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4日在致非洲各国元首的贺电中宣布：“自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将对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53个非洲国家全面实行零关税待遇。”

这些国家元首当时正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非盟第39届峰会。习近平在贺电中强调：零关税将有助于“为非洲发展创造新机遇”，他表示中国“愿深化双边合作互利共赢”。

在当前美国政府对包括非洲在内的所有国家普遍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北京此举无疑在国际舞台上打出了一张极具战略意义的“对冲牌”，是一次通过“单向开放”来加固全球南方阵营、反击地缘围堵的长期布局。

2025年以来，随着华盛顿重拾“关税大棒”，非洲大陆正面临自《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实施以来最严重的外贸焦虑。北京选择在此时抛出全覆盖的零关税政策，其时机拿捏极具针对性。此前，中国已对33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此次政策的突破在于覆盖了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埃及和摩洛哥等非洲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些国家此前面临高达25%的对华关税壁垒，如今获得平等的准入权，标志着中国在对非合作上正从所谓的“定向扶贫”转向“全面挂钩”。

在美国对全球加筑贸易壁垒的时刻，中国反其道而行之，被解读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上与美国争夺非洲市场的战略举措。北京希望通过消除壁垒，巩固其作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全面零关税的另一个隐形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的“护城河”。随着美国近期通过奥瑞恩关键矿产联盟“Orion CMC”投资平台和战略矿产储备计划金库计划“Vault”，加大对非关键矿产的投资，中美在非洲的资源争夺已从“基建换矿产”升级为“金融与市场准入”的综合对决。中国通过对非贸易零关税政策，不仅确保了锂、钴、镍等关键金属更低廉地流入中国庞大的冶炼产能，还通过提升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间接抵消了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下游出口产品的冲击，并同时确保关键战略资源如矿产、石油天然气及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免除原材料进口关税也有助于提升使用非洲资源的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应对美、欧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围堵。正如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中国利用其“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反向整合非洲原材料供应体系的尝试。

除这项举措的地缘战略意义外，北京还希望借此减少对非巨额贸易顺差——近年来，这一顺差一直备受诟病。

非洲经济与金融通讯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2025年中非贸易额达到3480亿美元，同比增长17.7%。然而，增长主要由中方出口驱动：中国对非出口增长25.8%至2250亿美元，而自非进口仅增长5.4%至1230亿美元。这导致中国在2025年对非贸易顺差扩大至约1020亿美元，较前一年激增64.5%。

分析指出，中非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商品结构。非洲对华出口主要集中在原油、矿产及农产品等低附加值原材料；而中国对非出口则以纺织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太阳能板等制成品为主。2025年，中国已成为28个非洲国家的最大出口来源国。

此外，中非贸易集中度极高。2025年，非洲对华出口的90% 仅来自20个国家，其中南非、刚果（金）和安哥拉位居前列。例如，刚果（金）对华贸易顺差近160亿美元，主要得益于矿产出口；而尼日利亚则面临249亿美元的巨额对华贸易逆差。

对于零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业界人士持谨慎乐观态度。非洲进出口银行（Afreximbank）在2025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若非洲国家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关税减免的红利将有限。报告指出，非洲大陆只有通过实施改革来解决某些结构性和运营性障碍，才能充分受益于此次关税减免。这些改革包括：在潜力巨大的行业如农产品加工、轻工业、矿产品加工等行业发展区域价值链；加强基础设施和物流走廊建设（港口附近的工业园区、综合铁路连接、内陆港、冷库网络）；使出口产品与中国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偏好相适应；巩固贸易融资机制，例如出口信用保险和人民币计价的贸易贷款。总之，2026年的关键挑战在于，非洲能否通过非盟架构下的区域合作，将中国的零关税政策转化为吸引中资制造业转移、作为实现本地加工增值的阶梯。

美国政府本月4日在华盛顿主办了一场关键矿产峰会，邀请逾5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代表参加，会议宣布推出名为“资源地缘战略合作论坛”（FORGE）的全新协调机制，并提出建立关键矿产优惠贸易集团及价格下限安排，以强化供应链韧性，应对市场不稳定因素。

美国国务院表示，此次会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针对关键矿产领域最具规模的多边行动，旨在通过盟友合作，构建“多元化、有韧性、安全”的全球供应链。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全球关键矿产市场正面临“价格胁迫”与“市场失灵”挑战。他不点名批评中国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已对科技与制造业供应链造成显著干扰。目前，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开采约占六成、加工处理逾九成的主导地位，令许多国家供应链高度依赖单一来源。万斯表示，美国将推动建立可强制执行的价格底限机制（price floor），防止低价倾销破坏盟友产业投资，并通过关税等工具保护成员国市场。他多次强调，此举“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维护公平竞争与长期投资环境。

2026年开年，全球关键矿产争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近期动作频频，试图通过组建资本联盟、建立战略储备等多重手段，加速在非洲等资源富集区的布局，以削弱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与私募股权基金奥瑞恩资源合伙人（Orion Resource Partners）联手阿布扎比主权基金ADQ合作，已于2025年10月宣布成立奥瑞恩关键矿产联盟（Orion CMC），初始资本规模达18亿美

