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广东·乡音（粤语）

中秋将至，又到一年月饼季。“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一句谚语道出人们在中秋之夜赏月与吃月饼的习俗。月饼与“中秋”产生联系，大致是从元明时期开始的。传说朱元璋起义时，曾将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月饼里，作为联络各路起义军的工具，后来明朝建立，朱元璋便将“月饼”作为中秋节糕点赏赐群臣。此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流传开来。资料图/视觉中国清朝末期，月饼的种类已经非常多了，不同地区的月饼也有着不同的风味与口感，广式、苏式、京式、潮式等传统月饼种类让人目不暇接。清末至民国初年，南京史志学家陈作霖写了一本《金陵物产风土志》，这本来是详细叙述南京历史文化的史志，但里面却提到“中秋月饼，以广东人所制为佳”。看来，广式月饼早在清末便已经闻名遐迩了！广式月饼品质繁多，主要特点是重油，皮薄、馅多，传统广式月饼按其馅心不同可分果仁型、肉禽型、椰蓉型、蓉沙型等。其中，尤为有名的当属莲蓉月饼。然而，莲蓉月饼出现的时间却很晚，在十九世纪末才诞生。当时广州城西有家糕酥馆，他们用莲子熬成莲蓉作酥饼的馅料，清香可口，大受顾客欢迎。光绪年间，这家糕酥馆改名为“连香楼”，那种莲蓉馅的饼点已定型为现时的月饼。宣统二年，翰林学士陈太吉品尝该店月饼后大加赞赏，但觉“连香”二字不雅，建议改成“莲香”，并手书了“莲香楼”招牌，沿用至今。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每年中秋前后，父母总在田里忙得不可开交，除了自家庄稼，还要给别人家帮忙赚点“外快”。不过，每年的中秋节早晨是个例外。父亲照例早早下田，母亲则在厨房做一顿丰盛的美食，让我过一个“美味的中秋”……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陈亮

