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LEGENDOWL 猫头鹰传奇

文 | 方舟子

甘肃白银市搞的百公里越野赛遇到极端天气，170多个选手当中有21个冻死了。这个事件暴露出组织者在筹备、组织、应急、救援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属于人祸，应该由组织者承担全部的责任。它也暴露出中国现在的马拉松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个百公里越野赛是马拉松赛的一部分，先有近万名选手参加了马拉松赛，之后有170多名专业的选手去参加越野赛。

近年来中国马拉松赛非常热，变成世界马拉松第一大国。去年因为疫情没有举办马拉松，最近的2019年中国举办了多少马拉松赛事呢？说出来令人难以相信，那一年中国大约有300个城市举办了1800多场的 马拉松赛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城市举办这么多的赛事？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举办马拉松赛能够赚钱。但是为了赚钱又不认认真真地去办，出这种大事故是早晚的事。

在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事故的科普文章，科普失温是怎么回事，要怎么预防，如果出现了失温要怎么正确地处理。还有人去采访那些活下来的选手，认为他们知难而退很难得。这是不是在以科普的名义推卸当地政府的责任？让人们觉得，之所以这21个选手会死，是因为他们太无知、太业余了，为了奖金冒险，不顾自己的死活。死掉的那21个选手都是很专业的越野赛选手，在中国选手中属于一流，能说他们不专业、太业余、不懂得失温是怎么一回事吗？

写这些科普文章的人当中有一些可能真的是要做科普的，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科普一些安全知识。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说，科普怎么样预防失温、失温以后要怎么样抢救，其实不实用，因为一般人碰到那种情况的机会可以说是没有的。那毕竟是挑战自我极限的赛事，一般人不会参加，能够参加的专业选手也不需要这种科普。

对一般的人比较实用的，是如果去野外做休闲式的户外活动，有哪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比如说，到野外远足的时候要怎么样保护自己。我天天在野外跑，有时候在家周围，有时候跑得比较远，去比较荒凉的地方。在这方面我有一些经验可以谈一谈。

先说一说在去野外远足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如果你去的那个地方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而且是比较荒凉的地方，那么在去之前就要做好攻略。我收集了好几本关于圣地亚哥远足的指南。如果去的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我都要查一下这些书，看看关于那条远足路线的介绍。它们会告诉你这条远足的路线有多长，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走完，难度怎么样。除了这些书，网上还有很多关于远足的资料，基本上每一条远足的路线都能够查到相关的资料、攻略，有的还有很详细的照片。去之前先看一下这些攻略，心里有数。

出发的前一天要查一下目的地的天气预告，如果有暴雨、大风、热浪警告，就不要去了，没必要去冒风险。如果没有极端天气的预报，决定要去，去之前也要查一下当地的气温。特别是在南加州这种地方，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白天有太阳照着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一年四季白天穿短袖都没问题，但是太阳一落山温度马上就降下来，就可能会比较冷。所以就要看一下，等到太阳落山以后气温究竟有多高。如果太低了就要多准备一件衣服。现在天气预告都是很准的，谷歌地图还能实时显示各处气温，是很重要的参考。

出发之前要准备足够的水。水量多少没法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的用水量不一样，天气和目的地的状况也会影响用水量，比如去沙漠还是qu森林用水量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原则是，宁愿多带水而不要少带，而且应该是回来以后至少还能剩下一瓶水。也就是说，要比预计的多带一瓶水。万一走错了路，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远足的时间要比预计的长，那么这瓶水就很重要了。

要带手机备用电池或充电电池。手机对于远足来说极其重要，万一碰到了什么事需要报警、求救，就要依靠手机。即使什么事都没有，天黑了手机还可以当手电筒用。所以保证手机一直有电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目的地以后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要善于利用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开车大家都知道要用地图来导航，而远足也可以用地图来导航，很多人就不习惯了。用地图导航很重要，可以知道自己所在的确切位置，知道要走的距离，估计大概要多长时间等等，这都是可以从手机上看出来的。有一些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或者地图上不显示远足的路线，可以把地图的模式改一下，变成卫星照片的模式。这样虽然地图上没有显示远足的路线，但是从卫星照片上还是很清楚地能够看出来要走的路线。

在野外远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其实是最重要的），要防止蜱虫咬。蜱虫是一种蛛形纲的动物，它咬人以后会吸血，被吸掉一点血倒是无所谓，问题是它还会传播疾病，在吸血的同时会把病菌、病毒注射到人体体内。其中有的疾病是致命的，或者不致命但是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所以要注意不要被蜱虫咬到。蜱虫很小，它的成虫也就是绿豆大小，若虫（幼虫）只有芝麻大小，比较难发现。好在如果蜱虫掉到身上会拼命往上爬，动起来就容易发现了。

蜱虫一般是趴在草叶上面，人经过的时候它就往下掉。你如果走在道路的正中央，不去碰周围的草，一般蜱虫不会掉到你的身上。你如果是往草丛里走，或者你走的那条道比较窄，两旁长满了比较高的荒草，经过的时候身体蹭到了草，就很可能会有蜱虫掉到你身上。如果走这种小道，经过了要赶快查一查有没有蜱虫掉到身上，如果有的话，用手指把它弹掉就好了。