元，并计划最终募资50亿美元，旨在为美国及其盟友构建一个“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关键矿产投资平台”。重点投资现有生产资产或短期内可投产的项目，排除早期勘探阶段，以确保对美国需求的“快速响应”。据奥瑞恩关键矿产联盟官方发布，该联盟由奥瑞恩资源合伙人主导运营，参与三方各出资6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投资范围覆盖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澳大利亚现已认定的关键矿产，包括锂、稀土、钴、镍、石墨、铜等战略金属。联盟特别强调将在新兴市场尤其是非洲地区布局，加速矿产从开采到加工的多元化供应链建设。分析指出，此举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关键矿产战略”的重要落地步骤之一。非洲约占全球关键矿产储量的30%，且已成为奥瑞恩资源合伙人及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近年来在矿产领域投资的重点区域；2024年10月，奥瑞恩资源合伙人向非洲最大石墨矿——莫桑比克巴拉马矿的运营商提供了1.5亿美元贷款，还对乌干达的奥罗姆-克罗斯石墨矿、安哥拉的隆贡焦稀土矿等关键项目提供了支持。奥瑞恩关键矿产联盟的成立与此前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框架协议相呼应，显示华盛顿正通过公私合作、私募资本及盟友网络多管齐下，加速“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进程。

关键矿产投资联盟成立不久，一项更为庞大的战略储备计划浮出水面。2月2日，白宫正式推出代号“金库计划”（Project Vault）的关键矿产战略储备项目，总规模达120亿美元。该计划由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提供高达10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辅以约17亿美元的私营部门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当于美国工业约60天消费

量的关键矿产储备，用于缓冲潜在的供应中断风险。储备将采用去中心化、公私合营模式，涉及多家国际贸易巨头参加，尤其是矿业巨头如艾芬豪矿业创始人，美国亿万富翁罗伯特·弗里德兰，其公司在刚果（金）运营着全球顶级的卡莫阿-卡库拉铜矿。同时，在非洲矿产贸易中深度布局的瑞士大宗商品巨头摩科瑞集团（Mercuria ）也将参与，该集团近期与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并承诺优先供应美国市场。

白宫表示，该储备计划主要服务于汽车、科技、国防等关键产业需求，尤其针对电动车电池、永磁体及半导体所需材料。分析认为，“金库计划”与奥瑞恩关键矿产投资联盟的双轮驱动，将进一步拉动美国资本流入非洲矿业。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仍在持续巩固影响力，例如盛拓资源近期收购的坦桑尼亚恩古阿拉稀土项目（Ngualla）。另外，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资金也在积极布局非洲矿产资源。非洲国家近年来日益强调本地加工与价值链升级，许多政府已将资源开发与技术转让、创造就业挂钩。专家提醒，若美国主导的机制仅停留在原料输出阶段，而不能实质推动非洲产业升级，可能引发当地不满与政策阻力。

长期以来，作为非洲最大双边债权国的中国，与非洲的融资关系正在经历一场从资金注入转向资本回流的历史性“逆转”。最新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中国收紧放贷政策以及早期贷款进入还款高峰期，非洲向中国支付的债务本息金额已正式超过其从中国获得的新增贷款。

根据一家致力于消除极端贫困和可预防疾病的非政府组织“一活动”（ONE Campaign）旗下数据平台ONE Data于1月2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近年来，由于债务偿还持续增加和新增贷款大幅减少，中国已从非洲的净融资提供者转变为净受益者。

这份题为《大逆转》的报告指出，中国融资动态的这种转变影响到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然而，非洲受到的影响最大。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对非净流入资金为304亿美元，而2020年至2024年间则降至221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非洲国家偿还了之前签订的债务。

在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中国的角色已从主要捐助国转变为净接收国。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480亿美元贷款，而2020年至2024年间，240亿美元作为还贷金额净流向中国。

路透社援引“一数据”ONE Data平台执行董事大卫·麦克奈尔的话说：“放贷规模缩小，而早期高额贷款的还款期如约而至，是造成（非洲）资金外流现象的根本原因。”

路透社在1月27日发布的深度报道中指出，2024年至2025年间，中国从非洲获得的债务本息偿还额呈现显著

上升趋势。报道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与多边机构对非洲放贷方式的差异，指出中国债务的特殊性在于其“生产性”：中国近70%的贷款流向了交通、能源和通信领域。这种精准的投放，使得债务不再是单纯的负债，而转化为了生产力。以肯尼亚为例，其著名的蒙内铁路（SGR）在建设初期饱受质疑。但根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KNBS）的最新数据，蒙内铁路通车以来，肯尼亚境内的物流成本直接下降了约40%。更重要的是由于铁路带动的沿线工业化，肯尼亚的GDP增长率在基建高峰期后比预期值高出了约2个百分点。从而由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量，再由增量税收覆盖债务，形成闭环。

再以中国援建的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为例，作为尼日利亚最大的水电项目之一，宗格鲁水电站投产后不仅填补了该国巨大的电力缺口，更通过降低工业用电成本，使当地平均电价下降了近30%。官方统计显示，受此利好，尼日利亚境内此前因能源成本过高而倒闭或停产的200多家各类中小型工厂实现了复工复产。工厂开工意味着就业、产出和税收。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工业园区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建立了一套专门的债务偿还准备金。