编辑 |郑宗敏

那日，老伴闻说南海沙头永乐村附近有座红炮楼，那里河涌鱼儿肥美，可垂钓。我们驱车前往，兜兜转转到了沙头野外，找来找去却只见荒草萋萋，机声隆隆，举目皆是运货车、塔吊，不见炮楼。　　将车缓缓停靠路边，好不容易才遇到一路人问路：“请问这附近是否有座红炮楼？”“红炮楼？”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表示闻所未闻。　　资料图/视觉中国我们只好先进村。村口保安亭处遇到一位穿白色运动衣、六旬开外的老伯。老伯热心，竟知红炮楼典故，用苍老的大手向大堤上一指：“在那儿。上了堤，很多塔吊、集装箱的地方。”“我们刚从那儿来，没看见红炮楼啊。”“上世纪50年代就拆了。那是村里的大地主建的。”老伯甩下一句话，走了。　　夜色渐已迷离，郊外微寒。我与老伴仍不甘心地四处寻觅，想找到一点炮楼的痕迹，最后仍无功而返。老伴最初兴冲冲跟我说要带我去寻红炮楼时，我还在脑海里设想过：一座圆而高大、满屋很多洞眼、充满沧桑感的红色老屋，屹立于村庄的一角，就像广东顺德现龙村的红炮楼那样。没想到岁月的烟尘竟已将其掩埋了——沙头红炮楼，如今仅剩一地名，在百度地图里静立着。　　第二次到沙头，思忖着这里土生土长的老人，或许知道红炮楼，我决定到村庄深处寻访。先遇一穿红格子衣的老伯，很热心，他说小时候见过红炮楼，但记忆模糊；再遇一在门口浇花的老伯，他说红炮楼有一二层楼高，红砖，墙上有许多小窗；正聊着，一位穿米色短衣、身材矮小但精神矍铄的老伯牵着一四五岁男孙路过，他说，小时候，爷爷经常跟他讲北村的故事。那北村原属外海的村庄，经常被洪水浸泡。他竟念出了一句顺口溜：“有女莫嫁北村家，一来慌水大，二来贼船埋，三来簸箕籴米，四来手抱松柴。”可知，当年这里有多穷，类似海盗的船贼有多凶险。老伯说，红炮楼是最有钱的大地主家建的，当初是为了防海盗。村庄靠水边，经常有海盗靠岸，抢掠东西，残害村民。但具体什么时候建的他就不知道了，只记得起初有四五层高，方方正正的，墙上有许多洞眼。1949年后，村镇兴建了大堤，红炮楼收归水利所所有，成为办公之地。炮楼周边均是鱼塘，它的功用也渐渐演变为防偷鱼的盗贼。到上世纪50年代，很多建筑被拆，如村里的庙宇等，红炮楼也从原来的四五层被拆成两层，再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老伯带着孙子走后，我仍扎堆在三个老村妇中间，聊着红炮楼的历史，但没有更多新鲜故事了。恐怕只有时间及脚下的这片土地，见证过这楼里曾生活过怎么的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吧？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下班回家，刚从东风中路的人行天桥由北向南走下来，准备到农讲所地铁站坐车，隐隐听到一阵吉他声从闹市里传过来。越往地铁方向走，声音越是清晰。如此美妙的琴声流淌在大街上，仿佛乌云里射出一束光，精神为之一振。　　循声寻找，德政北路西边的骑楼下，有位歌者戴着一顶牛仔小帽，穿着花衬衣，下摆扎在牛仔裤里，脚上穿黄色休闲皮鞋，坐在一个小圆桌旁边；画满五线谱的纸片，像雪花一样撒在桌子上，飘落在地上。他抱着一把老旧吉他，旁若无人弹唱着粤语歌曲，似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小汽车停在旁边，人流熙熙攘攘，仿佛都与他无关。德政北路街景。图/中国广州发布当时我随手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朋友圈，觉得这有点广州的味道。　　在我的内心深处，每座城市都有其特殊的味道。比如北京，你坐在出租车上也不会感到寂寞，出租车司机会跟你聊国内外形势，家长里短，吃喝拉撒，他都可以跟你侃出个道道来，让你觉得高得能上天、低得能入地，平得还有那么点人间烟火，除了涮羊肉味外，还有浓浓的文化味。你去成都，那大街小巷的麻辣火锅、茶馆、麻将声，以及街道上的行人不紧不慢的步伐，酥软的川腔，事在闲中，闲在事中，平和里不失活力，温柔中不失进取，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大事急事的麻辣悠闲就是它的味道。　　内地朋友曾说，他们在老家到处是打麻将的，玩的时间比做事的时间都多，日子过得非常空虚。来了一次广州之后，发现这里的人走路都带风，每个人都活得带劲儿极了。他觉得这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麻将是国粹，哪个城市的人不玩？广州肯定有玩的，只是他没见到，但确实没有玩得那么疯，因为都觉得还有比玩麻将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我也认同，广州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都很快，看看公交上的人，餐饮店里的顾客，路上的行者，大家都很匆忙，自己如果闲一下都觉得不好意思，甚至产生会不会拖后腿或落伍的担心。　　为什么觉得街头歌唱有点广州味道？德政北路都是老式骑楼，算是广州的经典建筑之一。德政北路的绿化也很不错，街道两旁榕树成荫，与楼层不高的骑楼很匹配，大叶榕与骑楼相互衬托。上下班走在骑楼下，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风也能挡一挡，很人性化。歌者着装休闲，心无旁骛，在榕树掩映的骑楼下，与旁边卖点心的门店、卖小吃的摊位，和谐地布局在一个画面里，雅俗共赏，浑然一体……这不正是广州人务实、低调、和谐的写照吗？　　