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5年12月发文指出，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下滑11%的大背景下，东非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逆势创下6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带动整个非洲大陆2024年外资直投（FDI）流入总额实现历史性跨越，较上一年度激增75%，展现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非洲经济的强大韧性及吸引力。

文章指出，2024年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地区外资流入量同比激增154%，外资直投份额全球占比从2%翻倍至4%；国际项目融资流入额增长93%，至790亿美元，占非洲总额八成，资金流向集中于可再生能源、电网扩容和大型基建等领域；此外，绿地投资2024年宣布的项目金额达770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占非洲绿地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显示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作为非洲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位。

所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 是非洲最大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之一，始建于2000年十月。覆盖东非和南部非洲广大区域。截至2026年初，该共同市场拥有21个成员国，覆盖范围广，从北非的埃及、突尼

斯、利比亚，到东非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再到南部非洲的赞比亚、津巴布韦、毛里求斯等，地理跨度大，经济多样性强（资源型、制造业、服务业并存，总人口超过6.4亿，区域GDP超1万亿美元，全球货物进出口贸易额约3830亿美元。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的重要支柱。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2024年非洲大陆外资直投亮点在数字经济投资增长14%，主要吸引来自美、中、亚洲国家的投资，集中在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传统行业如基础设施、能源投资下降，而埃及、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等国仍是吸引外资存量和新项目的主要非洲国家。中国对非投资总额达420亿美元，正向制药、农业、 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多元化扩展。

报告数据显示，埃及作为非洲外资直投增长的“核心引擎”，2024年吸引外资额约465.8亿美元，连续多年稳居非洲首位。其领先地位得益于在大型基础设施、新城开发、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系列重大项目，为全非增长贡献了关键动力。

传统引资大国南非凭借其在金融服务、制造业和矿业领域的深厚基础，继续保持在吸引外资前列。与此同时，

多个国家呈现出快速上升势头：埃塞俄比亚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科特迪瓦作为西非增长极 在能源与物流领域、以及摩洛哥在绿色转型、汽车航空制造业及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绿色氢能）领域，均吸引了大量新增外资。

根据同一份报告，摩洛哥2024年成为北非第二大外国直投目的地，吸引外资16.4亿美元，较2023年猛增55%。报告将摩洛哥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强劲表现归因于政治经济稳定、良好的信用评级及经济结构多元。吸引投资的主要行业包括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电子设备和清洁能源。丹吉尔港、大西洋自贸区及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继续成为国际投资热土。可再生能源方面，绿氢和净氨项目已获得来自中国、法国、阿联酋和英国投资者的支持。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5年营商准备度报告》（第二版），摩洛哥以整体高于全球，非洲及阿拉伯地区平均水平的得分，巩固了在非洲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经济地位。这一进步显示摩洛哥近年来为改善营商环境和刺激投资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正在取得成效。世界银行的评估基于涵盖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1200多项指标。摩洛哥在五个关键领域表现突出，包括监管框架、公共服务

质量和运营效率。报告指出，这些结果源于摩洛哥王国为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以及建立持久国家信誉而持续推进的改革。

在这份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非洲得分高于摩洛哥的是卢旺达，整体表现非洲第一，该国的改革执行力强，政策落地高效，公共服务持续改善，被视为非洲标杆，全球少数“改革不仅制定，还真正落实生效”的经济体之一。但鉴于卢旺达与刚果金延续多年的边境冲突，因此在2025年《非洲稳定性和吸引力指数》排名中居于摩洛哥，南非，埃及，毛里求斯和博兹瓦纳之后。

上述排名可谓资本流入的风向标，分析指出，非洲外资直投流入的强劲复苏与增长，是非洲国家自身改善营商环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现。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各国持续的结构性改革，预计非洲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的领域将更加多元，为非洲经济的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以色列于2025年12月26号宣布，正式承认34年前宣布独立但未获得联合国承认的“索马里兰共和国”为主权国家。此举使以色列成为全球首个承认索马里兰的国家，随即引发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强烈谴责，并招致多个区域国家及非盟的反对，令非洲之角本就复杂的局势再添变数。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与索马里兰两国首脑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承诺，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包括互设大使馆、交换大使，并计划在农业、健康、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展开合作。这一举动被以色列描述为“符合亚伯拉罕协议精神”，索马里兰方面则称之为“历史性时刻”。

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是指一系列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关系正常化协议的总称，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先祖“亚伯拉罕”命名，象征三大一神教的共同遗产与和平愿景。在这一协议框架下，以色列于2020年8月宣布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关系正常化；9月宣布与巴林关系正常化；10月与北非摩洛哥关系正常化；苏丹也于同年加入该协议，但因内战爆发，协议并未生效。2025年11月，哈萨克斯坦正式加入该协议。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印尼等国也表达了加入的兴趣，但前提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索马里兰的加入使该协议首次推进到南部非洲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索马里兰（Republic of Somaliland）位于非洲之角东北部，北临亚丁湾，东、南与索马里接壤，西邻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海岸线长约850公里，领土面积约17万6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半台湾那么大。之所以拿台湾做比较，是因为它们的主权争议史有几分相似。索马里兰与索马里虽同宗同源，但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古埃及时代，索马里被称为“邦特之地”（Land of Punt），是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阿拉伯人进入后，出现多个苏丹国，十九世纪末，各苏丹国分裂，北部地区即索马里兰地区变成英国的保护地，而南方的索马里则变成意大利的殖民地。1960年6月26日，英属索马里兰独立为“索马里兰国”（State of Somaliland），仅独立5天后，又于7月1日与意属索马里合并，成立索马里共和国。然而，南北方短暂的合并很快因南方的独裁压迫而破裂。1969年巴雷政变上台后，虽初期以“科学社会主义”压制部族主义，但1977年欧加登战争败于埃塞俄比亚后，巴雷统治渐趋专制。为巩固权力，巴雷转而操弄部族政治，“利用氏族网络分化社会”，政府“通过攻击特定部族实施分而治之”，彻底激化社会矛盾。

