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SCZone）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成为全球投资者竞相布局的热点。中国在该区域的代表性项目——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TEDA Suez）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成为中资企业在中东北非地区的重要投资平台。随着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日益成为全球投资热点，中美两国在此地的战略竞争也即将拉开帷幕。

美国近期也表达了在同一区域建设工业园区的意向，埃及总统塞西于2025年5月在会见美国商界代表时，特别强调了埃及对美资的开放态度。据《金字塔在线》（Ahram Online）新闻网报道，拟议中的美国工业园区可能侧重于高科技、能源和制造业领域，旨在利用埃及的廉价劳动力和通往欧洲非洲市场的便利通道。这标志着中美在北非地区的经济竞争已延伸至工业园区领域。 专注于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双向投资服务机构阿中研究院近日在一篇相关报道中指出，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首批经贸合作区之一，位于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艾因苏赫纳（Ain Sokhna），占地面积约7.34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园区已吸引超过140家企业入驻，涵盖纺织、化工、机械制造、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总投资额超过20亿美元，创造约5万个就业机会。

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泰达园区通过提供完善的基建、税收优惠和一站式服务，打造了一个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例如，园区内的巨石埃及玻璃纤维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之一，年产值达2.5亿美元，产品出口至欧洲和中东市场。

这篇题为《美国也要在埃及建工业园？中美在埃及工业园区竞争升温》的报道，对比了中美在埃及工业园区竞争的优劣势态，文章指出，美国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设立工业园区的计划仍处于初步阶段，具体的投资规模、产业方向及实施时间表尚未明确。美国在工业园区建设方面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美国较高的制造业成本使其在价格竞争力上难以与中国匹敌。其次，美国企业在中东北非地区的产业布局经验相对不足，缺乏类似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那样的系统性支持框架。此外，尽管埃及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官僚作风和基础设施瓶颈等问题依然存在，可能对美国企业的快速落地构成潜在障碍。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美在埃及工业园区的布局，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竞争，更折射出两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博弈。埃及作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枢纽，凭借苏伊士运河这一全球贸易咽喉，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中国通过泰达园区，不仅深化了与埃及的经济合作，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转移，提升了自身在区域的影响力。

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在埃及的投资已涵盖港口、铁路和新能源项目，形成了全产业链的协同效应。相比之下，美国在中东北非的投资更多集中于能源和金融领域，工业制造的布局相对薄弱。美国若要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建立工业园区，需借助其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聚焦高端制造业或环保技术领域。然而，《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美国企业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投资，而非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这与中国在成本控制和规模化生产上的优势形成鲜明对比。

在工业制造能力上，中国的优势尤为明显。首先，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泰达园区内的企业，如巨石集团和新兴铸管，正是依托中国成熟的制造技术和供应链网络，迅速实现了本地化生产。其次，中国的工业园区模式注重基础设施先行，例如泰达园区投资建设了专用变电站和污水处理厂，确保了企业的稳定运营。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累了丰富的海外园区建设经验，泰达园区不仅服务于中国企业，还吸引了来自韩国、日本等国的投资，形成了多国合作的产业集群。相比之下，美国的工业园区计划尚缺乏类似的多边合作机制，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市场转移，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凸显。文章最后总结道：美国若能发挥其在高科技和创新领域的专长，结合埃及的区位优势，或可在特定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未来，中美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博弈必将为埃及经济注入新活力，同时也将为中东北非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带来新的机遇。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时，当众用错误视频和图片指控南非搞针对白人的种族灭绝，引发国际舆论哗然。

南非安全研究所司法与暴力预防项目负责人加雷斯·纽汉姆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采访时，否认南非存在针对白人的种族灭绝，指美国总统涉嫌操纵和传播虚假信息。纽汉姆指出，数据显示，白人在南非遭遇暴力犯罪或谋杀的风险远低于其他种族群体。所谓“白人种族灭绝”完全不符合事实。南非白人平均财富水平、土地占有量及生活质量显著高于黑人群体。事实上，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外籍人士比任何本地族群更易成为犯罪目标。2023年全南非农场凶杀案为49起，受害者包括黑人农场工人。同年全国谋杀案总数达27621起，约80%受害者是贫困、失业的黑人青年男性。全国50%的谋杀案集中发生在12%的警区，这些高犯罪率区域多为黑人聚居的贫民区。约95%的农场袭击案件动机为抢劫。

南非媒体将此次美国南非首脑白宫会晤视为特朗普为巩固保守派基本盘精心设计的“媒体陷阱”，旨在将美国极右翼长期炒作的“南非白人受迫害”议题重新推向国际视野。要知道，特朗普口中的“南非白人”并非指所有在南非生活的白人，而是指向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并非英语母语的英国殖民者后裔，而是十七十八世纪南非早期殖民者荷兰人的后裔，他们当中有少量逃离法国天主教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教派的宗教难民。这个群体不讲英语，而是讲南非化的荷兰语即阿非利卡语，因此他们又被称为阿非利卡人。这个族群早期被称为布尔人，