广州味道，我喜欢！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那时，只要听到连南民族歌舞团，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这支活跃在粤北瑶区的“红色文艺轻骑兵”，除了给百姓送来欢乐，同时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带来党和国家对瑶汉人民的关怀。我的父辈告诉我：这是一支战斗在瑶山的“红色山鹰”。　　1976年10月的某一天，连南民族歌舞团的德叔带着一名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和一位长发飘飘的女子，来到连南民族中学高一（1）班的课室。班主任陈龙佑老师点了我的名，让我站起来。他们来到我的身旁，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把我带到学校办公室，用尺子在我身上量来量去，又让我踢踢腿、蹦蹦跳，我一脸茫然。校办陈主任告诉我说：“这是广东舞蹈学校来招生。”我从此踏入艺术殿堂。　　1972年连南民族歌舞团小分队到小龙林场哨所为驻守民兵演出 （作者供图）经过五年专业艺术学校的培养，1981年7月，我毕业了，分配到家乡连南民族歌舞团工作。报到的第一天，团长张景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第一个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瑶族学生。欢迎你回到家乡工作，希望你用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好好报效祖国、报效家乡，努力工作。”　　我谨记团长的教诲，从此每天起早贪黑，带学员练功，帮演员上课，排练节目，学习采茶戏、表演唱、小组唱、魔术等，跟着前辈黄海耳、凌璇、范秀炎、刘海燕、彭彩彤、朱平忠等老师深入瑶山采风，学习作品创作……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专多能的又红又专的演员。工作第二年，组织就让我挑起重担，担任了连南民族歌舞团副团长一职。　　回想起在连南民族歌舞团的工作经历，我最难忘的是下乡为乡民演出。　　记得那时，上级要求我们团每年有80场下乡深入到公社、乡村的演出任务。瑶寨一般都在高寒山区，演出任务只能在夏季完成。我毕业回乡工作时，刚好是夏季，团里开会明确了我们下乡演出的任务：演出同时也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　　两个小分队下乡，我被分配到第一小分队。老团员对我们这些新演员进行下乡前培训，如何打背包，要准备席子、毛被、蚊帐、生活用品、常备药品，还要带上自己的演出服和演出小道具。他们还告诉我们，下乡演出要长期在山区爬山涉水，不能带水桶、脸盆洗澡，只能到晚上演出结束后，趁天黑，脱光衣服跳下小河、小溪里完成。听得我目瞪口呆，“红色轻骑兵”的演出竟是如此艰辛……　　我们第一小分队的第一场演出是在三排公社牛头岭大队。我们提前一天搭乘公共汽车到三排公社招待所住了一晚，公社派人去通知大队部，大队部便派年轻力壮的阿贵到公社帮忙挑演出器材、发电机等上山（当时没有电、没有通信电话、没有通路）。第二天一早，我们跟着阿贵一起，爬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近三个小时的路程，来到一个小盆地（瑶族人称之为田洞），中间一个约五亩地的晒谷场，旁边一座夯土建筑的二层楼房就是大队部了。我们就在这里演出和住宿。　　午餐是大队部派人拿了些米为我们煮的白米饭，妇女主任到自家菜园摘了些苦麦菜给我们做下饭菜，一饭一菜，就是我们一天的伙食。下午我们就忙着在晒谷场打木桩，支起大幕，挂起大白炽灯，搭起我们的舞台。因为瑶族群众居住地较散，来看演出要等他们收工后才能前来，所以我们的演出时间定在晚上九点。　　入夜八点左右，我化好妆走出大队部，抬头环顾四周，只见高山上一闪一闪的火光，组成一条条“火龙”，从天而降，最后聚集到晒谷场。到处欢声笑语，快乐无比，此情此景，着实让我感动，更感到作为一名演员的使命光荣。当晚，我尽己所能地倾情演出。两小时的演出结束后，村民依依不舍地点燃火把，照亮回家的路。　　欢声笑语的场面，顷刻静谧下来。我站在晒谷场的中央，望着点点火光渐渐消失在大山里。一阵山风拂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树木的清香。抬头仰望满天星光，月亮如玉盘般，耳旁还有山间的虫鸣声不断，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与身旁飞舞的萤火虫一起快乐旋转……我庆幸，自己终于也成为一只“红色山鹰”，在大山里翱翔。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杨桃也写作阳桃、羊桃或洋桃，另有五棱子、五敛子、三廉、三稔等别称。大小如柠檬，上面有五条棱，横截面如同五角星，也有极少数为三棱、四棱或六棱的，且各棱的大小、厚薄、高低也不太匀称。鲁迅曾说：“广东的花果……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　　杨桃为何能获得鲁迅先生的独爱？又有哪些“功德”呢？　　

