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 

在中非共和国，女性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日益增强，并积极组织起来，争取解放。各种倡议层出不穷，其共同的愿望是：实现持久的经济独立，并在社会中确立自身地位。长期以来被视为弱势群体的这些女性们，如今她们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搞创收活动、小本生意、农业、手工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这种集体行动正在逐步重塑当地的经济格局。

法广驻中非共和国的特约记者现场报道指出，在成排的香蕉树和鳄梨树间，一名中非共和国的女子伊薇特·丹佐正忙着农作劳动。她手持砍刀，步伐稳健地向前走去，仔细地观察着每一块地。对面，在一小块围栏严实的菜园里，西红柿正缓缓成熟，鲜艳的红色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丰收。 

对于伊薇特·丹佐来说，农业远远不止是维持生计的手段，她对法广特约记者说：“土地是我们的财富。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劳动的成果。我们耕作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为了出售产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努力的目标是证明我们本地产品的价值。当我看到庄稼茁壮成长时，我知道我的付出没有白费。”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市第七区的卡萨伊街区，路边坐落着一家手工艺工作坊。工作坊里，一名女子利百加丽贝卡·曼贝洛正耐心地用木头、天然纤维和布料制作着她的作品。在这里，每一件作品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手工艺是我的热情所在，也是我的愿景：创造出能够反映我们自身特质、让我们有尊严地生活的作品。我制作包袋、篮子、服装和手工串珠。通过我的技能，我的作品，我正颂扬女性的价值。” 

利百加还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属于女性的空间。” 如今，许多中非女性受到来自非洲大陆各地榜样的鼓舞，不断前行。其中就包括塞菲斯基金会（ Fondation Sephis）主席塞弗拉·科乔。这位科特迪瓦女性在班吉期间，与那些渴望成功的女性分享了她的经历地说：“我发现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资源。这里蕴藏着大量的本地资源和专业知识，亟待开发和推广。我们面临着基础设施、技术、数字化和互联网连接等方面的挑战。这些都是我们仍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非共和国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会（Fafeca）主席波蒂亚·德亚·阿巴泽内 (Abazene), 表示，为了巩固这一势头，结构化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你继续留在非正规部门，你就无法获得市场份额。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克服结构化和培训方面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辅助这项目的孵化器，我们需要一个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场所。” 

在一个依然脆弱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中非共和国的女性们，正以坚定的决心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她们不仅要依靠个人努力和集体行动，还要与社会中那些试图将她们边缘化的种种束缚作斗争。

各位听众，根据法国外交部4月29日发布的最新指示，法国建议在马里的法国公民“尽快搭乘剩余的商业航班暂时离开马里”。主因是该国上周末发生圣战分子与图阿雷格（Tuareg）分离主义分子的袭击事件；马里国防部长卡马拉（Sadio Camara）已经于26日遇害。与此同时，阿扎瓦德解放阵线（FLA）已呼吁俄罗斯非洲军团撤离该国。 

 

法国外交部周三（29日）发表声明称：“继2026年4月25日周六马里多个地方（包括首都巴马科在内）发生袭击事件后，安全局势仍然极其动荡。” 外交部再次重申：“我们强烈建议所有公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要前往马里。” 声明还补充道：“鉴于当前局势不断变化，我们强烈建议仍在马里的法国公民留在家中，与家人和亲友保持联系，并定期向他们通报最新情况。” 

驻马里的法国领事登记册上总共登记了 4200 名法国侨民，此外还有约 3000 名未登记的法国公民。其中三分之二是居住在马里首都的双重国籍人士。 

该国军政府首脑阿西米·戈伊塔将军于 4 月 28 日再次出现在国家电视台，声称“极其严重的”局势“已得到控制”。 

圣战分子支持的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JNIM）和阿扎瓦德解放阵线（FLA，Le Front de libération de l'Azawad)于4月25日和26日对马里多个城镇发动协同攻击 

反叛分子宣布军政府“迟早会垮台”  

2026年4月29日，马里反叛运动发言人告诉法新社，在阿扎瓦德解放阵线（ALF）圣战分子和图阿雷格分离主义分子的联合攻势下，巴马科的马里军政府“迟早会垮台”。当时身在巴黎的穆罕默德·埃尔马乌卢德·拉马达内表示：“一方面，解放阵线（ALF）正在收复马里北部的阿扎瓦德地区；另一方面，JNIM伊斯兰圣战分子正在进攻巴马科和其他城市，军政府将无法坚持下去。” 

