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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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佚名不深藏MedicineNatur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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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麻辣财经:科研人员重科研,为啥不愿做科普?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麻辣财经工作室 2019-03-21 14:53:00


    前些日子,麻辣姐采写一篇科普报道,一位研究员在接受采访后坚决不肯署名。问及原因,对方说:“如果让领导和同事们知道了,感觉我好像成了科普达人,不太好。”听起来,“科普达人”的身份在他的工作单位似乎并不怎么受待见。

    科研人员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做好科普原本应当是其职责之一。但在一些科研人员眼中,做科普好像有点“不务正业”,是一件并不那么光彩的事。

    那么,科研和科普到底是啥关系?为啥“第一发球员”不愿意发科普这个“球”?这事还真得好好说道说道。

    建立相关激励机制,让科研人员挺直腰杆做科普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科学有无尽的魅力,科普是创新的基石。科普引导人们对科学产生兴趣,去学习科学知识,为科技创新培养无尽的后备大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韩凤芹说。

    近年来,我国科普场馆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共有科普场馆1439个,比2016年增加了46个。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共有1.42亿参观人次,比2016年增长28.85%。

    同时,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通过组织科普活动向社会开放,成为我国科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全国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数量达到8461个,参观人次达到878.65万,比2016年增长1.77%。

    科普的直接对象是普通公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教育,其目的在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更充分地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科普贯穿创新全链条,是创新的内在动力。科普工作不到位,科技创新必将举步维艰。无论是最初的科学兴趣产生,还是后面的成果转化,都需要在适宜创新的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

    这就像乒乓球运动一样,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家都热爱都参与才能涌现出更多的好苗子,成为“尖子”队员和顶级国手。

    既然科普这么重要,那为啥一些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不高?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一开始热衷科普的科研人员,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多么努力、多么辛苦,不纳入考核,就不会被承认。结果就是,干得越多,别人就越认为你不务正业。”

    在现行的科研和人才评价指标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论文、著作和项目,科普贡献多少并不在考核范围内。在这样的评价指挥棒影响下,重科研轻科普的集体认知也就慢慢形成了。长此以往,科研人员几乎不能从做科普中获得行业认同以及物质奖励,自然也就少了积极性。

    近年来,科普的外部环境已经开始逐渐好转。从政府层面到媒体宣传,都在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科普活动。在一些国家科技项目中,也已经开始有一些关于科普的制度性设计。然而,科技界的内部环境却改变甚微,“科普是不务正业”的观念一直没能得到彻底改变,这一问题依然是阻碍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主要障碍之一。

    即使有人愿意做科普,更多是源于自身的兴趣、责任感以及从受众那里获得的成就感。但对于最重视声誉的科研群体来说,这样的动力常常敌不过科学界的不理解所带来的压力。

    此外,虽然已有相关鼓励科普的政策出台,但大多流于表面。比如《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虽然其中明确提出了建议将科学传播的业绩考核办法视为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操作细则和硬性规定,无法落到实处。

    如果真心认同科研人员做科普的价值,就应该尽快建立相关激励机制,形成科普与科研同等重要的集体认知。真正让科研人员能没有压力,挺直腰杆做科普。

    改进科普投入机制,建立多元化科普投入体系

    目前,我国科普经费主要有三个筹集渠道:政府拨款、各单位自筹和社会捐赠。其中,政府拨款是当前我国科普经费的主要来源。同时,政府部门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鼓励社会捐赠、设立各类科普基地等措施积极动员社会资源参与科普事业。

    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科普经费筹集额达160.05亿元,比2016年增加5.32%。其中政府拨款仍是主体,达122.96亿元,占全部经费筹集额的76.82%。

    韩凤芹介绍,从科普投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的科普事权分配格局。县级政府筹集的科普经费,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为41.10%,而使用的科普经费所占比重为42.02%。也就是说,县级政府及本级科协等相关部门承担了较多的科普职责。

    “当前我国科普投入水平并不低,但投入效果不佳阻碍了科普事业的发展。”韩凤芹说,主要原因是以区县为主的科普投入模式,必然会面临科普资源分布不均、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而且,靠政府单方面力量推动科普事业,也难以有效调动市场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如何改进科普投入机制,建立多元化科普投入体系?对此,中国财政科学院对此作了专题研究。研究报告提出,应当深化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的改革,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力量等方式来释放市场与社会的活力,最终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确保科普事业稳步推进、繁荣发展。

