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旨在加强日本与非洲四国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倡议，因一则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谣言而被迫中止。9月25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正式宣布，取消其“国际协力非洲故乡”（JICA Africa Hometown）倡议。这是一项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九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 9）上高调推出的倡议。

这场三年一度的高级别峰会，是日本稳固其在非洲地位的平台。东京方面正致力于将自身定位为北京“贷款换基建”模式的可靠替代者，转向以人力资本、绿色投资和价值链“共创”（Kyoso）为导向的合作模式。为此，日本宣布了一项颇具雄心的软实力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为非洲培训30万名人工智能和数字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这项计划将与东京大学的顶尖专家合作，在肯尼亚、乌干达等数十所非洲高校启动人工智能课程，重点将 AI技术融入农业、工业制造和物流等关键经济领域，以呼应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机制一贯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视。

为彰显非洲对日本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日本国际协力机构8月21号推出“国际协力非洲故乡”倡议，该项目旨在通过文化、教育和经济交流活动，加强日本地方自治体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同时帮助解决非洲面临的发展挑战，并振兴日本地方社区。该项目不涉及任何移民政策或特殊签证发放，但因名称和表述导致的误解而引发争议，最终被迫撤销。

项目背景是这样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基于以往的交流经验，希望将日本地方城市作为非洲国家的“

象征性故乡”，培养能充当日本-非洲“桥梁”的人才。到2050年，非洲人口预计占全球四分之一，日本需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系。具体活动内容包括促进双边交流，组织海外合作志愿者、实习生接纳等。指定四座日本城市作为“官方接待城市”，分别对接四个非洲国家，结成姐妹城市，以推动文化、教育及经贸领域的深度交流，促进民间纽带建设。具体包括：位于日本北部山形县的长井市对接坦桑尼亚；毗邻东京的千叶县木更津市对接尼日利亚；新潟县三条市对接加纳；西部爱媛县的今治市对接莫桑比克。这些日本城市均与各自对接的非洲国家拥有长期历史联系和正在进行中的合作项目。

然而，这项本应象征日非友好合作的倡议，却因网络上盛传“日本将大规模接收非洲移民”的不实言论而遭遇强烈反弹。倡议一经公布，社交媒体和包括《坦桑尼亚时报》在内的部分非洲媒体以及BBC面向西非国家的皮钦语（ Pidgin）版传播了不实信息，例如：“长井市将成为坦桑尼亚的一部分”；“日本将为尼日利亚青年发行特殊签证，便利移民到木更津市”等。

混乱更始于尼日利亚政府发布的一则错误声明，其中称日本将为有意定居木更津市的尼日利亚高技能青年设立“特殊签证类别”。尽管尼方随后迅速更正，但谣言已然扩散。在社交平台X上，此类不实信息被多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推波助澜，其中包括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他发文称：“照这样下去，日本将不复存在，只剩下几座日本人曾经居住过的岛屿。”

尽管此言毫无事实依据，却在日本国内引发共鸣，尤其受到部分排外民粹团体的回应。在日本，外籍人士仅占

总人口的3%左右，移民问题向来敏感。2024年，外国居民人数同比增长约11%，更令公众忧虑加剧。今年9月中旬，日本维新会（Nippon Ishin no Kai）甚至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主张为外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设定上限。

面对舆论风暴和网络上的激烈批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最终选择终止项目。机构主席田中明彦在记者会上坦言：“公众反应是基于误解和混淆。”

不过，该机构强调，其支持国际交流的承诺不变，但未来或将采取更低调、不易引发误解的形式推进合作。截至目前，非洲合作城市尚未就项目取消一事作出公开回应。

“国际协力非洲故乡”倡议的夭折，凸显虚假信息对公共政策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日本正试图深化与非洲这一战略伙伴的经济外交关系，高调召开了第九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并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地缘经济倡议，即创建一个“非洲-印度洋经济区”的当下。此次事件恐将对未来的一系列合作项目造成寒蝉效应。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非洲支持的合作项目众多，涵盖投资、金融服务与区域互联互通。其中包括日本与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合作，扩大对纳卡拉走廊的投资，整合非洲矿产供应链，提升对日本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能力。在肯尼亚，支持整合蒙巴萨港、公路等交通设施及蒙巴萨经济特区。在乌干达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尼罗河上的新斜拉桥及连接道路升级项目以促进乌干达与南苏丹贸易，该机构也正在支持改善刚果（金）首都的电力接入。

据摩洛哥通讯社报道，9月19号，摩洛哥外交大臣纳西尔·布里塔应邀访华并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签署了《建立两国外交部战略对话机制谅解备忘录》，标志着摩洛哥与中国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两国合作从传统协议框架迈向以重大工业项目为支撑的深度战略联盟。这一机制的建立，不仅丰富了2016年《中摩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法律内涵，更构建起基于信任、理解与相互尊重的高层常态化对话平台，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及多边事务协调。会晤期间，布里塔重申摩洛哥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不久前召开的上合组织第二十五次峰会上宣布的“全球治理倡议”。布里塔同时宣布摩洛哥加入由中国倡议成立、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组织。

在签署外交战略对话机制的同时，摩洛哥政府投资与评估部部长级代表卡里姆·齐丹率团出席了9月20日至23日在安徽合肥举行的“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本次大会以“全球智能产业：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领袖、国际组织与行业协会代表，是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对接与战略投资的高端平台。摩洛哥的积极参与彰显该国正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深化对华经济合作的决心。