1988年，巴雷对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发动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约5万人丧生。这段惨痛记忆成为索马里兰人决意脱离莫加迪沙的根本动力。正如历史学家吉拉·普鲁尼尔（Gérard Prunier）所说：“这不是简单的离婚，而是妻子发现丈夫每天都在咖啡里下毒后的逃离。”

1991年巴雷政权垮台，索马里陷入全面崩溃。北部原英属索马里兰宣布独立。与此同时，首都摩加迪沙陷入军阀混战，1992年联合国授权的美军“恢复希望行动”未能扭转乱局，国家机构彻底瓦解。1998年，邦特兰亦宣布自治。在中央权威真空状态下，伊斯兰法院联盟于2000年代初崛起，一度恢复社会秩序。然而2006年埃塞俄比亚入侵后，其武装分支演变为青年党，逐渐与控制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的部族势力形成“三分格局”。尽管非盟特派团与美军持续打击，青年党仍控制大量农村地区，并频繁发动恐怖袭击。2012年国际社会支持的联邦政府成立后，于2016年推行联邦制，但有名无实。

就在南索马里长期深陷内战、极端组织恐怖威胁及腐败困局时，索马里兰却走出了一条迥异的道路。这里建立了一套结合西方民主与传统宗族制的独特体系-双轨议会制；即由民选产生的众议院与由宗族长老组成的“上议院”（Guurti）共同治理体系，成功将部族矛盾转化为制度内的协商。索马里兰自独立后的三十四年间已举行多次总统大选，权力移交平稳，被视为非洲之角罕见的民主灯塔。因为不被承认，索马里兰无法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援助。这反而迫使政府依靠自身税收和海外侨民汇款发展经济，意外建立了一套高效率、低腐败的治理模式。

尽管2020年索马里与索马里兰领导人在吉布提进行了历史性会面，但双方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依旧，无法调和。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国际社会继续无视索马里兰已经形成的独立行政事实，而一味强求形式上的统一，不仅无法解决索马里危机，反而可能破坏非洲之角仅存的一片稳定绿洲。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选择此时与索马里兰建交？事实上，以色列的决定并非偶然或突然，两国已进行长达一年的密集对话，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与索马里兰保持高层联系。索马里兰扼守红海亚丁湾入口，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隔海相望（最近处仅约200公里）。以色列视此地为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关键支点，两国建交后可能在索马里兰设立军事基地、情报设施，缩短对胡塞武装攻击的反应距离，提升红海航运安全控制力。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报告强调，在红海地区需要盟友应对伊朗代理人的威胁。

第35届非洲国家杯足球赛（AFCON）于12月21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穆莱·阿卜杜拉王子体育场隆重开幕。本届非洲杯共有24支国家队参赛，赛事将在摩洛哥六个城市的九个场馆举行，这是非洲杯历史上场馆数量最多的一次，决赛将于2026年1月18日在拉巴特可容纳69500人的穆莱·阿卜杜拉王子体育场举行。

这场为期近一个月的足球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成为摩洛哥向世界展示其组织能力、现代化形象和非洲领导力的战略性舞台。作为非洲足球最高水平的竞技盛事，本届赛事不仅是摩洛哥展示其“足球强国”实力的舞台，更是该国为2030年与西班牙、葡萄牙联办世界杯进行的一场“预演”，以期确立其非洲顶级赛事枢纽的地位。

摩洛哥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目前正被浓厚的非洲杯氛围所占据。从球迷专属区域到印有“足球王国”标语的巨幅广告牌，赛事的规模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范畴。为了迎接来自全球的足球爱好者，主办方在高铁站、咖啡馆、甚至电车上装饰了赛事主题色，并提供多语种服务。在各主要机场，组委会设立了专属迎宾路线，通过优化客流与交通引导，确保国际旅客从抵港那一刻起便获得沉浸式的赛事体验。

摩洛哥本届办赛目标明确：通过在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进行前期推广，以吸引海外侨民并借机提升摩洛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能见度。赛事开幕前，门票已售出逾80万张，凸显本届非洲杯在全球范围内极高的关注度。

在组织层面，摩洛哥为本届非洲杯创下了多项纪录。摩洛哥首次为参赛球队提供了24座专用训练场，以确保公平的备战条件，并提升后勤效率，为非洲大型赛事树立新标杆。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CONCACAF）主席兼国际足联（FIFA）副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Victor Montagliani）在接受摩洛哥通讯社采访时，对摩洛哥国王穆罕穆德六世启动的摩洛哥足球战略大加赞赏，他说：“摩洛哥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得益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的远见以及摩洛哥皇家足球协会的努力，摩洛哥已跻身全球足球强国之列。”