    要形成科普事业社会化发展格局,首先要营造普遍认同科普、热爱科普的社会氛围。一方面,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广泛地宣传科普,增强人们对科普事业重要性及其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为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扫除认识障碍。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等应积极开设科普课程,在培育科普专业人才的同时加强对科普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为科普宣传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科普工作见效慢且不明显,是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积极性不高的关键原因。鉴于此,应积极拓展科普工作的经济社会功能,为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参与科普事业提供更多激励。

    比如,加大政策激励力度,引导社会力量积极投入科普事业。制定并实施税收优惠、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科普相关产业发展,探索科普与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大融合,实现科普投入的市场化、社会化。

    “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并提供科普服务。”韩凤芹建议,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资金,委托企业或者让企业利用淘汰或闲置设备,开展宣传、教育等科普活动。此外,不少企业都设有产品、技术展示的内部场所,这些场所如何为社会所用?浙江省的做法是,将这些场所确定为科普基地,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利用这些场向公众提供极具特色的科普服务。
    10 min
  • 中国儿童不是特殊物种

           撰文/方舟子

           国内有些奸商,为了从中国父母那里赚钱,喜欢打着“为中国儿童特制”的广告,好像中国人是个特殊人种,中国儿童和别的国家儿童不一样,需要专门替他们量身定做产品。例如,我以前揭露过号称专门为中国婴儿定制的配方奶粉是怎么骗人的。最近发现,有一个号称在做育儿科普的儿科医生“医生妈妈欧茜”,给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做童鞋广告,也号称是该公司的日本团队研发的,专门为中国儿童脚型设计。难道中国儿童的脚型有什么特殊的,穿不得全球通用的童鞋,需要专门为他们设计新的鞋?那样的话,在国外的华人儿童怎么办?难道要到中国买鞋?


      有人说,中国人脚型的确特殊,西方人小脚趾有三节,而中国人小脚趾只有两节。这是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实际上,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有一部分人小脚趾是三节的,也有一部分人小脚趾是两节的,这是小脚趾的正常变异。只不过在不同的人群中,这两者的比例不太一样,有高有低。欧裔的人,小脚趾两节的比例低一些,大约占40%;而亚裔的人,小脚趾两节的比例高一些,大约占70%。如果有人非要把这作为中国人的一个特征,难道那30%小脚趾三节的中国人不是中国人?那40%小脚趾两节的欧裔人是中国人?如果是专门为小脚趾两节的人设计的鞋,是不是那些小脚趾三节的中国人不能穿了?中国人在买这款鞋时是不是还要去拍片看看自己的小脚趾究竟是三节还是两节?


      其实,所谓小脚趾两节,只是因为小脚趾有一个关节没有分离,让两块骨头成为了一块而已,并不是真的少了一块骨头。小脚趾两节和小脚趾三节的脚型并没有区别,用不着为此去穿特殊的鞋。我查了一下那款鞋的日本广告,虽然是日本设计师设计的,但是并没有说是专门为中国儿童或日本儿童设计的,只不过是中国的推销商在做虚假广告。


      中国人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并不存在中国人这么个特殊遗传群体。中国人是由很多遗传群体组成的。不要说少数民族了,即使是汉族,也是由很多遗传群体组成的。也许某个遗传群体会普遍有特殊脚型,就像某个遗传群体会普遍有某种遗传病,但不能因此推广到全体中国人身上。凡是认为中国人在身体上比较特殊,需要专门为中国人身体设计产品的,都是骗人的。那个儿科医生后来偷偷改了广告词,改成了“专门为东方儿童设计”。这也是骗人的,因为所谓“东方”、“西方”也是文化概念,不是生物学概念,不存在一个专门与西方对立的特殊的东方人种。


      人的脚型当然不是都一样的,存在个体差异,但这种差异和东方还是西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关。买鞋,要买合自己的脚的,试穿才知道,不要以为“专门为中国儿童脚型设计”的就一定合脚,因为那是骗人的。

    5 min
  • 当眼保健操成为传统(修订版)

    方舟子作品

    “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是每天伴随着这个富有时代色彩的口令长大的。时代早就变了,但是眼保健操却在学生中一代代延续了下来,只不过口令略有变化而已。


