網絡的印度可能會阻止加拿大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等機構。

新德里拒絕配合加拿大對尼賈爾殺人案的調查，渥太華也拒絕承認新德里指控的恐怖分子，互不讓步令兩國關係僵持。而在美國，美國司法部在去年感恩節期間指控印度公民古普塔 (Nikhil Gupta) 密謀在紐約暗殺一名錫克教神職人員，並涉及加拿大尼賈爾案。與強硬對待加拿大不同，新德里承諾協助華盛頓調查，今年初古普塔在布拉格被捕引渡到美國，10月印度逮捕並起訴了古普塔的經紀人，印度的合作使美印關係得以順利進展。

澤維爾在威爾遜中心網站（wilsoncenter.org）撰文《華盛頓應調解加拿大-印度爭端》指“華盛頓也未能免受印加爭端的連鎖反應”，在過去十年中歷屆美國政府都精心培養與新德里的密切關係，美國通過建立共享的安全和經濟機構，建立了一個印度太平洋國家網絡，對抗中國的影響。該網絡的關鍵是印度經濟不斷增長，軍事實力壯大。而兩個最重要盟友之間爭端加劇，只會令美國成為輸家。加拿大和印度之間的裂痕將使兩國難以在國際上合作，阻礙加強現有聯盟的努力。明年加拿大將主辦七國集團峰會，有可能把自2019年以來與會的印度排除在外。

比峰會更急迫的是，加拿大對印度特工的調查已經超出了殺害尼賈爾的範圍，牽涉到高級外交官參與各種犯罪活動。隨着越來越多的證據被發現並公之於眾，雙方恢復關係的前景越來越渺茫。一旦證據被公布，將使美國陷入選邊站的尷尬境地。

為避免局勢升級，華盛頓應首先審查加拿大的調查，如果認為調查結果可信，就悄悄利用其影響力說服新德里配合加拿大皇家騎警進行秘密調查，以避免各方陷入重大尷尬，避免過去13個月加劇爭端的公眾監督。面臨加印兩國嚴峻的關係，鼓勵降溫併合作會是邁向解決方案的第一步。

澤維爾認為如果美國不施壓，加拿大和印度領導人都不會改變衝突路線。一場曠日持久的膽小鬼博弈只會增加兩國及盟友的風險。無論誰在11月入主白宮，下一任美國總統都應鼓勵加拿大和印度牢記他們支持的價值觀和基於規則的秩序，認識到長期爭端可能造成的危害，共同努力結束兩國外交關係中這一不愉快的篇章。

今年九月，加拿大揭秘網站（Blacklock’s Reporter）曝光渥太華繼續通過加拿大地方倡議基金（Canada Fund for Local Initiatives）向中國提供外援，以促進中國多元性別群體（LGBTQ）的權利，過去四年該基金對華援助308萬元。官方數據指加拿大對華援助已從2020年的4100萬減少到2023年的780萬，加拿大反對黨四年前要求停止外援中國，因為它“正走向與加拿大價值觀不符的方向”，保守黨領袖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呼籲加拿大審查外援的每一分錢，以”確保停止向恐怖分子和獨裁者提供資金”。

渥太華去年向中國提供的援助不包括加拿大出口發展局的1870萬可償還貸款，也不包括加拿大財政部購買的總部位於北京的亞投行1.592億美元的股份。加拿大國際發展網站（https://cidpnsi.ca/）近十年對華援助資料顯示，除2019年達4101萬元外，加拿大援助中國的金額逐年遞減，2013年3351萬、2014年2324萬、2015年1828萬、2016年1684萬、2017年920萬、2018年707萬、2020年698萬、2021年283萬，主要援助項目是環境及氣候變化、國際發展研究、食品檢驗及外交領域，魁北克省也常有援華項目。加拿大政府表示對華援助的主要方式是合作，支持中國在婦女兒童、多元化、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健康等方面工作，並積極推動國際規範和價值觀。