为了防止蜱虫最好不要穿短裤，要穿长裤，而且要把裤脚塞到袜子里头。这是为了防止有时候蜱虫掉到鞋里，然后沿着脚往上爬。这时光是看裤子外面就没法发现里面的蜱虫，为了防止它往上爬，就要把裤脚塞到袜子里头。网上还有卖用除虫菊处理过的专用袜套，把整个裤脚套住，还能杀死蜱虫，那就更专业了。

回家以后马上淋浴，找一找有没有蜱虫已经跑到身上来了。如果它还没有咬你，淋浴是可以把它冲掉的。蜱虫到身上以后并不是马上就咬的，它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来咬。洗澡的时候刚好可以找一找自己隐秘的地方，看是不是已经被蜱虫咬上了。如果被咬了也不要害怕，因为蜱虫不是一吸血马上就会把病毒、病菌传到人体，一般吸血24小时以后才会。发现被咬了就赶快处理，把它弄掉。用手是拔不下来的。拿一个镊子夹住它的口器部分往上拔，拔出来以后把它扔到马桶里冲走。

我已经有无数次被蜱虫跑到裤子上，有时候甚至已经爬到了脖子上、脸上，每次都能够及时发现，到目前为止还很幸运地没有被蜱虫叮咬过。蜱虫叮咬是春天、夏天去森林里或者草地上最恐怖的一件事，要非常注意。

还要当心踩到毒蛇。南加州的毒蛇只有一类，那就是响尾蛇。如果是其他的蛇没有必要担心。很多人看到蛇就害怕，其实没啥可怕的，你不是蛇的猎物，蛇是不会主动地来攻击你的。关键是不要无意中踩到，或者靠它靠得太近，让它受惊吓了去咬你。所以，走路的时候要比较小心，看清楚了路面再下脚，不要踩到蛇。如果发现了蛇，要跟它保持距离，不要去挑逗它。可以把它吓走，但是不要把它砸死。我偶尔看到路上有响尾蛇被砸死，觉得很可惜，因为蛇是我们生态系统很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有害的东西，没必要把它弄死。

还要注意野兽。圣地亚哥对人的生命有威胁的唯一的猛兽是美洲狮。美洲狮是很害羞的一种动物。虽然它可以很轻易地把人咬死，但一般会躲着人，不会主动地攻击人，原因也很简单，人不是美洲狮的猎物，它没有必要来攻击你。万一碰上了怎么办？看到前面出现了美洲狮千万不要跑，一跑反而引起它追捕的本能。要跟它对视，把自己搞得很高大，把手举起来对它喊，慢慢地往后退，主要是要把它吓跑。如果它进攻你，你就拿棍子、石头跟它搏斗。打是打不过它的，但有可能会把它吓跑。到荒郊野外最好结伴同行，碰到美洲狮大家一起吓它，比一个人更保险。而且，有一个伴，万一出了啥事可以相互照应。

美洲狮大家很害怕，其实很难遇到，我经常在野外跑，到现在也只是听过美洲狮的吼叫，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有一种野兽经常遇到，也很值得注意，那就是鹿。鹿当然不会咬人，但是万一受到惊吓会把人撞伤。所以，看到鹿要保持距离。对野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距离，不要靠得太近，不要去惹它。圣地亚哥没有熊，但加州其他地方是有熊的，我在加州其他地方远足的时候碰到过熊。加州的熊都是黑熊，黑熊的性格比较温和，碰到了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关键还是要保持距离。

除了野兽，还要当心有毒的植物。在加州需要当心的有毒植物是太平洋毒栎。美国东岸有类似的毒藤，它们是同一个属。如果皮肤碰到了毒栎或者毒藤的叶子、茎，有一些人没事，大部分人会起过敏反应，会红肿、起泡，很痛苦，而且过一个月左右才会好。在加州野外毒栎到处都是，走路要小心，不要碰上。这也是野外要穿长裤，不要穿短裤的原因。穿短裤，脚很可能一不小心就碰到毒栎。穿长裤，只需要注意手不要碰到。

还有，不要乱吃野果。我有时候会晒一些野果的照片，总有人问：这个果子能吃吗？这好像是中国人的本能，看到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吃。很多野果是有毒的，不能吃。即使很确信那种野果是可以吃的，也不要吃，因为野果是给野生动物吃的，吃了能帮助播种，而不是给人吃的。我们不要吃野果，也不要摘野花。我们去野外是作为游览者去的，而不是作为居住者或征服者去的。所以要尽量地保持野外的原样，不要去破坏它。看到很好看的野花、野果，照个相留念就好了，为什么要去摘它呢？没有必要。

有一些美景照相是照不下来的，很难把它保留下来，那就用心欣赏好了。虽然说“世之雄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语），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了看一个美景冒生命的危险，不要让你看到的美景变成你看到的最后一个美景。

2021.5.26.