中国作为摩洛哥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正从“设备进口国”角色，逐步转变为“产业共建者”——双方在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科技等前沿领域合作已初见成果。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中国对摩洛哥直接投资已远超2023年全年总额，反映出北京对摩洛哥政局稳定、优质基建和战略区位的高度认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重要支点，摩洛哥正吸引越来越多亚洲资本，尤其在能源转型领域。“丹吉尔科技城”等中资合作园区，则成为技术转移、高技能就业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引擎。

阿中产业研究院在九月中旬发表系列长文，对六大中资锂电巨头百亿美元投资摩洛哥，构建“电池帝国”进行了深度报道。文章写道：在丹吉尔科技城的工地上，起重机林立、卡车穿梭，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正拔地而起——这里，正悄然崛起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新支点。随着国轩高科、中伟股份、天赐材料、贝特瑞、华友钴业、雅化集团等六家中国锂电巨头宣布超百亿美元投资计划，摩洛哥，这个北非小国，正被重塑为服务欧美市场的“中国新能源制造跳板”。这不是简单的产能外移，而是一场覆盖“磷酸盐—正负极—电解液—电池组装—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重构。中国新能源企业，正在摩洛哥再造一条完整的电池供应链，以应对欧美日益收紧的贸易壁垒，同时抢占全球能源转型的战略高地。

为何是摩洛哥？文章列出吸引中企“集体登陆”的三大王牌，首先是资源王牌：摩洛哥坐拥全球约500亿吨磷酸盐矿藏，占世界储量73%，是磷酸铁锂（LFP）电池最核心、最经济的原材料来源。在欧美力推“去中国化”供应链的背景下，摩洛哥的资源禀赋成为中企“本地化突围”的关键筹码。其次是地缘王牌：摩洛哥是直通欧美市场的“零关税通道”；摩洛哥与欧盟签署了《联合协定》，工业品出口零关税；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其制造产品可计入《通胀削减法案》（IRA）补贴门槛——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摩洛哥生产的电池，出口美国最高可享每辆7500美元电动车补贴，进入欧洲则没有反补贴调查之忧。再有是产业王牌：摩洛哥是非洲最大汽车出口国，具备成熟的制造生态，2023年，摩洛哥汽车出口额达139亿美元，超越中国、日本和印度，成为欧盟最大汽车供应国。雷诺、Stellantis等巨头早已在本地扎根，本地化率2025年达80%。中企入驻，可无缝对接成熟汽车产业链。

文章特别指出，摩洛哥不止是“避税跳板”，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美国100%电动车关税、欧盟反补贴调查，中国企业选择摩洛哥绝非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布局：借道摩洛哥，实现“中国技术+本地制造+欧美市场”的合规出口模式；掌控上游磷酸盐，保障磷酸铁锂电池成本优势与供应稳定；通过本地化生产，深度融入欧美新能源标准体系，提升话语权；以摩洛哥为支点，未来可辐射整个非洲大陆的电动化浪潮。

作为“一带一路”的首个北非签约国，摩洛哥正成为中国新能源出海的核心制造基地，摩洛哥也借助其大规模基建投资，教育医疗投入及经济多元化，成为全球新能源经济版图的“战略枢纽”。

2024年，中国在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内设立了“全球安全倡议研究中心”，以统筹该倡议的实施。2024年7月，中心发布的首份评估报告强调，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和上合组织等）在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理念、获取官方支持和建立战略品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近日，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发表长文，就习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议如何正在非洲落实进行了详细分析，他在这篇题为《非洲：中国全球安全理念的试验场》的长文中，明确点名了全球安全倡议在20个优先领域的合作方向及实施路径。

文章写道：全球安全倡议构想文件明确指出，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多边组织是其实施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平台。非洲对该倡议的官方支持最早于2022年8月在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获得确认，并在2024年9月第九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得到强化。自2022年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所有双边协议均包含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支持条款。此举不仅提升了该倡议的知名度，也彰显了中国的号召力，并使非洲国家在立场上更倒向中国，疏远其竞争对手。

全球安全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安全与军事议程”的融合尤为关键。中非合作论坛为展示中国现有的或新推出的安全部门合作项目提供了成熟平台，并将其纳入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以增强影响力。这种整合模式也见于上海合作组织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中国主导的安全机制，许多非洲国家已参与其中。

南非前海军军官、中国军事政策专家隆加尼·赫隆瓦（Lungani Hlongwa）指出：“中非合作论坛为在双边关系中提供安全装备架构了平台”，同时将全球安全倡议相关资金引导至“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和“中国国防对话”等机制，以扩大全球安全倡议的影响力。

2022年1月，乌干达特种部队与30多名中国特战人员联合行动，抓获并驱逐了四名涉嫌参与犯罪网络的中国公民。这只是中非安全部队在非洲开展的众多联合行动之一，此类行动凸显了中国日益重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安全行动力。

类似行动也在其他地区通过中国—中亚机制（CCAM）下的中亚联合巡逻、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ASCF）框架内的中东联合缉私、中国—拉共体（China-CELAC）框架下的联合执法中心展开。

全球安全倡议的整合还包括建立新的双边执法合作项目，如2024年成立的“中国埃塞尔比亚执法合作中心”，以及提议设立“中国加纳警察与执法学院”。2025年7月，索马里安全部队人员在中国接受了治安、国安和边境管控培训，成为越来越多接受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培训的非洲执法人员之一。这些培训大量借鉴了中国—中亚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中心的模式。