      然而,有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临床试验或调查统计证明做眼保健操确实能够预防近视呢?没有。某个人自称自己因为做眼保健操所以不得近视甚至逆转了近视,这不是证据,因为个案证明不了疗效。世界上只有中国在推行眼保健操,而中国学生的近视率却排世界第二,小学生为28%、初中生为60%、高中生为85%。不做眼保健操的美国,近视率却只有25%。


      近年来才有人想到要对眼保健操的效果究竟如何做科学研究。北京同仁医院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据他们说这是首次研究眼保健操对预防近视的长期影响。他们跟踪了201名初中儿童两年,其中98人做眼保健操,103人不做,其结果是做眼保健操既不能预防近视的发生,也不能阻止近视的加深。他们对做眼保健操的儿童进一步分组,认为其中有31人做眼保健操的“质量高”,然后发现他们的近视进展似乎比其他人减缓了一点,屈光度少了0.15D(相当于眼镜度数少了15度)。但是,这么小的样本数和这么微弱的效果,是没有统计意义的,何况做眼保健操“质量”高低本来就是很主观的认定。


      我们从小就被告诫,看书时眼睛不要离书本太近、看书每隔30分钟要让眼睛休息一会、不要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不要在颠簸的车上看书……否则就会得近视。这些忠告有没有依据呢?也没有。反而有多项调查表明,近距离看书或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并不会增加得近视的风险。


      我们一般说的近视指的是生理性近视,是因为眼球轴长变长,成像不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聚焦在视网膜前方引起的。它在儿童时期开始出现,逐渐变化,到成年时,随着眼睛发育的结束就定型了。


      既然生理性近视是伴随着眼睛的发育出现的,那么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遗传(先天)因素和环境(后天)因素的影响各有多大呢?国内权威媒体曾报道说“有90%的孩子近视是由于环境因素不良造成的”,据称这是专家观点。而事实上,调查表明近视的产生受遗传的影响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如果父母两人都是近视,子女也会是近视的可能性高达33%~60%;如果父母只有一方是近视,子女近视的可能性降低到23%~40%;如果父母两人都不近视,则子女近视的可能性只有6%~15%。


      很显然,近视的发生深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通过对孪生子进行比较,可以定量地估计出某种性状的遗传率。遗传率的大小在0和1之间。如果人的视力差异完全是由遗传差异引起的,遗传率为1,如果与遗传差异毫无关系,遗传率为0。2001年英国研究者对226对同卵孪生成年人和280对异卵孪生成年人的研究表明,近视的遗传率高达0.89,也就是说,近视主要受基因控制,与后天因素的关系不大。差不多同时,丹麦研究者对53对同卵和61对异卵孪生成年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到现在已发现了二十多个以近视(MYP)命名的基因位点。与近视相关的基因位点就更多了,可能有几百个。与眼睛发育有关的基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近视的形成。


      这意味着如果你没有近视基因,那么不管你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频繁用眼,也不会得近视(虽然你的眼睛可能会有其他损伤)。而如果你有近视基因,那么就会逐渐变近视,环境因素是不重要的。不过,基因的表达离不开环境因素的作用,某些环境因素可能是近视的诱因。调查表明受教育的程度与近视发生率存在相关性,在某些地方近视发生率逐代增加,都说明某些人在某些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天生就比较容易得近视。


      目前唯一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表明与近视的发生有关的环境因素是户外活动时间的长短,增加在比较强烈的阳光下的户外活动时间能降低近视发生的风险,但也只是对一部分儿童有效。也许从小就什么书都不读,完全去除近视发生的诱因,会是个更有效的办法。例如,在爱斯基摩人中,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会得近视。但是为了预防近视而去当文盲,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吸引人。各种预防、逆转近视的仪器设备(例如至今仍有人在推销的近视磁疗眼镜)都不过是异想天开。


      至于那些有关预防近视的种种“眼睛保健”忠告,也只是想当然尔。遵循这些忠告不会有什么坏处,可能对眼睛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例如消除眼睛疲劳。但是,做眼保健操却并非完全无害的。经常用不洁的手接触、揉按眼睛,增加了眼睛感染乃至呼吸道感染的风险(病毒会从鼻泪管进入上呼吸道),并非一个良好的习惯。