他特别称赞了穆罕默德六世足球学院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该模式已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

穆罕默德六世足球学院（简称AMF）是摩洛哥一所顶级足球青训机构，由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2008-2009年间发起并亲自揭幕。学院旨在发掘和培养13-18岁摩洛哥年轻足球人才，在提供专业足球训

练的同时，结合完整学校教育，确保球员全面发展。建设投资约1300万欧元，设施世界一流，包括多个训练场、宿舍、教室、医疗中心等。学院通过全国球探网络选拔学员，不漏掉任何一个有天赋的孩子，许多孩子来自低收入家庭，学院为他们提供全额资助。许多摩洛哥国家队明星球员出自这里，例如：尤塞夫·恩-内斯里（Youssef En-Nesyri），纳耶夫·阿格尔德（Nayef Aguerd），阿泽丁·奥纳希（Azzedine Ounahi）等球员在2022年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帮助摩洛哥创造了非洲球队历史最佳（打进半决赛）表现。近年来，学院毕业生还助力摩洛哥U20队在2025年赢得世青赛冠军。学院毕业生100%高中毕业，确保即使无法成为职业球员，也能有更好出路。学院已成为非洲足球青训的标杆，许多学员转会加入欧洲俱乐部，并为摩洛哥申办2030世界杯（与西班牙、葡萄牙联合）提供人才储备。

摩洛哥队目前在非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11），曾闯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强。摩洛哥女足是阿拉伯杯卫冕冠军，还赢得了非洲国家锦标赛冠军，并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保持不败。对于摩洛哥足协主席福齐·莱克贾（Fouzi Lekjaa）而言，本届非洲杯目标只有一个：在时隔近50年后再次捧起冠军奖杯。

作为东道主兼头号夺冠热门，摩洛哥“阿特拉斯雄狮”队承载着本土球迷的巨大期望。球队由巴黎圣日耳曼球星哈基米领衔，在揭幕战A组比赛中，以2:0完胜科摩罗队，取得开门红。塞内加尔“特兰加雄狮”队拥有马内等世界级球星，被视作摩洛哥最大竞争对手。七冠王埃及在利物浦传奇球星萨拉赫带领下，对第八座奖杯虎视眈眈。传统劲旅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也重整旗鼓，力图雪耻。分析指出，摩洛哥倾力举办本届非洲杯，意在通过足球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区域领导力。在成功申办2030年世界杯（与西班牙、葡萄牙合办）后，本次赛事将成为检验摩洛哥大型活动组织能力的试金石。

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重塑之际，摩洛哥正利用美国的财政支持，积极进军多晶硅（Polysilicon）市场。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此举对摩洛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是美欧为降低对中国过度依赖所采取的最新举措。

据摩洛哥综合媒体报道，摩洛哥绿能GreenPower Morocc子公司Sondiale已获得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475万美元，用于该国首座“绿色多晶硅”工厂的前期规划研究。11月，摩洛哥政府与美资背景的摩洛哥绿能控股（GPM Holding）正式签署8.61亿美元投资协议，Sondiale首席执行官阿梅格鲁德（Tayeb Amegroud）透露，摩洛哥政府已为该项目提供1亿美元支持，公司正在争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高达5.5亿美元的额外贷款。

多晶硅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材料。当前全球多晶硅生产的90%集中在中国，欧美市场迫切寻求供应链多元化。计划中的工厂位于摩洛哥坦坦省大西洋沿岸靠近港口的工业区，目标是从2029年底开始，实现年产能3万吨，约占目前全球总产量的1%，主要满足欧美市场对可持续性和低碳生产标准的严格要求。欧洲是多晶硅的重要需求方，2025年预计占全球市场的14%。

该项目将首次开启高纯度硅生产，这种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的材料，将重塑摩洛哥矿业格局，为摩洛哥生产能源转型中的关键战略矿物铺平道路。目前，半导体技术仍主要由美国控制，而中国仍然是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

据来自“阿中产业研究院”的一篇相关报道披露，该项目的运营方还包括阿联酋可再生能源巨头“非洲中东亚洲能源公司“（Amea Power），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近年来已在非洲投建光伏项目超过2GW，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经验。多晶硅生产耗电量巨大，属于典型的高载能产业，非洲中东亚洲能源公司可通过自建或长期购电协议（PPA）为工厂锁定低成本绿色电力，这是项目最大竞争优势之一。

摩洛哥政府将该项目视为“供应链主权”关键一环。过去十年，摩洛哥光伏装机从几乎为零跃升至2024年底的约4.5GW，2025-2030年还将新增至少10GW。但硅料、硅片、电池片等上游环节几乎100%依赖进口。工厂投产后，将大幅降低对亚洲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并为后续吸引硅片、电池、组件项目落地创造条件。

目前中国以外的多晶硅生产项目，除计划中的摩洛哥3万吨级项目外，还有中东阿曼的索哈尔（Sohar）多晶硅项目（USP），该项目由阿曼主权基金“未来基金”（FFO）领投，国际金融公司（IFC）等提供融资支持。创始团队多为中国光伏龙头高管，核心设备由中国双良节能提供，技术路线与新疆、内蒙古主流工厂一致。正因如此，该项目被视为“中国技术+阿曼资源+全球市场”的典型案例。一旦2026年全面达产，阿曼将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多晶硅生产国（仅次于中国），占据全球约4.4%的份额。