加拿大對華援助在發達國家中並不顯眼，美國從2017到2021年援華2280萬美元，德國2020年援華4.75億歐元，法國2020年援華1.4億歐元，英國2022年援華4800萬英鎊，德英法都多於加拿大，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加拿大外援的現狀。去年8月加拿大《環球郵報》警告《加拿大對外援助再次下降》，指“加拿大軍費不足引起廣泛關注，但加拿大外援長期短缺並未引起擔憂”，北約要求成員國軍費佔GDP2%，2022年加拿大國防開支僅佔1.29%，國際援助也有一個類似但鮮為人知的國際標準，將國民總收入的0.7%用於對外援助，加拿大遠低於這一目標，況且這目標還是由加拿大前總理皮爾遜 (Lester Pearson)領導的聯合國委員會在1970年制定的。

1978年加拿大外援佔比0.54%，是最接近目標的年份，1970到1995年，是加拿大表現最好的時期，外援平均佔比0.46%，它提升了加拿大的國際聲譽，但過去30年一直徘徊0.3%左右或以下。最低的2004年僅為0.23%，2013年負責外援工作的加拿大國際開發署併入外交部，2014年佔比0.26%，儘管小杜魯多2015年就任總理時高呼“加拿大回來了”，但卻稱外援0.7%“過於雄心勃勃”，僅承諾每年增加外援至2030年。2018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批評加拿大外援不足，與前任總理哈珀相比，杜魯多並沒有增加支出。

《環球郵報》指達標0.7%並非易事，以英國為例，2013年首次達標，2015年將該目標立法，2020年再次達標，但過去兩年又下降至0.5%左右。 經合組織去年4月份發布報告，2022年數十個富裕國家外援平均佔比僅為0.36%，只有盧森堡、瑞典、挪威、德國和丹麥五國達到或超過 0.7%，加拿大因外援烏克蘭在2022年創下1995年以來最高的0.37%。2023年加拿大對外援助69億加元，低於承諾的80億，最大受援國是埃塞俄比亞，金額達2.066億。

今年2月加拿大外交部長趙美蘭敦促提供更多資金來僱用外交官，她指“如果想在印太地區和其他關鍵地區發揮影響力，加拿大就需要更多外交官。2023年加拿大在亞美尼亞和斐濟增設大使館，在意大利米蘭新增領事館，在埃塞俄比亞首都派遣了新的常駐非洲聯盟代表團。加拿大《環球郵報》指“正尋求確定其全球地位”的加拿大，發現“爭奪全球影響力的鬥爭空前激烈”，在全球重要經濟體中，加拿大駐外使領館最少，不僅大幅落後於第一名的中國，也少於盟國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

加拿大《環球郵報》引述費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中心（Frederick S.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的數據，過去十年全球新增了一千多個大使館，在多重國際危機和新冷戰的擔憂中，各國紛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辦駐外使領館，擴大外交存在。

該報刊發的全球十大經濟體駐外使領館分布圖顯示，截止到2022年，中國以271個駐外使領館居首，比排名第二的日本多四個，第三是法國255，美國第四231，其後是英國230、德國210、意大利204、巴西187、印度184和加拿大178。但維基百科根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21年全球外交指數，駐外使領館最多的十國分別是中國275、美國267、法國264、日本258、土耳其254、俄國243、德國227、巴西222、西班牙215、英國209，加拿大以144列第20，即使按環球郵報今年初的數字，加拿大也僅為182，列第14位在韓國之後。

作為地緣政治角逐的指標性數字，使領館數量對力保中等強國地位的加拿大來說，事關“新一波全球影響力競爭”的勝敗。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總裁維娜·納德吉布拉 (Vina Nadjibulla) 表示“加拿大曾在塑造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方面發揮巨大作用”，“是多邊主義、國際法和聯合國的堅定捍衛者”，但過去十年加拿大很少投資於外交事務，導致全球影響力下降。在哈珀和杜魯多任內，兩次競爭安理會席位都失敗。《環球郵報》指“加拿大長期存在外交人員短缺問題，在全球各地有數百個職位空缺，有時甚至派不出大使。加拿大六年內五換外交部長，現任部長正實施外交改革，以應對大國競爭和經濟及政治權利從傳統盟友手中轉移”。