      历经几十年的代代相沿,眼保健操已经成为了中国校园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集体仪式和生活习惯。一种东西一旦成为了传统,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质疑它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何况是从小就被灌输的东西,更难以理性地看待。

    8 min
  • 哪些中草药可能会有疗效?
    有一次我和一名被称为“国医大师”的著名中医在网上做视频直播辩论,“国医大师”越说越激动,节目结束了还刹不住,忿忿地对我说:你敢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说中药都没用,我真应该带一些大黄,看你敢不敢吃?这个“国医大师”是在歪曲我的观点。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医中药”,也没有说“中药都没用”。我并不否认中医药里头含有医疗经验,中国古人有可能通过长期的摸索发现了一些有效的药物。但是经验有用,却也有限。药物是不是真的有效,有效的话是不是安全,是不能靠中医典籍的记载、“国医大师”的“医案”或患者的体会来证明的,而是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才能确定,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的。我把这个观点叫做“废医验药”。

      有些人比我还激进,提出“废医废药”,认为中药都不可能有效,都应该废了。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否认中国古人靠医疗经验有可能发现有效的药物。事实上,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都可能发现有效的药物,中国古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笨。动物学家甚至观察到黑猩猩也知道吃草药治病,它们会通过吞下一种菊科植物的叶子来治肚子痛、清除肠道里的寄生虫。中国古人未必连黑猩猩都不如。

      那么哪些中草药有可能有效呢?很多人认为中药治疗慢性病有优势,这恰恰搞反了。对慢性病的疗效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人们之所以认为中药能够治疗慢性病,是因为慢性病的病情往往会有波动,时好时坏,对慢性病的疗效医生和病人都不容易判断,所以容易出现错觉。通过经验比较容易摸索出来的,反而是治疗某些急性病的药物。这和通过经验比较容易发现急性毒药,不容易发现慢性毒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种吃了马上就会要人命的毒药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如果一种东西吃了很多年后才会让人得癌症,这个后果就不可能通过经验发现,而需要做动物实验和长期的观察。

      世界各国人民的确通过经验摸索出了一些治疗最常见的急性病的草药。这些急性病非常常见,得的人很多,症状很明显,得了以后到处找草药吃,就有可能碰巧发现能缓解症状的药物,就认为很有效,从而流传下来。这大概包括这几类药物:

      缓解感冒症状的药物。古代西方人很早就发现了吃柳树树皮能够镇痛解热,后来从里面提取出了苦味粉末用做退烧药,有机化学建立以后,1827年这种苦味粉末的有效化学成分水杨苷被分离、提纯出来,后来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阿司匹林。中国古人也发现了麻黄能够缓解鼻塞和气喘,日本科学家在1885年从中提取出麻黄碱,这可以说是第一种被现代医学证明有效的中草药。

      通便的泻药。古代西方人发现了番泻叶能够通便,中国古人也发现了大黄——也就是那个“国医大师”威胁要让我吃的草药——能够通便,这是因为番泻叶和大黄都含有蒽醌类化合物,这类化合物能够刺激大肠的蠕动,减少大肠对粪便中的水分的吸收,从而引起腹泻。反过来,也可能发现止腹泻的药物。例如古代西方人发现颠茄能够缓解胃肠绞痛和腹泻,这是因为颠茄含有阿托品,而阿托品是一种胆碱受体阻断剂,具有松弛内脏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解除胃肠道平滑肌痉挛,降低蠕动幅度和频率。

      止痛药物。古代西方人发现了鸦片能够止痛,后来从中提取出吗啡。中国古人发现延胡索能够止痛,我国药物化学家赵承嘏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中提取出延胡索素,临床上用做镇痛、镇静剂。类似的,某些传统药物能够有效地止咳,也是利用了止痛药的麻醉作用。例如国内很流行的止咳药复方甘草片,其中起止咳作用的有效成分是阿片,也就是鸦片,鸦片能够抑制咳嗽反射中枢,因此起到了暂时止咳的作用。