即农民的意思，因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控制着南非绝大部分农场和土地。正在南非进行的土地改革和今年一月通过的备受争议的新《土地征收法》主要与阿非利卡人有关，这也是此次白宫闹剧的真实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1899年至1902年，南非发生了一场白人殖民者之间的战争，即第二次英布战争，战争起因是新殖民者英国人在南非发现大量金矿，英国资本迅速控制采矿业并与当地的布尔人即阿非利卡农场主发生土地纠纷。英布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双方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以确保阿非利卡人的社会利益。1910年5月，南非联邦正式成立。它标志着两个白人社群的统一，并几乎立即通过了第一批歧视性法律，其中包括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将全国93%的土地划归白人（当时仅占人口的20%），黑人被限制在7%的“保留地”。1936年推出的《土著信托与土地法》进一步剥夺黑人土地所有权。1949年，种族隔离政权上台，并于1950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以确保种族纯洁性和人口的物理隔离。同年，一项法律根据肤色规定了南非人的居住地理区域。这项法律剥夺了非洲人、混血儿和印度人的土地，以造福白人。从1950年起，如果你是非洲人，并且居住在当局认为的白人聚居区，你就会被迫搬迁。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群体是阿非利卡人。在整个种族隔离政权执政期间，南非通过了三部重要法律：1950年的《地理区域划分法》；1951年的农村歧视性立法法，进一步限制了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维持独立农业生存的能力；1954年《原住民法案》出台，禁止非洲人居住在被视为白人聚居区的市中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一部分，南非成立了十个班图斯坦，作为黑人的指定聚聚区，南非黑人从此失去了国籍。非白人不再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出行需要通行证。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垮台后，南非开启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进程，首先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归还1913年6月19号后被剥夺财产的人们的土地权。该法律还规定对前班图斯坦进行土地保有权改革，并进行土地再分配，允许在公共补贴的支持下征用土地。此时，南非白人农场主仍控制全国87%的耕地。但这项法律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南非土改目标是将30%的农地转移给黑人农民，但目前只完成了不到10%。因此，当新《土地征收法案》今年生效时，南非国内争议的焦点是批评土地转移进展缓慢，执行过程充满腐败，土改基金被挪用等。但专家表示，自1994年开启土改以来，南非从未强制没收任何农场土地。新法虽提供法律框架，但设有多重限制条件，主要针对荒置土地。现行政策仍遵循自愿买卖原则，政府收购价格通常不低于市场价。

南非农业部长托科·迪迪扎坦言：“我们既要纠正历史错误，又要保障粮食安全。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数据显示，白人农场主仍贡献全国70%农产品出口额。

随着2026年地方选举临近，土地改革已成为执政党非国大的关键政治筹码。但经济学家警告，若处理失当可能导致外资撤离，使本已高达32.9%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

5月21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了一场备受关注、极为紧张的高层会谈。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南非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靶心”之一。特朗普政府频繁指责南非政府对白人农场主实施“种族灭绝”，并以此为由推动一系列外交制裁、经济威胁和象征性动作，包括驱逐南非驻美大使、暂停部分贸易优惠、威胁征收高达31%的南非进口商品关税等，令两国原本紧密的经贸与战略合作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特朗普戏剧性向拉马福萨发难

据法新社报道，会谈伊始，双方尚能保持礼貌气氛。但很快，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他惯用的戏剧性手法，要求关闭灯光，现场播放了几段极具争议性的视频。

第一段视频中，南非激进反对党领袖朱利叶斯·马勒马高唱“杀死布尔人”（Kill the Boer）——这是南非反种族隔离历史中的激进口号，但在当下已成为社会争议焦点。第二段视频则展示了数十辆汽车载着“逃离家园的白人农场主家庭”，特朗普现场评论称：“他们正在被杀害。”

特朗普直接向拉马福萨发难问：“这些白人农场主正在逃离南非，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我希望你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知道你本人并不希望这样。”

拉马福萨则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不，不，不，没有人会被夺走土地。”他强调，所谓“白人农场主种族灭绝”纯属虚构，南非政府没有针对白人农场主的系统性暴力或歧视政策

拉马福萨也多次试图发言未果，甚至一度请求能“平静地”讨论这个话题。“纳尔逊·曼德拉教导我们，当出现问题时，人们应该坐在一起谈论它”，他说。

自今年1月重返权力中心以来，特朗普将南非作为他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谴责针对白人少数族裔（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后裔）的种族歧视。

美国总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声称，白人农民在这个前种族隔离国家正遭受"种族灭绝"，这一指控被比勒陀利亚政府断然拒绝。

南非与美国的关系能否重置？

世界首富、特朗普的亲密顾问、同时也是南非出生的马斯克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这位特斯拉、SpaceX和X的老板是积极宣扬针对其祖国白人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法律”指控的倡导者。

上周，美国正式接收了49名被认定为“难民”的南非白人后裔（Afrikaners），这一举措在比勒陀利亚引起强烈反感。

正是这部分白人群体中产生了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领导人，在南非该制度从1948年到1990年代初剥夺了占绝大多数的黑人人口的大部分权利。