拉马达内还补充道：“我们已经解放了基达尔，陶德尼特也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另外还有加奥 （Gao） 、廷巴克图（ Tombouctou） 和梅纳卡（ Menaka ）等3城市也将是我们接下来的解放目标。”穆罕默德·埃尔马乌卢德·拉马达内还强调，他们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永久撤出阿扎瓦德及一些更远的地区，撤出整个马里”。 

圣战分子联合攻击事件后，马里局势现今依然紧张。马里国防部长萨迪奥·卡马拉在袭击中遇害，反叛武装占领了基达尔。 

反叛军的阿扎瓦德解放阵线（ALF）向法广记者放话说：他们被包围了，于是请求允许离开，以便找到撤退的通道。他们被护送到安内菲斯 Annefis, ，现在正在阿盖洛克和泰萨利特等待他们的同伴。我希望他们能永远离开阿扎瓦德的所有城镇，乃至整个马里。该解放阵线还喊话：要俄罗斯的非洲军团迅速撤离该地区。

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被迫推迟对位于莫桑比克和南非之间的斯威士兰 (Eswatini)非洲国家的 的正式访问。与此同时，在飞行航空领域方面，非洲国家塞舌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针对相关包机，撤销了台湾包机的飞越许可。台北方面指责中国对这三个国家实施经济威胁。

台湾总统赖清德对斯威士兰的正式访问已被推迟；斯威士兰是位于莫桑比克和南非之间的小国，也是台北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斯威士兰的旧英语官方国名为“Swaziland”，拼写法与欧洲的瑞士（Switzerland）很相近。 

根据赖清德总统的一位亲信顾问透露，中国向多个国家施压，撤销了台湾包机的飞越许可。台湾总统秘书长潘孟安在记者会上表示：“据一些消息来源称，塞舌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撤销了包机的飞越许可。” 

这种情况“几乎前所未有” 

潘孟安表示：“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包括经济胁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安全官员断言，中国威胁要“撤销此前给予这三个国家的巨额债务减免，暂停融资，并实施新的经济制裁”。 

潘孟安还表示，台北“强烈”谴责北京的“野蛮行径”，并称这种情况“在国际社会几乎史无前例”。他指出：“以胁迫手段强迫第三国改变其主权决定，不仅危及航空安全，违反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和惯例，而且构成对另一国内政的公然干涉，扰乱地区现状，冒犯台湾人民的感情。” 

非洲最后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斯威士兰对台湾总统未能访问该国表示遗憾，同时强调这“绝不会改变我们与中华民国（台湾）长期以来的双边关系现状”。该国代理政府发言人塔比勒·姆杜利（Thabile Mdluli）告诉法新社：“我们完全理解，国际旅行有时会受到一系列超出相关各方控制范围的后勤和外交因素的影响。” 

台湾的“决心”  

斯威士兰（ Eswatini ）是目前仍承认台湾主权的12个国家之一，而中国已说服其他国家断绝与台北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2018年，布基纳法索选择承认中国而不再承认台湾，斯威士兰由此成为台湾在非洲唯一的盟友。 

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反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以及与第三国进行交流，而且宣称并不排除动用武力收复台湾。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嘉玲透露，赖清德原计划于4月22日至26日访问斯威士兰，以庆祝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纪念，并其58岁的生日。 

潘孟安表示，将委派一位特使代表台湾总统出席庆祝活动。赖清德在脸书上表示，他已遵照国家安全团队的建议推迟了此次访问，但他补充道：“任何威胁或镇压都无法改变台湾与世界接触的决心。”赖清德上一次出国访问是在2024年11月，当时他访问了台湾的太平洋盟友，途经美国属地关岛。台湾高级官员上一次访问斯威士兰是在2023年，当时是陪伴前总统蔡英文访问。

各位听众，梵蒂冈教宗良十四世教宗于4月16日星期四前往该国重要城市巴门达访问；巴门达也是“英语区危机”的冲突中心地带。此前，教宗已于 4 月 15 日周三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开启首次非洲之旅。在喀麦隆，为期 11 天的教宗非洲之行，进入第二阶段。喀麦隆现今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十分紧张。 

教宗到访长期陷于战乱冲突的英语区巴门达 

巴门达也是喀麦隆政府军与分离主义团体之间暴力冲突的中心，这场冲突已持续近十年，造成数千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巴门达的这一行程也是教皇访问喀麦隆的核心内容。由该国执政43年的总统保罗·比亚于2019年组织的“全国大对话”并未结束那里的暴力事件，近年来暴力冲突还出现了新的形式，例如：绑架、城市犯罪、路障等的恐怖行动。更不用说另外加上分离主义分子强加的“鬼城星期一”恐怖行动。 