全球安全倡议还强调争取东道国对中国利益的支持，特别是保护“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例如，2022年中埃协议旨在保护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等重大项目；中肯倡议则计划组建一支精英警察部队，保护中资建设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

这种“中国提供资金、技术与警务技能，东道国部署安全部队”的安保模式正在非洲迅速普及。目前约有40个非洲国家与中国警方机构保持联系。该模式借鉴了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安全合作机制。所有这些行动正是全球安全倡议中提出的“共同合作安全”的体现。

部分非洲政府将该倡议视为在资源有限背景下获取额外安全援助的渠道。但也有国家持保留态度，担忧其政治后果与风险。一些人质疑中国安全治理模式在非洲的适用性，例如过度强调“政权安全”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尽管“军队非政治化”原则在许多非洲国家根深蒂固，但人们担忧中国安全合作的频率、深度和广度可能适得其反，尤其当中国模式吸引非洲执政党时。非洲—中国问题博主阿莫达尼·加里巴（Amodani Gariba）指出：“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利用军队打击反对派，事实上已建立一党制国家。中非扩大军事合作可能加剧非洲本已严峻的治理危机。”

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国内维稳产品（如警用装备、防暴系统和监控技术）所引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非洲监控技术专家布勒尼·吉利（Bulelani Jili）警告，中国模式强调国家主导，压制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在威权与民主国家均引发严重关切。吉利也承认这是“需求驱动”：许多非洲政府主动寻求这些工具。他呼吁本地监管机构加强对监控技术滥用的监督。津巴布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戈登·莫约（Gordon Moyo）比喻道：“技术就像蜜蜂：嘴里产蜜，尾上带刺。我们必须看清中国带给我们的‘蜜’，也要警惕中国数字技术对非洲公民自由带来的‘刺’。”

尽管全球安全倡议看似无害的安全理念获得广泛支持，但在实践过程中正越来越多地将中国安全机构与项目嵌入非洲伙伴国的安全体系之中。作为中国整体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全球安全倡议将在未来持续主导中国外交政策。它在非洲的渐进发展，将预示它在全球范围内其的推广路径。

自北京九三阅兵后，国际舆论开始关注中国是否在集结各路独裁威权国家打造新国际秩序，挑战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实，早在202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已经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Initiative for Global Security），这是中国为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即西方语境中的国际秩序，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提出的“三大倡议”之一。其他两项倡议分别是：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南南合作基金、多边融资平台等五大工具，扩大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及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挑战民主与人权的“普世性”，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规范与制度安排。相关内容体现在中国2023年发布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主张与行动》白皮书中）。

全球安全倡议以“合作安全”“不干涉内政”和“维护联合国宪章”为框架，在非洲和发展中国家中广受欢迎，但该倡议的根基却深植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理念。

近日，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发表长文，就习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议如何正在非洲落实进行了详细分析，他在这篇题为《非洲：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试验场》的长文中这样写道，我们有必要将2023年“全球安全倡议”政策文件与《2025年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结合起来解读。后者明确提出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政治（政权）安全是基础；经济安全是根本；军事科技、文化和社会安全是保障；国际安全是支撑。

文章指出，最初，全球安全倡议在表述上笼统而模糊，但它的轮廓正逐步清晰。2024年9月，在第九届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上，习近平主席将《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2025–2027）》描述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早期实施范例”。此后，从2024年9月至2025年6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际落实会议期间，中非之间举行了八次高层军事交流，其中包括在南京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为来自40个非洲国家的90名青年军官举办的培训活动。

自此，全球安全倡议逐步融入中非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在非洲安全合作的布局。例如，中非论坛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7年9月下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前，中国将为非洲培训6000名高级军官、500名初级军官以及1000名警察。

然而，一些非洲意见领袖警告称，采纳全球安全倡议理念可能带来风险，例如“执政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在非洲历史上曾导致一党专政和军政府的出现。此类做法可能侵蚀军民关系中的民主规则，破坏“安全人员应忠于宪法而非执政党”的非党派专业原则。 另有意见领袖担心，中国理念可能将非洲国家卷入地缘政治竞争，因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战略叙事核心是“对抗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这可能动摇非洲长期奉行的不结盟传统。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围绕六大基本原则展开：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内政；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深入分析这些原则，可发现它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旨在推广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中国世界观。

这些原则强调合作、协商与不干涉，契合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取向。全球安全倡议援引“南南团结”的历史叙事，将中国定位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强调各国应尊重彼此“正当安全利益”，主张一国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但“正当安全利益”这一概念涵盖广泛，既包括领土主张，也包括政权安全——这对非洲许多一党专政政体而言是核心关切。全球安全倡议实际上认可了这些诉求，并向非洲领导人传递支持信号；作为回应，中国则期望非洲领导人支持其安全政策。例如，多个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尽管该主张已于2016年被常设仲裁法院裁定为非法。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成员国还重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并声明“台湾、香港、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和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符合国际法和不干涉原则。

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维护海外利益”，这一强调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益突出。这意味着中国将优先通过东道国安全部队和日益增多的中国安保公司，保护其投资、公民和战略利益。 自2012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每一份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都包含“海外利益保护”章节。类似内容也出现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ASCF）、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China-CELAC）和中国—中亚机制（CCAM）等平行论坛的行动计划中。尽管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最早，但这些区域性合作机制在议程、结构和目标上高度相似，使中国能够以统一方式在不同地区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使用相似的策略甚至相同的机构和人员。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这个话题。