阿中研究院报道对硅料版图加速西移作出如下分析：1.欧美强制“去中国化”带来历史性机会；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与欧盟《净零工业法案》（NZIA）均明确提出到2030年本土及友好国家光伏供应链占比要大幅提升。美国301条款及欧盟反强制劳动产品法规（UFMD）已使中国新疆硅料、硅片在欧美市场几乎绝迹，全球买家急需非中国产地的高纯硅料。摩洛哥与美国签有自贸协定（FTA），对欧盟亦有关税优惠，产品可无缝进入欧美主流市场。2.得天独厚的能源与区位优势；中东北非地区太阳能资源全球顶尖，光伏度电成本已低至每千瓦时1.2-1.8美分/kWh，而多晶硅生产最核心的成本正是电力。同时，摩洛哥、阿曼均临近大西洋与地中海，海上运输至鹿特丹或纽约港口的物流成本远低于从中国新疆发货。3.资本与政策双轮驱动；海湾主权基金、阿曼未来基金、摩洛哥投资部等均将光伏上游视为战略级赛道，愿意承担高投资与长回报周期。摩洛哥直接给出土地、税收、电力接入一揽子优惠；阿曼苏哈尔自贸区更是“零税收+全额外资”政策，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

2024年全球多晶硅产能约180万吨，中国占比超过95%。即使阿曼10万吨、摩洛哥3万吨全部达产，合计也仅占全球约7%。短期内，中国在技术、规模、人力资源上的绝对优势难以撼动。然而，地缘政治正重塑一切。欧美市场对“非中国硅料”愿意支付每公斤10-15美元/kg的溢价，这足以覆盖中东北非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2025-2030年，若沙特、卡塔尔、埃及等国后续宣布的项目陆续落地，北非中东地区硅料产能有望突破30万吨，占全球比重15%以上，真正形成“中国+中东北非”的双极格局。

本月6号，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一项旨在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协议。这场由美国主导，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历史性奇迹”的签字仪式在刚刚更名为特朗普和平研究所的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特兰谱在签字仪式上公开承诺，协议的签署将为美国“最优秀、最大的企业”进入该地区铺平道路，用于开采稀土等“某些资产”，并宣称此举将为各方带来“利益”。

分析指出，特朗普将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延续三十年、造成数百万人伤亡的冲突，视为一个有待挖掘的巨大商机，认为经济一体化框架是解决冲突、将战区转变为新兴市场的关键。这份包裹在和平协议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协议，既非典型的政治和解，亦非军事停火安排，而更像一份“投资邀约”：以和平为名，撬动刚果（金）东部沉睡数十年的关键矿产资源——稀土、钴、铜——特朗普直言：“他们打了太久仗，现在该好好和美国做生意了。”

刚果（金）作为非洲主要的矿业中心，在全球关键矿产资源争夺战中日益受到关注。在中国利益仍在该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国正积极部署，通过一系列将安全与关键矿产资源开采挂钩的协议，规范矿产资源获取权，减少非正式渠道，确保美国自身在钴和铜等战略资源上的供应链安全。

经济与金融通讯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这一动态可能会永久性地重塑大湖区地缘政治格局，但成功与否取决于刚果金东部的稳定，因为即使在华盛顿和平协议签署之际，那里的武装冲突仍在进行。

让我们回到协议的具体内容。据经济与金融通讯社报道，美国、刚果（金））和卢旺达在华盛顿签署的这项合作框架，重新定义了大湖区战略矿产资源的治理和安全机制。该协议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REIF/CIER）以及华盛顿、金沙萨和基加利之间达成的两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机制，将资源获取、体制改革和美国对大湖区的安全承诺联系在一起。

该框架旨在规范采矿经济，并减少数十年来主导刚果（金）东部采矿业的非正式渠道。从现在起，所有进入矿区的通道都必须直接与金沙萨方面进行谈判，以切断武装团体的资金来源。所谓武装团体指的是活跃在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叛军M23运动，刚果金一直以来指责叛军获得邻国卢旺达的支持。刚果（金）当局认为，协议框架有助于加强国家权威，并稳定钴、铜、钨以及其他对美国工业供应链至关重要的矿产出口。

对美国而言，其意图显而易见，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的：“我们的目标远不止于追求和平：我们希望与刚果（金）和卢旺达携手，在长期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构建持久繁荣。”

新协议超越了传统的投资条约，纳入了治理和防务合作的内容。华盛顿在支持刚果（金）和卢旺达的安全改革方面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而美国企业则受益于更加透明和安全的矿业和物流投资监管环境。

私营部门已开始行动：近期，卢旺达尼亚卡宾戈矿区向美国精炼厂运送钨精矿，正是美国拓展价值链的体现。由比尔盖兹，贝索斯，马云参股的美国科博矿业勘探公

司（KoBold Metals）和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等公司的介入也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协议更涵盖对洛比托走廊的开发，该走廊有望成为大湖区战略矿产通往大西洋的重要出口通道。日本已通过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研究所（JOGMEC）参与洛比托走廊项目。