教宗选择向当局发出特别直接的信息。 

根据十字架报雅温得特派员的报道指出：4月15日周三，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的炎热天气下，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热情洋溢的民众聚集夹道欢迎、等待教皇的到来。在炎热的天气里，人们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手持扇子，爬上台阶。民众热情洋溢、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教皇的到来。 

稍后，在喀麦隆总统府前，教宗良十四世选择以雅温得气派的总统府建筑为背景，发表了他对喀麦隆的第一份讲话。教宗与自1982年以来一直执政的现年93岁的保罗·比亚总统一同呼吁“打破腐败的枷锁”、尊重人权，并在政治领域“进行良心反省，勇敢地向前迈进”。 

镇定自若的表述 

在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议长最近都换了一批年轻人，但权力仍然主要集中在老一代政治精英手中。 

教宗良十四世镇定自若地明确阐述了他此行的目的说道：“我最大的愿望是触动每个人的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他们肩负着塑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的重任，包括在政治领域。”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喀麦隆的平均年龄约为18岁。 

如果就在一些人，比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或副总统JD·万斯劝告这位出生于美国的教宗不要涉足政治之际，教宗良十四世却选择在雅温得更全面地履行这一职责，那又会如何呢？教宗良十四对喀麦隆领导人说：“治理国家意味着热爱自己的国家，也热爱邻国。“爱人如己”的诫命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他补充说，治理国家意味着“真正倾听公民的声音，重视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为制定持久解决方案所做出的贡献。” 

此外，教宗良十四世继续呼吁“打破腐败的枷锁”，他说：因为腐败“会削弱权威的公信力，使其面目全非”。以下这段话是演讲中最有力的篇章之一，他说：“面对社会上如此多的奉献精神，公共资源管理的透明度和对法治的尊重对于重建信任至关重要。现在是时候勇敢地进行良心反省，并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了。愿公正可信的机构成为社会稳定的支柱。” 

正如两天前在阿尔及利亚当局面前所做的那样，但这次（周三）教宗良十四世更加详细地强调了公民社会的作用，它们包括了协会、妇女和青年组织、工会、非政府组织、传统领袖和宗教人士；他称之为“维护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力量”。教宗特别强调说，女性，她们“往往是偏见和暴力的首要受害者”，但同时也是“不知疲倦的和平缔造者”。 

就此而言，和平的紧迫性在喀麦隆面临两大危机之际，被反复强调着这一个也是教宗良十四世的教导中一贯的主题：一是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持续近十年的英语区冲突，二是与博科圣地组织有关的极北地区圣战暴力。教宗指出，“安全固然重要，但必须始终以尊重人权为前提。” 

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多年来一直在记录喀麦隆境内发生的任意逮捕、虐待性拘留以及酷刑或虐待案件。 

最终，教宗良十四世向喀麦隆当局划定了一条强硬的界限。从他抵达的那一刻起，教宗似乎就考虑到了当地一些神职人员的担忧，他们担心此次教宗的访问会被利用来谋取政治利益。这也正是他在4月15日星期三的那席讲话中予以回应特别表达出来的意思。 

教宗良十四世提及其前任若望保禄二世（1985年和1995年）和本笃十六世（2009年）对喀麦隆的访问，并非仅仅将此行访问视为例行公事，而是视为未得到回应的呼吁。在喀麦隆总统府，他挑明问道：“我们身处何方？向我们宣讲的圣言结出了怎样的果实？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去做？” 

 

来自英语地区的致力于和平大学的研究所所长兼创始人的威利布罗德·泽·恩瓦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致力于解决英语区巴门达冲突的问题；那里的西北部政府军与分离主义团体长期陷于冲突。此外还有喀麦隆当局频频逮捕、监禁反对派领导人的问题。 

长期关注这场危机的恩瓦教授，自教宗宣布访问以来，已多次致信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这名所长向法广（RFI）在巴门达的两名特派记者维罗妮克·盖马尔（Véronique Gaymard）和尼古拉斯·贝尼塔（Nicolas Benita）说道：“现在应该是释放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被监禁的反对派领导人的最佳时机了！” 

教宗此次的巴门达行程安保措施非常严密。英语区分离主义分子宣布停火三天，以便居民能够前往巴门达机场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 

 

此次梵蒂冈教宗良十四世4月13日至23日的非洲四国访问行程除了阿尔及利亚、喀麦隆，还包括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 

在基督新教在非洲的发展越来越壮大的当下，非洲大陆约有3亿天主教信徒；天主教信徒人数增加的速度也是全球之冠；故教宗此行也着力于加强天主教信徒之间的凝聚力。但战乱频频，因此教宗也以促进和平为此次非洲访问行程的主轴。 