这种接纳政策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收紧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承诺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同时几乎暂停了所有寻求庇护者的入境。

特朗普还威胁抵制11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首届非洲大陆G20峰会，并在3月驱逐了南非驻华盛顿大使。

根据官方统计，仅7.3%的南非人是白人，但这个少数族群拥有大部分农业用地。

南非总统府发言人马格韦尼亚（Vincent Magwenya）周二表示，在此次访问中，南非将优先寻求维持与美国的贸易关系，面对关税问题保护其出口。美国是南非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南非总统强调出，这次会晤应该让两国关系“重新开始”。他此行由两位高尔夫冠军埃尔尼·埃尔斯（Ernie Els）和雷蒂夫·古森（Retief Goosen），以及南非首富约翰·鲁珀特（Johann Rupert）陪同，三人均为南非白人后裔。

拉马福萨此行的另一目标是，维护南非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下的贸易优惠地位。该协议为南非出口美国提供关税减免，是南非制造业和农业的重要支柱。特朗普则以“白人农场主问题”为由，要求美国企业在南非投资时豁免“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等平权政策，要求南非政府在土地改革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

此外，拉马福萨还试图吸引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尤其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和星链（Starlink），以缓解南非国内失业和经济压力。但在身份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下，双方短期内难以达成实质性妥协。

非洲国家领导人本周三（5 月 14 日）在西非国家多哥首都洛美举行会议。与会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专家齐聚一堂，讨论非洲大陆各国的公共债务问题。面对过度负债对非洲经济体造成的威胁，与会者在会议最后的宣言中呼吁债权国根据具体情况逐一取消债务，来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架构。

据本台驻洛美记者多贝的报道，非洲领导人呼吁减免债务的出发点是在现实观察的基础中得出的，过去十年间，非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因此已经到了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型”的时候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有25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过度负债的高风险。在洛美宣会议的言中，与会各方强调：目前非洲国家负债的情况已经到来需要紧急干预的地步。为了摆脱债务陷阱，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

结构性改革

首先是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国家机构的改革，这必须由各国自己主导。为此，必须严厉打击非法资金的外流。因为仅这一项每年的损失估计接近900亿美元。其次，就是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

多哥财政部长乔治·埃索埃·巴尔科拉 (Georges Essowè Barcola) 在会议结束时提出了这样的愿望——“非洲人必须“团结一致，用同一个声音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争取构建一个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国际框架。最后，鉴于部分国家确实无力偿还现有的债务，与会领导人共同主张。根据具体国情逐案减免债务。并计划在 2026 年召开的下一次会议上，对解决债务问题的进程进行评估。

多哥反对派就国家债务问题向政府提出挑战

多哥的反对派借本次洛美会议之机，就国债问题向政府提出质疑，要求追究管理不善的责任。

在野党派“不要触碰我的宪法”阵线提出的问题是：“福雷·纳辛贝执政的二十年里，政府到底把借来的钱花到哪里去了？”，阵线的发言人纳撒尼尔·奥林匹奥批评说：“多哥正在走向破产。债务不断攀升，无法控制，却没有换来任何发展的成果：没有建新的公路，没有新的大学，没有新的医院“……统统没有。所以，需要做的是回应多哥人民的关切。”借来的钱到底做了那些事情？遗憾的是，很少听到官员谈论这一问题“。

该阵线估算，多哥目前的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70%。对此，经济学家卡科·努布克波 (Kako Nubukpo) 认为，多哥的债务问题并非特例。这位多哥的前规划部长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前专员指出，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成员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社会需求庞大。而经济生产基础薄弱。因此，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政府的公共开支，他表示：“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系统地看到预算赤字地增加，而预算赤字最终变成了额外的债务。”

这位经济学家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债权国建立更加合理的债务重组机制，以便让非洲国家的收入不要年复一年只用于偿还债务，而无法投入到基础建设中去。

法国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将在5 月 13 日至 24 日举行，届时将向公众展示世界各地的影片。今年的第 78 届影节有六部非洲影片参展，这些影片涉及历史剧、社会剧和惊悚片。 

 《许诺的天堂》——埃利奇·谢希里重返戛纳影节

继处女作《无花果树下》大获成功之后，法国-突尼斯女导演埃利奇·谢希里 (Erige Sehiri) 携带新片《许诺天空》重返戛纳，该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这部全新的剧情片也有幸作为这一竞赛单元的开幕影片。电影带领观众走进玛丽的世界，她是居住在突尼斯的科特迪瓦牧师，她向两位年轻女子敞开了家门：一位是追求美好未来的母亲纳奈，另一位是意志坚定的的大学生朱莉。

 在当收留了一位在海难中幸存的小女孩肯扎 (Kenza) 后，她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重组的家庭在日益令人担忧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前行。 《许诺的天堂》探讨了团结、移民和身份认同等主题，因为近年来在突尼斯，撒哈拉以南地区移民的处境越来越岌岌可危。