撰文/方舟子
卖假药在美国被称为“贩卖蛇油”（snakeoilpeddling）。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可信的一种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大型集市上经常见到有人叫卖声称从响尾蛇提取出来的、能够消除一切疼痛和身体不适的蛇油。比如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一位自称“响尾蛇王”、叫克拉克·斯坦利的牛仔现场表演宰杀了几百条响尾蛇，从中提取出号称能包治百病的蛇油，据说用的是印第安人的秘方。斯坦利的“蛇油擦剂”风靡全美二十多年，招来了许多仿制品。1917年美国联邦政府没收了一批斯坦利“蛇油擦剂”进行检测，发现不过是矿物油掺了一点牛油、辣椒、松脂和樟脑。
但是在1906年以前，联邦政府对食品和药物几乎没有做任何监管。1883年，哈维·威利被任命为农业部化学局的首席化学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食品掺假和滥用添加剂的问题，呼吁联邦政府立法管理。同时，一批被称为“耙粪者”的记者调查、揭露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肮脏的肉食品加工场、有毒的食品添加剂和色素、无用甚至危险的“灵丹妙药”等等，最终导致国会在1906年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
该法案要求食品和药品的标签不能含有虚假或误导的内容，药品的成分、强度和纯度必须按美国药典制造，食品不能隐藏有害健康的成分等。联邦政府根据这个法案没收了大量贴假标签或含不实成分的药品，但是在打击药品的虚假疗效广告时却遇到了麻烦，输了几起诉讼。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只禁止药品不能含有不实或误导的成分，但是并不禁止成分真实的药品做虚假的疗效说明。
显然这个法案并没有完全解决假药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假药在美国仍然非常泛滥，最突出的是那些成分真实但是有害的药品，例如含放射性同位素镭的“补品”，让一些妇女失明的睫毛染料。新一代的“耙粪”记者和消费者维权组织都在督促国会通过新的法案。1933年，从农业部化学局演变而来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建议国会全面修订已过时的1906年法案。但是新法案的通过却是由一场悲剧促成的。1937年，田纳西州的一家药厂推出一种磺胺类儿科新药“万灵丹磺胺”，里面含有有毒的抗冻溶剂二甘醇，毒死了107人，其中许多是儿童。全美舆论大哗，促使已在国会扯皮了几年的新法案——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在第二年通过。该法案要求新药在上市之前，必须向FDA证明其安全性，如果有毒成分无法避免的话，也必须确立其可容忍的剂量。该法案也明确禁止虚假疗效广告，但是对它的管理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处理。
FDA权力的扩大和对新药审批的严格控制则是由另一起悲剧促成的。1961年，欧洲发现用于治疗妊娠反应的安眠药“反应停”导致数千名新生儿畸形。此前这种药物曾在美国申请上市，但是FDA的官员弗兰西斯·凯尔西因对其安全性有疑虑，顶住药厂的压力拖着没有批，避免成千上万的畸形婴儿在美国诞生。凯尔西成了美国英雄，FDA的威望也随之大增。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克法佛－哈里斯药品修正案，授予FDA更大的权力，要求新药在上市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试验，向FDA提供药物副作用和中长期毒性的数据，同时还必须向FDA证明该药物确实具有疗效。
在此之前，新药只要证明了其安全就可获得FDA的批准，而现在，还必须同时证明其疗效。在1938年至1962年间，FDA共批准了大约4000种新药，其中许多显然是安全然而无效的。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66年，FDA请美国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对这些依据旧法案批准上市的药物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这样，美国政府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通过三个里程碑式的立法，分三个阶段逐步确立了对药品的科学化管理。这三个阶段的次序——从管理药品的质量到安全性再到有效性——恰好与一般人对药品的关心程度相符：我们在买一种药品时，首先关心的是该药是不是假药，如果是真药的话是否安全，如果安全的话是否有效。
今天中国市场上的化学药物（西药）绝大部分都是获得FDA批准的，在上市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一般不会出大的问题。对此，人们需要关心的是伪劣假冒的西药。但是传统药物（中药）则不然。且不说掺假，它们的成分也是变化不定的，它们的安全性还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它们的有效性更是缺乏科学检验。有关部门制定实现中药现代化的策略，目前主要还只是关注中药的定量化和生产质量的控制，还只是第一步。对中药的安全性问题才刚刚开始引起重视，而有效性的检验却不被认为是问题。
消费者具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和被倾听权。我们有权利要求市场上所有的药品质量可靠、清楚地说明其毒副作用并具有确切的疗效，不能因为是传统药物就可以豁免。但愿用不了半个世纪，中国的药品管理也能走完科学化的历程。
2007年6月19日