此外，去年十月大选后危机的主要冲突爆发地之一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Douala）也是教宗良十四即将访问的城市，明天周五，预计，届时将有数十万信徒参加在当地体育场举行的弥撒礼拜。

教宗良十四世从4月13日至23日访问非洲四个国家，此次访问意义重大，涉及与穆斯林世界的对话以及对非洲大陆的战略。

2026年4月13日至23日教宗良十四世开启一次重要的10天非洲之旅，他访问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并与当地官员、信徒和民间社会人士会面。

教宗良十四世的非洲之行主要核心意义是什么？

教宗良十四世本次非洲之行探访信徒与进行外交，教宗十四世要在当地教堂主持弥撒，与信徒祈祷。同时本次罗马教宗良十四世的非洲之行也具有外交意义，因为他前往的都是一些非洲重要的国家，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经济落后、社会不稳定以及要应对区域挑战。

此外本次教宗良十四世的非洲之行有一个国际媒体团队一同出访，这让这些相对贫困的非洲国家以及一些区域的危机进入公众视野。

分析认为罗马教廷所做的教宗出访的选择都不完全脱离现实，教宗的访问总是会反映出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罗马教廷如何解读。

向阿尔及尔的穆斯林传递信息

教宗良十四世访问首日便前往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大清真寺，这在罗马天主教近代史上并意义十分重大，是向穆斯林世界传递信息，要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对话。

分析认为这遵守在1965年10月28日通过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该宣言标志着罗马教廷对非基督宗教态度的转折点，并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教宗良十四世曾经于2025年10月庆祝了该宣言发表60周年，并表示该宣言至今仍“具有高度现实意义”。

与不同宗教进行对话，教宗良十四世继续延续教宗方济各的外交策略，前教宗方济各曾大力投入这一领域，并于2019年在阿布扎比与爱资哈尔 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签署了《人类博爱文件》。

罗马教廷选择阿尔及利亚作为本次教宗到访非洲的首站，梵蒂冈意在表明与不同宗教对话，就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非取决于天主教徒的数量，虽然阿尔及利亚的天主教会规模不大，但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据联合国统计阿尔及利亚约有7万基督徒，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0.2%。教宗良十四世将成为首位踏上阿尔及利亚土地的教宗。

此次访问阿尔及利亚的行程安排也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教宗良十四世先是参观大清真寺，然后是非洲圣母堂，显示他对当今基督教的理解，基督教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信徒占多数的地方，它也以联结的形式存在，随着天主教信徒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南半球，罗马教廷的目光也日益转向南方。

在阿尔及利亚，当地教会面临的问题往往是南南合作问题：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和学生在天主教社群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们融入北非社会并非易事。

在阿尔及利亚的基督教版图中，不仅有天主教会，还有福音派新教等其它派别蓬勃发展，本次通过教宗良十四世访问会提升天主教的影响力。

梵蒂冈在非洲战略考量

教宗良十四世到访的是四种截然不同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国家，该国人口以穆斯林为主。

喀麦隆是一个法语和英语双语国家，该国以基督教为主，人口的60%是天主教信徒，但自2016年以来，喀麦隆一直深陷英语区危机，教宗良十四世将访问巴门达这个英语区民众抗议活动的中心，他们感到被一个由法语多数人口主导的政府边缘化。

随后教宗良十四世到访的安哥拉，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葡萄牙语国家，该国人口以基督教为主，教会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

在赤道几内亚，教宗的访问本身就传递出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西班牙语国家，由一个高度压制的威权政权统治。教宗的行程安排并非仅限于弥撒，他还将访问一家精神病院、巴塔的一所监狱。

因此本次教宗良十四世出访非洲四个国家展现了罗马天主教廷一种非常微妙的外交手段，就是不脱离现实，就是教宗的每一次访问都会反映出世界格局的变化。

中国正在非洲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中国副主席韩正从3月24日至30日对肯尼亚、南非和塞舌尔这三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访问，此次中国副主席的非洲之行核心议题是贸易、影响力以及与非洲大陆的“战略伙伴关系”，来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中国正在加速推进其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措施。

本次出访非洲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国副主席韩正，显示在非洲发展属于中国长期优先事项，也是执行2024年中非峰会上作出的承诺，要进入融资、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分析指出中国副主席选择非洲这三个国家具有高度战略意义，肯尼亚是东非的物流枢纽，拥有众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例如蒙巴萨-内罗毕铁路，这些项目对于连接非洲内陆市场至关重要。