杨桃原产于东南亚热带、亚热带地区。在中国最早的记载中，杨桃被称为“五敛子”。晋代嵇含名著《南方草木状》记云：“五敛子大如木瓜，黄色，皮肉脆软，味极酸，上有五棱如刻出，南人呼棱为敛，故以为名。”可算是道出了五敛子这一名称的由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杨桃的叙述更是详尽：“五敛子出岭南及闽中，闽人呼为阳桃。其大如拳，其色青黄润绿，形甚诡异，状如田家碌碡，上有五棱如刻起，作剑脊形。皮肉脆软，其味初酸久甘，其核如柰。五月熟，一树可得数石，十月再熟。以蜜渍之，甘酢而美，俗亦晒干以充果食。又有三廉子，盖亦此类也……食之多汁，味甘且酸，尤宜与众果参食。”　　

近代，中国杨桃仍以“岭南及闽中”为主产，广西、云南、台湾也有大量出产。特别是粤地广东，全省除乐昌以北一线不产杨桃外，各地均有栽培，其中尤以广州市郊为多。　

杨桃属酢浆草科植物，热带常绿乔木，在广东和福建为半常绿性的。树高5～6米，冠幅颇大，侧枝多，柔软而下垂。羽状复叶上的小叶，在夜间有折合下垂的习性。花瓣白色、淡紫色或萼红紫色，为复总状花穗，所结的浆果一簇簇、一串串的，煞是好看。　　

一年四熟产量高　　李时珍说杨桃一年两熟，实际上它能一年四熟。每年第一次收获在7～8月份，收获量最多，果实也大，被称为“头造果”；第二次收获在9～10月份，收获量较少，质量颇佳，被称为“正造果”；第三次收获在11～12月份，收获量也较少，品质近似“正造果”，被称为“三造果”；第四次收获在越冬之后，被称为“雪敛”，因果实经过霜打，皮色暗红，汁液少而甜如蜜，风味独好。不过，第四次结果对树体损伤极大，果农一般不让杨桃第四次开花结果，故挂果越冬很少见到。　　

根据广东对杨桃的普查情况来看，其单株产量相当可观。杨桃嫁接苗一般栽后3～4年开始结果；10～15年生，株产达50～100公斤（为年产量，下同）；20～30年生，株产达300～350公斤，最高可达600公斤；50年生树仍能结果，但产量趋于下降。　　

富含维生素也可作药用　　杨桃分为甜杨桃和酸杨桃两大类。前者的植株多采取嫁接繁殖，果棱饱满，肉质爽脆，味甜微酸，主要做水果生吃；后者为实生繁殖，果棱瘦削，肉质粗糙，味极酸，多用于加工蜜饯、果酱、果膏、罐头或调味配菜。前述《南方草木状》引文中所说的杨桃，大概就是酸杨桃。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杨桃，以广东的崛督杨桃、尖督杨桃和福建的赤口杨桃、蜜杨桃、白杨桃等甜杨桃类品种较为多见。杨桃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风味，含有丰富的柠檬酸、苹果酸、果糖、蔗糖、葡萄糖和较全面的维生素。杨桃也可以作药用，有清热、生津、解毒、助消化、利小水等多种功效。《本草纲目》称其主治“风热，生津止渴”。《岭南杂记》也说：有食猪肉咽喉肿痛，食杨桃即解。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把杨桃误认为是猕猴桃，连清代学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也把杨桃与猕猴桃混为一谈。其原因恐怕出在名称上，杨桃称为羊桃或阳桃，而猕猴桃在许多地方也被称为羊桃或阳桃。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其生态和形态完全不一样，故必须正其误。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出了嘉禾望岗地铁站，转乘公交，听到同车的大婶大叔聊天时的口音，开始变得颇为熟悉，我心中一阵温暖。那是小时候家乡的叔婶和姨妈、姑姐跟我说话的乡音啊。　　

父母相继去世后，我有十多年没回家乡了。虽然老家还有父亲的兄弟姐妹，我住的地方离老家也不算太远，但因为自家老人不在了，跟那些亲戚的关系就生疏了。这次回去，其实是姑妈的儿子娶新抱（媳妇），摆了好几十围台，连我这外嫁的老表也请了全家。