撰文/方舟子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最早对化石进行了描述，并且准确地推测出化石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之后留下来的生物遗迹。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成了离经叛道的观点，因为基督教《圣经》已清楚表明，自从上帝创造世界到现在，只有区区数千年，没有为地质演变提供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有许多化石与现存的生物都大不一样。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化石是和生物体没有任何关系、自然形成的石头图像，是上帝制作的艺术品。
到17世纪下半叶，有几名著名博物学家先后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石必定来源于生物体，这种观点逐渐在学术界占了主流。但是仍有一些学者对此不以为然。德国乌兹堡大学医学院院长柏林格（Johann Bartholomew Adam Beringer, 1667—1740）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坚信化石不过是“一种大自然的作者（上帝）自得其乐地埋藏起来的特殊石头”。柏林格喜欢收藏化石，并炫耀其藏品和做有关演讲。他雇了三名男孩替他挖掘化石。1725年，他的两名同事，一名地理学兼数学教授和一名图书馆员，对柏林格的傲慢很不满，想让他出出丑。他们雕刻了一些假化石，收买了一名被柏林格雇佣的男孩，叫他把它们挖出来献给柏林格。
柏林格注意到这些“化石”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化石大不相同：有眼睛的鸟、在结网的蜘蛛、在交配的青蛙、在采蜜的蜜蜂等等，更像是一幅幅画像。后来挖出的“化石”不仅刻的是生物，而且还有天体图像：光芒四射的太阳、带尾巴的彗星、星星，更进一步证实了它们是“上帝制作的艺术品” 的观点。再后来，又挖掘出了用希伯莱文写的文字，柏林格请人做了翻译，原来是上帝的名字“耶和华”！这更让柏林格高兴了：上帝在作品上签了名。柏林格曾经考虑过这些“化石”是否是古代异教徒留下的文物，最后这个发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古代异教徒不可能知道上帝的名字。柏林格也注意到这些“化石”有人为雕刻的痕迹，但是这却使他更相信它们出自上帝之手。
柏林格很快地写成一本著作，准备公布这个重大发现。这时候，那两名同事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告诉柏林格说，这些“化石”是伪造的，但是柏林格不为所动，认为他们是出于嫉妒，阴谋埋没他的重大发现。他们向柏林格演示这些“化石”是如何被雕刻出来的，柏林格同样不为所动：他们能够仿制“化石”，并不等于我发现的“化石”就是假的！
柏林格在1726年出版了其著作。几个月后，柏林格才醒悟过来，据说是因为挖到了一个用希伯莱文写着他的名字的“化石”，才让他明白的确被捉弄了。他把那两名同事告上了法庭，两人都被免职。传说柏林格羞愧难当，花巨资试图把其著作都收购回来销毁，并很快郁郁死去——这最后一条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柏林格此后还活了14年。在他死后，他的著作被当做笑料于1767年再版，他的那些“化石”被称作“谎石”，至今大约还有450块被当做文物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为什么一个本来很有成就的学者会被如此拙劣的骗局所捉弄？固守僵化的信条和对名望的追求，都很容易让人变得异常的盲目，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牵强附会地拿来做为支持自己的证据。在原教旨主义者、迷信信徒、伪科学人士、“科学猜想家”身上，我们经常能看到类似表现。柏林格最后是醒悟了，比起众多沉迷于骗局、妄想之中终生不能自拔的人来说，他还是要好得多。

撰文/方舟子
虽然有的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但现代人都知道龙是神话中的虚构动物。古人则不然，不仅相信龙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还用它入药。《本草纲目·鳞部》所列的第一味药，就是“龙”，为上品药。李时珍引经据典，对龙的形态、习性、好恶做了介绍，因为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用药：“医家用龙骨者，亦当知其性之爱恶如此。”
龙入药的部分包括龙骨、龙齿、龙角、龙脑、龙胎、龙涎。其中龙胎号称产自巴蜀，不知是什么东西。今天中药用到的“龙脑”又名冰片，是用龙脑树的树干蒸馏制成的产品，来源明确，似乎不该被误会为龙的脑。龙涎现在知道其实是抹香鲸肠胃的分泌物，被误传成了“群龙所吐涎沫”。至于龙骨、龙齿、龙角，都是同一种东西，现在也还是中药的一种，其实是古代哺乳动物的化石。
李时珍记载了古人对“龙骨”由来的争论，以及他自己的看法。争论的内容是，龙骨究竟是死龙的尸骨，还是活龙的蜕骨？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龙究竟会不会自然死亡？李时珍认为龙是神物，似乎不会自然死亡，但是根据《左传》、《述异记》、《博物志》等古籍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的确有自然死亡的龙，所以“龙骨”应该是死龙之骨。虽然有争论，也只是细节问题，对于化石是“龙骨”，古代中国人并无人怀疑过。
比李时珍早两千年，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就已经对化石做了描述，正确地推测出化石是生物——而不是神物——的遗迹。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采石场发现了鱼的化石，又在马耳他岛发现了海洋软体动物的化石，据此得出了一个在当时相当超前的结论：山脉必定曾经位于海中，地球在历史上多次交替出现世界性大洪水和干涸。
但是在基督教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后，化石的由来反而又变得不明不白了。既然《圣经》记载了世界只有短短几千年的历史，那么显然不能认为化石是生物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而遗留下的遗迹。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和生物体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然形成的石头图像。离奇一点的观点则认为它们是动物交配时精液溅到岩石上长出来的类似生命的东西。与这些观点相比，中国古人说化石是“龙骨”反而显得更先进了。
但是认为化石是动物遗迹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一直顽固地存在着。到17世纪下半叶，终于有几名著名博物学家通过仔细比较化石和生物体的构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石必定来源于生物体。一旦化石的生物起源被确认，那么如何解释遗留在山上的海洋生物化石，便成了难题。与《圣经》记载调和的唯一希望，是认为化石是在诺亚大洪水中灭亡的动物的遗迹。但是这个希望，在发现化石是分层分布的之后，就被彻底地粉碎了：仅仅一次的大灾难，如何能使化石形成分层分布，而且每一层都有独特的动物和植物的化石？世界肯定要比《圣经》所说的古老得多。
另一个问题是：化石所代表的生物，有许多在现在似乎不存在了。例如，人们很早以前就在马耳他岛发现有奇怪的类似舌头的石头，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利尼认为它们是在月亏的时候从天上掉下来的。1666年，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渔民抓到了一条大鲨鱼，托斯卡纳大公命令将之送给正在当地行医的丹麦博物学家尼古拉斯·斯蒂诺解剖研究。斯蒂诺发现这种鲨鱼的牙齿与“舌石”的石头非常相似，只是“舌石”要大得多。他因此推断“舌石”是某种巨鲨的牙齿化石，但是这些巨鲨都已灭绝了。
然而，一个万能而且仁慈的上帝怎么会允许他的创造物灭绝呢？一些虔诚的博物学家认为这些物种并非真正灭绝，而是还躲在某个偏僻的地方有待发现，例如可能在某处的海洋里，就生活着被认为已经灭绝的巨鲨。
不过，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还是能够令人信服地举例说明，至少有某些物种已经灭绝了。他不以容易引起争议的海洋生物为例，而是选择了陆地生物，而且是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大型哺乳动物。他指出，有许多种大型哺乳动物（例如猛犸象、乳齿象）的化石与现存的哺乳动物（例如亚洲象、非洲象）类似，然而又不相同。如果这些化石所代表着的大型哺乳动物还生存着，那么是很容易发现的，既然它们在世界各地都未发现，那么可以认定它们已经灭绝了。
一旦知道地球的历史极为古老，而且物种会灭绝，进化论也就呼之欲出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认定了化石的生物起源。正当欧洲发生这场思想革命的时候，中国学者还丝毫也不怀疑化石是龙骨，而且是上品神药。