在2010年至2020年这十年间，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主要依靠其两大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非发展基金等特定双边基金。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快速基建扩张后，中国融资政策发生转向，北京方面开始实施更严格的债务风险管理：面对部分非洲国家出现的债务违约压力，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显著收紧了审批红线。

中国正逐渐摒弃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大型铁路、港口项目，转而青睐规模较小、更具经济效益且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小而美”项目。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早期项目进入还款成熟期，中方正在回收流动性以优化其海外资产组合。

报告还强调，中国的这一重大融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恰逢全球对非融资版图迎来多边机构回归核心地位的时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融资的大幅增长，填补了中方留下的资金缺口。过去十年，多边机构对非净融资增长了124%。在2020-2024年间，多边机构提供了全球对非净融资的56%，金额高达3790亿美元。

与此同时，非开发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土耳其等国对非净融资额从2010-2014年的171亿美元增至2020-2024年的302亿美元，成为新兴对非债权国。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1月8日发布的题为《2025年全球AI应用：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报告显示，南非是非洲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广泛的国家，全国15至64岁人口中有21.19%在2025年下半年使用过相关工具。然而，报告同时揭示，全球南北国家在AI应用上差距显著，以非洲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平均使用率为14.1%，远低于北方国家的24.7%。

根据报告数据显示，非洲生成式AI应用率前十名国家分别为：南非（21.19%）纳米比亚（13.80%）利比亚（13.70%）博茨瓦纳（13.70%）加蓬（13.40%）埃及（13.40%）塞内加尔（12.90%）突尼斯（12.70%）赞比亚（12.30%）阿尔及利亚（12%）

报告指出，早期投资数字基础设施、AI技能和公共部门应用的国家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阿联酋以64%的应用率位居榜首，其次是新加坡（60.90%）、挪威（46.40%）、爱尔兰（44.60%）和法国（44%）。

报告特别指出，中国AI平台DeepSeek在长期被传统供应商忽视的市场取得了显著成功。该平台在埃塞俄比亚、突尼斯、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等四个非洲国家，已占据16%至20%的市场份额。分析认为，DeepSeek的免费服务模式消除了西方AI模型常见的信用卡或付费升级等财务壁垒。同时，以DeepSeek及其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通过战略伙伴关系、推广活动和与电信服务整合，在非洲市场积极推动该平台的应用。这一动态显示，开源创新可能使下一个十亿人工智能用户来自南方国家，而非传统科技中心。报告警示，全球生成式AI的使用率在2025年下半年已从15.1%上升至16.3%，意味着全球近六分之一人口使用过此项技术。然而，南北差距却在扩大。微软在报告中强调，缩小鸿沟需要系统性努力，包括改善数字连接、提升数字素养以及推动本土化AI解决方案的开发。对非洲而言，尽管部分国家应用率表现亮眼，但整体仍面临电力供应、网络覆盖和数字技能培训等基础挑战。如何将年轻的人口红利转化为AI发展优势，将是非洲各国在未来全球数字竞争中面临的关键课题。

另据毕马威（KPMG）发布的《2025年非洲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非洲企业高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投资人工智能（AI）技术。报告显示，高达26%的非洲企业领袖计划在明年将超过20%的年度投资预算投入AI，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全球高管的14%平均水平，标志着非洲大陆在技术战略上出现罕见的重大转向。

报告指出，AI在非洲已不再是新兴技术，而是保持竞争力的“运营必需品”。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信心受挫，非洲企业内部的乐观情绪却达到78%的高点，高管们将AI列为头号战略重点，甚至超越了网络安全和创新。这种积极的投资倾向，源于非洲企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生产力不足、人才短缺、物流成本高昂以及市场分散等。在持续高通胀的背景下，AI被视为巩固利润的工具，能够用于优化供应链、预测物流压力和消费者行为。对于许多非洲企业总裁而言，AI已成为在波动经济环境中维持最低效率的“唯一途径”。有41%的非洲高管将AI的运营整合视为投资首要任务，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然而，非洲的AI雄心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报告提醒，非洲企业所处的生态系统远不如发达国家稳健。有高达96%的受访高管认为“AI数据准备度”（AI data readiness）是主要障碍，几乎是跨区域的普遍共识。

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是主要瓶颈：间歇性的电力供应、不平等的网络连接、高昂的云服务成本，以及图形处理器（GPU）和高性能计算服务器的稀缺，都使得复杂的AI算法训练和部署变得异常困难。此外，由于缺乏结构化的本地数据集，大多数模型不得不依赖欧洲或北美数据，导致模型在处理非洲特定的语言、地理或行为情境时容易产生偏见和错误，并引发对数字主权的担忧。

在组织层面，非洲企业正加速变革。81%的高管认为员工对AI工具的培训直接关系到未来三年的竞争力，88%预计AI将深刻改变招聘需求。值得关注的是，67%的非洲CEO已经启动了面向AI或“增强型”职位的内部员工再培训计划，这一比例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这预示着非洲劳动力市场可能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完成转型。

但在网络安全方面，报告提出了严重警示。尽管数字化和跨境数据流日益增加，但非洲高管对量子计算威胁的意识却明显不足。只有少数高管对量子计算可能破坏现有加密标准表示担忧（东非14%，南部非洲22%，西非35%）。这种意识上的滞后，在AI需要处理大量敏感数据的背景下，可能为未来的网络安全留下巨大隐患。

