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1月5日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在北京會見了加拿大第20任總理克里田，加拿大媒體對這位22年前卸任的前總理訪問北京一致保持沉默，卻在1月7日紛紛報道第24任總理馬克·卡尼將於13日動身訪華的消息，今年92歲的克里田曾在2023年11月為加中關係破冰走訪北京會晤韓正，這次又提前一個多星期去北京為2017年以來首位加拿大總理正式訪華打前站，可謂用心良苦。

卡尼作為加拿大總理將首次訪華，之前他曾以不同身份多次到中國，09年8月作為加拿大中央銀行行長隨財政部長訪華，24年3月以美國彭博公司董事長身份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當年10月又以布魯克菲爾德資產管理公司董事會主席身份在北京與中國央行會晤。25年3月14日卡尼就任總理，加中關係隨之走出低谷。

新華社前後兩次報道韓正會晤克里田的簡短文字也清晰反映了加中關係的變化。23年韓正稱克里田“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擔任總理的十年是中加關係的‘黃金十年’”。克里田表示“願繼續為促進兩國務實合作與友好交流貢獻力量，推動加中關係長遠發展”。今年韓正說“去年兩國領導人會晤時達成重要共識，為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提供了戰略指導，開啟了中加關係的新篇章”，克里田則“對加中關係發展的良好勢頭給予了積極評價”。

被克里田稱為“勢頭良好”的兩國關係將如何發展？加拿大國內充滿爭議。1月7日卡尼表示，此次訪華是加拿大增強經濟韌性努力的一部分，加拿大“正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以改變經濟現狀，使其不再依賴單一貿易夥伴，而是更強大更能抵禦衝擊”。

加拿大前外交官、加拿大全球事務研究所“全球交流”播客主持人科林·羅伯遜（Colin Robertson）指加拿大要“降低預期”，“加中關係不是回到曾經的廣泛接觸，而是一次謹慎重啟”，他1月5日在《環球郵報》撰文《加拿大需要對與中國關係重啟後能從中獲得什麼保持務實態度》，指“加拿大希望建立一種即使仍然緊張但行之有效的關係”。

“加拿大或許能夠獲得穩定。這種穩定可能包括建立更清晰的爭端解決機制、恢復部分農產品出口准入以及減少任意監管。在不觸及核心安全的前提下，雙方在氣候議題上開展有限合作，例如甲烷減排、清潔能源標準或生物多樣性保護”。兩國間“人文交流是另一個有望取得進展的領域。學生、遊客、研究人員和家庭關係有助於減少誤解，為穩定創造基礎”。

科林稱加中關係中的“警戒線至關重要”，去年12月底，卡尼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年終訪談時明確表示在人工智能、關鍵礦產和國防等領域，加拿大不會與中國建立深度關係。

科林還列出了卡尼訪華的不可能清單：中國政治自由化不在考慮之列，無法說服北京軟化其在台灣、南海或與俄羅斯戰略聯盟等問題上的立場，無法達成一項包含杜魯多時期所追求的性別平等、勞工和環境條款的全面貿易協定。

他指“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強大、驕傲且缺乏安全感。加拿大無法改變這一現實。加拿大能做的，是以自律、務實和堅韌的態度對待中國：儘可能開放，必要時保持堅定，並清醒認識到接觸能夠取得什麼成果，不能取得什麼成果”。

“如果卡尼的訪問能取得一些成果，如恢復對話、重新開放市場、制定更清晰的規則，就應該被視為成功。否則，加拿大面臨的不是堅持原則的孤立，而是風險失控”。

12月21日，特朗普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傑夫·蘭德里（Jeff Landry）為美國駐格陵蘭特使，傑夫曾在年初發帖稱“我們需要確保格陵蘭加入美國。這對他們是好事，對我們也是好事！讓我們把它辦成！”緊鄰格陵蘭的加拿大人對這座世界第一大島也並非沒有想法，麥吉爾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實踐教授巴特·埃德斯（Bart Édes）曾提議加拿大和未來獨立後的格陵蘭組成經濟聯盟，並稱“一旦經濟聯盟成功，可以探索建立完整政治聯盟的可能性”，組成“一個聯邦國家”，即一個新的大加拿大。

今年初，著有《運用戰略遠見應對下一次重大變革》一書的巴特·埃德斯在《環球郵報》撰文，指“華盛頓正與哥本哈根就格陵蘭的未來進行地緣政治角力”時，格陵蘭總理穆特·埃格德（Múte Bourup Egede）宣布是時候“擺脫殖民主義的枷鎖”了，他的獨立訴求得到格陵蘭人的大力支持，而一旦獨立，格陵蘭將站在十字路口：曾嚴重依賴遙遠丹麥補貼的這個地廣人稀的國家，下一步該往哪兒走？

巴特·埃德斯還是著名智庫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的傑出研究員，他給格陵蘭的建議直截了當：與加拿大建立經濟聯盟。