原创 John Speakman 科学世界

1964年1月，著名的披头士乐队在巴黎举行了为期18天的演唱会。那段时间，他们住在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乔治五世酒店，其中一个房间里配备了一架钢琴，这样他们在演唱会表演之余还可以继续进行歌曲创作。正是在那期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不能为我买到爱》（Can't Buy Me Love）。若干年之后，麦卡特尼在美国被记者问到这首歌的真正含义，因为曾经有人推测这首歌的主题是，你可以花钱从一个妓女那里买到性，但她不会爱上你。麦卡特尼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说：“这首歌背后的意思是，所有这些物质财富都是很好的，但它们买不来我真正想要的东西。”看来，你能用金钱买到很多东西，但却买不到爱。然而，有一些研究显示，你有可能接近“买到爱”这个目标，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男士。

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和自己外表吸引力相当的对象建立稳定的感情关系。原因显而易见，如果外貌方面差别很大的话，其中一方发生不忠行为的风险会大大提高。尽管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偶尔你也会看到一位相当丑的男士和一位靓丽的女士出双入对。遇到这种情形，人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位男士一定非常富有（即便你没有看到他的纳税申报表）。我们都知道财富可以弥补糟糕的外貌。那么对于女士而言，是不是财富也一样能弥补糟糕的外表呢？我们很少能见到一个富有但很丑的女人嫁给一个迷人的男士。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常富有的女士远没有非常富有的男士那么多。例如，2017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拥有超过10亿美元财产的富豪大概有2000名，但其中只有大约200名是女性。但是，对于女性而言财富不能补偿相貌上的丑陋，也可能有进化上的原因。配偶选择理论认为，男性应该会发现那些生殖能力最强的女性最具有吸引力。这大概是指年龄在18～22岁的女性，这正是为什么年轻是女性的一大宝贵财富。然而，从女性的角度来看，一个男性最具吸引力的应该是他给自己及后代提供生存资源的能力。

在现实中，这意味着男性拥有强壮的胸肌和宽厚的肩膀，这在过去的资源（如食物）竞争中是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女性确实偏爱拥有上述体型的男士。不过，在现代社会中，男士除了通过体型来显示他们提供资源的能力之外，还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方法，即展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
过去几年里，有一些研究探讨了拥有更多的资源对男性吸引力的影响。举个例子，其中一项研究要求女性对住在不同地点男性的吸引力进行评分。居住的地点越昂贵，他们对女性的吸引力越强。但是，此前还没有研究比较这种资源效应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表现是否有差异。

也许男性也会认为住在昂贵公寓里的女性比住在廉租房里的女性更有吸引力。前几年，一项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科学家团队的合作研究成果发表在《进化与人类行为》（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ur）杂志上，该研究正是检验了上述假设，研究结果显示，对女性评价男性而言，财富效应的影响力比男性评价女性要高1000倍。这与进化生物学上的推断是一致的，提供资源的能力对于女性判断男性的吸引力更为重要，而对男性判断女性的吸引力则没那么重要。

