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戰爭時，正值夏季，台灣氣候濕熱，霍亂、瘧疾、紅痢、傷寒、腸炎、腳氣等傳染病肆虐，日軍病死者達四千多人。治台開始，殖民政府就先著手改善環境衛生，致力於撲滅預防傳染病，特別以鼠疫與瘧疾為重點。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設立醫院，就把台灣各地的廟宇充當醫院使用。例如台北的天后宮（後拆建成「台灣博物館」）、文廟（今北一女、法院大廈一帶），以及台南的赤崁樓，都被改為衛戍醫院。1896年5月，則正式在台北、台中、台南三縣開設醫院。
要防止疫情，治病只是一端，更重要在防制。台灣曾被日本人喻為「鬼界之島」，每年瘧疾死亡人數之統計，少則數千，多則超過萬人。
為了建立更大的醫療網，1896年在地方長官要求下，分別於台北縣淡水等11地設立病院，於恆春、台東設診療所。除了府立醫院，針對特殊疾病或事業機關也會設置公立醫療機構。至於私立醫療院所方面，因凡領有醫師資格者，皆得報請開業。因此到1897年私立醫院已有12所，到1942年執業醫師已有1665人，私立醫院350所，增加速度驚人。
 
要建立良好醫療體系，不能只靠日本醫生，台灣也必須培養自身的醫生。是以1897年4月12日，就在〈台北病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即土人醫師養成所）。
學生最初幾乎都是以上日語為主要目的，然後再學習專業課程。不過成效仍然不彰。
最後，只有拜託社會有聲望人士的勸誘，才有漢醫及藥房的子弟三十幾名入學，他們的年齡是從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歲數差距甚大。但這些學生根本不知道他們將來要學習些什麼，在半推半就下進講習所來。
後藤新平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官長後，認為在台醫學教育有提昇之必要，決定成立台灣第一所正式醫學教育學校。
醫學校開校初創時期，沒有入學考試，只要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官立醫院院長、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即可。學生入學的資格也訂得很低，只需公學校初等科（約為國民小學二年級程度），聽懂日語即可。醫學校採行「入學從寬，畢業從嚴」的重質不重量的政策，因此前三屆的畢業生一共僅只14人而已。
醫學校找不到學生，主要是當時台灣人對「西醫」毫無概念，一聽說修學年限為5年，覺得時間長得不可思議。更有趣的是，還有人不願他們的子弟接受日本教育，是因為當時謠傳：「有一天，清國會來反攻，屆時受日本教育者會被處死，並且罪及三族。」
後來，風氣漸開，醫學校入學人數愈來愈多，學校決定採行考試甄選辦法，於第5屆時開始舉行，而且規定需要「公學校」畢業才具報考資格。此後，全台各地以考取醫學校為地方上的光榮盛事。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繼續在學術研究上邁進，獲得博士學位者，不乏其人；1922年12月16日，第13屆的杜聰明獲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成了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博士」。（今年剛好一百年）他就是二十歲的時候，和同學翁俊明一起潛入北平，想刺殺袁世凱的醫學生。如果他成功了，中國的歷史就改寫了。
杜聰明非常厲害，他有感於鴉片對台灣民眾健康影響甚巨，1921年開始致力鴉片中生物鹼的藥理研究，潛心研究去除鴉片癮的新療法，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日本在民眾黨對國際揭發日人販賣鴉片之壓力下同意成立戒菸所「台北更生院」，1930年1月15日更生院正式成立，由杜聰明擔任首任院長。
 
現代化的醫學培養出新一代的台灣醫生，這些醫生既具備著現代醫生觀念，所學所知當然不限於醫學，他們也學習歐美各種新知。包括了：政治制度、科技新知、文明歷史、俄國革命、中國五四運動、杜威教育思想、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思想等等。他們以此反省自身處境，觀察台灣現實，發現台灣處於民智未開、教化不足、知識封閉、思想封建等困境之中，而有了與上一代反抗者完全不同的想法。
啟蒙，唯有啟蒙，讓台灣人有知識，有知識才有力量。這才是台灣人的希望。
這一批批的台灣醫生，包括了賴和、翁俊明、蔣渭水、李應章等，像一群盜火者，從醫學院回到家鄉，成為鄉村醫生，再帶著新知識的火種，帶著理想主義的熱情，開始了下一波反抗運動──文化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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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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