南非是非洲大陆领先的经济工业强国，也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它为北京提供了一个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国际论坛上施加影响的平台。

塞舌尔在印度洋海上航线上占据关键位置，是能源和贸易流动的核心地带。

本次副国家主席韩正之行意在接触这三个非洲国家的权力运作中心和未来领导人，中国这种延续性外交旨在确保关系超越政治变革，并巩固中国在非洲涵盖投资、工业化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肯尼亚

本次中国副主席韩正的到访对肯尼亚而言事关重大，主要包括对肯尼亚的外贸易、债务管理和基础设施项目。

韩正到访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并公布了中国对非洲的最新经贸措施，自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国家实行零关税，鼓励非洲向中国的出口。

目前由于波斯湾战争持续，让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出席短缺，导致价格飙升，在全球贸易未来走向不确定性加剧和贸易紧张局势持续的背景下，中国出台新措施吸引从非洲进口原材料和能源。

分析认为中国要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并进一步巩固中国对非洲大陆经济的影响势力范围。

肯尼亚副总统基图雷·金迪基于3月23日与中国副主席会晤，他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指出，“肯尼亚进口中国产品高于出口”，此前肯尼亚刚刚与北京方面达成协议，几乎所有产品均可享受免税待遇并希望借此提升出口，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到中国。

不过肯尼亚的债务问题严重，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内罗毕正寻求减轻债务措施，而且肯尼亚每年约需10亿美元偿还中国贷款，这些贷款主要用于修建连接首都内罗毕和蒙巴萨的铁路，肯尼亚已就部分贷款条款进行了重新谈判。

南非

南非属于非洲大陆经济发达国家，本次中国副主席称与南非发展进入“黄金时代”，这意味着中国和南非要加强战略伙伴联盟，并扩大外交协调，以便在面对西方，中国要与“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在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本次中国从南非获得100多万元意向订单。

塞舌尔

塞舌尔是一个位于印度洋的袖珍国家，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中国正通过具体、可见且迅速推进项目来巩固其对该国的影响力。

在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访问非洲国家中，外界观察到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对北京的政治支持、提高贸易开放度以及共同发展的承诺。

简而言之，北京有周密的战略布局，在关键时刻巩固与非洲重要伙伴关系，就是通过不断扩大立足点、悄悄推进和巩固其在非洲的影响力。

面对美国和欧洲的挑战，中国正悄然耐心地扩大其在非洲大陆的利益。

据摩洛哥360新闻网报道，中东战争暴露了全球化的结构性缺陷。建立在货物自由流动假设之上的供应链，如今正面临贸易路线加速碎片化的局面，尤其是在海湾地区和红海沿岸。医药行业对这些通道的依赖程度一直被严重低估，非洲在全球医药版图中的结构性脆弱在此时暴露无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非洲大陆70%至90%的药品依赖进口，而其本土产能仅占全球需求的3%。尤为关键的是，非洲医药市场高度依赖中国与印度的供应。据联合国贸发会提供的数据，中印两国供应了非洲60%至70%的进口药及原料药。这些物资原本经由马六甲海峡、通过波斯湾与红海运抵非洲东部与北部，而今航道的梗阻使交货期平均延迟了15至25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近70%的船舶已被迫改变航线，绕行非洲好望角。

物流的延迟对于普通商品或许只是经济损失，但对于部分特殊药品则是“致命伤”。疫苗、胰岛素以及各类创新生物制剂对运输温度与时间有着严苛的要求。它们的配送依赖于精密的供应链，长达三周的航程延误，极大地增加了冷链断裂的风险，威胁到药效的完整性。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数据警告称，物流失效已导致非洲近50%的基础药物出现库存告急。胰岛素疫苗类药品敏感度极高，冷链断裂导致免疫失效活性降解，昂贵的生物制剂快速变质，创新药物关键治疗周期中断，威胁患者生命。

波斯湾与红海局势紧张引发的不确定性更严重影响了海运成本。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亚洲至非洲航线的海运费率已激增150%至300%，保险溢价更是翻了二至三倍。对于高度依赖进口的非洲医药市场而言，物流费用目前已占到终端药品零售价的50%。这种“运费贵过药价”的倒挂现象，正在吞噬非洲国家有限的医疗预算，加剧了几个严重依赖进口的非洲国家的供应中断风险。 与此同时，药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的部分供应需经由目前正处于紧张状态的波斯湾运输通道，延误的累积，加上某些运输渠道的中断，直接威胁着全球药品生产，尤其是仿制药的生产。