首先，研究人员给志愿者看了身体吸引力不同的异性照片，让他们根据照片进行吸引力的评分，分数范围为1～9。然后，研究人员将年收入的信息和照片进行组合，让志愿者再一次对照片上异性的吸引力进行评分。年收入是能反映一个人所拥有资源的重要指标。毫不意外的是，照片中的人物和高收入（最高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组合后，吸引力评分升高；照片中的人物与低收入（最低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10）组合后，吸引力评分降低。然而，年收入对于女性对男性吸引力评分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男性对女性吸引力的评分。在这个满分为9分的评分体系中，如果男性的收入提高10倍，吸引力会升高1.9分。相比之下，如果女性吸引力分数想获得同样多的提升（即增加1.9分），收入需要提高10000倍。

因此，收入对女性评判男性吸引力的影响要比其对男性评判女性吸引力的影响大1000倍。对欧洲人、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结论都是同样的。金钱似乎不能买来爱情，但是至少对于男士而言，它能买来更多的自身魅力。

收入对吸引力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能够解释男性和女性寻找配偶行为方面的许多差异。尤其表现在，男性可以通过炫耀他们的富有来使自己更有吸引力。这也解释了男性对作为财富象征的价格不菲的名表和跑车怀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类产品的市场营销几乎都是专门针对男性的。跑车具有所谓的男性品牌性别。著名跑车制造商保时捷推出卡宴SUV的时候，很多男士表达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因为这是一部女性化的车。有资料显示，在瑞士，如果居住在名车（尤其是保时捷、法拉利等）云集的社区，没有拥有这些顶级品牌汽车的男性对自己收入的满足感会大打折扣。

现在你很可能会问，如果女性也花大量的金钱买昂贵的奢侈品（比如鞋和包），会不会也同样提升她们在异性眼里的吸引力呢？显然并非如此。男士真的并不在乎一位女士的物品是装在2000美元的凯特丝蓓（Kate Spade）包里，还是装在物美超市的塑料购物袋里。但是这些确实对于女性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及相互竞争非常重要。有研究发现，女性确实是通过昂贵的包和鞋来向其他女性展示财富和地位的，而不是向潜在的男性配偶。

通常，在男女交往过程中，男士会给女士送礼物，而女士很少回赠礼物。男士追求女士时会请她吃饭，给她买毛绒玩具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女士则基本不会做这些。这是因为男士需要展示他们提供资源的能力。他给你的那个柔软的毛绒猴玩具，让人爱不释手，而退回到4000年前人类还生活在丛林中的时期，则可能是一只可以作为食物的真正的猴子，以此来证明他的狩猎本领。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订婚戒指，这是一个男性送给一个女性的特别礼物。戒指上宝石的大小是对获取资源能力的明确表达。当女士们向其他女性展示其订婚戒指时，她们并非那么委婉地表达出来的意思是：看看我的丈夫能够获得多少的资源吧。

收入对于女性吸引力的影响微弱，意味着她们需要借助其他手段来提高自身的吸引力。不止一项研究显示，女性的吸引力与她们的体重呈线性相关。胖女人不如瘦女人有魅力。这也适用于男性，但程度稍微轻一些。人们会预测，肥胖的女士会比肥胖男士更介意自己的体型，因此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商业性的减重活动，而男性则可以通过展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弥补他们的肥胖。这些推断都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女性对减肥课程的参与度更高，对体型的不满情绪比男性更强烈。另一种增加身体吸引力的手段是美容手术。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选择美容手术的绝大多数是女性。

男士们关注高端消费并以此作为他们财富的象征，这除了会影响销售和市场外，也许还会带来其他重要的后果。特别是，这会阻碍低消费生活方式的推广，并且会使人感觉对环境友好的低成本行为不够体面。目前男士们不太愿意接受低成本可持续的产品，他们觉得这是比较女性化的行为。这可能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低端消费会让人联想到低的社会地位，而后者对男性吸引力的影响比对女性吸引力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鼓励男性接受低端消费可能需要非常巧妙的以性别为导向的市场策略，不能与男士们展示他们的财富和吸引力的意愿相冲突。

回顾一生中巨额收入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保罗·麦卡特尼后来说道，他也许应该把那首著名歌曲的名字改为《能够为我买到爱》（Can Buy Me Love）。但他是一位男士，而对男士们来说，变得对女士更具魅力也许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吧。

新媒体编辑/小帆帆

撰文/方舟子

正在调整时差观赏世界杯足球赛的球迷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是一场比分悬殊、大局已定的比赛，最后的时刻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场旗鼓相当、比分相同或只差一个球的比赛，观众们都在希望或者担心比赛结果在比赛结束前会逆转，这时候最后的一两分钟就会变得非常漫长。