我的老家就在广州白云区嘉禾罗岗村。现在交通发达，也不算偏僻。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从广州市中心过去那里，是要转好几趟公交车才能到嘉禾公交车站，下车要再走半小时沙土路，才能到嫲嫲（奶奶）家的。后来，广州有了环城高速，我们走北环驾车回家乡倒是只需十五分钟，但那段路又经常塞车。如今交通真的便利了，从广州城中心搭地铁几个站就能到村口。　　

我出嫁后已多年未回去了。进了村，一切都陌生得让我仿佛梦中。　　

以往的山岗、农田都变了模样，变成了商业大厦或工厂。村里的路我也都不认得了，楼房幢幢都有五六层高，到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已辨不出方向。村里已住满外来人员，多是在附近工厂上班的。这让家乡的老表们靠收租便能过活，家里都富裕了，还经常自驾游、出国游。村里年轻一辈都满口标准的广州话，只有老一辈人还说着以前的乡音——广州话的调又带一点客家话的音，比如“唉”即“我”的意思，“那介”即“那个”的意思。整体听起来，婉转又带旋律般，比较柔顺动听，少了些广州话那种铿锵有力。听我叔讲，这可能是因为以前距我们村不远曾有不少客家人居住。　　

姑妈家以前很穷，过年蒸一盆芋头糕，全家老小就高兴得不得了。糕里也没什么高级食材，只有米粉、芋头和咸萝卜，再加些蒜苗。如今姑妈快九十岁了，身子还硬朗，思维也很清晰，家里条件好了，她还有个孝顺的小儿媳，倒是经常开车带她出去玩，去吃好的。　　

看到姑妈，我就想起父亲。如果父亲长寿，这会也是能享清福的。父亲是我嫲嫲的骄傲。他自己凭读书走出了农村，到城市工作，与我母亲结婚后又在城市扎下根来。小时候，每年他都带我们回老家两次——过年和清明。走路进村时，他总对我们讲：“这里是你们的家乡。要记住你们是这里人。”这次姑妈又特别嘱咐我要常回来玩，我立刻答应她以后会常回去看望。　　

回忆似涓涓流水，转眼我也鬓角染霜。抬头看晴空，白云依旧悠悠，我不由泪眼模糊。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放假期间，跟几个朋友在广州陈家祠堂里闲逛，看着眼前那些古香古色的门窗桌椅、墙上的字画，这一砖一瓦，让我突然想念起家乡。　　

家乡有一处老屋，建筑风格与陈家祠堂相仿。三座一体的结构，二进一院，一天井，三开间，一门楼，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承檩建筑，名为世馨堂。　　

世馨堂，又称三座屋，属于岭南传统民居，兴建于1696年间，面积甚大，约1400平方米。清朝康熙时候，皇恩御赐进士匾。老屋的建筑风格、门联字对，书法字画、回廊雕刻等，都颇具特色。老屋内外，白砖青瓦，壁画连连，各种木刻鸟雀，木雕梅花鹿，木雕小飞马等，技艺高超，绘画逼真，让人惊叹。　　 

我家离世馨堂不远。小时候，我经常会跟邻居小伙伴们到世馨堂玩耍。或捉迷藏，或看戏，或听老人家讲古。一个叫做“耳宰二叔公”的老人，最喜欢讲“睇鸭妹儿”的故事。我每次来都必听他讲，有时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他：“睇鸭妹儿后来怎么样了？她战胜‘鬼谷先师’了没有？”听故事饿了、累了，在这里还能吃上百家饭。乡下人纯朴好施，虽说都是些乡间最地道的环保食品：小番薯、小酸菜、脆萝卜、炒竹笋、酿豆腐等，但这些食物，既能饱腹，又长精神气。　　

我一天天地在老屋里这种文化氛围里浸润、成长，每天自是有说不完的快乐。

最欢乐的是早晚时候。这个时间段，乡下人家常常会成群结队地到世馨堂老屋不远的古井挑水，在那洗衣服、洗菜、侃大山。那里也有会讲故事的诸如老谢儿、二婆儿等老人，我们便时不时缠着他们再讲几句“睇鸭妹儿”“观音送子”“七仙女下凡”之类的故事。直到太阳西斜，回到家里，我迷迷糊糊地睡去，有时还在梦乡与“睇鸭妹儿”一起徜徉。　　