据报道，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杰卡明矿业Gécamines已与瑞士摩科瑞能源集团（Mercuria Energy Trading）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专注于铜、钴等关键矿产的商业化运营。此项合作于12月5日得到确认，并获得了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的强力支持。根据披露的细节，杰卡明矿业和摩科瑞能源计划向美国终端用户授予产品销售的“优先购买权”（Right of First Refusal）。这一商业赋权将确保美国获得稳定的矿产资源提供。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在声明中指出，该伙伴关系将有助于提振铜、钴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商业化，从而“确保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更重要的是，此举旨在提高透明度、竞争力和本地价值，同时促进美国及其盟国获取来自“负责任来源”的关键矿产。

对于杰卡明矿业而言，新平台不仅使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还将确保其获得透明和具竞争力的国际定价，从而最大化本地收益。该项目的落实，被视为美国加强在刚果（金）矿业领域攻势的重要一步。刚果（金）是全球第一大钴供应国和第二大铜生产国。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对这一合资企业的深度参与，是华盛顿和金沙萨为加强大湖区安全而签署的一系列和平协议的配套措施之一。作为该系列协议的后续，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商业协议，授予美国企业对刚果（金）关键矿产资源的首次竞

标权，以及对构成“战略矿产储备（RAS）”的勘探区域的首次竞标权。这些新倡议若能顺利实施，将改变目前由中国主导的刚果（金）矿业格局。面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刚果（金）近几个月来一直在积极推动矿业伙伴的多元化战略。

第七届非盟（AU）与欧盟（EU）峰会于11月24日至25日在安哥拉首都卢安达举行，峰会主题是“通过有效的多边主义促进和平与繁荣”。峰会在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战略资源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召开，标志着欧盟-非盟伙伴关系迎来新的转折点。非盟和欧盟共代表82个国家，人口近20亿，欧盟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非洲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销往欧洲。

据经济与金融通讯社报道，会议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安哥拉举行，凸显了当前全球对关键矿物、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议题的高度关注。

非洲-欧洲基金会（Africa-Europe Foundation, AEF）在日前发布的《2025年非洲-欧洲状况报告》中指出，现在正是非欧两大洲伙伴关系升级的关键时刻，必须从二战后的旧有模式，转向“战略共同投资”的新关系。

非洲-欧洲基金会（AEF）执行董事保罗·沃尔顿（Paul Walton）强调，延续战后模式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时候对两大洲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变革了，尤其是在一些主要的传统参与者退出多边主义，留下亟待填补的战略空白之际。尽管近年来两大洲在能源、卫生、互联互通和就业等领域做出了诸多声明和承诺，但实际落实情况远未达到既定目标。在沃尔顿看来，问题不仅在于资金，还在于结构和制度层面。从1945年沿袭下来的架构——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国际金融体系——都已不再适应21世纪的现实。

《2025年非洲-欧洲状况报告》的核心呼吁，是彻底打破不对等的捐助方-受援方依赖关系，转向基于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和联合制定公共政策与基础设施项目的新模式。这种方法的转变首先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不应再是政治承诺后附带条件的资金支付，而必须是战略利益的高度协同：共同构建投资平台，共同设计基础设施项目，并联合决定地理、行业和技术的优先次序。

在这一趋势中，某些领域正逐渐成为推动融合的天然加速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蓝色经济。蓝色经济在上届峰会上并未被提及，但如今已被视为重要的杠杆。它体现了气候挑战与经济发展的对接，尤其对非洲沿海国家而言更是如此。经过多年围绕生态转型的紧张磨合，蓝色经济为增长、就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折衷方案。

在卢安达峰会讨论中，关键过渡矿物供应链无疑是最敏感的议题之一。面对全球对锂、钴、镍、铜和稀土需求的爆炸性增长，拥有大量此类资源的非洲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沃尔顿指出，欧洲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确保其供应，而是如何确保供应的方式。危险在于重蹈过去几十年中其他地缘政治伙伴在非洲推行的纯粹提取模式。

该报告坚决主张，欧洲的任何战略都必须根植于非盟的泛非愿景，以确保在非洲本土创造价值、发展工业能力、提升技术技能，并为当地社区带来直接收益。近年来签署的相关谅解备忘录是第一步，但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落实。没有非洲的工业化，能源转型就无法成功。伙伴关系的信誉取决于这一等式。

在融资领域，报告的诊断直言不讳：尽管潜力巨大，但非洲仍被大多数欧洲投资者视为高风险地区。这反映在非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被迫承担的高利率，这些利率通常高于经济基本面相近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非洲各国政府转向中国或海湾国家，认为这些国家融资速度更快、限制更少。面对这种竞争，欧洲必须证明其独特的附加价值。

为佐证这一结论，非欧基金会考察了塞拉利昂约150个能源项目，并与北欧养老基金，特别是丹麦的养老基金进行了对话。结论是：投资潜力是实实在在的，但项目常常会遇到沃尔顿所说的“最后一公里”——即融资结构和经济可行性的关键阶段。因此，解决方案并非单纯增加资金量，而是引进更智慧、更结构化、伴有金融工程支持和有效监督工具的资金。

在监管方面，卢安达峰会需要解决使用哪些工具、指标和数字平台来衡量、比较并加速项目实地落实。换句话说，制定从政治承诺到治理机制、问责工具的明确路径，将决定欧洲非洲伙伴关系是否真正进入新阶段。

本届非盟-欧盟峰会召开正值两大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入第25个年头，尽管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未见重大或“强有力”的突破性宣布，但双方就深化合作达成了多项重要承诺，务实推进了双方共同利益的议程。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于上周末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这不仅是G20自1999年成立以来首次在非洲大陆召开，更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缺席抵制，使其成为一场充满地缘政治张力的会议。