我们并不需要借助钟表才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我们体内似乎有一个时钟在替我们计时，只不过这个时钟并不很稳定，它的速度很容易受到我们的情绪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首先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哈德森·侯格兰德。1933年他照顾患流感发高烧的妻子时，注意到即使他只离开一小会儿，妻子也抱怨他去得太久。侯格兰德让妻子估计一分种的时间有多长，自己拿出秒表核对。37秒之后，妻子说一分种时间到了。她的体温越高，对时间的估计越快。侯格兰德怀疑这是因为大脑内有一个内在时钟，体温的升高会让它的速度变快。此后一系列的实验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对脑袋加热，或者让人待在高温房间中，都会使人觉得时间过得慢，或者说其脑内的时钟走得快，速度可以快大约20％。

这个时钟不仅仅是受温度的影响，让试验对象聆听一连串“滴答”声或汽车喇叭声，让人处于紧张状态，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它还会受到药物的影响。如果我们训练动物让它们每隔固定的时间就按一下操作杠获取食物，然后给它们吃兴奋剂，它们估计的时间间隔就会变短，快了10％，但是让它们吃镇静剂，时间间隔则会变长。

通过对大脑活动进行扫描发现，试验对象在估计时间时，深藏在大脑皮质下的一组神经细胞团——基底神经节变得很活跃。一些神经生物学家提出那里可能与大脑内在时钟有关，神经信号从额叶皮层传到基底神经节，从基底神经节经过中脑的黑质、纹状体，再传回额叶皮层组成回路，这样一次信号传导相当于一次“滴答”，速度是每秒大约1米，也就是说，大脑时钟“滴答”一次大约相当于0．1秒。

在大脑中负责“时间信号”传递的化学物质可能是黑质细胞分泌的多巴胺。把老鼠大脑中分泌多巴胺的细胞除掉，它们就失去了每隔固定的时间按操作杠获取食物的能力，但是给它们补充类似多巴胺的物质，就能恢复该能力。那些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的药物会使大脑时钟变快，抑制多巴胺分泌的药物则使时钟变慢。

在发生重大事故，比如车祸的时候，大脑大量地分泌多巴胺，结果时间速度似乎变得非常快，几秒钟内发生的事就像几分钟那么漫长，在受害者看来眼前的一切就像是慢镜头。有些人的大脑时钟因为疾病或外伤遭到破坏，速度变得非常缓慢，世界就像中止了一样。1990年的美国电影《睡人》（Awakenings）就描述了这样一批时间凝固的病人，给他们服用类似多巴胺的药物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让他们的时钟又开始运行，从凝固的世界中醒了过来。

人在20多岁以后，多巴胺的分泌量开始逐渐下降，大脑时钟也走得越来越慢。实验表明，让20多岁的人估计3分钟的时间，误差在3秒以内，而让中年和老年人来估计，则都要比实际时间长，60多岁的人估计的3分钟有的长达3分40秒。难怪有个说法：青年人的日子短而岁月长，老年人的岁月短而日子长。

物理时间的流逝速度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心理时间——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却是受到体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的。我们的注意力越集中，大脑时钟走得越快，心理时间就显得越漫长。比如我们首次去一个地方时，一路所见都是新奇的，大脑不停地在接受新的信息刺激，时间似乎过得很慢，但是回程的情形就不那么新鲜了，感到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回程总觉得比去时快。西方有一句谚语：“捷径是最长的路。”也包含了同样的道理。首次走捷径时不断遇到的新刺激，反而让人感到特别漫长。

撰文 | 方舟子

盗马贼峡谷是圣地亚哥东南部一片自然保护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盗马贼发现这里是天然的畜栏，又靠近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就把从牧场偷来的马先藏在这里，再伺机运到墨西哥销赃，所以有了这个不太好听的名称。

盗马贼峡谷属于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和松溪国家旷野，植被茂密，主要是栎树林和查帕拉尔灌丛。去年9月，一场持续多日的野火烧毁了这里的森林。气候干燥的南加州森林野火频发，对人类来说是灾难，对很多植物来说却是机遇：野火烧掉了遮天蔽日的树木，让地面暴露在阳光下，而灰烬又是极好的肥料，正可以乘机茁壮成长。加州很多植物都适应了野火，甚至种子只有在受到火热、烟熏的刺激才会发芽。因此在野火之后的第二年春天，就会有野花在被火烧过的地面超级盛开，结下的种子埋藏在地下，等着将来某一天再被野火唤醒。它们被称为火的追随者。

这个加州奇观我早就知道，却从未亲眼目睹，火后的盗马贼峡谷正提供了这个机会。几天前第一次去盗马贼峡谷，先走远足指南推荐的小径，一路走到谷底，景色固然宜人，野花也很不少，但这个区域没有被野火烧到，与圣地亚哥其他河谷所见大同小异。直到回程攀爬另一个山头，才进入被野火烧过的地方，小径两旁开满火的追随者，但天色已晚，不敢停留，未能尽兴。

于是我们决定再去一次盗马贼峡谷，这回只走野火烧过的小径。在停车场有三个大妈骑完马后坐在一起聊天，都没有戴口罩，想必都已接种过了疫苗，一幅疫情即将过去的景象。等我们进入了野火小径，除了遇到一个往回走的姑娘，就只有我们两人置身在花海之中了。