世馨堂老屋几个门厅旁的妙对也早已深深地刻在我柔软的心坎上。诸如“世系起自虞官勋垂奕世，馨香崇隆大地明德惟馨”“宗祖贻谋慈友孝恭传世业，孙枝绍绪诗书仁义振家声”，讲的都是先祖族人的传统美德。由此可窥见先人家族之大，生活之富足，满屋书香气。我的父亲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老师，我的母亲只是读过一两年书，但他们还是教给了我许多人生大道理。记得我入学之初，喜欢看课外读物，每天喜欢写日记。父母亲知道了，只说了一句话：“喜欢就好，喜欢就要坚持。”后来在无数个忙碌的周末，每当我捧起手中的课外书，父母亲从没有再赶我到田间去帮忙……　　

如今看着陈家祠堂宽阔的大门，再仰望遥远的天边，我分明又看到了家乡的老屋，感受到岭南文化的渊源博大，想起了家乡亲人对我的种种疼爱。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冬松岛是我的故乡，它位于徐闻县和安镇北部，是雷州半岛东部一个安静的小岛，可以领略到大海的壮阔。这个完全原始生态的南海小岛屿，多港湾、多滩涂，无污染、无公害，纯天然生长的生蚝十分肥美。　　

生蚝在我国南方北方称呼各异，江浙一带称它为蛎黄，辽东一带呼之为海蛎，而我老家习惯叫它生蚝。生蚝虽说是海鲜里的“下里巴人”，但肉肥味鲜营养极佳。你要是问南方沿海最值得吃的美味是什么，我会说，当然是水煮生蚝啦。　

故乡是游子感情停泊的港湾，虽然顶着祥云走出故乡，生活、工作在不远不近的省城，但故乡的一景一物都成为记忆的对象。老家后堀村村前海面广阔，海域水质好，遍布在滩涂表面的生蚝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海洋贝类，一年到头，人见人挖，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只要把吃完肉剩下的蚝壳扔到海滩中，随着潮涨潮退，几个月后蚝壳里会重新长出生蚝来，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落日余晖下，点点微光撒在海面上，一个箩筐，一把刀具，海风吹拂起黑白参差的发丝，却吹不散这几百年代代流传的勤劳身影。　　

生蚝，学名牡蛎，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美食。平日里，生蚝对于海边的渔民就像零食一样，普通、朴素、不足为奇。记忆中，母亲经常一大早就从海边取回一网袋生蚝。我马上生火，一桶生蚝全放进锅里，清水煮到八成熟，手拿半把剪刀，撬开蚝壳，吸溜完里面的汁液和蚝肉，然后把吃完的蚝壳，重新扔回海里，等它再长出下一个生蚝来。　　

每当海潮退去，岛民们手持蚝刀和网袋在滩涂上穿梭，不多时，网袋里便装得满满的。冬松岛的生蚝个头不是很大，胜在味鲜。咬下去，肉质紧致而富有弹性，甘香，清甜满口。每年冬至到次年清明时段，这里的生蚝最为好吃，采挖起来后，运往全国各地。　　

我喜欢吃水煮生蚝，热气腾腾的生蚝倒出来了，还有点烫手，但吃水煮生蚝就要趁热吃。手拿半把剪刀对准生蚝上壳一角的连接处旋转一下，蚝壳展开，从里面流出来的是如玉般润滑的汁水，忍不住放到嘴边嘬一口。生蚝肉饱满且满含汁水，连肉带汁吃进嘴里，万千味蕾突然开启最细微的敏锐，那种满足感难以形容。蚝肉口感极佳，爽、滑、甜，脆而无渣，原汁原味，根本停不下嘴来。手有时不小心被蚝壳割开一条小口子，痒痒的，也不觉得疼。美食当前，这些算什么呢？不大一会儿，地上的生蚝壳像堆积的小山。

人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迷恋生蚝的？目前考古学家收集到的最早生蚝化石表明，早在公元前就有关于人类吃生蚝的记载，生蚝存在的时间可能比人类更长。从中医的角度看，蚝通水气，滋润肺部，利于肾水。在雷州半岛，流传着一首关于打蚝的雷州歌谣：　　