按人均計算，加拿大駐外代表比例在十大經濟體中最高，每218000人就有一個駐外使團，但與人口僅有500萬的愛爾蘭和挪威相比，就相形見絀了。自2018年以來，愛爾蘭新增了22個外交使團，在亞洲和非洲迅速擴大外交足跡，在歐洲扮演更積極人權和言論自由角色的愛爾蘭目前正與加拿大爭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席位。

人口只有930萬的阿聯酋在過去十年增設了34個大使館，其中三分之一在非洲。國際危機組織非洲高級顧問盧沃德蘭（Louw-vaudran）表示阿聯酋、土耳其和巴西等中等強國正步中國後塵大力耕耘非洲，在外交和經濟領域表現很出色，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非洲的重要性，他們在聯合國有54票。海灣國家也日漸重要，2022年全球1/3的新增外交使團派駐在海灣國家。另外中國、澳大利亞、美國都在爭奪有重要地緣政治地位的太平洋小國。

2023年12月，加拿大參議院報告指2009-2019年加拿大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招聘初級外交官，2022年外交職位空缺435個，導致駐外外交官數量大幅減少。報告建議改變使用標準公共服務考試招聘外交官的做法，例如數學和邏輯測試與外交官職業幾乎沒有關係，嚴格的雙語標準又限制了西部和大西洋地區的人員招聘，因為這些地區獲得優質法語教育的機會很低。

9月4日，頭戴錫克頭巾的加拿大新民黨領導人駔勉誠（Jagmeet Singh）宣布終止其政黨與自由黨達成的信任協議，為其共同支撐了兩年半的自由黨少數政府帶來了不確定性，也令明年秋天的大選有提前的可能。駔勉誠同時宣布“新民黨已經為選舉做好了準備”，如果勝選，不僅是成立63年的新民黨首次執政，加拿大歷史上也將出現首位非白人總理。

駔勉誠此舉旨在與聲譽不佳的自由黨迅速切割，避免與自由黨繼續捆綁下沉。BBC指自由黨民調支持率已連續數月下滑，落後保守黨約18個百分點。面對“被視為即將到來的聯邦選舉中明顯的領跑者保守黨”，45歲的駔勉誠痛感“自由黨太軟弱、太自私，太受制於企業利益，無法為人民而戰。他們無法改變，無法恢復希望，無法阻止保守黨。但我們可以！”

2015年秋，在野十年的加拿大自由黨在大選中擊敗保守黨獲勝，加上隨後的2019年和2021年兩次選舉，印度裔分別贏得了21、22和19個議員席位，迅速壯大為加拿大國會中的第三大力量，在杜魯多首屆內閣的30名部長中印度裔錫克人有4位，2019年大選後自由黨雖然是少數政府，仍有三名印度裔聯邦部長在任至今，他們是國防部長安妮塔·阿南德 (Anita Anand)，國際發展部長石俊（Harjit S. Sajjan）和老年事務部長凱拉(Kamal Khera)。

在新民黨撤回支持後，執政自由黨和總理杜魯多陷入了危機，而負責自由黨機器在危機中運轉的也是一位印度裔，46歲的沙吉·梅赫拉（Sachit Mehra）2023年5月當選自由黨主席，作為領導人杜魯多的密友，他的任務是組織全黨迎戰2025年大選，與法裔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領導的保守黨、法裔魁人政團和由印度裔駔勉誠領導的新民黨爭奪選票，力爭為自由黨贏得第四個任期。

加拿大獨立至今僅157年，自由黨執政時間累積已超過了90年，是名副其實的加拿大第一大政黨，在其組織結構中，黨的一號人物是領導者（Leader），負責黨的意識形態和制定政策，二號人物是主席（President），是黨的官僚機構首腦及黨和領導人之間的重要聯絡人，主要任務是將黨的政策決議納入競選綱領，確保選舉準備、支持籌款工作和招募志願者。沙吉· 梅赫拉的父親是來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移民，其家族在溫尼伯和渥太華經營着頗具口碑的東印度公司餐廳，並為加拿大主流大商場供應印度食品。

