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厨房作编辑室，把记者弟弟当作助手，和女儿一起上街卖报，多萝西在经济大萧条中开始办报，并引发了一场操练怜悯的“绿色革命”。在一个更懂得意识形态却不懂爱的世界里，她努力安慰受苦的人、警醒舒适的人。她写信给一个女孩说：“我曾两次试图自杀，上帝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你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

小学最好的菜是水煮土豆，再浇一勺辣油。高中压力逼人，我想逃到西藏做喇嘛。考进985，却因失去目标而酗酒、打游戏、挂科。毕业后住在老鼠从脸上爬过的出租屋里，工作是照顾智障儿童，“这是我自己选的路，将来后悔与否都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要给我选条路，以后我后悔就会怪你们。”

电影《孤注一掷》以及中科院博士被骗到缅北的刷屏新闻，让缅北电诈成了热点。其实缅甸人没有这个本事去骗中国人的钱，99%的诈骗公司都是中国人过来投资搞的。除了电诈，缅甸也是毒品危害极大的国家。当我吸毒上瘾后，掉进深渊的痛苦让我两次企图自杀。

如果太松弛、太安逸，我们还会为了什么歌唱？我们发出来的可能只是吃饱之后满足的哼哼，或者没吃饱时不甘心的抱怨。每只鼓都有一面被拉紧的鼓皮，每把琴上则有被拉紧的弦。在这两样乐器上，寻常的皮肉被钉死，祂希望你我成为那把琴、那面鼓，拉得越紧，发出的声音越清脆。

离开美国、返乡创立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人权组织的著名律师约拿单对《境界》记者说：我不能接受那种舒适的消费主义的基督教；也不接受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不符合圣经，正如过去有人用伪教义为奴隶制、种族隔离辩护。我选择和同胞站在一起，坚信暴力不是一切的答案。

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家里空无一人，莎拉坐在厨房地板上用刀割破了自己的皮肤。抑郁让她陷入痛苦绝望，直到她第一次听到有人对她说：“我们对你没有失望，我们并没有看不起你。”她惊讶地发现，当她分享自己的脆弱，却为别人打开一扇医治的门。她开始学会相信更大的得胜。

小儿麻痹症让我早早收起梦想的翅膀，在老师眼里我一文不值。中专肄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雕刻鸵鸟蛋。我放下双拐，参加省残疾人运动会，竟先后获得六枚金牌。冠军也会失业，我回到农村老家，没想到靠种植牧草不但自己脱贫，还能帮助其他村民和残疾人就业。从神而来的爱，让我越来越自信。

每天散步时都不禁感恩，身边人再次经历5小时的开颅手术、住了38天院后依然能自由行走、思考、说话。当我们敞开自己的软弱和对神的需要，即使未来仍不明朗，弟兄姊妹看到信心和依靠，也愿意把真相摊开在光中，愿意彼此更深连接，在不确定性中经历那位确定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