这场危机并非孤立存在。由于化肥生产高度依赖天然气，而全球三分之一的化肥流量需经波斯湾。中东局势已经推高了天然气价格，从每兆瓦时32欧元升至50欧元以上。高昂的化肥价格更直接削弱了非洲的农业产出，导致粮食价格飙升。这种“医药-能源-粮食”的多重打击，使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原本依赖国际援助的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社会危机。

这场危机给非洲乃至全球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基于“永久流动性”的传统物流模型已不再可靠，加速实现医药产能的本土化与贸易路线的多样化，已从经济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共识。

然而，比短期物流中断更深层的挑战，在于非洲长期存在的研发投资不足。据非洲经济与金融通讯社援引惠誉解决方案（Fitch Solutions）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撒哈拉以南地区卫生领域研发支出平均仅占GDP的0.02%，远低于欧洲的0.08%和北美的0.04%。这一结构性短板，严重制约着非洲医药主权的实现。惠誉报告指出，研发投入不足直接反映在贸易平衡上。2024年，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医药贸易逆差分别达5亿美元、9.5亿美元和4.1亿美元。这种持续性的逆差不仅消耗外汇储备，更使区域经济体在面对外部供应链冲击时缺乏缓冲空间。惠誉分析认为，鉴于非洲目前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优先发展事项，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在中短期内增加卫生研发支出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应采取务实策略，短期内聚焦于实现基础仿制药和疫苗的区域自给，因为仿制药市场需求强劲，资本投入低于原研药，且监管审批障碍相对较少。对于资金有限的非洲药企而言，这是最具商业可行性的切入点。

积极信号已开始显现。新冠疫情后，非洲疫苗生产能力得到扩充；非洲药品管理局（AMA）的成立推动了区域监管协调，降低了非洲内部药品贸易壁垒。海湾危机虽带来短期供应链冲击，却也凸显了区域医药自主的长期战略价值，从而为加快改革提供了契机。

随着中东战火的延烧，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航运量骤降，使美以伊战争的恶果沿着全球贸易链条传导至非洲大陆的农田。联合国贸发会（UNCTAD）日前警告称，能源、航运与农业投入品市场的同步震荡，可能迅速转化为非洲粮食产量的下滑与食品安全压力的急剧上升。

位于波斯湾与印度洋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与工业原料运输的咽喉要道。据联合国贸发会3月10日发布的题为《霍尔木兹海峡中断——对全球贸易与发展影响》的分析报告指出，地区军事升级已引发严重的物流断裂。数据显示，2月1日至27日期间，该海峡日均通行船只达129艘；而到3月7日，这一数字降至4艘，航运量暴跌97%，近乎完全中断，而更具深远影响的或是农业化肥供应链的断裂。

全球约三分之一、即约1600万吨的海运化肥贸易此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走廊的关闭，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关键投入品被阻隔，对全球粮食生产构成直接威胁。非洲农业长期依赖化肥进口，而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正不断加剧粮食系统的压力。联合国贸发会的化肥海运贸易分析显示，多个非洲国家对波斯湾化肥进口依存度极高：如苏丹，坦桑尼亚，索马里，肯尼亚，莫桑比克对海湾化肥进口占比分别为54%；31%；30%；26%和22%。国际化肥发展中心（IFDC）指出，海湾地区五大生产商长期向非洲出口尿素、磷酸二铵及氨等关键产品，这些是维持现代农业产量不可或缺的氮磷肥基础。

危机爆发后，多家海湾工业集团宣布暂停发货。卡塔尔能源公司3月4日宣布天然气合同遭遇"不可抗力"，导致拉斯拉凡工业区的尿素与氨生产停滞；卡塔尔工业集团与沙特阿拉伯沙基农业营养公司（SABIC）亦暂停交付。非洲因此成为全球供应链冲击中最脆弱的区域之一。

报告特别指出，非洲对海湾化肥的依赖度极高，在全球十大依赖国中，非洲占据五席，其中四国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

苏丹的处境尤为严峻。自该国2023年4月陷入内战以来，正经历全球最严重人道危机。化肥供应中断可能进一步恶化本已严峻的粮食危机。在东非地区，农耕季放大了脆弱性。3月至6月的雨季播种期，本应需要化肥到位并进入分销渠道。交付延误可能导致耕种面积缩减或单产下降。国际化肥发展中心在3月10日的呼吁中强调，种植决策通常在播种前数周做出。若物流中断恰逢这一关键播种时节，将直接转化为收成减少。

当前危机不仅是物流问题，更伴随能源价格冲击，推高农业投入品成本。氮肥生产依赖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合成氨，气价上涨直接传导至生产成本。