历经二十载的波折、谈判与等待，被誉为“矿业珠穆朗玛峰”的几内亚西芒杜（Simandou）铁矿项目，终于迈入实质产出阶段。随着首批高品位铁矿石抵达中国港口，全球铁矿石供应版图正迎来数十年来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重构。

据非洲经济与金融通讯社报道，1月17日，载有约20万吨西芒杜铁矿石的散货船在海上航行46天后，顺利抵达中国浙江马迹山港。这不仅是全球最大钢铁企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的一项重大业务进展，更是西芒杜项目正式进入国际钢铁工业的供应链体系。

西芒杜项目位于几内亚东南部，是全球已知储量最大、品位最高且尚未开发的露天铁矿。西芒杜铁矿分四个区块，南北分开开发：北部区块由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WCS）、中国宏桥集团（Weiqiao Aluminium）、中国宝武钢铁集团（China Baowu）组成的联合体赢联盟控股公司主导开发，几内亚政府在联合体中持股15%。南部区块由英国澳大利亚跨国矿业集团力拓集团与中铝铁矿组建的合资公司力拓西芒杜铁矿公司（Simfer）主导开发。力拓持股53%，中铝领导的中国企业联合体（包括宝武等）持股47%，几内亚政府持股15%。两个区块各自独立拥有采矿权并分别开采矿石。该项目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采矿作业，其全面投产后的年产能预计将达1.2亿吨，中期目标约为6000万吨。

项目开发的关键是长达600多公里的“横跨几内亚铁路走廊”，这条连接森林矿区与大西洋海岸港口的物流主干线，是矿石得以运出的命脉，由双方共同成立的跨几内亚铁路公司（CTG）共同承建，几内亚政府占股15%、赢联盟控股公司占股42.5%，力拓西芒杜铁矿公司占股42.5%。

对中国而言，西芒杜项目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商业利益，更在于“资源安全”。目前，中国约80%的铁矿石进口高度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这种高度集中的供应模式一直是北京的心腹之患。通过大规模投资西芒杜，中国旨在实现供应多元化，削弱力拓、淡水河谷等国际巨头的定价权。此外，西芒杜铁矿含铁量超过65%的高品位特性，正契合全球钢铁行业向“低碳炼钢”转型的技术趋势。高品位矿石在冶炼过程中排放更少，是未来绿色钢铁工业的关键原材料。

对于长期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列的几内亚，西芒杜被视为改写国运的“世纪机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该项目到2030年有望拉动几内亚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6%，并使矿业出口价值翻番。几内亚政府为此推出了“西芒杜2040”发展纲要，旨在通过矿产收益反哺基础设施、现代农业和教育产业。几内亚矿业部长布纳·西拉（Bouna Sylla）曾公开表示，高品位矿石将确保几内亚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溢价优势，从而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充裕的现金流。

然而，在宏伟的远景之下暗藏着治理风险。几内亚国家过渡委员会（CNT）近期披露，中国宝武集团入股项目时本应支付的一笔1亿美元“入门费”，目前尚未在政府公开账户中查明去向。这一财务不透明现象引发了外界对几内亚财政监管能力的担忧。

此外，“铝土矿的前车之鉴”也让分析师保持谨慎。尽管几内亚已是全球第一大铝土矿出口国，但过去五年的高速出口并未显著缓解该国的贫困，2019至2024年间，该国贫困率反而上升7个百分点，新增180万赤贫人口。当地民间组织2023年的报告详述了矿业收入收集与管理中存在的腐败风险，包括转让定价操纵、政企勾结等。分析警告，若不对矿业治理进行深度改革，西芒杜可能重蹈覆辙，使国家陷入“资源诅咒”的恶性循环。

国际机构对“西芒杜2040”的雄心持谨慎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模拟显示，若无积极政策，项目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将非常有限，仅能使贫困率微降0.6个百分点，甚至可能加剧不平等。世界银行分析指出，即便到2030年该国财政收入与GDP之比可能升至17.3%，仍低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的趋同目标。

分析指出，西芒杜的真正考验不在于矿石本身，而在于国家能否将资源租金转化为生产力与就业，避免资金涌入加剧社会失衡。在宏大蓝图与国际预警之间，几内亚能否借此构建多元化经济，将取决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彻底革新。

世界銀行1月13日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將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預期上调至2.6%；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3%，2027年进一步调升至4.5%。在全球地缘冲突加剧与美国贸易关税阴云未散的大背景下，拥有近15亿人口的非洲大陆展现出惊人的增长韧性。尽管面临债务沉重与全球贸易碎片化的双重挤压，非洲大陆正凭借区域一体化红利与内需回暖，稳步迈向全球经济增长前沿。