根据全球能源转型智库（Ember）8月26日发布的最新报告，从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的12个月内，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了15032兆瓦（MW）的太阳能电池板，而在此之前12个月的进口量为9379兆瓦，同比增长60%。预计非洲大陆至少16个国家的电力产量将增长5%以上，其中塞拉利昂增幅将高达61%，乍得达49%。

这份题为《非洲太阳能腾飞的首个证据》报告指出，这一增长遍及整个非洲大陆，其规模将对许多国家的电力系统产生明显影响。上一次非洲大规模增加“中国制造”光伏板进口是在2023年，当时南非因能源危机进口量暴增。但此次情况有所不同：过去12个月进口量的激增主要发生在南非以外的地区。有20个国家创下了中国光伏板进口量的新纪录，25个国家的进口量超过100兆瓦，而一年前仅有15个国家达到这一水平。与此前12个月相比，阿尔及利亚在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期间的进口增长率飙升33倍；赞比亚增长8倍，博茨瓦纳增长7倍，苏丹增长6倍，利比里亚、刚果（金）、贝宁、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增长率均超过3倍。

报告指出，南非仍以3784兆瓦的进口量位居首位。尼日利亚以1721兆瓦的进口量超过埃及，成为第二大进口国，阿尔及利亚以1199兆瓦位列第三。其后依次为摩洛哥（915兆瓦）、埃及（854兆瓦）、突尼斯（655兆瓦）、塞内加尔（519兆瓦）和赞比亚（424兆瓦）。

该报告基于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指出，在2025年6月之前的12个月内进口的光伏板将显著提升多个非洲国家的电力生产能力。以塞拉利昂为例，若该国在此期间进口的所有光伏板全部安装完毕，其年发电量相当于该国2023年总发电量的61%。对乍得而言，这一比例为49%。此外，还有5个国家的进口量可新增相当于其2023年全国发电量10%以上的电力，这五个国家是：利比里亚（25%）、索马里（15%）、厄立特里亚（15%）、多哥（11%）和贝宁（10%）。总体而言，得益于一年来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共有16个非洲国家的电力产量预计将增长至少5%。

报告指出，这些光伏板的进口还将减少对燃料的依赖。一块太阳能电池板通常只需数月即可抵消进口柴油的成本。在尼日利亚，一块42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售价约60美元（合每瓦0.14美元），每年可发电550千瓦时（kWh）。以西非国家当前柴油价格每升0.66美元计算，60美元的柴油仅能发电275千瓦时，这意味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投资回收期约为六个月。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柴油价格是尼日利亚的两倍以上，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太阳能的投资回收期将更短。

不过，中国光伏板对非出口激增发生在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危机的大背景下。受产能严重过剩、激烈的价格战以及西方贸易制裁的多重打击，行业内多家巨头被迫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尽管非洲被视为潜在的新兴市场，但分析指出，受制于当地基础设施和保护主义政策，非洲大陆短期内难以成为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有效出路。

经济与金融通讯社日前发表长文，对非洲大陆是否能成为中国产能过剩的救命稻草进行的深度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多家主要太阳能设备供应商，如晶科能源、隆基绿能和天合光能，近几个月来都遭遇了严重亏损。数据显示，晶科能源2024年上半年收入同比下降68.77%，天合光能和隆基绿能的收入也分别减少了12.99%和40.4%。

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数据，全球光伏组件年供应能力高达1100吉瓦，而需求仅为425吉瓦，导致工厂产能利用率不足50%。为了应对困境，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曾提议设定最低价格，但收效甚微。同时，为规避欧美市场的关税壁垒，一些中国制造商正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

尽管非洲拥有充足的日照资源，被业界普遍视为太阳能产业的未来增长点，但其市场仍面临多重障碍。首先，非洲多国的能源基础设施仍严重依赖煤炭，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步伐相对缓慢。其次，金融和技术瓶颈也限制了当地大规模采购和部署太阳能设备的意愿。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在推行本土保护主义政策。

据非洲开发银行（AfDB）的一份报告显示，尼日利亚目前对中国光伏板进口征收10%的关税，而且目前已能生产太阳能组件七个零部件中的四种，其本土制造的面板比中国进口产品便宜4%，这使其成为光伏产业的潜在竞争者。南非作为中国光伏板在非洲的最大进口国，也效仿实施了10%的关税，以保护国内制造商。专家认为，中国企业若想在非洲市场取得突破，不能再仅仅依赖简单的产品出口。他们需要提供更具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包括将部分产能转移到非洲当地、提供储能技术和融资服务，并帮助当地加强电网建设 。

在能源转型、电力普及和实现能源多元化目标的推动下，非洲大陆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加速。这一趋势得益于全球范围内技术成本下降和气候政策的激励。非洲正越来越多地依赖可再生能源来满足能源需求。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提供的数据，2024年，非洲的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突破70吉瓦（GW）。但这一增长完全依赖进口设备——从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储能电池到涡轮机和数控系统，非洲本土均无法自主生产。