联合国贸发会援引伦敦证券交易所LSEG平台数据显示，2月27日至3月9日间，欧洲市场天然气价格飙升74%，达到每兆瓦时55.8欧元。与此同时，作为非洲主要供应枢纽的埃及，颗粒尿素价格自危机爆发以来每吨上涨60美元；部分市场尿素价格甚至在72小时内翻倍。

航运成本同样急剧攀升。报告指出，波罗的海交易所计算的油轮运费指数一周内上涨54%至72%。船用燃料价格同步走高：新加坡低硫燃料油价格涨幅达99%，高硫燃料油涨幅达100%。此外，战争风险保险保费大幅上调。据报告引用的航运业估算，对于一艘估值1亿美元的油轮，保费可能使单次航程成本增加四倍。

另一重压力来自硫磺，它是磷酸盐化肥生产的关键原料。根据美国化肥研究所数据，全球近50%的硫磺出口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上游国家。海峡封锁不仅阻碍海湾化肥成品出口，也可能影响其他生产国的产能。这一维度尤其关乎摩洛哥。作为全球最大磷酸盐出口国，摩洛哥磷酸盐集团（OCP）的磷肥生产部分依赖硫磺供应。海峡中断可能间接制约其产能发挥。

联合国贸发会指出，此次危机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本已脆弱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封锁每持续一周，农业冲击的风险便增加一分。在粮食安全与地缘政治交织的复杂棋局中，非洲大陆的农田正成为大国博弈的间接战场。如何在危机中构建更具韧性的农业投入品体系，将是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长期课题。

美以伊战争升级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埃及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现。

据非洲经济与金融通讯社报道，由于世界主要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成为战区，海湾国家石油出口严重受阻，开罗正寻求将自身打造为海湾石油出口的替代平台。为此，埃及当局已向国际公司提供位于红海沿岸约十个石油储存设施的租赁服务，目标是吸引石油运输，特别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和卡塔尔的石油运输。与此同时，埃及正积极推广苏美德输油管道（SUMED），将这条管道定位为波斯湾石油的战略绕行通道。该管道连接红海沿岸的艾因苏赫纳港和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克里尔港，可使沙特等国通过东西向陆路管道将原油送至红海扬布港（Yanbu），再经苏美德输油管道抵达地中海。这是埃及除众所周知的苏伊士运河外另一条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基础设施。

全称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的苏美德输油管道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缘起于中东现代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争——1967年六日战争。这场战争以以色列的压倒性胜利告终，导致以色列领土面积扩大约三倍，并深刻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其后果至今影响着巴以冲突、阿拉伯-以色列关系以及地区稳定。

六日战争导致苏伊士运河一度长期关闭，大型油轮无法通行，阿拉伯国家急需替代路线。于是，1973年，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五国达成协议，成立阿拉伯石油管道公司（Arab Petroleum Pipelines Company，简称SUMED），埃及通用石油公司持股50%；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持股15%、阿联酋国际石油投资公司持股15%、科威特相关实体持股15%、卡塔尔能源持股5%。输油管道由全球最大的承建公司美国贝克特尔公司承建。1977年管道正式投产，成为当时中东重要的能源工程之一。

苏美德输油管道全长320公里，避开苏伊士运河，从红海端的艾因苏赫纳（Ain Sokhna）起直达地中海亚历山大港附近的西迪凯里尔（Sidi Kerir）。管道总输油能力约每日250万桶。艾因苏赫纳有长达3公里的海上码头和大型储油罐，西迪凯里尔则是近海装船点，可直接为欧洲市场供油。这条管道的主要作用是绕过苏伊士运河，将波斯湾原油快速运往地中海和欧洲。管道曾在苏伊士运河扩建前发挥了关键补充作用。历史上最高年输量可达每日220万桶（2000年左右），2025年全年运输量近5千万吨原油。

美以伊战争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交通量骤降85%，传统海运受阻。埃及石油部长卡里姆·巴达维（Karim Badawi）公开表示，埃及已准备好通过苏美德输油管道协助沙特阿拉伯，将西部扬布港的原油先海运至艾因苏赫纳，再经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西迪凯里尔，重新装船出口欧洲。埃及强调管道及码头设施完全有能力承接增量。苏美德输油管道不仅是备用路线，而是当前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生命线”。虽然它无法完全替代霍尔木兹海峡，但作为红海-地中海陆上捷径，苏美德输油管这条曾经的战后应急工程也在当下地缘政治危机中展现出灵活的“急救”潜力，有效缓解危机。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近20%石油的必经之路，但目前由于持续不断的冲突而陷入瘫痪。全球石油贸易遭受重创。海湾产油国已开始着手调整其物流网络。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正将部分出口通过自有陆路管道转向红海，并增加从扬布港的出货量。