他認為從邏輯上說，這個由友好的北極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建立在相互交織的歷史、地理上的比鄰、優勢互補和共同的民族紐帶上。加拿大人不會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在格陵蘭，而是借鑒歐洲比荷盧經濟聯盟的模式，構建夥伴關係。

所謂共同的民族紐帶，是指格陵蘭大部分人口是從今日加拿大北部地區遷徙而去，當今因紐特人（Inuit）的祖先圖勒人（Thule people）於13世紀抵達格陵蘭島。在與格陵蘭島接壤的加拿大努納武特地區，超過五分之四的人口也是因紐特人。兩地的因紐特人都靠狩獵、捕魚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有着相似的傳統和習俗。

加拿大還是唯一與格陵蘭有陸地邊界的國家，那是2022年雙方在無人小島漢斯島畫定的長1280米的陸地邊界。2024年，屬於因紐特人的加拿大北方航空公司（Canadian North）開通了渥太華經努納武特地區首府至努克的季節性航線，促進了兩地的貨物和人員交流，未來的經濟聯盟將大力幫助格陵蘭更牢固地紮根於北美大陸。

格陵蘭豐富的未開發自然資源，與加拿大豐富的資源管理和北極開發專業知識形成互補。格陵蘭豐富的稀土礦藏，對風力渦輪機、電動汽車和先進電子產品及綠色經濟至關重要。

加拿大一流的採礦業，可以為格陵蘭提供開發資源所需的投資、技術和專業知識，確保格陵蘭在保護其脆弱環境的同時獲得經濟利益。作為格陵蘭的經濟支柱，漁業也將在加拿大找到天然的合作夥伴。

旅遊業將是經濟聯盟潛力巨大的領域。北極是全球探險和生態旅遊的最後邊疆。雙方將共同開發基礎設施，開展聯合營銷，為全球遊客提供全方位的旅行體驗。

經濟聯盟還將消除雙方的貿易壁壘，建立共同市場，用加元取代丹麥克朗，兩國公民可以自由遷徙、居住、學習和工作。格陵蘭將受益於加拿大成熟的金融體系、貿易網絡和基礎設施。格陵蘭的港口、道路和能源項目也將受惠於加拿大的投資，而加拿大將獲得新的市場，強化其在北極地區的戰略存在。

經濟聯盟將使兩國成為北極治理的領導者，在北極理事會和聯合國發出統一的聲音。冰蓋融化和航線開通後，雙方可以更好地管理海上交通、執行環境法規，保護彼此的共同利益免受大國的外部壓力。

無獨有偶，渥太華大學教授彼得·瓊斯（Peter Jones）10月6日在《環球郵報》撰文《加拿大與格陵蘭可以建立新的關係》，指“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癡迷令加拿大人不安。也正處於特朗普的覬覦目標中的加拿大，有可能與格陵蘭島和丹麥找到共同點”，“現在是時候進一步探索該地區經濟發展的聯合方案了”，但“加拿大如此具體地與他所覬覦的領土結盟，冒着進一步激怒特朗普的風險”。 他提議加拿大升級在格陵蘭的領事館，建議加拿大海岸警衛隊定期訪問格陵蘭島以及加拿大遊騎兵幫助格陵蘭島原住民軍事訓練。 

12月5日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淡化處理了加拿大，僅在“北美願景”中唯一一次提及這個傳統老牌盟友，稱“希望與加拿大和墨西哥一道促進北美競爭力“。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詹妮絲·格斯坦（Janice Gstein）指這是一份美國主導西半球的宣言，直接威脅加拿大主權，特朗普在其門羅主義的“附加條款”中不僅將整個拉丁美洲，也把加拿大納入了美國後院。

12月8日詹妮絲·格斯坦在接受加拿大電視台（CTV）訪談中稱這份“毫不留情的戰略文件”，令她“反覆思考其中一句令人不寒而慄的話，它不僅不允許外國干涉，還不允許外國資產進入西半球。如果特朗普政府真這麼做，對加拿大意味着什麼？”是否意味着加拿不能與歐洲簽訂煤炭生產協議？也不能與歐洲簽訂航空協議？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僅謀求主導西半球經濟，還要求重要過境通道和美國力量投射准入，特別提及美國海岸警衛隊和美國海軍。這直接挑戰加拿大的北極主權，特別西北航道的主權。她說“加拿大和美國就西北航道主權存在長期爭議，加拿大稱是內陸水道，美國堅稱是國際水道，兩國關係友好時，各自保留意見。這次特朗普刻意使用“通行權”（access ）一詞，強調西北航道是國際水道，堅持要獲得通行權，這與特朗普談論巴拿馬運河的方式並無區別。”