根据南非非营利组织“绿色开普”（GreenCape）于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非洲大型新能源项目所涉及的进口设备主要集中在光伏发电、风能、电池储能和逆变器这四个领域。这些设备和技术从何而来？谁是非洲的供应商？经济与金融通讯社（Ecofin）近日发表长文，对“谁主导非洲新能源市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主导光伏市场

如今，太阳能是非洲部署最多的可再生能源，但技术完全依赖进口。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发布的《202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2023年，非洲安装的光伏组件中，有85%至90%来自中国。隆基（LONGi）、晶澳（JA Solar）、天合光能（Trina Solar）和晶科能源（Jinko Solar）等中国制造商凭借庞大的工业产能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主导了非洲市场。另一家活跃在非洲的制造商加拿大太阳能公司（Canadian Solar）虽总部位于加拿大，但产能却在中国并常年位居全球五大出口商之列。运往非洲大陆的组件大部分为性能优异的耐高温N型电池技术，是当前光伏行业中最先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电池技术之一，主要由上述五家工业巨头生产。非洲既不生产硅片、电池片，也不能生产完整的组件。目前仅南非等国有少量组装厂。印度在肯尼亚、乌干达等国的家用太阳能领域有所进展，而欧盟的商业存在已大幅萎缩。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3年发布的《全球光伏供应链》报告，欧盟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降至5%以下。这一趋势也反映在非洲市场上，其影响力现已微乎其微。

风电市场：欧洲主导与中国的崛起

不过，与光伏发电不同，非洲风电市场则由欧洲制造商主导。据美国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咨询公司和全球风能理事会提供的数据，2024年，欧洲制造商在除中国以外的全球风电装机市场仍占主导地位。全球风电领军者丹麦维斯塔斯（Vestas）公司在全球市场风电安装超10吉瓦，紧随其后的是西门子歌美萨（Siemens Gamesa）和诺德克斯（Nordex）公司。根据2022至2024年发布的多项报告，这三家公司仍是北非（摩洛哥、埃及）和南非主要风电市场的主导供应商。

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提供的数据，金风科技（Goldwind）和明阳智能（Mingyang）等中国制造商已通过中国融资支持，在肯尼亚和埃及交付了多个近期项目。

储能：被中国和韩国锁定的市场

在储能领域，非洲市场被中韩企业垄断。2024年，亚洲企业提供了非洲大陆95%以上的储能系统。宁德时代（CATL）占据45%市场份额，LG能源解决方案占市场份额（25%）、比亚迪占比（15%），三星SDI和松下瓜分剩余市场份额。

另外两家活跃在非洲的新能源公司分别是点灯科技（d.light）和博克斯公司（Bboxx）。这是两家在离网太阳能（Off-grid Solar） 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企业。它们主要服务于非洲、南亚等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地区，通过太阳能+储能+物联网技术，为无电或缺电人口提供新能源解决方案，是“能源公平”运动的领军企业，并获得了英国政府（CDC Group）、软银、高盛、法国电力（EDF）的投资。尽管储能成本降至192美元/千瓦时，但非洲仍未形成本地产业链，锂电池完全依赖进口。

逆变器：技术上由中国主导的市场

逆变器是将太阳能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关键设备，非洲市场完全依赖进口，且亚洲供应商尤其是中国供应商占绝对主导。华为和阳光电源（Sungrow）两家中国制造商合计占据全球市场约55%的份额。逆变器已大规模应用于非洲的大型太阳能项目。同样来自中国的古瑞瓦特（Growatt）正在离网领域，特别是家用太阳能套件市场中不断拓展份额。相比之下，欧洲制造商，特别是德国的SMA和奥地利的Fronius的两家全球领先的光伏逆变器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份额已降至5%至7%，在非洲的影响力也已微乎其微，仅限融资或技术要求极高的项目。

在非洲仍有6亿人无法获得电力的背景下，掌握技术是确保非洲能源安全的关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十年前已发出警告：非洲需要建立新能源工业体系，投资于本地太阳能和风能部件的制造，以降低成本、创造就业并改善贸易平衡。

近期多份报告和新闻报道揭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其“不干涉内政”的外交策略在与非洲军政府打交道时遭遇挫折；另一方面，在萨赫勒等动荡地区，中国企业和公民正成为伊斯兰极端组织袭击的目标，安全风险剧增。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正经受着日益复杂的考验。

据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在非洲交易型外交的局限性>的报告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宣扬其不干涉主义战略，即与任何类型的执政政府进行接触，无论其如何上台。然而事实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和维护法治的承诺对稳定和投资回报前景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在尼日尔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25年3月，三名在中石油及子公司工作的中石油高管被尼日尔政府驱逐出境。这是中国与蒂亚尼将军领导的尼日尔军政府关系的最新挫折。该军政府于2023年7月上台执政。此前，该政权曾吊销了尼亚美一家中资酒店的营业执照。今年5月，军政府下令中石油及其旗下索拉兹炼油厂暂停工龄超过四年的外籍员工的工作许可，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原因是军政府上台后遵循了一套资源民族主义、经济民粹主义的发展战略，直接威胁着中国在尼日尔的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包括中石油对阿加德姆油田的开发和开采，以及连接这个内陆国家东南部与邻国贝宁大西洋海塞梅港的20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萨赫勒地区战略的基石，这条输油管道历经十余年建设，投资超过50亿美元。索拉兹炼油厂于2011年竣工，中石油投资9.8亿美元。