另据《经济学人》智库（EIU）2025年年底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6年将有13个非洲国家预计实现超过6%的经济增长，而通胀率也将随之下降。这份题为《2026年非洲展望：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下的增长与机遇》的报告指出，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几内亚、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尼日尔和东非次区域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卢旺达。只有两个国家位于这两个次区域之外：即北非的利比亚和南部非洲的莫桑比克。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预测，东非和西非将成为2026年非洲增长最快的次区域。与过去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模式不同，2026年的非洲增长正展现出更强的内生动力。主要表现为国内消费回暖： 随着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美元走弱将有效降低非洲国家的进口成本，并缓解此前困扰多国的双位数通胀。消费者信心的回升也正成为东非和西非资源密集型经济体的主要驱动力。即使面临美国高关税特殊待遇的南非，预计2026年也将经历介于1.5%至3%之间相对温和的增长。基数效应将支撑非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2026年下半年实现小幅增长，​​因为关税的影响将开始减弱。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正从纸面协议转化为实际贸易流。随着原产地规则谈判的加速落地，加工食品、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跨境贸易成本显著降低。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PSS）的推广，正逐步打破非洲内部贸易长期存在的货币藩篱。

另外，交通基建与数字互联基建设齐头并进：除跨境交通大基建“洛比托走廊”和“坦赞铁路”修复项目外，2026年非洲在数字基建上的投入进入收获期。跨境光纤网络与数据中心的铺设，正推动电子商务与物流平台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南非等地呈爆发式增长。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国受益于持续的体制改革和投资多元化，预计增长将突破5%。这些国家正通过发展制造业和绿色工业，逐步降低对外部地缘政治波动的敏感度。北非的埃及与摩洛哥更以稳健的步伐推进工农业现代化进程，深化与欧洲及亚洲，尤其是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对接。

更广泛地说，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将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结构性因素驱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的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持续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区域市场扩张以及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西非，这些驱动因素将与油气、可再生能源和采矿领域的重大投资项目相辅相成，从而在中长期内延续增长势头。

不过，报告指出，尽管前景向好，2026年的非洲仍需面对三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一，债务成本将挤压经济增长。截至今年初，非洲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1.8万亿美元。尽管部分国家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开发银行进行技术性债务重组，但高昂的利息支出严重挤占了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投入。约12个非洲国家面临两位数通胀率的困扰，结构性问题、债务负担和外部冲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

其二， 全球贸易碎片化趋势为非洲出口带来不确定性，石油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严重影响出口国收入。地缘政治危机与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抬头，可能放大局部冲突对非洲供应链的冲击，尤其是在关键矿产领域，大国间的博弈使非洲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

其三，气候变化风险加剧了财政困境，数据显示，非洲高达15%的经济潜力因全球气温上升而面临风险。干旱、洪水和极端气候不仅破坏农业生产，还迫使政府将原本用于发展的资金转向救灾和恢复。2025年频发的天灾已对部分地区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2026年，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否跟上，将对非洲农业大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非洲开发银行认为，2026年的增长潜力上探空间取决于政策的落地执行力。世界银行指出，财政整顿和有针对性的补贴对于释放财政空间至关重要。人力资本投资是另一项关键战略。非洲的年轻人口结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才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最后，改善营商环境同样重要，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和监管框架的透明度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随着非洲自贸区的推进，农业加工、旅游、医疗服务和矿产资源价值链等领域正展现出巨大增长潜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5年12月发文指出，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下滑11%的大背景下，东非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逆势创下6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带动整个非洲大陆2024年外资直投（FDI）流入总额实现历史性跨越，较上一年度激增75%，展现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非洲经济的强大韧性及吸引力。

文章指出，2024年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地区外资流入量同比激增154%，外资直投份额全球占比从2%翻倍至4%；国际项目融资流入额增长93%，至790亿美元，占非洲总额八成，资金流向集中于可再生能源、电网扩容和大型基建等领域；此外，绿地投资2024年宣布的项目金额达770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占非洲绿地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显示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作为非洲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位。

所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 是非洲最大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之一，始建于2000年十月。覆盖东非和南部非洲广大区域。截至2026年初，该共同市场拥有21个成员国，覆盖范围广，从北非的埃及、突尼

斯、利比亚，到东非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再到南部非洲的赞比亚、津巴布韦、毛里求斯等，地理跨度大，经济多样性强（资源型、制造业、服务业并存，总人口超过6.4亿，区域GDP超1万亿美元，全球货物进出口贸易额约3830亿美元。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的重要支柱。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2024年非洲大陆外资直投亮点在数字经济投资增长14%，主要吸引来自美、中、亚洲国家的投资，集中在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传统行业如基础设施、能源投资下降，而埃及、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等国仍是吸引外资存量和新项目的主要非洲国家。中国对非投资总额达420亿美元，正向制药、农业、 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多元化扩展。

报告数据显示，埃及作为非洲外资直投增长的“核心引擎”，2024年吸引外资额约465.8亿美元，连续多年稳居非洲首位。其领先地位得益于在大型基础设施、新城开发、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系列重大项目，为全非增长贡献了关键动力。

传统引资大国南非凭借其在金融服务、制造业和矿业领域的深厚基础，继续保持在吸引外资前列。与此同时，

多个国家呈现出快速上升势头：埃塞俄比亚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科特迪瓦作为西非增长极 在能源与物流领域、以及摩洛哥在绿色转型、汽车航空制造业及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绿色氢能）领域，均吸引了大量新增外资。