这场代表全球85%经济产出的峰会，在开幕之际便笼罩在多边主义危机阴影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于今年一月启动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随后实施了全方位的关税政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政府不仅面临特朗普对其国内阿非利卡人（Afrikaner）“种族灭绝”的尖锐指责，其国家经济也承受着巨大压力——高达30%的关税使其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对美出口关税最高的国家。

尽管特朗普以毫无根据的“种族灭绝”指控拒绝出席峰会，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仍成功推动了以“全球南方”利益为核心的议程。

峰会一开幕，南非便宣布，与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已采纳了领导人联合声明。南非G20主席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峰会宣言的通过向全世界发出了强烈信号，证明多边主义能够取得成果，而且正在取得成果。”此举被视为对美国单边立场的一次强力回应。在会议的礼仪交接环节，南非展现了进一步的立场：由于特朗普总统缺席，南非拒绝将下一届轮值主席国的权力移交给美国的一位代办，坚持美国必须派出“适当级别”的代表进行交接。

南非此次担任G20主席国的主题为“团结、平等、可持续性”，其优先议程明确倾向于“全球南方”国家的三大紧迫诉求：即第一；缓解债务危机。目前，超过半数的非洲国家正面临或存在过度负债的风险。在2021年至2023年间，非洲大陆居民人均用于支付债务利息的支出高达70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人均教育支出（63美元）和卫生支出（44美元）的总和。债务负担已严重挤压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开支。当一个非洲国家需要贷款融资时，会面临诸多挑战。由于主要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的评级，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支付的利率远高于欧洲国家。非洲国家指责这些评级机构存在偏见且缺乏透明度。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这种不公平的评级每年使非洲大陆额外损失约745亿美元的利息，而这些资金原本可以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报告指出，为非洲国家建立一个能够用负担得起的融资取代高成本债务的再融资机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呼吁。

此次峰会聚焦的南方国家第二项紧迫诉求是应对全球经济不平等： 南非倡导设立一个类似于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国际不平等问题小组”。将贫富差距提升至与气候紧急情况同等的全球危机地位。

根据一份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牵头由来自世界各地500多位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为南非G20峰会撰写的报告指出，财富不平等正威胁着全球的民主和社会凝聚力。自2000年以来，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攫取了全球新增财富的41%，而最贫困的50%人口仅获得1%。 即使是在富裕国家，贫富差距也在加速扩大。

对南非的这项提议，法国、巴西和西班牙等国表示支持，但美国（尽管缺席峰会）和瑞士等国则持反对意见。这些国家担心，这样的委员会可能会导致政府向富人征税或强制重新分配财富。尽管不平等问题的从空谈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已经是一大胜利。

南非强推的第三个南方国家诉求是战略矿产与工业化： 鉴于非洲拥有全球约30%的战略矿物储藏，峰会声明承诺将更好地保护战略矿产供应链，使其免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单边贸易措施的影响。许多国家正努力确保获得这些矿产资源，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限制稀土元素出口的做法凸显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不要“将依赖性工具化”，间接指责了中国在稀土等关键材料上的出口限制。

此前，欧盟已与南非签署了战略矿产伙伴关系，以期在本地创造附加值，而非延续单纯的资源开采模式。相关讨论将在11月24日至25日于安哥拉举行的第七届欧盟-非盟峰会上继续进行。

南非总统在周五与受邀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非洲国家元首举行的工作晚宴上表示，挑战依然存在，他说：“非洲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深化经济合作对于非洲大陆的发展和一体化，以及增强我们的韧性和自主性至关重要。”

南非G20峰会的成功召开，特别是领导人宣言的通过，被视为“全球南方”外交成熟度的体现。然而，非洲大陆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导致2021年成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目前仅实现了15%的内部交易额等严峻挑战，亟需吸引国际投资加以推动。

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扎下根后，俄罗斯目前正加大力度拓展在突尼斯的文化影响力。

随着突尼斯人文科学高等学院（ISSHT）在开学之际宣布开设俄语课程，报名人数激增。据学院副院长阿伊达·哈达德（Aïda Haddad）称已经“收到了数百份申请，邮箱都快被塞满了”。学院已在考虑开设第二个班级。

10月29日，促成此次合作的突尼斯俄罗斯之家的团队出席了首堂俄语课的正式开课。该中心负责莫斯科在突尼斯的文化外交事务，目前已与多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学院副院长强调说，和其他的学术合作项目不同，俄罗斯人“主动接触学生，说服他们上这门语言文化课”。

据副院长的介绍，俄罗斯之家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学生赴俄罗斯大学深造，也是该项目吸引人的另一个因素。奖学金名额在三年内翻了一番，到2026-2027学年将达到8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突尼斯是整个北非地区获得奖学金名额最多的国家。

这一增长也反映出俄罗斯通过文化外交在突尼斯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更广泛措施。俄罗斯之家每年都会组织六十多场活动，包括到高中介绍俄语课程、举办艺术表演和历史纪念活动。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阿德琳·穆罕默迪表示，俄罗斯之家是“非洲最活跃、最受欢迎的机构之一”。