加拿大前駐北約大使、渥太華大學高級研究員凱瑞·巴克（Kerry Buck）12月8日在《環球郵報》撰文《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對加拿大充滿敵意》，指該“戰略將不僅限於拉丁美洲的西半球視為美國專屬的經濟和戰略影響區域，稱美國將阻止非西半球競爭對手在西半球部署兵力……以及擁有或控制具有戰略意義的資產，並將具有戰略意義的資產定義寬泛地涵蓋了關鍵礦產、網絡通信和基礎設施等。還規定美國與西半球國家的聯盟關係取決於這些國家逐步減少敵對的外部影響併購買美國產品”，“這種願景對加拿大構成了令人擔憂的敵意”。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與加拿大總理卡尼旨在使加拿大貿易和防務關係擺脫對美國依賴的計畫背道而馳，卡尼還“計畫未來十年將非美出口翻一番，從約3000億元增至約6000億元”。而該戰略把加拿大的主權視為“次要”且需要加以控制的事物。凱瑞·巴克認為鑒於特朗普曾多次暗示要利用經濟脅迫手段使加拿大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這一點尤其令人擔憂。

加拿大前駐聯合國大使鮑勃·雷（Bob Rae）在12月8日的播客節目中指白宮的《國家安全戰略》存在諸多問題，為確保在西半球佔據主導地位，美國將阻止域內國家與任何其他國家進行合作，而加拿大正加強與歐洲的軍事聯繫，或許會購買瑞典的格里平級戰艦，從德國或韓國購買潛艇，然而該戰略卻畫下一條清晰的紅線，美國將阻止加拿大與其他國家合作。

加拿大巴爾西利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安·菲茨-傑拉德（Ann Fitz-Gerald）12月8日在《國會山時報》撰文呼籲加拿大政府應將這項戰略視為戰略警告，迅速構建自身政策框架，以保護主權。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研究與戰略副總裁維娜·納吉布拉（Vina Nadjibulla）12月8日撰文指《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確保西半球安全”是其重點，處於這一戰略核心的加拿大將加大限制中國的准入和影響力，加拿大對華選擇性接觸的政策空間正在收窄。

加拿大最具影響力的英文報紙《環球郵報》12月14日發表社論《特朗普背離戰後秩序是對加拿大主權的直接攻擊》，指“《國家安全戰略》隱含地將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國家視為服務於美國利益的附庸國”。指“該戰略措辭含糊”，設想“最終由美國來決定加拿大在建設能源基礎設施、港口、軍事設施和其他戰略項目時，可以與哪些國家開展業務。特朗普政府所設想的世界將對加拿大的主權構成生存威脅。加拿大在試圖按照自身方式平衡對美國的依賴與增強經濟抵禦特朗普混亂經濟戰的能力時，很可能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經濟懲罰。

11月20日至30日舉行的第28屆蒙特利爾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首次設立《聚焦台灣》單元，展映12部台灣紀錄片及實驗電影，其中五部長片尤為引人矚目，加拿大人在透過影片看見真實台灣的同時，也發現了一個尋找歷史真相、尋找自我及族群認同的台灣導演群體。

單元的開幕片《公園》拍攝於台南，印度尼西亞外勞周末在公園裡聚會，互述鄉情或升華自己，來點詩情畫意。畢業於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的導演蘇育賢，在臉書上徵集印尼語即興詩人，並通過朗誦會選出兩位在台讀博士的印尼學者，作為紀錄片主角。他們白天傾聽外勞講故事，晚上在攝像機前轉述故事並吟誦詩句。他們甚至把公園治安亭想象成異鄉客電台，用於播講故事吟誦詩歌，外勞們也排着隊，輪流進去講述。這部渲染漂泊中詩意的紀錄片去年獲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傑出貢獻獎、台灣紀錄片電影節亞洲競賽首獎和台灣競賽首獎，今年10月又獲山形紀錄片電影節國際優秀獎。把普通城市公園抽象成詩意的蘇育賢，表示”喜歡聽人講故事，就像看電影一樣，因為講故事的人會把他們聽到或看到的事在腦子裡編輯過，再分享出來“。

2017年春在尼泊爾山中健行的台灣青年劉宸君和梁聖岳因雪暴受困47天，19歲劉宸君遇難、21歲梁聖岳獲救，轟動一時。劉宸君在受困第五天給20歲摯友羅苡珊寫下遺言，感激生命中有她。兩年後羅苡珊將劉宸君遺留文字整理出版《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獲年度圖書獎，2024年她耗時7年製作的、再現摯友短暫生命的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獲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並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尋找自我需要執着，《燒火房的一些夢SPI》的導演為尋找自己泰雅族的根，她棄用漢式姓名，啟用泰雅族名字莎韻西孟（Sayun Simung），她一字一句地學講泰雅語言，花十年時間深入族群跟拍生活細節，為的是弄清什麼是泰雅族的GaGa，這些倫理、法律、禁忌和規矩，是貫穿泰雅人一生的行為規範。祖居台灣中北部山地的泰雅族，在日本殖民時期失去了紋面傳統，又被國民政府削弱了語言。在外來政權不斷地侵蝕下，傳統早已支離破碎，尋根的莎韻西孟希望用紀錄片來保存它們。