讲述开罗移民生活的 《飞不走阿伊莎》

埃及导演莫拉德·穆斯塔法(Morad Mostafa) 执导的《飞不走的阿伊莎》，讲述了 26 岁的索马里籍护理员阿伊莎的故事，她住在开罗的艾因舍姆斯区，这里是撒哈拉以南大量移民的聚居地。该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影片探讨了不同社群及控制街区的帮派之间的暴力紧张关系，以及当局的无动于衷。在执导了三部短片之后，莫拉德·穆斯塔法的首部长片以亲密而深刻的视角展现了埃及移民所面临的挑战，突出了那些经常被忽视和无视的社群的现实。影片讲述了导演童年时期生活过的街区故事，以及在那里生活的移民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

 导演在 2023 年戛纳影评人周放映的短片《我承诺给你天堂》，就已经讲述了埃及的撒哈拉以南移民的艰辛旅程。他还凭借这部短片获得了今年瓦加杜古泛非洲电影、电视节的耶内加奖。继2016 年穆罕默德·迪亚布 (Mohamed Diab) 执导的《碰撞（Eshtebak）》一片后，埃及凭借这部新电影，重返戛纳影节。

 《不屈不挠》托马斯·恩吉约尔回归寻根之作

入选本届影展“电影制片人双周展”单元的《不屈不挠（Indomptables）》是喜剧演员托马斯·恩吉约尔 (Thomas Ngijol) 的新片，这部片可谓是峰回路转。习惯于创作喜剧的恩吉约尔，这次创造尝试犯罪惊悚片的黑暗风格。该片灵感源自莫斯科·列维·布考特 (Mosco Levi Boucault) 的纪录片《阿比让的罪行》，讲述了比隆警长调查喀麦隆雅温得的一名警官被杀事件的故事。随着调查的深入，警长发现面临的道德和伦理困境，将自己推向极限。通过饰演这个复杂的角色，恩吉约尔质疑了在一个腐败和暴力横行的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局限性。 

这部完全在雅温得拍摄的电影似乎已经赢得了导演双周评审团队的青睐，评审团队称：“托马斯·恩吉约尔绝对是不同凡响的，他不仅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整个演员阵容都恰到好处，虽然出乎意料，但我们很高兴能看到这部喀麦隆电影。”

 《我父亲的影子》——尼日利亚电影的历史性创举

由阿基诺拉·小戴维斯 (Akinola Davies Jr.) 执导的《我父亲的影子》（My Father's Shadow无疑是尼日利亚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它是首次入选戛纳电影节官方评选的尼日利亚电影。影片以1993年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为背景。在多年军事统治之后，举行旨在恢复文官政府的总统大选。然而，被认为是当时该国最自由的此次选举，却被时任国家元首的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将军取消了。这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并导致了该国社会的长期不稳定，约有 100 人在示威中丧生。 

在这部故事片中，导演讲述了一对年轻的兄弟在拉各斯这座大都市的动荡环境中度过一天的故事。这部半自传体作品深入探讨了尼日利亚历史上这一动荡时期复杂的家庭和政治动态。

 《矿》——摩洛哥黑工的特写

由兰达·马鲁菲 (Randa Maroufi) 执导的 26 分钟短片《矿（L'mina）将在戛纳最资深的“影评人周”单元中放映。影片以摩洛哥的一个矿业小镇杰拉达（Jerada）为背景，在那里的煤矿开采虽然早在 2001 年就已正式停止，但非正式的开采仍在继续。通过对矿井采矿的在现，《矿》一片让观众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影片采用合作拍摄的方式，让杰​​拉达的居民直接参演，展示自己生活。真实的展现突出了当地社区的韧性和机智。该片是法国摩洛哥视觉艺术家兼导演 兰达·马鲁菲（Randa Maroufi ）的第五部短片。

 《西哈姆之后的生活》一部关于哀悼的纪录片

由法国埃及导演纳米尔·阿卜杜勒·梅西 (Namir Abdel Messeeh) 执导的《西哈姆之后的生活》入选戛纳影节Acid（独立电影传播协会）单元。女导演的上一部电影《处女、科普特人和我的》在 2012 年上映，以幽默的手法探讨了她与祖国和科普特家庭的关系。在新的亲情纪录片中，她讲述了在母亲西哈姆突然去世后，自己对童年和邻居的回忆。通过调查自己在埃及和法国之间的家族历史，纳米尔探索了哀悼、记忆和身份等主题。这部电影是对西哈姆的感人致敬，同时也是对失去亲人的持久影响的反思。影片通过家庭档案、见证和沉思的片段来重建了对导演姊妹的回忆，是一次自省之旅。

千年挑战计划是美国国会在2004年设立的对外援助机构。 目的是向那些落后的、不够发达但被评估认为具有良好经济政策与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利用援助资金让受助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并摆脱贫困。但在成立21年、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了170亿美元后，在特朗普政府的撤销命令下 ，这一机构最终落下帷幕。