中国在放弃与前总统巴祖姆领导的民选政府的长期合作后，已成为尼日尔军政府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尽管中国最初呼吁尼日尔尽快恢复宪政秩序，但后来改变了立场，成为该政权的主要国际合作伙伴。中国甚至向军政府提供了4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打破了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军政府违宪夺权实施的制裁。尽管如此，中国在尼日尔的大部分业务却出现了问题。

中国是尼日尔第二大外国投资者，仅次于法国，目前的直接投资额为23亿美元。中石油于2008年与民选政府签署了阿加德姆油田开发项目。中石油还投资建设了位于尼日尔边境的索拉兹炼油厂，日产2万桶原油，主要供应国内市场。该项目的二期计划包括建设一条非洲最长的输油管道阿加德姆-塞梅输油管道，主要用于将出口中国的原油输送到大西洋口岸。中国在尼日尔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中国核工业集团与尼日尔政府合资开发的阿泽里克铀矿。

中国还寻求增加对尼日尔及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军售。这三个军政府在2023年和2024年共收到至少10批中国武器。这些武器由中国北方工业集团负责交付。该集团于2023年在塞内加尔也设立了办事处，以扩大在萨赫勒地区的业务。

然而，在宪法规则被破坏或被无视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必然存在财务风险。2025年3月，尼日尔军政府对与中石油的协议进行了彻底修改，要求补缴欠税、实现本地员工与外籍员工同工同酬、增加本地员工的管理职位，外包业务必须选择给本地公司。这些决定并非通过协商，而是由军政府通过法令做出，在法律解释和适用度方面造成了极大不确定性。

中国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几内亚这些由军政府统治的国家推行了惊人相似的政策。2023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批准向资金短缺的布基纳法索军政权提供4900万美元贷款，用于在卢姆比拉建造一座太阳能发电厂。2024年，同样资金短缺的马里与中国能源巨头中国水电建设集团达成协议，在萨福建造一座1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中国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马里古拉米纳锂矿40%的股份，该矿是全球最大的锂矿项目之一。

然而，在马里，针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袭击事件正呈现常态化趋势，安全风险已从潜在威胁转变为现实危害。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近三个月来，中资企业在马里运营的矿场和建筑工地已多次遭到极端组织“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JNIM）的袭击。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7月23日，马里南部布古尼地区的一处中资矿场遇袭，5名中国公民被绑架。7月1日，位于卡伊区的一家水泥厂也遭到同一组织袭击，一名中国公民被绑架。此外，5月和6月，马里多个中资矿区和公路施工地也相继遇袭，工程车辆被焚毁，中国公民被绑架。

这些袭击事件的频繁发生，凸显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正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困境。中国试图通过支持军政府来确保政权稳定，以为只要一个政府能牢牢控制国家权力，便具备合作的合法性。然而，这些非法政权却通过政治风，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表现出天然的不稳定性，反而使中方投资陷入被动，与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考量背道而驰。报告分析指出，这种局面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前提的交易型外交，或许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打开市场，但却可能助长了治理不善和区域不稳定，最终反噬其自身在当地的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

聚焦非洲财经新闻的经济与金融通讯社(agence ecofin)对两份近期发布的独立报告进行了报道，报告揭示，非洲渔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温度上升正在降低海洋生物的含氧量和食物供应，改变鱼类生存环境；另一方面，过度捕捞，尤其是一些大型外国渔船的非法作业，正导致鱼类资源迅速枯竭。这不仅威胁着数百万渔民的生计和区域粮食安全，也对非洲的生态系统平衡构成严峻挑战。

据美国哈佛大学附属研究中心“萨拉塔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于2025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西非几内亚湾沿海渔民的生计，正受到海洋暖化和非法捕捞的双重威胁。报告指出，海洋吸收了全球约九成温室气体产生的热量，导致海水温度升高、氧气浓度下降及鱼类食物减少。这份题为《几内亚湾渔民：气候与收入多元化的必要性》的报告指出，水温升高使得小型中上层鱼类被迫进行大规模地理迁徙。例如，渔民们的主要渔获资源“金带鲱鱼”的活动范围，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十年向外移动181公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到本世纪末，几内亚湾的海水表层温度可能上升1.6至3摄氏度。这些鱼类是该地区数百万人的重要食物和就业来源。

与此同时，非法捕捞加剧了资源枯竭。报告指出，一些主要由中国公司拥有的大型拖网渔船，经常违反规定进入当地专属捕鱼区，进行破坏性极强的底拖网捕鱼。这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捕鱼方式，会卷走沿途的一切。北京官方宣称其远洋捕鱼船队仅拥有两千六百艘船只，但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各大海洋中航行的中国大型拖网渔船数量接近1万7千艘。

这些因素已导致渔获量急剧下降。数据显示，1993至2019年间，加纳的鱼类捕获总量下降了59%；科特迪瓦在2003至2020年间的捕获量也减少了近40%。该地区的季节性捕鱼禁令未能有效扭转这一趋势。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加纳和科特迪瓦高达九成的渔民认为，他们的后代未来将无法依赖渔业为生。

无独有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今年7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将淡水渔业的困境公之于众。报告指出，由于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因素，非洲大陆已登记的淡水鱼物种中，有约26%面临灭绝威胁。

这份题为《非洲被遗忘的鱼类以及拯救它们的紧急恢复计划》的报告指出，非洲已记录的淡水鱼类超过三千二百种，仅2024年就记录了28个新种类，但许多物种处于评估不足的状态。鉴于巨大的数据缺口，受威胁物种的实际数量可能要高得多。