      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有效药物偶尔也能碰巧被发现。例如秘鲁的原住民发现了金鸡纳树的树皮能够治疗疟疾,后来西方科学家从中提取出奎宁。中国古人也发现了能够治疗疟疾的草药,不过不是现在很出名的青蒿(古人用做草药的青蒿并不能抗疟疾,和今人用于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不是同一种),而是常山。古籍记载最多的治疗疟疾的草药是常山。屠呦呦经常说她发现青蒿素是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她没说的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常山出现了13次。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药物理家张昌绍用实验证明了常山能够治疗疟疾,之后赵承嘏从中提取出它的有效成分常山碱。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有些貌似很有药效的草药是利用了人体的自愈功能,而不是真正有效。例如,有的草药号称止血非常有效,其实人体本身就能制造极为有效的止血药:当血管破损时,血小板会在伤口处聚集起来,释放凝血酶和多种血液凝固因子,收缩血管,形成血栓,堵塞创口。只要不是罕见的血友病患者,只要伤势没有严重到要上医院急救的地步,伤口经过包扎后都能自行止血,如果同时敷上某种草药,当然觉得其止血效果灵验无比,其实是错觉。

      由此可见,通过长期经验摸索的确能够发现一些有疗效的草药,但是这些药物大多只是起到镇痛、解热、通便、止泻、止咳等缓解疾病症状的作用,并不神奇,治疗效果很有限。中国古人更不可能发现能够治疗癌症、艾滋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中国古人不知道这些疾病的存在,当然不可能摸索出治疗它们的药物。所以有效的草药是很少的,用途也是很有限的。而且有些草药的副作用很强,更是限制了它们的用途。例如大黄虽然能够通便,是市场上“排毒养颜”保健品的主要成分,但是长期服用大黄抑制了排便反射,反而能够导致便秘,而且还能导致结肠黑变病。鸦片能够止痛、止咳,却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毒品,有很多人就因为止咳吃了复方甘草片上瘾。又如常山碱抗疟疾的效果虽然很好,但是有很强的肝毒性,所以不适于作为抗疟疾药物。

      如果某种草药的确对治疗某种疾病有效而且比较安全,那么就可以找出它的有效成分,研发出化学药。与草药相比,化学药有很多优点。草药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是不固定、不可控的,变化很大,这就影响了其治疗效果,而化学药的含量是固定、可控的。草药除了有效成分,还含有非常多的其他成分,吃下这些杂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有害,而化学药的成分是纯粹的。我们在研究清楚了草药的有效成分后,还可以对它的结构进行修改,研发出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司匹林。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之后,科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就用水杨酸取代了水杨苷当镇痛解热药。再后来科学家又发现,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可以减轻水杨酸的副作用,从此乙酰水杨酸——也就是阿司匹林——又取代了水杨酸。另一个例子是青蒿素。实际上从黄花蒿提取出来的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所以即便有些草药可能有治病效果,今天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使用它了,因为有了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在今天,谁还会为了镇痛解热去吃柳树皮而不用阿司匹林呢?谁还会为了治疗疟疾去吃黄花蒿而不用青蒿素衍生物呢?不幸的是,却还有很多人为了“排毒养颜”去吃大黄,为了止咳去吃鸦片(复方甘草片),为了止血撒上药粉……
    11 min
  • 方便面是不是垃圾食品?

    方舟子作品

    天津科技大学在中国方便食品大会上发布报告称,方便面并非垃圾食品,而是营养均衡的食品,比包子等传统主食的营养还要均衡。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的呢?原来,他们比较了常见主食中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这三种宏量营养素含量的比例,认为方便面非常接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膳食能量构成(来自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比为55%-65%,来自脂肪的能量占比为20%-30%,来自蛋白质的能量占比为11%-15%),因此是营养均衡,而包子含油量太大,因此营养不均衡。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膳食能量构成,指的是一天的膳食能量构成,而不是指某种食品。我们在一天当中如果吃了别的食品,这个比例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只吃方便面而别的什么都不吃了,所以即使方便面三种宏量营养素的比例适当,也没有什么意义。


      在考虑宏量营养素的摄取是否健康时,不能仅仅看宏量营养素的量,还要看宏量营养素的品质。脂肪酸有多种种类,有的是人体必需的,有的不是人体必需的;有的有益健康,有的则有害健康,不能一概而论。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其中有的是人体必需的,有的不是人体必需的。有的蛋白质含有全部的必需氨基酸而且氨基酸比例恰当,称为完全蛋白质,是品质较好的蛋白质;而有的蛋白质缺乏某种或某几种氨基酸,属于品质较差的不完全蛋白质。方便面中的谷类蛋白属于品质差的蛋白质,而肉包子肉馅中的肉类蛋白属于品质好的蛋白质。所以就蛋白质的品质而言,肉包子是强于方便面的。