非洲国家是美国这一援助项目的主要受惠者，获得援助资金流的三分之二，用于修建道路、电力和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华盛顿突然的撤资断流，给非洲留下了很多未完成的项目，大幅削弱了当地的经济。

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的库马西大型立交桥工地上，工人们仍在忙碌地施工中，这个工程是千年挑战资助科特迪瓦的项目之一，主要针对港口大道 (Boulevard du Port) 的修复。美国的资助这个西非国家的总额为 5.37 亿美元。美国机构负责实施科特迪瓦资助项目的主管玛丽-维维安·阿多·戈桑-库利巴利 (Marie-Vi​​viane Ado Gossan-Coulibaly) 表示，立交桥的项目是经过多年筹备的，但正是因为有了美国的资助才使其成为可能。 它是科特迪瓦经济的一条重要通道，因为所有进出口产品都要经过这条要道。此外，这里还聚集着许多产业，比水泥、咖啡和可可。修复这样一条大道将对所有这些产业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马拉维的公路建设资金被剥夺

在马拉维，3.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不翼而飞。这笔资金本应用于在该国各地修建公路。马拉维的交通部长雅各布·哈拉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由于“美国政策突然改变”，这一项目已经被推迟。这使得国际上公共支出合理化的新理论再次来袭。尼日尔经济学家易卜拉欣·阿马杜·卢谢认为，美国千年援助计划结束的后果超出了非洲大陆。他说：“风险在于，这将加剧这些地区本已十分严重的混乱局面，而乱局最终又会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移民或一系列媒介，波及发达国家。”美国当局最好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设法恢复这项援助。 “

“非洲国家前景黯淡”

结局和千年挑战计划如出一辙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个资金实力强大、每年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160亿美元援助的美国机构也被特朗普政府解散了。而法国和英国也削减了发展援助，虽然幅度较小，但这将意味着非洲国家将面临大量的资金短缺。 尼日尔经济学家易卜拉欣·阿马杜·卢谢指出：在非洲“怨恨情绪确实存在。国际组织在也雇佣当地劳的动力。这其中既有直接就业，也有间接就业，”。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一些熟人现在正准备回国，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疑问。前景越来越黯淡。”

对这些非洲国家来说，为了自身的发展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向中国寻求更多的融资。但北京提供援助采取的是不同的模式，重点是配套投资。这导致非洲国家债台高筑。这与千年挑战项目的无偿赠款相差甚远。

人道行动受阻

此外，由于美国宣布大幅削减援助，在非洲的人道主义行动也深受影响。

在南苏丹，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就报告称，由于美国援助减少导致许多医疗中心关闭，感染霍乱的儿童死在前往距离太远的诊所的路上。

仅被特朗普解散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就以它每年428亿美元的预算支撑了全球42%的人道援助。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警告说，这些削减具有“毁灭性”，特别是对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成为“强迫劳动、贩卖或早婚”受害者的“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营养不良问题已影响到1.5亿五岁以下儿童，并且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团结组织主任凯文·戈德堡担心地指出，“不幸的是，数百万儿童将遭受生长迟缓的困扰”，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大脑容量和正常生活的能力。他告诉法新社，他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在莫桑比克开展的一项计划也因华盛顿的决定而停摆，该计划为莫桑比克约 24 万名国内流离失所者中的数万名儿童提供水和食物。

在马拉维，数万名儿童无法享受学校的免费餐食，这些餐食目前均由美国援助支付。另一个因担心美国的报复措施而要求匿名的非政府组织也警告说， “许多人将不得不辍学”。

2025年4月28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将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庆祝活动，庆祝这个原本以区域经济融合、共同发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机构成立50周年。50年来，该组织在瘟疫大流行、极端伊斯兰武装肆虐、地区冲突以及军事政变的风风雨雨中一路走来，可以说有成功有失败，一体化机制不断推进，但庆祝成立50周年之际，也面对相当于西共体总面积一半的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正式退出，并另起炉灶的挑战。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于1975年5月28日宣布成立。其创始宗旨是推动成员国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50年间，其组织架构逐渐完善，在此前的成员国定期首脑峰会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共同体议会以及共同体法院，总部均继续设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区域经济整合也步步推进。2003年，该组织宣布成立西共体投资和开发银行，使得制定区域投资政策成为可能。2014年，该组织原则上核准与欧洲联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后，也开始推动西共体共同对外关税。人员的自由流动如今已经成为现实，成员国公民凭借本国身份证即可在区域内自由往来。建立货币联盟，实现统一货币的议题也提上日程。