八月十五流（潮水）干涸，见嫜（对年轻女子的称呼）打蚝海中央。脚妃戴銮手戴蜀，因乜（为什么）哪条来打蚝？（答）我母感伤在床上，不吃得饭想蚝汤。上又无兄下无弟，逼着我娘来打蚝。　　

雷州歌谣中写的是一位女子在海里为生病的母亲打蚝的情景，既赞扬了女子的孝顺，也说明了蚝汤的鲜美，令病在床上无胃口的人都想吃。　　

生蚝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一些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用水煮这种烹饪方式来制作生蚝，是最能保留生蚝营养的一种做法，而且水煮出来的生蚝味道也是鲜嫩无比，在满足口感的同时还能够给身体补充一定的营养。　　

水煮生蚝时，要用小刷子清洗生蚝的表面，然后在锅中倒入的清水要浸没生蚝，放入两片生姜开火烧热，水温约70℃-80℃后立即关火，浸泡5分钟后可出锅。如果煮开会把生蚝的肉质煮老，影响食用的口感，甚至还将生蚝中的营养物质煮没了；煮的时间太短，生蚝吃在嘴里则会有一股浓腥味。　　

如今生蚝的吃法也越来越讲究，烤、煎、拌、炸，生吃、蒸煮、清炖，或者调馅等，满足了各地人们不同的胃口。但肥美的生蚝依然还是灰蒙蒙不起眼、与世无争，默默地生长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虽时时经受风浪的冲击磨砺，始终依附于石壁或泥沙，嶙峋沧桑的外壳里蕴含着一颗温柔鲜亮的心。　　

其实，食物，吃的是一种味道，一种乡愁。远在他乡的你，是否想起了家乡的味道？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

一日，从老圩的下横街经过，突然发现那里已变得面目全非，与记忆中大不一样了，那些似曾相识的街景，蓦然间勾起了珍藏于我内心深处的一些遥远但温馨的回忆。　　

祖父是一位乡间小铁匠，“闲日”（非圩日）里在家总是会扯风箱、拿铁锤，叮叮当当地打锁匙，就是过去常用的那种与老式锁头配套的长长的锁匙。到了圩日（逢农历一、五的日子），他便会到街上去做“先礼（生意）”——卖锁匙。他做“先礼”的地方，就在下横街。资料图/视觉中国　　我打从敢自己一个人走路上街时开始，只要是圩日，一听说祖父挑着担子上街卖锁匙去了，到中午时分，便会偷偷溜去找他，跟他要5分钱来买好吃的东西解馋。　　“隔代亲”也许是天下老人的共性，对我的这种要求，祖父从来没拒绝过。尽管那个年代大家都缺衣少食，祖父年逾古稀还要不辞辛劳地打锁匙、卖锁匙，只为帮补家中的柴米油盐所需。然而，只要是我跟他伸手，跟着来一句“阿公，奔（给）5分钱捱（我）哈”，他甚至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白花花的5分钱硬币瞬间就到了我手中。　　

记得那时下横街的小食摊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牛红、菩米粥、芋卵（芋子），等等。拿着祖父每个圩日给的那难得的5分钱，我几乎品尝过那里所有的“美食”。我吃得最多、感觉最好吃的就是牛红。那是一种用牛血做成的小吃，入口有种很爽滑的感觉，夹杂着芹菜或葱花的香味。享用过“美食”后，我便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了，然后又期盼着下一个圩日赶快到来……　　

天有不测风云，这种美好的美味享受在我9岁那年，也就是1974年戛然而止。那一年，祖父应邀前往姑婆家吃她孙子的满月酒，他一个人步行前往。也许是年事已高，劳累过度，他竟不幸在酒席上当场中风，被姑婆家的人抬回来后没几天就去世了。祖父突然去世后，家中便再没有人从事打锁匙、卖锁匙的营生，我每个圩日固定的5分钱“节目”也随之永远“谢幕”。　　如今，下横街依然还在，做“先礼”的人依然有。但时光荏苒，社会巨变，我敬爱的祖父也已离开整整47年了。

来源 | 羊城晚报 

主播 | 郑紫薇

编辑 | 郑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