在目前民調支持率最高的聯邦保守黨內，也有4名實力雄厚的印度裔議員，來自阿爾伯塔省的錫克裔哈蘭（Jasraj Singh Hallan）是影子內閣財政部長，錫克裔阿潘·卡納(Arpan Khanna)是執業律師出身，在2022年加拿大保守黨領袖選舉中擔任博勵治競選團隊安大略省聯合主席，後成為保守黨全國外聯主席，曾任哈珀內閣外交部長約翰·貝爾德的外交政策顧問、協助處理國際安全和全球經濟問題的舒瓦洛伊·馬宗達（Shuvaloy "Shuv" Majumdar）被加拿大《國家郵報》列為“12位值得關注的加拿大右翼人物”，是國際人權委員會成員，另一位錫克裔議員提姆·歐普（Tim Uppal）在21世紀初成為加拿大歷史上首位錫克裔聯邦部長，曾任哈珀內閣的多元文化部長。可以預料如果保守黨在下一屆大選中獲勝，這四位印度裔議員將會在未來的加拿大內政和外交上扮演重要角色。

2024年加拿大擔任《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輪值主席國，負責處理中國和台灣的入盟談判，台灣為此制定了三項外交行動計畫，組建團隊重點接觸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和英國等重要成員國。加拿大能否成功助力台灣，取決於它作為主席國的領導力。

2021年9月，中國先於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六天遞交加入CPTPP的申請，最初加拿大表示不會支持台灣，但這一態度在2022年發生變化。去年6月曝光的一份聯邦文件指2022年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與時任英國首相特拉斯通電話時稱“CPTPP設立如此高門檻的重要性，足以讓中國難以加入”，被解讀為杜魯多不希望中國加入CPTPP。當年10月杜魯多手下的自由黨議員朱迪·斯格羅（July Sgro）在台北公開支持台灣加入CPTPP，顯示渥太華已改變其在北京和台北之間的中立立場。

2023年加拿大支持台灣的熱度不斷升溫，加拿大國會3月發布報告《加拿大與台灣：動蕩時局中的強健關係》，引述渥太華大學台灣項目主任安德烈·拉利伯特 (André Laliberté)教授的觀點“台灣毫無疑問符合CPTPP的要求，其第5條規定任何國家或單獨關稅區均可加入本協定，加拿大應接受台灣的申請，否則將損害加拿大支持民主的聲譽”。4月台灣總統蔡英文對加拿大國會代表團表示“台灣已做好準備，遵守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範”，“希望加拿大支持台灣加入CPTPP”，當時加拿大國會國防委員會主席、自由黨議員馬凱（John McKay）向蔡英文承諾“台灣的議題就是加拿大的議題”。12月22日加拿大與台灣簽署《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台灣相信此舉將對其加入CPTPP產生強大助力，因為加拿大不僅是G7重要一員，更是CPTPP成員和來年的輪值主席國，台灣希望一鼓作氣令入盟申請在2024年取得重大進展。12月27日，卑斯大學全球政策研究主席克里斯汀·霍普威爾（Kristen Hopewell）投書《環球郵報》呼籲加拿大利用擔任輪值主席國的機會“在啟動台灣加入的正式談判中發揮領導作用，同時出於對中國遵守協議條款的擔心，謹慎對待中國”。

台灣朝野對加入CPTPP的前景看法不一，如前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認為“別想CPTPP，RCEP較容易”，原因“除台灣沒準備好之外，只要CPTPP成員國有中國大陸的朋友舉手反對，台灣就進不去了”。柯文哲說的是CPTPP採取的共識決，只要有一兩個成員國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質疑或反對台灣，就會阻擋台灣。