淡水渔业是非洲经济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柱。淡水鱼对人类和自然至关重要，它们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并支撑着无数人的生计，尤其是在脆弱社区和内陆国家。小规模渔业支撑着国家经济和区域贸易，并日益为全球供应链做出贡献，尤其是通过鱼类食品加工业、观赏性水族产业以及高价值的休闲垂钓旅游业。非洲是世界上人均淡水鱼消费量最高的地区：每年人均消费2.56公斤，比亚洲高出 28%。非洲每年捕捞的淡水鱼超过 300 万吨，占全球淡水鱼捕捞量的30%。全球排名前25的内陆鱼类生产国中有12 个位于非洲大陆，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分别位列第六和第七。

然而，这些重要的资源正在迅速流失。原因包括建造大型水坝造成的栖息地破坏、森林砍伐、矿业开发、土地用途变更、农业和工业活动中农药使用造成的污染、某些入侵物种的引入以及过度捕捞，尤其是底拖网捕鱼等破坏性极强的捕捞手段。

气候变化改变了降雨模式，导致河流干涸，湖泊变暖，使非洲大陆所有次区域的淡水鱼种群数量都在锐减。例如，在赞比西河所经区域的南部非洲，某些关键物种的捕捞量下降了90%。马拉维湖的“尚博罗非鱼”是一种当地主食，也是马拉维货币上的国家象征，其数量下降了94%。

鉴于淡水鱼在食品安全、气候适应力、生物多样性和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非洲各国政府和所有相关利益方，基于科学和实地经验，制定一项淡水生物多样性紧急恢复计划。计划围绕六项紧急行动展开：恢复河流自然流动、拆除过时的河流屏障、改善水质、保护和恢复栖息地及关键物种、终止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以及控制外来入侵物种。

目前已有20个非洲国家签署的“淡水挑战”国际倡议，为营造可持续的未来铺平道路。该倡议由各国政府联盟在2023年3月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水（资源）大会上发起，旨在到2030年恢复30万公里的河流和3.5亿公顷的湿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签署行政令，正式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经过多轮谈判与调整，尽管此前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优惠待遇被彻底废除，但多数非洲国家的最终关税税率有所下降，根据新政策，美国将对超过80个国家征收15%至41%的附加税，而其他国家则将面临最低10%的关税。总体而言，除南非、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四个国家外，18个非洲国家将被征收15%的附加税，其余32个非洲国家则面临10%的最低税率。这一新关税架构的最终版本对除少数国家外的非洲国家而言是一次“喘息”。

尽管华盛顿的新关税壁垒可能对非洲大陆带来直接冲击，但国际发展研究基金会（Ferdi）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非洲经济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这些表面上的贸易摩擦，而是中美贸易战加剧背景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难以预测的价格波动。这股暗流，或将深刻重塑非洲脆弱的经济图景。中国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市场，其经济的任何放缓都将直接传导至非洲。一旦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税战升级，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其对非洲原材料的需求必将随之减少，进而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构成下行压力。历史已提供先例，2018年和2019年的贸易紧张高峰期，石油和工业金属（如铜）的价格就曾出现下跌。

聚焦全球化，发展政策，贫困，环境及公共财政政策研究的法国非营利组织“国际发展研究基金会”于今年6月发布的题为《美国贸易政策对非洲经济影响》的报告指出，关税战对非洲的直接冲击来自非洲经济结构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

报告首先阐明，特朗普政府曾一度威胁对非洲国家征收高达10%至50%的报复性关税，后又调整为普遍适用于所有出口商的10%（燃料和矿产除外）。尽管这种关税上调的幅度前所未有，但对非洲经济的直接影响被评估为“微乎其微”。原因在于，非洲大陆的出口仅有约6%流向美国市场。对于其中25个国家而言，美国在其出口总额中的占比甚至不足2%。即使是主要对美出口国，如南非（140亿美元）、尼日利亚（57亿美元）、加纳（17亿美元）等，其对美出口的绝对规模也相对有限。

然而，表面的波澜不惊掩盖了深层结构性风险。国际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报告中强调；非洲经济的真正命门在于对大宗商品的严重依赖。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7月2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54个国家中，有46个依赖原材料出口。这种依赖在非洲中部和西部次区域尤为突出，所有国家都属于原材料依赖型。这使得它们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显得异常脆弱，并可能阻碍它们向更繁荣、更具韧性的经济模式转型。

这份题为《2025年大宗商品依赖状况》的报告指出，当原材料出口占一个国家商品出口总额的60%以上时，该国即被视为“原材料依赖型国家”。按照这一标准，非洲大陆仅有九个国家不依赖原材料出口，它们是：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吉布提、科摩罗、毛里求斯、斯威士兰和莱索托。在非洲内部，中非和西非次区域的原材料依赖程度尤为突出，这两大区域的所有国家均被认定为原材料依赖型国家，其依赖强度分别高达80%和75%，东非的形势同样严峻，18个国家中有15个表现出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占比83%；具体来看，非洲有11个国家主要依赖能源产品出口，15个依赖农产品出口，而多达20个国家依赖矿产出口。一些非洲国家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程度达到极高水平，如南苏丹（100%）、利比亚（99%）、乍得（99%）、安哥拉（98%）、苏丹（98%）、索马里（98%）和阿尔及利亚（96%）。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受经济增长放缓与石油供应充足的双重影响，预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降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这一下行趋势或将减缓贸易壁垒上升带来的近期通胀风险，但也可能对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形成制约。世界银行已预测2025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2%，2026年再降5%。