尽管统一货币议题一再提出却始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区域经济融合的路程也尚遥远，但在过去50年间，这个原本以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的机构还是得以共同应对了一系列区域危机，无论是埃博拉疫情，还是90年代的利比里亚内战向周边国家的蔓延。该组织也在2001年通过民主施政宪章，推动成员国民主转型。但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安全危机，而西共体的干预措施显然成效甚微。由此而来的是部分成员国的政局动荡，政变频发。彼此接壤的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更饱受恐怖主义侵袭，成为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2021年到2023年的三年间，仅是这三国就先后六次发生军事政变。这三国目前均由军人掌权，西共体以经济制裁，逼迫军政权换政于民、恢复宪政的努力如今看来似乎适得其反。这三个国家先是于2023年宣布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随后又于2024年初，以西共体过于受前殖民大国法国的影响为由宣布退出，作为对西共体经济制裁军事政变行为的回应。西共体虽然随后做出了取消部分制裁措施的决定，但这三国去意已决，退出决定于2025年1月28日正式生效。此间，塞内加尔、加纳等国持续呼吁与斡旋，希望找出缓解西共体与萨赫勒三国联盟之间的对立关系，并说服这三国重返西共体的办法，但未能成功。

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三国在2023年宣布成立的联盟更是一项军事联盟，以三国间的国防和安全合作为基础，承诺彼此互不侵犯，并在任何成员国受到攻击时相互援助。但在脱离西非共同体的同时，开始谋求建立更加一体化的联盟。三国于2024年7月签署新的协议，宣布成立萨赫勒国家邦联。虽然并未远离军事力量合作的核心，但也筹划在内部建立投资银行，并设立基金，以及促进人员、商品和服务流通的机制……

既要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切割，又想排斥西方国家影响的萨赫勒国家联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存活，满足这三国对联盟的期望目前尚难以判断，但这三国的退出对于西共体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不仅因为他们是创始成员，三国总面积超过西共体总面积的一半，而且也是因为这项另起炉灶的局面凸显出西共体打击伴随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恐怖主义不利的短板，而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融合推动也在成员国间建立起的错综复杂的经贸、社会往来互动的网络，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尽管这三国在西共体这个非洲最大的区域经济整合机制中所占比例不到10%，但萨赫勒国家与沿海国家之间的人员与货物流通是西共体存在的重要部分。

地区冲突频发以及极端主义暴力带来的安全危机无疑都在动摇50年前成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更令西共体面对一种如何继续存在的危机。萨赫勒三国目前并未决定切断在西共体框架下的人员及货物自由往来。但如何让三个由军事政权领导的的萨赫勒国家回归该组织，也反映着西非国家民主转型努力所面对的挑战。

中非国家加蓬刚刚结束了总统选举。去年八月发动政变推翻邦戈家族的布里斯·克洛泰尔·奥利吉·恩圭马(Brice Clotaire Oligui Nguema)将军以超过90%的得票率获得压倒性胜利。

加蓬人对本次大选寄予厚望，但也有很多失望的可能性。当选的布莱斯-克洛泰尔-奥利吉-恩圭马似乎对这一点了然于心。当选第二天（4月14日），他就宣称：”加蓬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90.35%的支持率证明了他们的苦恼。选举就在昨天，我们不会止步于胜利，胜利就是继续努力"。

本台加蓬特派记者在发回的报道中指出，这既是劝告，也是辩解。奥利吉-恩圭马解释说，他仍然需要“守旧派”人士，尽管很多人批评他将邦戈时代的守旧派留在身边。他表示自己要依靠这些人的经验来应对未来的挑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挑战，在他周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政治联盟，需要掌控；二是社会挑战，选民对诸如水、电、道路或学校的翻新等日常需求有强烈要求；最重要的是经济挑战：过渡政府已经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财政政策，但这项政策很难筹集到资金，尤其是在油价持续走低的情况下。

欺诈指控被驳回

当选总统的支持者驳斥了所有关于在选举中存在舞弊和大量使用国家资源的指控。落选的候选人阿兰-克劳德·比利·拜恩泽 (Alain-Claude Billie-By-Nze) 认为，这次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不亚于前政权。但他不会对结果提出异议。另一方，奥利吉-恩圭马所在的联盟协调员安格斯-凯文·恩齐古 (Anges-Kevin Nzigou) 则否认了舞弊指控，并为奥利吉-恩圭马抱不平，称：“他（奥利吉-恩圭马）知道所有的旧习惯。我知道那些我不赞成的习惯。但在这次选举中，我没有发现这些习惯。加蓬人民终于有机会见证了一次尽可能少出现问题的选举。过去令人遗憾的一切在这次竞选中都得到了纠正。加蓬人民有机会看到了这一点，这或许也解释了投票获得如此巨大支持的原因。所以，我理解并能听出比利·拜恩泽先生对舞弊做法的怀念。但我也注意到，他祝愿我们的候选人好运，并且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在等待需宪法法院宣布最终认可大选结果的时候，加蓬的政治和国家机构的参与者已经在考虑下一步行动：建立第五共和国、新职位人选的任命和组织立法选举。这些都是国家元首已经考虑了的问题。

虽然尚未正式就任，可布里斯·克洛泰尔·奥利吉·恩圭马已经警告了他的政府：不可以无所事事。据他称，去年十一月中旬全民公投通过的第五共和国的成立将需要在第一年通过1000多部法律文本。