對此，加拿大前駐台代表司徒凡(Hugh Stephens) 態度強硬，去年10月他呼籲加拿大強勢“展現領導力，如有國家扯後腿讓台灣無法加入，加拿大應考慮B計畫，像美國一樣和台灣談判雙邊貿易協定”。加拿大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CANCPEC）副主席休·斯蒂芬斯（Hugh Stephens）和麥克唐納-勞里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傑夫·庫查斯基（Jeff Kucharski）則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他們今年1月在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網站撰文，建議加拿大為CPTPP創造性地設立“戰略夥伴關係”，就像東盟向非成員國所做的那樣，讓台灣和中國大陸同時以觀察員身份參與CPTPP，以打破阻礙CPTPP擴展的僵局。

今年5月台北駐加拿大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曾厚仁在渥太華“台灣之夜”活動中遊說加拿大跨黨派國會議員“台灣加入CPTPP將為建立更有彈性的全球供應鏈、打造一個不受脅迫的自由市場做出貢獻”，台灣在加拿大各地的僑領也紛紛去渥太華遊說。加拿大《星島日報》引用加拿大和平外交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Diplomacy）研究員司徒凡（Hugh Stephens）和薩金特（Tim Sargent）的文章指“CPTPP的‘共識決’指的是最後啟動正式談判和同意申請國入會時的一種決策權，並非在初期非正式磋商階段，但有些成員國受北京影響不願與台灣接觸”，“一個非會員試圖阻止另一個非會員的申請，是史無前例的，主席國加拿大有義務解決這個問題” 。

台灣行政院官員稱他們一直緊盯着入會的相關進度， 在今年5月接受訪問時透露4月底的CPTPP資深官員會議沒有將新會員問題列入會議議程。此後再無台灣與CPTPP的相關報道，從5月到8月，也沒有新的進展被曝光。

第28屆蒙特利爾國際奇幻電影節（Fantasi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歷時18天，在這比巴黎奧運會周期更長的電影盛宴里，香港影片《九龍城寨之圍城》因“極具娛樂性和令人瞠目的暴力”被英國《觀察家報》首席電影評論人溫迪·艾德（Wendy Ide）稱讚為它將“動作電影 復古回歸 至鼎盛時期”，這一北美最大規模的類型電影節在28年前被東亞電影催生，至今仍具有強烈的亞洲色彩。

1996年三位迷戀“香港新浪潮電影”的蒙特利爾人發起了專門放映日本動漫和港片的電影節，並舉辦周潤發和李連傑電影回顧展，那時電影節被叫做“Fant-Asia”，以突出其亞洲色彩，第二年選片範圍擴大至全球所有國家，到2016年觀眾已超過10萬人，力壓老牌的蒙特利爾世界電影節（MWFF），後者與戛納、柏林和威尼斯同屬國際A類競賽性電影節，因逐漸凋零至2019年停辦，奇幻電影節替代其成為蒙特利爾電影節的核心，成為加拿大類型電影節的領頭羊，肩負着推廣類型電影、反好萊塢電影和協助獨立電影人的使命。

奇幻電影節專註於從恐怖、科幻到動作片的小眾低成本電影，由於歷史原因，目前仍有明顯的亞洲偏向性。今年 參展參賽 的125部劇情片及200多部短片，亞洲片佔據了相當的份量。角逐黑馬獎的14部大片有6部來自東亞，韓國的《下午四點》被選為開幕片，韓國導演黃旭（Hwang Wook）獲得最佳導演獎，日本片《懲罰循環》獲最佳剪輯和最佳原創音樂。40部參展片中亞洲佔22部，其中日本片有《嬰兒刺客》、《神筆》等十部，韓國有《勇敢的市民》和《殺手》等5部，中國大陸2部是《門前寶地》和《傳奇》、香港1部是《九龍城寨之圍城》，另外還有印度兩部，新加坡和泰國各一部。