在过去十年间，非洲大陆的大宗商品出口总额出现下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波动幅度已高于至少自1970年代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目前尚难判断这是否标志着大宗商品市场更加动荡时代的开始。但贸易局势紧张、地缘政治风险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叠加，加大了这种可能性。

世界银行副行长英德米特·吉尔表示：“三分之二的发展中经济体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因此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这些经济体而言是利好。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是50多年来最剧烈的价格波动。高波动与低价格的组合将带来麻烦。发展中经济体需推进三项应对措施来自保：第一，恢复财政纪律；第二，营造友好营商环境吸引私人投资；第三，把握一切机会推动贸易自由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非洲大陆正日益成为这一创新浪潮的重要参与者。科技巨头谷歌近期宣布了一项3700万美元的投资计划，旨在加速非洲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成长，这是非洲大陆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潜力的一个缩影。

七月十八号，谷歌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宣布的这项重大投资计划涵盖多项关键举措：在当地设立一个“AI社区中心”，作为培训本地人才、技术合作与实验创新的重要平台。谷歌高管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在发布会上表示：“非洲正在进行一些最具启发性与影响力的AI实践，值得全球关注。”

同时，谷歌还将启动一个AI粮食安全协作网络，汇聚研究人员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开发AI工具以提升对饥荒早期预警、作物抗逆性和小农户的决策效率，增强非洲粮食安全系统抵御气候变化和经济冲击。此外，谷歌将推出一个融资平台，支持农业、医疗和教育领域的AI初创企业。其慈善部门还将投入700万美元，扩大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和加纳的AI教育计划。在语言方面，谷歌承诺向Masakhane项目提供300万美元资金，该项目致力于为40多种非洲语言开发AI工具。南非的两家机构——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所和维茨大学神经智能研究院——也将各获得10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

谷歌的投资，恰逢非洲本土AI创新力量的蓬勃兴起。一年一度的“深度学习印达巴”（Deep Learning Indaba）大会便是明证，该活动已成为非洲AI研究者重要的交流平台。在达喀尔举行的第七届大会吸引了700多名深度学习爱好者，其主题“Xam Xamlé”获取并分享致敬了塞内加尔著名小说家兼历史学家玛丽亚马·巴，体现了非洲AI界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精神。

谷歌“深度思维”DeepMind伦敦研究总监沙基尔·穆罕默德（Shakir Mohamed）指出，创办“印达巴”大会的初衷是为了弥补非洲研究人员在全球AI盛会中缺席的遗憾。如今，非洲AI初创项目正吸引着非洲大陆众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如塞内加尔的卡尔森GalsenAI社区项目、科特迪瓦的数据Data354以及刚果（金）的在线机器人教学Pamoja项目等。英伟达、Meta、微软和OpenAI等科技巨头也纷纷赞助这些项目，显示出国际社会对非洲人工智能潜力的认可。

非洲的研究人员正致力于解决非洲特有的挑战。阿尔及利亚人萨缤娜·阿姆鲁什（Sabrina Amrouche）领导创立了非洲气候人工智能（AfriClimate AI）工具，旨在弥补非洲气候数据空白，并通过AI预测自然灾害。突尼斯科学家阿马尔-特里基（Amal Rannen-Triki）则专注于持续学习的模型效率提升，并已成功应用于疟疾检测和水产养殖等领域。肯尼亚的康索拉塔·加基（Consolata Gakii Mwirichia）创立了创新人工智能医疗实验室（Innovate AI Health Lab），开发聊天机器人以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健康问题，例如艾滋病毒筛查。

此外，Masakhane项目致力于为2000多种非洲语言创建语言模型，以期弥合非洲大陆的语言鸿沟，实现类似ChatGPT的功能。法国-突尼斯工程师、InstaDeep联合创始人卡里姆·贝吉（Karim Beguir）则提出雄心勃勃的愿景：结合非洲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和比特币挖矿，为非洲AI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帮助非洲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一条新路径，摆脱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出口的依赖。

尽管非洲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但法国开发署（AFD）今年2月份发布的《2025年AI投资潜力指数》（AIIPI）报告显示，非洲的整体得分（38.70分）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2.32分）。报告评估了全球194个国家在AI投资准备度和吸引力方面的表现，考察了经济环境、治理质量、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数据治理和统计能力等六大类共约20项指标。报告指出，非洲有10个国家展现出较高的人工智能投资潜力，这些国家均处于高潜力三阶段，其中8个国家的得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南非以65.15分，摩洛哥63.34分，突尼斯63.20分位列非洲前三。这些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监管环境方面表现良好，具备吸引AI投资的有利条件。其他入围高潜力名单的非洲国家还包括埃及、毛里求斯、加纳、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

尽管如此，非洲内部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得分低于37.18分，大部分国家处于中等潜力阶段，有8个国家甚至处于低潜力阶段（如赤道几内亚、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等）。这些低潜力国家普遍面临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有限和金融体系不发达等挑战，对AI投资者缺乏吸引力。报告强调，为弥合这些巨大的区域差距，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和发展援助。

总之，非洲正凭借其独特的挑战和日益增长的人才储备，逐步成为全球AI版图中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