外省第三代、曾留學紐約的吳梓安的《此岸：一個家族故事》，是12部紀錄片中唯一提及統一話題的作品。他在片中問父親如果中國統一台灣，是否會離開，父親說不會，且不認為在其有生之年會統一，但相信兒子這輩會統一。母親的回答更複雜，她說父輩視與中國統一為統一，但她生在台灣，感覺是“被統一”，不情願。 吳梓安對家族的溯源也止於來台的爺爺奶奶，對大陸祖籍沒有任何想象，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門外拍攝時，他說“有很多中國珍寶被轉移到這裡，就像我爺爺和奶奶一樣”。

1940年代至2020年代，是台灣歷史滄桑巨變的80年，紀錄片《野番茄》的導演廖克發生長在馬來西亞，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畢業後成為新台灣人，他用帶有酸澀味的小人物記錄歷史：二戰時隨日軍在南洋以燒屍體為生的梁世令、由日治跨越到民國，在228事件中組成自衛隊的高雄中學學生陳仁悲、父母在228事件中雙亡後相依為命的林黎彩姐妹、用台語彈唱國民黨來台後白色恐怖歷史的女說書人以及去中正紀念堂追責蔣介石的228難屬王文宏。獲台灣紀錄片電影節台灣競賽首獎的《野番茄》，也是《聚焦台灣》單元的壓軸片。

11月11日至12日，七國集團在加拿大尼亞加拉瀑布地區的湖濱尼亞加拉（Niagara-on-the-Lake）小鎮舉行外長會議，期間有人舉牌呼籲釋放77歲的黎智英，加拿大廣播公司引用黎智英侄女埃里卡·萊普（Erica Lepp）的話稱這裡是黎智英的“加拿大之家”，有他在加拿大的大部分親戚，《環球郵報》指“黎智英家族擁有12家酒店、20家餐廳和水療中心及大量房地產，被當地議員托尼·巴爾迪內利（Tony Baldinelli）譽為尼亞加拉湖濱小鎮旅遊業的重要推力”。

不過，G7外長會議沒有在黎智英家族旗下的“威爾士親王酒店”（Prince of Wales Hotel）舉行，這座有161年歷史的酒店地處小鎮中心，是當地的地標，1901年因約克公爵攜妻造訪而得名，1910年公爵成為英國國王喬治五世，1973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循着祖父的足跡到訪該酒店，會議也沒有選擇黎智英家族在該地區的連鎖“復古酒店”（Vintage Hotels），而是選擇了通往瀑布的伊麗莎白女王大道旁的白橡樹度假村（White Oaks Resort & Spa）。

會後G7外長發表聯合聲明，九項內容有兩項與中國直接相關。關於印太地區區域安全與繁榮，G7“對在南海使用危險的軍事行動和水炮，以及通過軍事化和脅迫手段限制南海航行和飛越自由的行為表示嚴重關切”，“強調維護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特別是以武力或脅迫手段。鼓勵通過建設性對話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相關國際組織”。關於“經濟韌性、能源安全和關鍵礦產”，G7“關注利用非市場政策和做法擾亂關鍵礦產供應鏈，以及其他形式的市場扭曲，包括產能過剩。歡迎近期美中會談的成果，並反對未來任何阻礙可預測貿易（包括關鍵礦產貿易）的政策障礙”。

與今年六月G7峰會七份聲明“隻字未提中國”不同，G7外長聲明點了中國的名，但迴避了被單獨囚禁在香港1700多天的黎智英。至此，利用加拿大作為七國集團任輪值主席國之機營救黎智英的最後一次努力，在2025年冬季到來之際再告受挫。

2023年加拿大國會兩院曾一致通過動議，敦促釋放黎智英。今年6月G7峰會召開前夕，執政自由黨議員朱迪·斯格羅（Judy Sgro）要求加拿大授予黎智英榮譽公民稱號的動議在議會投票當天被緊急喊停，眾議院領袖史蒂文·麥金農（Steven MacKinnon）發表聲明稱“嚴肅且實質性的外交政策不應在未經辯論的情況下就做出決定”。其背景是，6月5日卡尼與李強通電話，雙方強調加強接觸的重要性，同意建立常態化溝通管道。11日加拿大前財長比爾・莫諾（Bill Morneau）在香港彭博投資會上呼籲加拿大改善對華關係，以應對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

 朱迪的動議已經獲得各黨派議員的一致贊同，繼曼德拉和達賴喇嘛等人之後，黎智英本有希望成為第八位加拿大榮譽公民。加拿大前司法部長、瓦倫堡人權中心國際主席歐文·科特勒（Irwin Cotler）認為榮譽公民身份將為黎智英提供額外保護，黎智英的律師也認為這將促使加拿大承擔幫助他的責任。

加拿大國會議員的努力受挫後，10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韓國與習近平會晤時，曾就黎智英問題談了不到五分鐘，特朗普指釋放黎智英有利於美中關係，也有利於提升中國形象。

10月16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被問及黎智英被囚及榮譽公民身份時說“我們支持新聞自由，我們敦促釋放黎智英”，“關於公民身份，我們有相應的程序可以成為加拿大公民”。