莫斯科的首选目标

尽管近年来突尼斯的政策趋于专制，但穆罕默迪指出，“突尼斯仍然拥有相对活跃的学术氛围”。由于突尼斯拥有活跃的法语社群、留学生众多，各种探讨会的讲座不断吸引研究人员前来，因此突尼斯成为莫斯科的首选目标。在突尼斯，莫斯科还可以依靠活跃的侨民社区开展活动，活动由俄国侨民理事会（KSORS）牵头，该理事会旗下有六个协会，其中最新的一个是在今年五月注册成立的。

俄罗斯之家和侨民理事会（KSORS）都在克里姆林宫的“人道主义合作署：（Rossotrudnichestvo）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在2024年11月更新的章程中，侨民理事会（KSORS）的突尼斯分会承诺“明确支持俄罗斯联邦的政策”。

5月9日的二战结束庆典用圣乔治节的颜色装点，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象征；在国家团结日上，人们穿着印有普京头像的T恤；此外还有 “爱与忠诚”节……2025年举办的活动都符合俄罗斯的官方立场，或是宣扬莫斯科自称守护的“传统价值观”。突尼斯的俄罗斯之家和侨民理事会分会（KSORS）均没有回应法国《世界报》的采访请求。

在2024年突尼斯书展上，俄罗斯之家的展位醒目地展示了克里姆林宫十年前为吞并克里米亚半岛辩护而出版的小册子——《关于克里米亚的25个问题》。在突尼斯，俄罗斯之家的图书馆向公众推出《塞瓦斯托波尔照片集》和《克里米亚：俄罗斯画册》等书籍。

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潜在目标

1920年，约有6000名白俄罗斯人从克里米亚逃离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到当时还是法国军事基地的比塞大港。华盛顿近东研究所的研究员安娜·博尔舍夫斯卡娅回忆道：“当时有大量俄罗斯人定居在突尼斯，并一直留了下来。”

俄罗斯举办的文化活动也基于这段记忆。2024年10月，俄罗斯海军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停靠在比塞大港，纪念白俄的这场大迁徙一百周年。这是俄罗斯军力极为罕见的出现在突尼斯，即使只是礼仪性的。美国女研究员指出：“从战略角度来看，突尼斯能提供的东西远不如叙利亚或利比亚”。

尽管华盛顿和突尼斯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防务协议，但美国研究员“并不排除俄罗斯会在机会出现时建立据点的可能性”。 2024年11月，美国军方将俄罗斯在突尼斯的军事影响力评估为“非常弱”，但同时指出：莫斯科正在加强在突尼斯的“文化和媒体影响力”。

此外，突尼斯毗邻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这也使其成为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潜在目标。研究员博尔舍夫斯卡娅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尤其是突尼斯在2010年至2015年间，曾是一项重大间谍行动的基地。当时，俄罗斯间谍，其中一部分以外交身份作为掩护，成功招募了突尼斯各政府部门的雇员。2024年11月，11名俄罗斯公民因涉嫌参与“恐怖活动”而被捕，后被突尼斯当局释放。

在柏林，俄罗斯之家被当局视为俄罗斯在德国进行干预和间谍活动的中心。在中非共和国，瓦格纳民兵首领、总统的顾问德米特里·西蒂长期以来，一直以班吉的俄罗斯之家分部主任的身份自居。

非洲中部国家喀麦隆目前正处于政治紧张与社会不安的关键时刻。随着宪法委员会驳回所有关于十月十二日总统选举的申诉，九十二岁的比亚总统有望再度连任，进入他的第八个任期。然而，在这表面稳定的局势之下，喀麦隆的政治版图正在发生深层变化。

喀麦隆宪法委员会10月22日宣布，驳回十份选举申诉，理由包括证据不足或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根据宪法规定，委员会的决定具有终局效力，不得上诉。外界普遍预期，现年九十二岁的保罗·比亚（Paul Biya）将再次当选，这意味着他可能执政至接近一百岁。

然而，在首都雅温得以及北部多座城市，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反对派领袖、前政府部长伊萨·奇罗马·巴卡里（Issa Tchiroma Bakary）宣称自己才是合法胜选者，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根据他掌握的约八成选票结果，他获得了超过百分之五十四的支持。奇罗马警告说，如果宪法委员会公布“被篡改的结果”，他和支持者将不予承认。

在北部城市加鲁阿和马鲁阿，安全部队与示威者爆发冲突。网络视频显示，民众举着标语、骑着摩托车上街，高喊奇罗马的名字。一天前，一名教师在抗议中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出于安全考虑，当地大学暂停授课。

喀麦隆政府在全国多地禁止公共集会和摩托车运营，内政部长宣布已有二十名抗议者被捕并移交军事法庭。官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等待十月二十七日的最终结果。

比亚的支持者批评反对派的自我宣布为“一场闹剧”，称他们企图破坏国家稳定。反对派则指责执政党垄断国家机器，限制政治竞争。多年来，喀麦隆的选举一直被外界质疑缺乏透明度，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总统掌控军队、司法与经济资源。

在国际层面，这场选举的影响超越国内政治。喀麦隆的地缘位置与资源储备，使其成为中非地区外交与经济格局中的关键国家。经济上，中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根据《非洲商业内幕》报道，中国已超越法国，成为喀麦隆第二大出口市场，主要进口石油与天然气，成为其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柱。