28年來，一批批亞洲電影源源不斷地為加拿大人提供藝術養分，當今的魁北克電影三人組《路殺巨星》（Roadkill Superstars）的三名導演François Simard、Anouk Whissell和Yoann-Karl Whissell就是奇幻電影節的早期熱心觀眾。28年來，也有越來越多歐美有實力的電影加入了電影節，如獲得今年大獎黑馬獎的法國2024年最新版《基督山伯爵》，但亞洲電影仍頻頻出現在獲獎名單中。

今年在黑馬獎主單元之外，韓國導演文炳坤（Byoung-gon Moon）的《夜釣》獲處女作單元最佳剪輯，在動畫獎單元，日本中村賢二以《幽靈公主》獲最佳故事片，菲律賓的《失蹤》獲評審團特別提名獎，美國南加州大學動畫專業中國留學生呂天韻以《野性動物》獲最佳動畫短片金獎，加拿大華裔曾麥琪（Maggie Zeng）以動畫短片《癢》獲銀獎。

再回看《九龍城寨之圍城》，這部動作片讓人發覺香港電影不僅沒死，還極具鼎盛時期的生命力。“宏大、殘酷且娛樂性十足……在2024年最佳動作片中，它是頭把交椅的有力競爭者”，美國電影評論網站《另類電影學院》（FILM SCHOOL REJECTS）首席評論人羅伯·亨特（Rob Hunter）在列舉了《殺破狼二》和《門前寶地》等近十部動作片片名後表示在“過去十年，香港和中國的動作片大師們仍然為動作片迷們提供了很好的服務”。

1990年加拿大75%的商品出口到美國，到2020年依然是75%，這期間加拿大與亞洲和歐盟簽訂了多項貿易協定，2022年底更發布印太戰略鼓勵向美國以外國家出口，渥太華對貿易多元化的癡迷始於老杜魯多，但直到半個世紀後的小杜魯多也無法撼動美國在加拿大貿易中的主導地位。

加拿大獨立智庫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史蒂文·格洛伯曼（Steven Globerman）在去年10月《國會山時報》（hilltimes.com）和今年1月智庫網站《焦點》（The Hub）發表的兩篇文章里闡述了以上觀點。他主張“渥太華應重新聚焦於其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因為美國在加拿大商品貿易中持續佔據主導地位，反映了物理距離對地理貿易模式的重要影響，世界各國貨物貿易主要是區域內貿易，隨着企業就近尋求供應鏈，區域內貿易在後疫情時期更加突出；美國還是加拿大服務貿易的主要夥伴，2017-2021年間約53%的服務出口流向美國，語言、法律和監管機構以及商業習慣差異阻礙了國家間的服貿流動，這導致了更大的“文化距離”。

物理和文化距離決定了地理貿易模式，這挑戰着加拿大將出口從美國轉向印太的努力，更何況中國主導的區域供應鏈增加了加拿大企業緊密融入亞洲供應鏈的難度，加上近來加拿大和印度外交關係的實質破裂嚴重削弱了出口機會，令“印度是加拿大出口主要市場，因此降低了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經濟關係重要性”的假設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戰略受損。

向亞洲出口液化天然氣（LNG）本可以是加拿大的重大機遇，但加拿大在建設液化天然氣出口設施方面落後於美國、澳大利亞和墨西哥等國，首個液化天然氣出口設施還在卑斯省基蒂馬特(Kitimat, B.C.)建造，要2025年才能使用。此外小杜魯多政府對出口碳燃料的矛盾態度也阻礙了加拿大公司與印太買家簽署長期供應合同。

既然如此，為什麼渥太華還是癡迷於貿易多元化和減少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呢？一種說法是為減少美國施加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機會，但最近的經驗表明，在關係到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是北京利用與加拿大的緊密經濟聯繫施壓。另一個理由是印太國家經濟增速快於美國，出口印太的機會將越來越多且愈發有利可圖。這種觀點忽視了加拿大在醫療保健、金融和娛樂等領域數字化服務出口大幅擴張的潛力，隨着人工智能平台的推出，在線服務會變得更加突出，加拿大服務貿易在美國的潛在市場也使印太國家相形見絀，如2021年美國服務業規模為18.2萬億美元，印度僅為1.3萬億美元。