10月31日，加拿大總理卡尼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韓國慶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期間會晤了39分鐘。卡尼在會後向記者表示“加中關係迎來了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不僅為加拿大民眾、加拿大企業和加拿大工人創造了機遇，也為解決當前問題指明了方向”。兩國將“攜手共進，抓住兩國間諸多重大機遇，搭建必要的對話平台，以構建一個更加可持續、包容的國際體系”。

會晤前一天，加拿大專欄作家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在《環球郵報》撰文，指“卡尼希望重啟對華關係，但願他能避免重蹈前四任領導人的覆轍”。31日《紐約時報》在報道卡習會時也使用了“兩國關係重啟”的標題。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研究與戰略副總裁維娜·納吉布拉（Vina Nadjibulla）對“重啟”一詞並不認同，31日她在加拿大政治及公共政策網站（https://www.policymagazine.ca/）撰文《加拿大的印太時刻：卡尼首訪的成功之處》，堅持以“轉折點”來形容加中關係變化，因為這不僅是卡尼總理本人的話，更有她的戰略分析。

她認為“卡尼此行與韓國總統李在明宣布的《加韓安全與防務合作夥伴關係》是一項里程碑式的協議，也是加拿大在印太地區簽署的首個此類協議。11月2日，加拿大國防部長戴維·麥金蒂（David McGuinty）訪問馬尼拉，與菲律賓簽署《訪問部隊協議》。這些都‘釋放了強烈的信號，韓國和菲律賓都處於（中國）脅迫的前線，需要既有能力又有決心的合作夥伴’”。她的言外之意是加拿大就是這樣一個既有能力又有決心抗衡中國脅迫的夥伴。

她指出“在某些領域，加中有限的合作可能互惠互利。但兩國關係依然複雜，經濟競爭激烈，戰略挑戰重重。公開的情報或執法報告均未顯示，過去七個月來，中國共產黨在干預外國事務、網絡入侵或威脅加拿大在烏克蘭、南海、台灣或北極地區的利益方面的行為發生了任何改變”。她指“與中國對話至關重要。但加拿大必須對自身希望達成的目標保持務實態度，清醒認識深化經濟一體化或戰略上依賴北京的風險，尤其是在北京領導層因與華盛頓的對話而信心倍增的當下”。

她還提醒卡尼總理，由他“發起的這一轉折必須謹慎推進，要與歐洲和印太盟友密切磋商，精心安排，以避免對加拿大與美國正在進行的談判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與北京重建溝通渠道有助於管控在油菜籽、能源和領事服務等方面的爭端，但這不能取代警惕”。

10月17日曾赴北京為此次卡習會做鋪墊的加拿大外長安妮塔·阿南德（Anita Anand）稱兩國同意審查2005年1月簽署的戰略夥伴關係，將這一關係更新並重新定位，以滿足當前需求。10月20日她表示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就要超越那些考驗關係的個別刺激因素，以促進加拿大的經濟和安全利益。2022年11月加拿大推出首個印太戰略，將中國定義為“具有破壞性的全球大國”，10月23日阿南德在加拿大2020智庫發表講話，稱加拿大“需要更新印太戰略”，因為現有的戰略“沒有反映我們在該地區的經濟雄心”。維娜·納吉布拉在其文章中認為“卡尼接受了習近平的訪華邀請，一些觀察人士立即將此解讀為‘重啟’，甚至是所謂戰略夥伴關係的復興，但這充其量只是片面的描述“。她重複卡尼的話，這更像是個轉折點。

2025/26年度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訂單為零，華盛頓出台新政策挽救美國大豆行業，今年6月美國環保署對由油菜籽、大豆等作物製成的生物混合燃料的生產商分配信用額度，進口原料生產燃料信用額度降低50%，令加拿大油菜籽對美出口處於明顯的競爭劣勢。8月14日中國對加拿大油菜籽徵收75.8％的保證金，同時允許澳大利亞油菜籽重返中國市場，加拿大油菜籽先後在其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市場連遭打擊，處境雪上加霜。

 

9月《環球郵報》透露“加拿大油菜籽行業正在尋求美國生物燃料政策豁免”，隨後卡尼又表態在貿易部長和外交部長之後，他會親自參與到解決中加油菜籽爭端的努力中。10月10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王迪表示如果加方取消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中方也會對等取消對加方相關產品的關稅。他說的相關產品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加拿大油菜籽。自2018年底爆發孟晚舟事件後，加拿大油菜籽就在兩國跌宕起伏的關係中衝浪，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研究與戰略副總裁維娜·納吉布拉(Vina Nadjibulla)指責北京借油菜籽關稅“直接製造加拿大國內政治分裂”。

小小的油菜籽在加拿大當今國際關係和國內政治中所佔份量之重，是百年前波蘭移民弗雷德·索洛沃努克（Fred Solovonuk）絕對沒有想到的。1928年他和妻子奧爾加（Olga）從波蘭圖雷西克（Turysyk）移民加拿大，定居在薩省謝爾布魯克（Shellbrook, Saskatchewan）。1930年代，他們從故鄉帶來一把芸苔屬植物（Brassica rapa）種在自家菜園，這種在波蘭被用於生產植物油和動物飼料的植物，就是今天的加拿大油菜籽。