根据同一份报告，摩洛哥2024年成为北非第二大外国直投目的地，吸引外资16.4亿美元，较2023年猛增55%。报告将摩洛哥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强劲表现归因于政治经济稳定、良好的信用评级及经济结构多元。吸引投资的主要行业包括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电子设备和清洁能源。丹吉尔港、大西洋自贸区及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继续成为国际投资热土。可再生能源方面，绿氢和净氨项目已获得来自中国、法国、阿联酋和英国投资者的支持。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5年营商准备度报告》（第二版），摩洛哥以整体高于全球，非洲及阿拉伯地区平均水平的得分，巩固了在非洲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经济地位。这一进步显示摩洛哥近年来为改善营商环境和刺激投资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正在取得成效。世界银行的评估基于涵盖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1200多项指标。摩洛哥在五个关键领域表现突出，包括监管框架、公共服务

质量和运营效率。报告指出，这些结果源于摩洛哥王国为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以及建立持久国家信誉而持续推进的改革。

在这份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非洲得分高于摩洛哥的是卢旺达，整体表现非洲第一，该国的改革执行力强，政策落地高效，公共服务持续改善，被视为非洲标杆，全球少数“改革不仅制定，还真正落实生效”的经济体之一。但鉴于卢旺达与刚果金延续多年的边境冲突，因此在2025年《非洲稳定性和吸引力指数》排名中居于摩洛哥，南非，埃及，毛里求斯和博兹瓦纳之后。

上述排名可谓资本流入的风向标，分析指出，非洲外资直投流入的强劲复苏与增长，是非洲国家自身改善营商环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现。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各国持续的结构性改革，预计非洲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的领域将更加多元，为非洲经济的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以色列于2025年12月26号宣布，正式承认34年前宣布独立但未获得联合国承认的“索马里兰共和国”为主权国家。此举使以色列成为全球首个承认索马里兰的国家，随即引发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强烈谴责，并招致多个区域国家及非盟的反对，令非洲之角本就复杂的局势再添变数。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与索马里兰两国首脑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承诺，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包括互设大使馆、交换大使，并计划在农业、健康、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展开合作。这一举动被以色列描述为“符合亚伯拉罕协议精神”，索马里兰方面则称之为“历史性时刻”。

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是指一系列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关系正常化协议的总称，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先祖“亚伯拉罕”命名，象征三大一神教的共同遗产与和平愿景。在这一协议框架下，以色列于2020年8月宣布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关系正常化；9月宣布与巴林关系正常化；10月与北非摩洛哥关系正常化；苏丹也于同年加入该协议，但因内战爆发，协议并未生效。2025年11月，哈萨克斯坦正式加入该协议。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印尼等国也表达了加入的兴趣，但前提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索马里兰的加入使该协议首次推进到南部非洲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索马里兰（Republic of Somaliland）位于非洲之角东北部，北临亚丁湾，东、南与索马里接壤，西邻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海岸线长约850公里，领土面积约17万6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半台湾那么大。之所以拿台湾做比较，是因为它们的主权争议史有几分相似。索马里兰与索马里虽同宗同源，但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古埃及时代，索马里被称为“邦特之地”（Land of Punt），是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阿拉伯人进入后，出现多个苏丹国，十九世纪末，各苏丹国分裂，北部地区即索马里兰地区变成英国的保护地，而南方的索马里则变成意大利的殖民地。1960年6月26日，英属索马里兰独立为“索马里兰国”（State of Somaliland），仅独立5天后，又于7月1日与意属索马里合并，成立索马里共和国。然而，南北方短暂的合并很快因南方的独裁压迫而破裂。1969年巴雷政变上台后，虽初期以“科学社会主义”压制部族主义，但1977年欧加登战争败于埃塞俄比亚后，巴雷统治渐趋专制。为巩固权力，巴雷转而操弄部族政治，“利用氏族网络分化社会”，政府“通过攻击特定部族实施分而治之”，彻底激化社会矛盾。

1988年，巴雷对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发动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约5万人丧生。这段惨痛记忆成为索马里兰人决意脱离莫加迪沙的根本动力。正如历史学家吉拉·普鲁尼尔（Gérard Prunier）所说：“这不是简单的离婚，而是妻子发现丈夫每天都在咖啡里下毒后的逃离。”

1991年巴雷政权垮台，索马里陷入全面崩溃。北部原英属索马里兰宣布独立。与此同时，首都摩加迪沙陷入军阀混战，1992年联合国授权的美军“恢复希望行动”未能扭转乱局，国家机构彻底瓦解。1998年，邦特兰亦宣布自治。在中央权威真空状态下，伊斯兰法院联盟于2000年代初崛起，一度恢复社会秩序。然而2006年埃塞俄比亚入侵后，其武装分支演变为青年党，逐渐与控制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的部族势力形成“三分格局”。尽管非盟特派团与美军持续打击，青年党仍控制大量农村地区，并频繁发动恐怖袭击。2012年国际社会支持的联邦政府成立后，于2016年推行联邦制，但有名无实。

就在南索马里长期深陷内战、极端组织恐怖威胁及腐败困局时，索马里兰却走出了一条迥异的道路。这里建立了一套结合西方民主与传统宗族制的独特体系-双轨议会制；即由民选产生的众议院与由宗族长老组成的“上议院”（Guurti）共同治理体系，成功将部族矛盾转化为制度内的协商。索马里兰自独立后的三十四年间已举行多次总统大选，权力移交平稳，被视为非洲之角罕见的民主灯塔。因为不被承认，索马里兰无法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援助。这反而迫使政府依靠自身税收和海外侨民汇款发展经济，意外建立了一套高效率、低腐败的治理模式。

