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贼首互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这并非是大唐军队靠俘虏或斩首换来的胜利。

先前收复长安、凤翔两京，后来收复东都洛阳，都是趁着敌军内部衰败，并借助了回纥的兵力。李光弼和郭子仪，也是顺应了时势才建立了大功，并非全靠血战拼杀得来的殊勋。

如果单以战功而论，李光弼智勇双全，克敌制胜的功绩要比郭子仪多得多；反观郭子仪，清渠一战失利，相州一战溃败，在战绩上其实是短绌的。

然而，若要问谁才是大唐社稷的柱石之臣，谁能让天下的安危系于一身，后世的评价却没有任何异议，一致推崇郭子仪。

为什么？

当时，唐肃宗派遣 乌承恩 暗中图谋刺杀史思明，又颁发免死铁券给阿史那承庆，企图离间他的党羽。结果事情败露，反而加速了史思明的造反。

玄宗自然看透了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儿子你既然已经自立为帝，却又说出这番假话，分明是不把我当父亲看待，而是把我当成政治上的敌人来防范。其心叵测啊！”

问题在于，因为肃宗的一己私心，把回紇抬得太高，用来制衡国内，这和高祖当年“借名头而不用实”的智慧相比，差远了。结果就是中原百姓受苦，后来仆固怀恩更是挟持回紇兵反叛。如果不是郭子仪威信太高，能镇得住这些蛮夷，唐朝恐怕早就亡了。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深刻的警示：“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意思是“国家将要灭亡！将要灭亡！它就如系在新长出的树枝上，随时会断掉，随时会灭亡。”

“九四” 捍禦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系之也。 

从第五琦开始，江淮地区，便被视为帝国最为肥沃的“钱袋子”。在他之后，另一位理财名臣刘晏，更是将这一模式，推向了极致。他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运输体系，将东南地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

他让所有人都看到：真正的尊贵，不在于官位的高低，而在于功劳的大小；真正的荣耀，不在于虚幻的名声，而在于切实的贡献。

玄宗的犹豫不决，他吝于将整个天下，交付给自己的儿子。这种深刻的父子猜忌，早已为帝国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春秋公羊传》中有一句话，叫作“国君死社稷”，意思是，国君应当为他的国家殉难。这句话，在后世被奉为圭臬。

士兵们，只知道将军的恩威，而不知道天子的存在。

一旦将领失控，整支军队，就会立刻沦为脱缰的野马。他们或是溃散，或是投降，或是调转戈头，将战火引向帝国的内部。

安禄山的反叛，绝非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