謝爾布魯克博物館陳列着加拿大油籽先驅索洛沃努克家族的歷史，裡面有弗雷德設計製造的壓榨機，“他用蒸汽加熱油籽，將其摺疊放在兩塊厚木板之間，壓榨機的一端被擡高以引導油的流動。……通過擰緊木製螺母和螺栓，將木板擠壓在一起。榨出的油比現在的油色更深，老一輩的人喜歡原汁原味的味道”。後來，索洛沃努克把油菜籽種植面積擴大到半英畝，並把“一罐罐”的波蘭油菜籽種子送給鄰居。1955年索洛沃努克一家出售了農場，搬到薩省城市艾伯特親王城（Prince Albert）居住，1968年弗雷德去世。

波蘭油菜籽就這樣在加拿大西部廣袤的鹼性土地上遍地開花，茁壯發展成國之重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油菜籽研究員、食品與人類營養學傑出教授邁克爾·埃斯金（Michael Eskin）今年8月15日在《環球郵報》撰文《渥太華不能讓我們的油菜籽產業——一個真正的加拿大成功故事——逐漸衰落》，他稱“波蘭油菜籽因出人意料的成功被稱為‘灰姑娘作物’，成為加拿大最重要的農業創新之一”，”1960年代，菜籽油成為對心臟有益的健康油，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認證，在全球迅速躥紅。油菜籽的新名稱‘canola’由‘Canada’（加拿大）和‘ola’（油）組成“。“如今，油菜籽已成為加拿大種植最廣泛的作物之一。4萬3千多種植戶每年為加拿大經濟貢獻437億元，提供20多萬個就業崗位。作為加拿大菜籽油第二大市場，中國去年進口了價值49億元的菜籽、油和菜粕”。

北京施加關稅後，維娜·納吉布拉8月在《環球郵報》撰文《中國油菜籽關稅是危險的陷阱》，指“中國在收穫前夕對油菜籽生產商徵收關稅，瞄準的是加拿大草原地區的經濟命脈。北京希望挑起西部農民與安省和魁省的汽車行業對抗，而汽車行業正是加拿大維持對中國電動汽車關稅投入最多的行業。這是蓄意破壞加拿大國內團結，並迫使渥太華退讓的企圖”。作為加拿大重要智庫的領導者，維娜·納吉布拉呼籲“加拿大積極開發油菜籽的替代國內用途，例如生物燃料和植物蛋白，以減少對單一出口渠道的依賴”。

八月，中國對加拿大油菜籽加征關稅加劇了加拿大對華政策的路線之爭，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總裁維娜·納吉布拉(Vina Nadjibulla)指責北京“赤裸裸的經濟脅迫”，和平與外交研究所顧問姜聞然則呼籲加拿大“結束雙線貿易戰，對華務實高於政治”，加中關係一如加拿大加美關係專家組撰寫的報告所指“正處於一個充滿挑戰的十字路口”，同時卑詩渡輪公司委託中國建造新船一事，引發的巨大爭議正成為驗證加拿大對華政策困惑的一則實例。

8月18日維娜·納吉布拉在《環球郵報》撰文《中國油菜籽關稅是危險的陷阱》，指中國“行動恰逢油菜籽收穫季，旨在施加最大壓力，直接製造加拿大國內政治分裂”。“中國將貿易作為地緣政治武器，一旦不悅，就會選擇性地、策略性地進行懲罰，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影響力”，“這是慣用伎倆，也是危險陷阱”。她認為面對“反覆將市場准入作為談判籌碼”的中國，穩定、可預測和基於規則的貿易不可能實現”。“任何‘回歸’正常狀態都是暫時的，直到下一次爆發”。“即使渥太華和北京就油菜籽達成臨時解決方案，根本問題仍將存在。只要加拿大經濟嚴重依賴將貿易武器化的中國，未來仍然容易受到脅迫”，加中國對話“必須建立在對中國共產黨本質及其施壓策略的清晰認識之上”。

8月20日姜聞然在《國會山時報》 撰文指“加拿大正處於難以為繼的境地：一方面與近鄰不斷升級貿易戰，另一方面與第二大貿易夥伴之間自找的經濟衝突”。他認為重啟對華關係需要終止電動車關稅，批評此舉是“屈服”的人，忽視了與中國”重新接觸是應對美國生存威脅的戰略主權“，面對特朗普造成的動蕩，將中國簡單地定義為“最大敵人”，既危險又忽視了全球貿易複雜的現實。“加拿大油菜籽對華年出口近50億元，豌豆出口佔比44.6%，卑詩省80%的螃蟹出口到中國，中國關稅意味着災難”。如果“堅持電動車關稅，既無法保護加拿大就業，又會招致報復，威脅4萬個農場的生計，無異於經濟自殺”。他認為加拿大“必須摒棄錯誤的二元論：與中國接觸並非投降，而是戰略主權，利用多元化來抵制美國脅迫”。