由于取消了总理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将被赋予新的特权和所有行政权力。对此，新政权的支持者在全民公投活动中曾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使宪法框架符合权力行使的实际情况，而在被废黜的前政权统治下，权力已基本集中在执政56年的邦戈家族手中。据被推翻的阿里·邦戈的历任总理在政变后的言论，他们执政时的权力很小，因此对国家情势负的责任也很小。

将任命两名副总统

布莱斯·克洛泰尔·奥利吉·恩圭马就职后将任命两名副总统：第一位副总统将是国家的二把手，具有相当于仪式性的职能；第二位副总统负责政府事务，他必须既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家，又是一位行政技术人员。

一位观察家表示，“现任过渡政府副总统的约瑟夫·贝雷和过渡政府总理的雷蒙德·希马继续履行职责并非不可能，至少在过渡完成之前是如此。”

要通过的紧急法律文本包括：政党法有望出台。这一法律通过有选择性的识别条件，可以大幅减少政党的数量。从地方选举和立法选举来看，选区划分也是当务之急。据一些消息来源称，这些选举可能将在 8 月份举行，甚至可能更早。

建设者联盟将成为一个政党

正是考虑到这些选举的最后期限，总统所属的“建设者联盟”将在本周六正式成立为一个政党。联盟的协调员安格斯-凯文·恩齐古 (Anges-Kevin Nzigou) 警告说，联盟的目标不是吞并支持布莱斯·克洛泰尔·奥利吉·恩圭马当选的84 个政党、4200 个协会和22000 名个人成员，而是发挥核心作用，成为未来议会多数派的“政治基石”。

这个新政党首先可以吸引那些目前没有自己团体的政界人士，比如政变后从国外回国的人士、非党员的民间社会人士，甚至比前反对党主要人物更年轻的人​​士。简而言之，一位分析人士说：“这些人之所以能获得新地位，首先是因为他们对总统的忠诚”。

但是这一声明一经宣布就引发了争议：该党成员之一贾斯汀·莱科戈（Justine Lekogo）就质疑这一声明的合法性，以及国家元首对此事的沉默。尽管如此，一场全国性的招募成员活动已经启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对来自185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10%到50%的关税，其中包括51个非洲国家。此举以“非互惠关税”为由，旨在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免受所谓“不公平竞争”的影响。尽管非洲在全球贸易中仅占3%的份额，但这次“无差别”的关税政策仍让非洲国家深受其害。从莱索托到马达加斯加，许多依赖美国市场的非洲经济体正面临严峻挑战。

法国《观点》杂志非洲版发表长文指出，自二战以来，全球经济体系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而特朗普政府的最新举措无疑是对这一秩序的强烈冲击。新政策将于4月9日生效，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部分国家的税率甚至更高。特朗普称此举为美国的“解放日”，旨在结束“数十年的贸易滥用”。然而，这种以“互惠”为名的单边主义行动，实际上将美国置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立面。

尽管2024年数据显示，非洲对美出口总额仅为490亿美元，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395亿美元，但美国对非贸易逆差仅为74亿美元，远低于与其他地区的逆差。相比之下，美国与欧盟在2023年的商品贸易逆差高达157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则实现顺差1090亿美元——这一点常被美国政府忽略。

非洲对美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及原材料领域，包括原油（73亿美元）、金属和宝石（69亿美元）、汽车（17亿美元）以及服装（14亿美元）。然而，这些商品如今正成为美国关税政策的目标。

在这场贸易战中，莱索托和马达加斯加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非洲国家，分别面临50%和47%的高额关税。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让-巴蒂斯特·韦吕（Jean-Baptiste Velut）在早前接受本台采访，对这一天价关税为什么针对全球最贫穷国家时解释道：“就因为美国几乎不向这些国家出口任何商品。”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计算公式基于一个数学模型，核心指标是美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而非经济发展水平。 以马达加斯加为例，该国每年向美国出口大量香草，贸易顺差达6.27亿美元。然而，由于几乎没有从美国进口商品，马达加斯加被征收47%的关税。这不仅使香草等关键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变得昂贵，还威胁到整个产业链的生存。

同样，莱索托作为一个被南非四面包围的内陆小国，在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框架下享有免税出口待遇，发展起蓬勃的纺织业，成为当地经济支柱，创造了超过3.5万个就业岗位。然而，随着高达50%的关税落地，牛仔裤等“莱索托制造”将失去竞争力。莱索托成为此次关税战中受影响最严重的非洲国家，紧随其后的是马达加斯加（47%）、毛里求斯（40%）、博茨瓦纳（37%）、安哥拉（32%）、利比亚（31%）、阿尔及利亚（30%）、南非（30%）和突尼斯（28%）。其他非洲国家税率在11%至21%之间不等。

讽刺的是，特朗普曾在国会发言中嘲笑莱索托是一个“没人听说过的国家”，这不禁令人怀疑特朗普是否听说过《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简称 AGOA  ）。

