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丽清/文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青春时活得闪闪发亮，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其实两者互调也许更加完美。可惜年轻时，我们如何能明白什么是从容？

最近收到北医大“北极星诗社”的简燕微小学妹寄来的《望远文报》，知道沉寂了很久的诗社又活跃起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当年我把我的青春全押在那个诗社上了。谁知它依然健在，依然有诗的热情在那里燃烧。也许每一代有每一代打发寂寞的智慧，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如果没爱上文艺真的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我们的青春像张白纸，草稿不知如何打起，父母老师替我们设好框架，我们未必心服。没有计算机没有旅行没有多余的物质让我们挥霍，因为外在的自由太少，我们反而拼命想要用文学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回顾所来处，我们强作坚毅用以掩饰脆弱，争自由有时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却不自知。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使我们着迷于哲学，那时候存在主义当道，我们急于知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结果存在主义更加让我们迷惑。我记得萧孟能的《文星》和林衡哲的“新潮文库”，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最爱的精神食粮。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其实文艺只能拿来当副食，说它是鸦片也未尝不可。

我还记得胡和李大打笔战，一个要维护传统文化，一个要全盘西化，现在想来不过是老人跟少年的战争，打到现在中国大陆接下来还在打。那时候文建会和“救国团”真的为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做了很多洗脑的工作。等我出了台湾后，才明白原来大陆的时候正是我的青春期，不禁捏把汗。想想如果调换了场地，难保当红的不是我们。当那些红犯着一点都不美丽的错误时，我们却在郑愁予达达的马蹄中享受着过客一般的浪漫情怀。青年“救国团”带给我们的救赎真的不小。

由于爱写诗，除了在大学里创办北极星诗社之外，我还代表北医参加过“救国团”办的暑期文艺营、岁寒三友会、出版研习会等，受益是一辈子的，加上天主教的耕莘写作班，就让我文艺得更加彻底。留学风气一开，大家跟着潮流走我也走，一心要去远方……流浪……三毛去沙漠受苦受难其实是替我们那一代青年去的。青年的苦闷没有国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没错。

如今自助旅游吃香喝辣，手机随身听平板计算机，什么都唾手可得，但宅男宅女们的空虚好像并没有被填满。外在的自由多起来，无从选择的烦恼就开始了。我想，人的一生最好不要像水桶一样的被注满，要像火一样一次次的被点燃，我们那一代人的愚蠢也许跟这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这一代的聪明我们却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