8月29日他又在《卡爾加里先驅報》撰文《加拿大必須在貿易爭端中務實而非恐華》，不點名地批評維娜·納吉布拉“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嘩眾取寵”，“危言聳聽”，是“深陷恐華情緒的意識形態論者”，“忽視了加拿大農民和漁業面臨的直接危險，淡化了美國構成的生存威脅，無視務實外交的呼籲”，他希望“卡尼展現勇氣，拒絕恐華，傾聽各省省長和生產商的呼聲”，“現在是時候摒棄干擾，專註於保障就業和經濟安全了”。

卑詩渡輪公司經營着全球最大的輪渡網絡，連接溫哥華島、海灣群島和本土，但船隻老化、維修不足導致航班頻繁延誤和取消，島嶼居民出行受阻怨聲載道，今年6月公司與威海船廠簽下十億加元合同，委託中方建造四艘“新一代大型渡船”（New Major Vessels，NMVs），預計2029至2031年間交付，加拿大時任交通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對此表示極度震驚和失望，國會交通運輸委員會八月舉行聽證會，質疑為何將“關鍵造船工作外包給敵對政權”，卑詩渡輪公司首席執行官尼古拉斯·希門尼斯（Nicholas Jimenez）表示如果由盟國建造費用將增加12億。9月9日《環球郵報》專欄作家加里·梅森（Gary Mason）指《卑詩渡輪爭議暴露加拿大的國家缺陷》，指“在這場鬧劇中，唯一有勇氣的人是尼古拉斯·希門尼斯，愈演愈烈的爭論暴露出的虛偽令他感到憤怒”，因為如果由加拿大建造，需要“10到15年，甚至更長”，況且“加拿大不具備這種造船規模”，“那些拍案叫絕、大肆宣揚的政客們，根本不知道加拿大造船業的真實狀況”。“所有發表意見的人，都把政治置於誠實之上，沒有人把渡輪乘客的利益放在首位”。

9月11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首批五個國家重點建設項目 ，加拿大向“七國集團最強國家”（the strongest in the G7）邁進的國家級行動由此拉開序幕，這一目標不僅超越歐洲，更挑戰美國。2024年七國集團GDP總量排名，加拿大以2.2萬億美元墊底，僅為美國的1/13，但人均GDP排名，加拿大卻是第三名英國的1.05倍，第一名美國的80%，趕英超美，一再被特朗普貶低為美國第五十一州的加拿大準備以規模空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跨入大躍進時代。

“將為加拿大創造數以萬計的高薪就業機會、為國家經濟帶來600億元收益”的五個大項目是：卑詩省基蒂馬特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氣二期項目、安省達靈頓核電站模塊化反應堆項目、蒙特利爾港孔特雷科爾擴建項目、薩省福蘭·麥克爾文納灣銅礦項目和卑詩省紅克里斯銅金礦擴建項目，卡尼說“這五個項目僅僅是個開始，更多項目將在11月中旬前公布”，之前被媒體曝光的政府內部清單32個大項目一旦全部兌現，加拿大全國十省三區將成為熱火朝天的大工地，僅以蒙特利爾港孔特雷科爾擴建項目為例，迪拜環球港務集團與蒙特利爾港務局聯合投資16億美元，2030年建成年吞吐量115萬標準箱的新港口，相當於一個重慶港。

過去，加拿大重大項目審批時間動輒五年以上，為加快進度，卡尼8月29日宣布設立重大項目辦公室（Major Projects Office），將審批上限縮減至兩年內。卡尼稱“從聖勞倫斯航道到1967年世博會，加拿大一直是建設者的國家。值此關鍵時刻，加拿大必須繼承傳統，果斷行動，將經濟從依賴型轉變為韌性型。我們正以幾代人從未見過的速度建設港口、鐵路和電網，這些重大項目將釋放加拿大的全部經濟潛力，使加拿大更強大”。當天他的辦公室發出公告說“長期以來，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因繁瑣低效的審批流程而停滯不前，導致巨額投資擱置。新政府決心改變這一流程，以便加拿大建設基礎設施，推動經濟轉型，成為七國集團中最強大經濟體”。

關於這一行動的背景，加拿大戰略諮詢公司（StrategyCorp）總監傑夫·馬洪（Jeff Mahon）9月4日在《環球郵報》撰文《如今貿易關乎實力，加拿大也必須參與其中》，他認為特朗普“對加拿大的貿易攻擊只是一個更大計畫的開始”，“美國正推行一項政策，利用其在全球經濟和安全事務中的核心地位，最大限度地提升實力”，“渥太華也正系統地、悄悄地調整其政策，使其與特朗普保持一致”，但這會令“加拿大事實上的主權——其自由行使外交、安全和經濟政策的能力——面臨風險”。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通過國內經濟發展，迅速增強加拿大自身實力。為明確機遇和制約因素，必須認識到，我們已進入了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即經濟安全體制時代。卡尼的“建設強大加拿大”議程旨在引導特朗普所催化的民族主義勢頭，糾正過去加拿大對經濟實力的忽視，尤其是在那些有望引領多元化努力的領域。