运输受阻给油价带来了显著的上行压力。3月9日星期一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亚洲交易市场飙升至每桶117美元左右，日涨幅约27%，创下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最大涨幅。多位分析师认为，如果海湾地区的供应中断持续下去，当前的危机可能构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冲击。

对开罗而言，此次危机既关乎经济，也关乎战略。租赁储油设施和增加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的使用，既可以带来额外收入，同时也能巩固埃及成为区域能源中心的雄心——这一雄心已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领域得到体现。埃及在能源领域扮演的角色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演变。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经由红海和地中海的替代路线在全球石油贸易中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定点空袭，导致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哈梅内伊遇害身亡，伊朗随即在24小时内对周边15个国家、27个美军基地以及塞浦路斯英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几乎将整个海湾国家陷入火海，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国际震荡。世界各国领导人呼吁交战方重返谈判桌。非盟（AU）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紧急缓和局势，并持续对话。他强调，各方必须完全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行事，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警告说，局势进一步升级将加剧全球动荡，对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和经济韧性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地区冲突和经济压力依然严峻的非洲。他敦促所有相关各方优先开展外交斡旋，包括继续推进由阿曼斡旋的国际调解工作，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尽管非洲大陆与中东地理相距较远，但全球能源市场、贸易路线与外交关系的连锁反应，已使这块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大陆在经济、安全、地缘政治及人道主义支援层面面临严峻考验。

危机爆发后，全球石油市场剧烈震荡。布伦特原油价格在战争爆发后一度上涨11%，从每桶69.5美元攀升至77美元。对非洲多数石油净进口国而言，这一波动直接推高燃料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并冲击运输、制造业与食品供应链。在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汽油价格已涨至每升945奈拉，进一步加剧生活成本危机。

尽管非洲大陆未直接卷入军事冲突，但因其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这两条全球贸易动脉，因此正面临潜在的能源与物流双重冲击。

据非洲经济与金融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敏感的能源通道之一。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全球约20%的石油消费依赖该海峡每日通行，相当于1700万至2000万桶原油，主要来自海湾产油国。该通道也是卡塔尔液化天然气（LNG）出口的关键枢纽。尽管非洲整体仅约13%的进口货物经霍尔木兹海峡，但西非与东非多数国家为成品油净进口国。若油价因通道中断而持续飙升，将直接推高能源进口账单、消耗外汇储备，并传导至运输、电力及工业生产成本。非洲石油出口国（如尼日利亚、安哥拉）或可短期受益于高油价，但多数西非与东非进口国将承受更大经济压力。

另一风险点在红海—苏伊士运河轴线。胡塞武装已宣布恢复对该海域商船的袭击，以声援伊朗。苏伊士运河承载全球12%至15%的贸易量，以及近30%的集装箱运输，是亚欧非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该走廊的脆弱性已有先例。2024至2025年间，受巴以冲突及胡塞武装袭击影响，苏伊士运河通行量显著下滑。埃及总统塞西今年3月估计，该国每月损失约8亿美元；2024年全年运河收入更锐减近60%，损失高达70亿美元。埃及因以色列关闭塔马尔气田，每日损失约8亿立方天然气进口，被迫启动紧急能源计划，暂停部分工业供应。

联合国贸发会指出，红海安全危机已迫使大量船舶改道好望角，航程增加数千公里，全球海运成本随之攀升。东非国家依赖度尤为显著：吉布提约31%、肯尼亚15%、坦桑尼亚10%的外贸需经苏伊士运河；苏丹风险最高，约34%的外贸依赖该通道。

分析认为，若霍尔木兹与苏伊士—红海走廊同时受阻，非洲将面临能源价格飙升与物流成本上涨的双重冲击。联合国贸发会数据还显示，全球逾80%的货物贸易依赖海运，而多数非洲经济体高度外向，对国际供应链依存度高，通胀压力将显著加剧，如果能源价格长期高企，多个国家可能需要扩大燃油与电力补贴以缓和社会压力，财政赤字恐随之恶化。此外，在国际金融环境趋紧的背景下，能源进口账单增加可能加剧非洲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当前，多个非洲国家正努力巩固宏观经济平衡、抑制通胀，以走出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的余波。在此关键阶段，全球战略通道的稳定，已成为非洲经济抵御地缘政治冲击的重要外部变量。

观察人士指出，此次危机再次凸显非洲国家加强经济自主性、降低对全球价值链过度依赖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