史蒂文·格洛伯曼呼籲渥太華“結束對貿易多元化的癡迷”，“重新聚焦美國”，解決長期存在的雙邊貿易問題，例如加拿大對美國乳製品出口關稅以及美國對加拿大軟木材、鋼鐵和鋁等產品關稅和進口限制問題，渥太華還應促進數字服務貿易更加自由，教育、醫療保健、財務管理和諮詢等服務數字化和電子化，以及因人工智能（AI）平台激增對數字服務貿易的刺激。他認為2026年將進行的加拿大-美國-墨西哥貿易協議（CUSMA）審查，可能會是加拿大為美加貿易關係確立新方向的最佳機會。

北半球三個三大洋國家俄羅斯、加拿大和美國先後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的地緣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加上中國在太平洋和北冰洋角色的日益加重，美國和加拿大在21世紀的印太及北極地區面臨共同命運，為此加拿大智庫蒙克政策學院研究員迪安娜·霍頓 (Deanna Horton) 提出了“北極即印太”的新概念。

2023年10月迪安娜·霍頓作為第一作者在其任職全球研究員的美國威爾遜中心加拿大研究所發表《21世紀兩個三大洋國家：加拿大和美國、印太和北極》一文，指印太和北極都具重大戰略機遇，在多極新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印太有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到2040年GDP佔世界一半，是全球經濟核心。北極地處大國之間，戰略地位及運輸路線令非北極國家興趣日增。最近的地緣政治事件正改變加拿大和美國在這兩個戰略地區的“三洋”觀：一是入侵烏克蘭後，俄羅斯強化了北極政策，意圖重建蘇聯時代的北極軍事設施；二是華盛頓構建印太經濟框架和奧庫斯以及加拿大參與CPTPP；三是中國主導RCEP；四是北京以“近北極國家”身份越來越多參與北極事務並宣布建設冰上絲綢之路；五是美中在印太地區競爭加劇。

2022年11月加拿大發布印太戰略時，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蒙克政策學院創始院長珍妮絲·格羅斯·斯坦 (Janice Gross Stein)就曾將北極完全納入印太地區。印太對美加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經濟，更在於應對中國。今日的印太格局刻意排除中國納入印度，是奪取世界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工具。印太是個多功能概念，不僅涉及軍事，還涉及互聯互通的經濟要素，七國集團對印太的定義是自由開放穩定繁榮。相較於印太戰略，美國和加拿大都沒有成熟的北極戰略，2019年加拿大推出的“北極和北方政策框架(ANPF)”被戰略學家湯姆·阿克斯沃西（Tom Axworthy）稱為只是“一份目標清單，既非戰略，亦非政策”，儘管加拿大與美國在北極的合作由來已久，從1958年成立北美空防司令部到1996年組成八國北極理事會(AC)。

迪安娜·霍頓指“北極的戰略中心已從北極轉向印太”，2013年北極理事會授予中國、印度、日本、新加坡和韓國五個亞洲國家觀察員地位，接下來除印度外，其餘四國通過單邊、雙邊和多邊參與迅速擴大了各自在北極的存在，為“全球北極”概念增添了新維度。隨着中、日、新、韓拓展北極能力和利益，美加在考慮北極戰略時就不可能再忽視亞洲參與者。

中國因其自稱“近北極國家”以及在北極勘探、開發和研究方面不成比例地獲得國家資源而與眾不同。中國還通過與俄羅斯建立“北極聯盟”，將發展冰上絲綢之路確定為優先事項而擴大和深化了其對北極的參與。因此北京對北極的戰略意圖一直受國際社會密切關注。日本有參與北極事務的悠久歷史，特別是在科學、極地研究和創新方面。近年日本參與北極氣候變化、北方航道的興趣增加。韓國對北極自然資源和海上運輸潛力感興趣，是過去20年最活躍的非北極國家之一，可與中日媲美。最後，小國新加坡關注氣候變化對海平面上升的影響，這是新加坡在北極的首要任務。