在行動前，自由黨政府做了法律上的準備，它提出的《加拿大建設法案》（C-5法案）於今年6月獲得國會通過，該法案授權政府簡化審批流程，加快大項目建設。至於重大項目辦公室總部為何設在遠離政治中心的西部城市卡爾加里，加拿大商會主席坎迪斯·萊恩（Candace Laing）稱“卡爾加里靠近許多參與重大項目的公司，同時也傳遞出一種真正的國家主義和加拿大團隊精神的信號”，因為卡爾加里是西部分離運動的中心，一系列重大項目的實施將增強這個地區對加拿大聯邦的向心力。

儘管反對黨對這一系列大型項目冷嘲熱諷，但真正的阻力來自擔心諮詢權被削弱的原住民，9月3日加拿大原住民領袖齊聚溫尼伯，警告政府和業界，沒有原住民的參與，重大項目將無法推進。為此在首批重大項目公布的前一天，政府宣布成立原住民諮詢委員會，向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供建議，由該辦公室與受項目影響的原住民直接磋商。重大項目辦公室將在兩年內提供 4000 萬加元，提高原住民持續參與重大項目的能力，聯邦還將原住民貸款從50億擴大到100億加元，為各地原住民創造長期經濟機會。

加拿大藏人導演昆桑吉榮（Kunsang Kyirong）的首部劇情長片《一百個落日》（100 Sunset）9月6日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TIFF）全球首映，該片“通過兩個年輕女性的故事，展現藏人在陌生國度的抱負及合作精神”，加新社稱其“將北美最大的藏人聚集地多倫多帕克代爾（Parkdale）社區展現得淋漓盡致”，電影節首席策展人傑森·安德森（Jason Anderson）指昆桑吉榮憑藉這部驚艷的處女作，躋身加拿大電影界最令人振奮的新銳導演之列。

 

昆桑吉榮出生於溫哥華，就讀於當地的艾米麗卡爾藝術與設計大學和多倫多約克大學，2022年她的短片《杜爾帕》（Dhulpa）聚焦溫哥華一家洗衣店裡打工的藏人的生活和情感，獲當年蒙特利爾新電影節（Festival du Nouveau Cinéma）評審團獎，她下一部電影《西藏來信》（Letters from Tibetan）正在後期製作中。

作為多倫多的資深影評人，傑森·安德森指昆桑吉榮把對交織在一起的生活網絡的細緻刻畫和對角色的富有同情心的觀察結合在一起，這部充滿神秘與慾望的黑色電影，捕捉到了多倫多一個鮮為人知角落裡的豐富內涵，探索了人物的文化錯位，以及更深刻的、對逃離的渴望。這部電影不僅得到多倫多藏人社區的協助，還獲得多倫多傑齣電影人的協作，例如出生於保加利亞的著名攝影師尼古拉·米哈伊洛夫（Nikolay Michaylov）加盟了攝製團隊。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被譽為奧斯卡獎風向標，今年第50屆於9月4日到14日登場，電影節最初名為“電影節中的電影節”（Festival of Festivals），為的是把最優秀的外國影片介紹給加拿大觀眾，加新社引述策展人羅賓·西頓 (Robyn Citizen)的話說，隨着活動規模和影響力擴大，電影節“開始產生反向效果，聚焦和展示加拿大的傑齣電影人”，把他們推向國際，昆桑吉榮就是本屆電影節推出的引人注目的加拿大新面孔。

《環球郵報》在本屆電影節開幕前刊發特稿《成就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的50個精彩瞬間》，指“五十年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不僅改變了全球電影的製作和營銷方式，更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形象”,它“已成為加拿大最璀璨、最炫目、最令人無法抗拒的文化盛事”。

1976年它以12.5萬元貸款、七天里放映80部電影起步，第二年擴大了美國明星陣容，以期成為奧斯卡獎角逐的非正式起點，電影節大獎人民選擇獎逐漸成為奧斯卡獎的風向標，例如1979年美國紀錄片《最佳男孩》，1981年的英國電影《烈火戰車》，1983年由新演員擔綱的《大寒》令“新一代美國演員，將目光從好萊塢轉向多倫多”，1996年澳大利亞電影《閃亮的風采》，1999年《美國麗人》和2008年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等。

文章還回顧了一些重要事件：1980年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戈達爾（Jean-Luc Godard）出席他的紀念展，確立了電影節的藝術電影權威，1982年向美國電影《憤怒的公牛》致敬，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等巨星出席，開啟名人時代，1984年開闢《加拿大視角》（Perspectives Canada）環節，大力推動本土電影，1992年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處女作《落水狗》（Reservoir Dogs）在多倫多首映，標誌着美國獨立電影新時代的開啟，1994年電影節正式更名為多倫多國際電影節，2007年《時代》雜誌譽之為“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節”，2013年《一首歌能拯救你的生命嗎？》（Can a Song Save Your Life）在多倫多引發激烈的競價戰，表明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不僅是大型製片廠角逐獎項的平台，也是獨立電影的非官方買賣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