尽管2020年索马里与索马里兰领导人在吉布提进行了历史性会面，但双方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依旧，无法调和。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国际社会继续无视索马里兰已经形成的独立行政事实，而一味强求形式上的统一，不仅无法解决索马里危机，反而可能破坏非洲之角仅存的一片稳定绿洲。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选择此时与索马里兰建交？事实上，以色列的决定并非偶然或突然，两国已进行长达一年的密集对话，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与索马里兰保持高层联系。索马里兰扼守红海亚丁湾入口，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隔海相望（最近处仅约200公里）。以色列视此地为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关键支点，两国建交后可能在索马里兰设立军事基地、情报设施，缩短对胡塞武装攻击的反应距离，提升红海航运安全控制力。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报告强调，在红海地区需要盟友应对伊朗代理人的威胁。

第35届非洲国家杯足球赛（AFCON）于12月21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穆莱·阿卜杜拉王子体育场隆重开幕。本届非洲杯共有24支国家队参赛，赛事将在摩洛哥六个城市的九个场馆举行，这是非洲杯历史上场馆数量最多的一次，决赛将于2026年1月18日在拉巴特可容纳69500人的穆莱·阿卜杜拉王子体育场举行。

这场为期近一个月的足球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成为摩洛哥向世界展示其组织能力、现代化形象和非洲领导力的战略性舞台。作为非洲足球最高水平的竞技盛事，本届赛事不仅是摩洛哥展示其“足球强国”实力的舞台，更是该国为2030年与西班牙、葡萄牙联办世界杯进行的一场“预演”，以期确立其非洲顶级赛事枢纽的地位。

摩洛哥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目前正被浓厚的非洲杯氛围所占据。从球迷专属区域到印有“足球王国”标语的巨幅广告牌，赛事的规模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范畴。为了迎接来自全球的足球爱好者，主办方在高铁站、咖啡馆、甚至电车上装饰了赛事主题色，并提供多语种服务。在各主要机场，组委会设立了专属迎宾路线，通过优化客流与交通引导，确保国际旅客从抵港那一刻起便获得沉浸式的赛事体验。

摩洛哥本届办赛目标明确：通过在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进行前期推广，以吸引海外侨民并借机提升摩洛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能见度。赛事开幕前，门票已售出逾80万张，凸显本届非洲杯在全球范围内极高的关注度。

在组织层面，摩洛哥为本届非洲杯创下了多项纪录。摩洛哥首次为参赛球队提供了24座专用训练场，以确保公平的备战条件，并提升后勤效率，为非洲大型赛事树立新标杆。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CONCACAF）主席兼国际足联（FIFA）副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Victor Montagliani）在接受摩洛哥通讯社采访时，对摩洛哥国王穆罕穆德六世启动的摩洛哥足球战略大加赞赏，他说：“摩洛哥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得益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的远见以及摩洛哥皇家足球协会的努力，摩洛哥已跻身全球足球强国之列。”

他特别称赞了穆罕默德六世足球学院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该模式已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

穆罕默德六世足球学院（简称AMF）是摩洛哥一所顶级足球青训机构，由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2008-2009年间发起并亲自揭幕。学院旨在发掘和培养13-18岁摩洛哥年轻足球人才，在提供专业足球训

练的同时，结合完整学校教育，确保球员全面发展。建设投资约1300万欧元，设施世界一流，包括多个训练场、宿舍、教室、医疗中心等。学院通过全国球探网络选拔学员，不漏掉任何一个有天赋的孩子，许多孩子来自低收入家庭，学院为他们提供全额资助。许多摩洛哥国家队明星球员出自这里，例如：尤塞夫·恩-内斯里（Youssef En-Nesyri），纳耶夫·阿格尔德（Nayef Aguerd），阿泽丁·奥纳希（Azzedine Ounahi）等球员在2022年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帮助摩洛哥创造了非洲球队历史最佳（打进半决赛）表现。近年来，学院毕业生还助力摩洛哥U20队在2025年赢得世青赛冠军。学院毕业生100%高中毕业，确保即使无法成为职业球员，也能有更好出路。学院已成为非洲足球青训的标杆，许多学员转会加入欧洲俱乐部，并为摩洛哥申办2030世界杯（与西班牙、葡萄牙联合）提供人才储备。

摩洛哥队目前在非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11），曾闯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强。摩洛哥女足是阿拉伯杯卫冕冠军，还赢得了非洲国家锦标赛冠军，并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保持不败。对于摩洛哥足协主席福齐·莱克贾（Fouzi Lekjaa）而言，本届非洲杯目标只有一个：在时隔近50年后再次捧起冠军奖杯。