该法案自2000年由克林顿政府推出以来，一直是非洲国家的重要贸易工具，该法案允许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向美国免税出口1800种商品，另有5000种商品可通过普遍优惠制（GSP）享受零关税待遇。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于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框架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美出口总额为80亿美元，较2023年下降了13%。从产品类别来看，原油出口仍是非洲对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达到20亿美元，占《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框架下总出口额的25%。尼日利亚作为美国的主要原油供应国，贡献了其中的16亿美元。非石油类产品出口总额为60亿美元，主要包括汽车及零部件（24亿美元）、纺织服装（12亿美元）、农产品和食品（9.49亿美元）、基础金属（7.11亿美元）以及化学品（2.51亿美元）。

然而，按照惯例，美国国会每年都会根据相关国家是否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法治及反贫困政策等指标更新符合资格的国家名单。该法案原定于2025年9月重新谈判。随着特朗普发动无差别关税战，《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未来前景已变得岌岌可危。作为该法案框架下的最大非石油出口国，南非2023年对美出口额达36亿美元，涉及汽车、矿产等多个关键行业。若该法案变成“历史性文件”，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威胁。南非汽车行业正密切关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未来走向，因为南非是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任何政策变化都可能对该国制造业造成冲击。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已经（Cyril Ramaphosa）表示，必须尽快与美国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议，以减轻对南非经济的冲击。

三月初，经合组织（OECD）、非洲开发银行（BAD）、城市联盟（Cities Alliance）及非洲地方政府联合组织（CGLU Afrique）联合发布《2025年非洲城市化动态》报告，预测非洲城市化进程将加速，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14亿，并涌现多座千万级人口大都会。城市联盟主席格雷格·蒙罗在发布会上发表讲演时说：“世界正在非洲化，非洲正在城市化。”他表示，这份报告是一座信息宝库。它精确地概括了未来30年非洲城市景观的演变。

《2025年非洲城市化动态》报告指出，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翻一番，达到22亿，到2100年将再次翻一番。届时非洲将成为人口最多的大陆。非洲人口目前占世界人口的18%，到210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0%。为便于比较，蒙罗表示：“195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7%。”

这种人口动态当然会影响城市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50年，非洲大陆的城市居民数量预计将增长近一倍，从7.04亿跃升至14亿，即占非洲人口的三分之二。城市地区将吸收80%以上的人口增长。到2050年，全球100个增长最快的城市群中将有98个位于非洲大陆，17个人口超过千万级的城市中将有12个位于非洲大陆，届时非洲预计将拥有159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城市结构也将变得更加密集，人口超过万人的城镇数量预计将从 2020年的九千个增加到2050年的一万一千多个。在两千个新城镇中，50%将出现在四个国家：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尔和科特迪瓦。61% 的新增城市将在未来三十年内建成。

报告预测，非洲十座特大城市将与56个周边城市合并。例如，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预计将在2050年与446个周边聚居地融合，成为非洲的特大城市，人口达到5710万，超过埃及首都开罗（5550万）和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3690万）。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普遍城市化”成为趋势。塞舌尔、布隆迪、毛里求斯和卢旺达已经出现了这种态势。同样趋势预计将出现在冈比亚、乌干达、科摩罗和肯尼亚。到2050年，布隆迪51%的土地面积将被建成城市。城市群的数量将从2020年的174个减少到2050年的10个，从而可以看出城市合并现象的规模。邻国卢旺达预计将经历类似的趋势，到2050年，城市地区将占国土面积的25％。

报告还指出，非洲的城市化速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西非仍将是城市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到2050年将达到4.36亿。东非的城市人口也将快速增长至3.55亿，而中非的城市化速度最快，城市人口将增长2.4倍，达到1.99亿。相比之下，北非和南部非洲的城市化增速较慢，分别为1.2%和2.1%。

报告强调，非洲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用于住房、商业、工厂、公共设施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需求量将大幅上升。预计城市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3.2%，超过城市人口增速的2.3%。到2050年，非洲的城市占地面积将从2020年的17.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45万平方公里。

非洲的城市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这片大陆，这不仅是一场人口迁移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根据非洲开发银行（BAD）、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CEA）联合发布的另一份题为《非洲城市经济辐射效应》报告，非洲大城市在过去30年中尽管面临资源有限的挑战，但依然在提供就业、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报告研究了非洲34个国家的2600个城市，指出城市地区的表现优于农村地区，其经济增长率甚至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报告指出，城市化在过去20年中贡献了非洲人均GDP增长的约30%，并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

报告指出，尽管过去30年非洲城市人口增加了5亿，但这些城市仍然在有限的公共投资和援助下，为数亿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城市化对教育和金融服务的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距离城市不到5公里的农村地区，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比例是远离城市地区的两倍。此外，居住在大城市的儿童平均比农村儿童多接受近五年的教育。城市化也显著提升了生产力。数据显示，城市地区的熟练劳动力占比为36%，而农村地区仅为15%。这一趋势表明，城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报告还指出，非洲的城市化与年轻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1980年至2015年间，非洲城市中的青年人口增长了362%。这一趋势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但也对教育、就业和住房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