      在评价一种食品的营养是否均衡时,不能只看宏量营养素,还要看微量营养素,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方便面的主要成分是面粉,缺乏多种维生素(例如维生素C、维生素B12)和矿物质(例如铁、钙),而包子如果馅里加入适当的蔬菜和肉类的话,是可以补充面食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不足的。


      简单地把方便面与包子做比较是荒唐的。各种方便面的营养成分基本一致(调料包量太少,其营养价值可以忽略),而包子有各种各样的馅,营养成分变化很大。天津科技大学称包子的含油量大,高达77%,大概只是测了那种一咬一嘴油的汤包。但是包子还有别的馅的,甚至还有素馅的,脂肪含量就不会很高。通过选择恰当的配料做馅,包子是可以做得营养很均衡的,比方便面均衡得多。


      方便面近来经常要闹点新闻,比如以前央视微博曾叫大家别吃方便面,声称方便面含有25种添加剂,是有毒食品。事实上,方便面的添加剂包括面粉品质改良剂、抗氧化剂、增味剂、色素等,在使用剂量内并没什么害。现在天津科技大学出来美化方便面,不知是否是对方便面长期被妖魔化的反弹,或是拿了方便面厂商的资助。其实方便面固然不是有毒食品,但也不是健康食品。方便面最大的问题是含盐量太高,一包方便面的含盐量等于一天的食盐限量了,所以吃方便面要尽量少放其调料包。方便面的另一大问题是营养不均衡,主要只是提供能量的,缺乏优质蛋白质和多种微量营养素,所以吃方便面时还要同时吃鸡蛋、牛奶、肉、蔬菜、水果等其他食品,以保证营养均衡。

    5 min
  • “一夜白发”有可能吗?
    方舟子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忧愁能让人头发变白的说法,据称甚至还有人一夜之间愁白了满头青丝。最著名的有伍子胥一夜白头过昭关的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被楚平王所杀,只有他逃了出来。楚平王叫人画了伍子胥的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悬赏捉拿。伍子胥逃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那里盘查很紧,伍子胥过不去,满怀忧愁,一夜间头发全白,面貌变了,才被他混出关去。
      文学作品也喜欢用一夜白头来凸显悲情。比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就有“瑛姑一夜白头”的情节。故事中,瑛姑哀求南帝用一阳指为她重伤的私生子疗伤,遭到拒绝后,书中借南帝的回忆如此写道:“那时她只不过十八九岁,这几个时辰惊惧、忧愁、悔恨、失望、伤心,诸般心情夹攻,鬓角竟现出了无数白发……我见她头发一根一根的由黑变灰,由灰变白。”
      不仅是文学描写,纪实报道中也可见“一夜白头”的说法。近日读到一则新闻报道,称贵阳出了一个“白毛女”。因强迫拆迁,一位中年妇女的房子被夷为平地,自己和两个儿子被抓进监狱,女儿失去工作。突然间没有了家,也失去了所有的生活来源,她满头的青丝一夜间完全白了。该报道还附了一张其满头白发的照片,...
    7 min
  • 全民补碘该不该?
    方舟子
    1994年起中国开始推行全民食用加碘盐,这项国策显然比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容易得多。据2008年的抽查,全国碘盐覆盖率已达到了97.48%。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上突然一面倒地爆发出质疑、批评这一政策的呼声。有一位时评家甚至站在政治的高度,把推行碘盐视为“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中央集权行为”,“说明我们的社会依然信奉一个万能型的‘全权社会’”,呼吁“还我不吃加碘盐的权利”云云。
    其实这并非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而是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呼吁的快速反应。1993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各国用全民食盐加碘的方法消灭碘缺乏病。在此之前,许多国家已经这么做了。其中最早这么做的恰恰是怎么也算不上“全权社会”的瑞士和美国,他们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已实行全民食盐加碘,消灭了碘缺乏病,在那里好像并没有听到有人抱怨“我们连吃自然盐的权利都没有啊”。
    这次声讨碘盐的发起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一名退休教授,向媒体控诉碘盐“是个害人的东西”。该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日均盐摄入量为11克,农村居民达到17克,“这意味着,根据目前市面上多数碘盐中每克盐含碘20~50微克计算,中国人每天摄碘量...
    9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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