长期以来，法国在喀麦隆拥有深厚影响，但随着中资项目和贷款的增加，其传统地位正在削弱。分析人士认为，比亚政府推行的“向东看”政策，使喀麦隆对中国依赖加深，也重新塑造了该国的对外平衡。

对中国而言，喀麦隆不仅是资源供应国，更是进入中非市场的门户。港口、公路与电力项目的合作巩固了中国的存在，也为喀麦隆提供了财政与外交支撑，部分弥补了西方援助的减少。

因此，这场选举不仅决定喀麦隆未来七年的政治走向，也将检验其如何在中法影响之间取得平衡。

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危机在上周末急剧恶化，首都塔那那利佛陷入全面动荡。据本台消息证实，总统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已于10月12日晚间乘坐一架法国军用飞机秘密离开马达加斯加。与此同时，军方一个有影响力的部门宣布已接管国家武装力量。

10月14日，马达加斯加国民议会启动对该国总统弃权的弹劾程序，并以压倒性多数（163名议员中有130人）投票弹劾了总统拉乔利纳。而就在议会投票前，不知所踪的总统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来自本台稍早时的消息，拉乔利纳总统的离境，经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总统对总统”协议授权。法国官方坚称，这一授权是为了实现“和平过渡”，但强调法国“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军事干预”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危机。法国驻南印度洋的军事力量，包括驻扎在留尼汪岛La Réunion）的部队，已接到命令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消息人士透露，拉乔利纳总统于10月12日先乘坐直升机抵达马国东海岸的圣玛丽岛（Sainte-Marie），随后登上法国军机前往法属留尼汪。他目前已离开留尼汪，最终目的地尚不确定，但极可能前往迪拜。就在总统离境前夜，总统府官员仍通过视频向外交官坚称拉乔利纳仍在首都的地下掩体中。

在拉乔利纳离开之际，马达加斯加军方的分裂已达临界点。周日，一个军事团体发布视频，宣布军方的命令将从“人事技术服务行政团发出（CAPSAT），该部门在马国武装力量中具有历史影响力。总统府随后发表声明，谴责此举是“试图夺权”，呼吁国际社会和国民“捍卫共和国的宪法合法性”。

此前在周日宣布哗变并自封为国家宪兵新司令的马梅利松（Nonos Mbina Mamelison）将军，已获得国防部长、国家宪兵部长以及新任参谋长的认可和任命，完成了职权交接。据法新社最新消息，支持反政府示威的哗变精锐军事部队，在议会通过罢免总统后不久，在首都塔那那利佛市中心的总统府前宣布“接管政权”。

这场政治动荡的根源，是自9月下旬以来由“马达加斯加Z世代运动”发起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最初针对长期存在的水电短缺问题，但随后迅速升级为要求总统辞职、解散议会和成立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政治运动。

法国《观点》杂志非洲版发表长文，将马达加斯加“Z世代”主导的这场社会运动视为一场更为深刻的文

化革命，因为运动爆发的根源不仅限于当下青年一代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文章指出，马达加斯加近日爆发的政治危机，表面上源于社会不满与军事哗变，但其核心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和社会代际冲突，这是由青年一代发起的“Z世代革命”。要理解这场动荡的本质，必须深刻理解该国的宗族世系文化，理解“Z世代”在马语中的特殊身份。

马达加斯加的社会结构深受其独特的历史影响，该岛居民马尔加什人是东南亚（主要来自婆罗洲）和东非班图人的混合后裔。这种混合不仅体现在遗传上，还塑造了宗法和世系系统。马达加斯加没有统一的“宗法世系”模式，而是基于18个主要氏族或部落，他们通过祖先崇拜、共同起源神话和地域来定义身份。马达加斯加的社会结构并非简单采纳西方的代际划分，而是基于严格的“宗族世系”理念。社会由“祖先”（razana）、“长辈”（ray-aman-dreny）和“子辈”（zanaka）构成。其中，“子辈”又细分为“长兄”（zoky）和“末弟/末代”（zandry），主导此次社会运动的Z世代在宗法世系中排位末代。因此马国的Z世代并不仅限于互联网一代，更专指马达加斯加宗法系统中的末代人。

马达加斯加有首谚语：“有长兄者，言语无虞；有末弟者，负重无忧。”这清晰地界定了“末代人”的职责：他们必须承担重担，但不被允许在“兄长”面前擅自发言，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话语权”。如果他们越界发言，便会招致一种被称为诅咒（tsiny）的灾祸降临——这种诅咒会给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危害。为避免诅咒降临，末代人在发言前必须念诵咒语，请求长辈的许可。然而，在当前的街头抗议中，“Z世代”的示威者们以公开、强硬的方式发出了革命性的呼声：“Omeo falalahana izahay hiteny”（请把话语权让给我们）。这标志着他们不再是卑微地祈求免除诅咒，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要求获得发言的权利。

文章分析认为，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危机来自长辈们，即政治领导人、军官和精英阶层的回应；他们不仅拒绝交出话语权，更以暴力镇压来回应末代人的诉求。这种“长辈”对“末代”话语权的打压和暴力相向，才是真正导致诅咒降临的原因——它引发了代际间的“互相指责”，使社会面临撕裂。

分析指出，长辈们滥用话语权而变得专横，而“Z世代”所背负的社会重担已变得难以承受。这场危机并非仅仅关乎政治权力，更是一场迫使整个社会进行深刻反思的“回归本源”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