作为东道主兼头号夺冠热门，摩洛哥“阿特拉斯雄狮”队承载着本土球迷的巨大期望。球队由巴黎圣日耳曼球星哈基米领衔，在揭幕战A组比赛中，以2:0完胜科摩罗队，取得开门红。塞内加尔“特兰加雄狮”队拥有马内等世界级球星，被视作摩洛哥最大竞争对手。七冠王埃及在利物浦传奇球星萨拉赫带领下，对第八座奖杯虎视眈眈。传统劲旅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也重整旗鼓，力图雪耻。分析指出，摩洛哥倾力举办本届非洲杯，意在通过足球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区域领导力。在成功申办2030年世界杯（与西班牙、葡萄牙合办）后，本次赛事将成为检验摩洛哥大型活动组织能力的试金石。

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重塑之际，摩洛哥正利用美国的财政支持，积极进军多晶硅（Polysilicon）市场。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此举对摩洛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是美欧为降低对中国过度依赖所采取的最新举措。

据摩洛哥综合媒体报道，摩洛哥绿能GreenPower Morocc子公司Sondiale已获得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475万美元，用于该国首座“绿色多晶硅”工厂的前期规划研究。11月，摩洛哥政府与美资背景的摩洛哥绿能控股（GPM Holding）正式签署8.61亿美元投资协议，Sondiale首席执行官阿梅格鲁德（Tayeb Amegroud）透露，摩洛哥政府已为该项目提供1亿美元支持，公司正在争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高达5.5亿美元的额外贷款。

多晶硅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材料。当前全球多晶硅生产的90%集中在中国，欧美市场迫切寻求供应链多元化。计划中的工厂位于摩洛哥坦坦省大西洋沿岸靠近港口的工业区，目标是从2029年底开始，实现年产能3万吨，约占目前全球总产量的1%，主要满足欧美市场对可持续性和低碳生产标准的严格要求。欧洲是多晶硅的重要需求方，2025年预计占全球市场的14%。

该项目将首次开启高纯度硅生产，这种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的材料，将重塑摩洛哥矿业格局，为摩洛哥生产能源转型中的关键战略矿物铺平道路。目前，半导体技术仍主要由美国控制，而中国仍然是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

据来自“阿中产业研究院”的一篇相关报道披露，该项目的运营方还包括阿联酋可再生能源巨头“非洲中东亚洲能源公司“（Amea Power），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近年来已在非洲投建光伏项目超过2GW，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经验。多晶硅生产耗电量巨大，属于典型的高载能产业，非洲中东亚洲能源公司可通过自建或长期购电协议（PPA）为工厂锁定低成本绿色电力，这是项目最大竞争优势之一。

摩洛哥政府将该项目视为“供应链主权”关键一环。过去十年，摩洛哥光伏装机从几乎为零跃升至2024年底的约4.5GW，2025-2030年还将新增至少10GW。但硅料、硅片、电池片等上游环节几乎100%依赖进口。工厂投产后，将大幅降低对亚洲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并为后续吸引硅片、电池、组件项目落地创造条件。

目前中国以外的多晶硅生产项目，除计划中的摩洛哥3万吨级项目外，还有中东阿曼的索哈尔（Sohar）多晶硅项目（USP），该项目由阿曼主权基金“未来基金”（FFO）领投，国际金融公司（IFC）等提供融资支持。创始团队多为中国光伏龙头高管，核心设备由中国双良节能提供，技术路线与新疆、内蒙古主流工厂一致。正因如此，该项目被视为“中国技术+阿曼资源+全球市场”的典型案例。一旦2026年全面达产，阿曼将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多晶硅生产国（仅次于中国），占据全球约4.4%的份额。

阿中研究院报道对硅料版图加速西移作出如下分析：1.欧美强制“去中国化”带来历史性机会；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与欧盟《净零工业法案》（NZIA）均明确提出到2030年本土及友好国家光伏供应链占比要大幅提升。美国301条款及欧盟反强制劳动产品法规（UFMD）已使中国新疆硅料、硅片在欧美市场几乎绝迹，全球买家急需非中国产地的高纯硅料。摩洛哥与美国签有自贸协定（FTA），对欧盟亦有关税优惠，产品可无缝进入欧美主流市场。2.得天独厚的能源与区位优势；中东北非地区太阳能资源全球顶尖，光伏度电成本已低至每千瓦时1.2-1.8美分/kWh，而多晶硅生产最核心的成本正是电力。同时，摩洛哥、阿曼均临近大西洋与地中海，海上运输至鹿特丹或纽约港口的物流成本远低于从中国新疆发货。3.资本与政策双轮驱动；海湾主权基金、阿曼未来基金、摩洛哥投资部等均将光伏上游视为战略级赛道，愿意承担高投资与长回报周期。摩洛哥直接给出土地、税收、电力接入一揽子优惠；阿曼苏哈尔自贸区更是“零税收+全额外资”政策，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

2024年全球多晶硅产能约180万吨，中国占比超过95%。即使阿曼10万吨、摩洛哥3万吨全部达产，合计也仅占全球约7%。短期内，中国在技术、规模、人力资源上的绝对优势难以撼动。然而，地缘政治正重塑一切。欧美市场对“非中国硅料”愿意支付每公斤10-15美元/kg的溢价，这足以覆盖中东北非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2025-2030年，若沙特、卡塔尔、埃及等国后续宣布的项目陆续落地，北非中东地区硅料产能有望突破30万吨，占全球比重15%以上，真正形成“中国+中东北非”的双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