上述地緣政治發展挑戰着美國和加拿大，兩國既要通過北約鞏固大西洋戰線提高供應鏈彈性，又要繼續受益於亞洲經濟增長。迪安娜·霍頓認為在“三大洋”背景下，一向以大西洋為支柱的加拿大必須對另外兩大洋做出承諾。

7月初北海航線進入為期四個多月的通航期，去年9月薄殼油輪首次從這裡將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運往中國，今年薄殼油輪將繼續在這條危險的北極新航線上冒險。為預防俄中軍艦大量集結和石油泄漏的風險，加拿大和美國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監測。

位於北極水域和俄羅斯專屬經濟區內的北海航線屬東北航道，與加拿大以北的西北航道遙遙相望，它西連挪威邊境附近的摩爾曼斯克東接白令海峽全長5600公里，被視為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最短的海上通道，以北歐往返中國為例，走北海航線比走蘇伊士運河減少10來天的航程，目前僅在7月初到11月下旬之間有條件通航，預計在2050年代夏季可能完全無冰。

根據2022年8月俄羅斯通過的《2035年前北方海航道開發計畫》，計畫2024年貨運量達8000萬噸，2030年達2億噸，去年中俄兩國計畫通過北海航線發送貨物5000萬噸。去年10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呼籲全球投資者關注這條全球最偏遠、最寒冷的航線以加強東西方貿易，去年底俄羅斯副總理亞歷山大·諾瓦克（Alexander Novak）稱中印等亞太國家、拉美和非洲國家對俄羅斯石油及石油產品的需求令北海航線在國際原油貿易中的作用愈發重要，2023年俄羅斯通過北海航線運輸了150萬噸石油，創航線年度運油記錄。

自2017年8月第一艘非破冰船穿越北海航線後，管理該航線的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允許非冰級船在破冰船陪同下，於2020年夏季和秋季冰層較薄時航行。即使有這樣的保護，挪威環保組織貝羅納基金會(Bellona Foundation)資深顧問恩格（Sigurd Enge）還是認為商業航運風險極高，因為受海流影響，北極海冰移動具有高度不可預測性。2022年只有一艘冰級船將俄羅斯原油經北海航線運到中國，2023年增加到十艘。英國金融時報指去年9月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首次用兩艘無特殊強化的薄殼油輪從北海航線將天然氣運往中國，這是俄羅斯第一次讓非冰級船在北海航線做商業航行。分析人士指“由於許多現代冰級油輪由西方船東控制，不願意參與俄羅斯原油運輸，令俄羅斯不惜犧牲航道安全販賣石油”，因為一旦在這條地球上最危險的航道上漏油，幾乎無法善後，但隨着俄羅斯對中國依賴增加，預計未來幾年這種運輸還將繼續。而北京鋌而走險的動力在於尋找一條繞過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等戰略阻塞點、航程可縮短10天的能源貿易路線。

在比鄰北海航線的美國和加拿大極地地區，因俄羅斯使用非冰級船隻做商業運輸以及如去年8月中國海軍和俄羅斯海軍艦艇編隊共計11艘軍艦到阿留申群島附近執行任務等軍事行動而面臨特殊風險。《日經亞洲》指美國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最西端的育空地區正加強信息共享，去年育空地區行政長官蘭吉·皮萊（Ranj Pillai）組織四名專家學者和退役軍官組建了北極安全諮詢委員會（Arctic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研究該地區面臨的國際風險，尋找保護基礎設施、能源資源、關鍵礦產、機場和數字網絡的方法及尋求增加加拿大軍隊在育空的存在，委員會將於今年內提交報告。美國阿拉斯加州州長邁克·鄧利維（Michael Dunleavy）今年2月訪問了育空地區，商討兩地合作。

美國國防部在2022年9月設立了北極戰略和全球復原力辦公室（Arctic Strategy and Global Resilience Office），成立專註於寒冷天氣行動的第11空降師，《日經亞洲》指北極戰略辦公室20名員工正越來越多地監測中俄在北極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