有的花在别的地方常见，例如华丽蝴蝶百合、蓝迪克、清水猫眼，但别处是一株株零星开放，这里却是一丛丛密集盛开，而且长得异常高大，让人怀疑是不是变种。还有的花在别的地方难得一见，这里也是一丛丛密集盛开。以前在山上偶尔见到一株圣伯纳迪诺翠雀花、圣地亚哥珠宝花、沙沙铃铛花、火罂粟就感到很宝贝，这次终于看腻了。还有的花则是首次见到，特别是见到两株黄芪，当时不以为意，以为是常见的道格拉斯黄芪，过后才知道是相当濒危的圣地亚哥黄芪，如果不是火后，应该没有见到的机会。

远远地见到河谷对面的山坡上长满了一种没见过的植物，开着硕大的白花，于是冒险横穿河谷过去看看。山坡上原来密集的树林都已烧得只剩乌黑的枝干，才有了可以穿越的间隙，但衣服仍时不时被枝条擦到、涂黑。终于来到了白花之前，原来是所有加州野花中花朵最大的加州树罂粟，人称“加州花后”，花园中偶尔能见到，但在野外见到它们在焚烧过的土地上一片片地盛开，非常震撼。
站在这片焚烧过的土地上，就像进入了黑色森林，但是有的树干根部已经长出新枝，挂满翠绿的叶子，表明它们其实并没有死去。而残枝周围，更是鲜花铺地。站在这片浴火重生的土地上，看着这一切，人间的苦难幸福，人生的悲欢离合，霎那间涌上心头：‪

曾经野火老残杈，苦难如烟催嫩芽。瓣瓣心香飘洒尽，且看大地满春华。‬

2021.5.11

撰文/方舟子
　　有些人在为伪科学辩护时，常用的一个理由是：科学哲学界对什么是科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怎么能判别科学的真伪呢？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没法判别人与非人，因为生物学界对什么是人，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把人定义为“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其实，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珍·古德尔在野外观察到黑猩猩能加工草叶用以钓白蚁后，这个定义就已经不成立了。哲学家们则爱说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这显然是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动物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事实上，现在已有些黑猩猩、猩猩掌握了语言，能用手语或通过计算机与人类交谈，清楚地表示“我”，甚至组成“我要香蕉”之类的短语。这个结果同时也推翻了人的另一个传统定义：人是有语言的动物。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那时候虽然还不存在会使用语言的黑猩猩，美国心理学家戈登·盖勒普已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来测试动物的自我意识：让动物照镜子，看看它们是否知道镜子中的影像属于自己。他在麻醉的状态下在动物的眉嵴上涂上一道无味的红颜料，如果不照镜子是看不到这道红色的。结果，黑猩猩和猩猩会从镜子中发现自己头上有这道红色，并用手指去碰它，再把手指拿到鼻子下好奇地闻一闻。有的黑猩猩还能借助镜子剔牙，甚至好奇地探寻它平时看不到的身体部位。用相同的办法，我们可以测出人类是在出生18到24个月后才有了自我意识的。

　　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人和类人猿的专利。几年前海豚也通过了这个镜子测试。虽然它们没有手可以触摸，但是会对着镜子游动、摆姿势，探究身上被涂上的红色符号。其他的聪明动物，例如猴子、象和鹦鹉，则没有这个本事。而它们显然知道镜子是怎么回事，能够利用镜子中的影像发现隐藏的东西。如果从镜子中看到有人出现在镜子中，它们会知道后面来人了，马上转身看看，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镜像是属于自己的。

　　那么它们认为自己的镜像是谁呢？以前人们认为它们是把镜像当成了另一头陌生的动物。不过，最近的一个实验结果表明，这个结论可能太简单了。研究人员让14头戴帽猴照镜子，并对比它们对自己的镜像和对同性陌生猴子的态度。雌猴对镜像显得很友好，看它的次数要多于看陌生猴子。雄猴对镜像有时很友好有时抱着敌意，但是对它的反应也和对陌生猴子不同。如此看来，猴子虽然不知道镜像是自己的，但是对待它又与对待陌生猴子不同，几乎立刻知道镜像不是一头普通的陌生猴子。它们似乎处于从把镜像当成另一头动物到知道镜像属于自己的过渡阶段，或者说，有了模模糊糊的自我意识。

　　如果把这些不同动物在镜子前的不同反应排列起来，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我意识是如何起源的：从没有意识、模糊的意识逐步进化到有清楚的意识。

　　一面镜子，就这样照出了意识的真相：它不是什么神秘的、高高在上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人类不要太顾影自怜了。

（《中国青年报》）

撰文/方舟子
在各项诺贝尔奖获得者陆续宣布的同时，有一个另类诺贝尔奖也在哈佛大学颁发，沾光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这个由《不可能研究年鉴》组织、自1991年起开始颁发的“Ig诺贝尔”（与ignoble谐音，意思是“不光彩”）奖，在国内常被称为搞笑诺贝尔奖。它起初的确含有搞笑的成分，颁给那些“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成果，主要是在讽刺一些不可信的、甚至是伪科学的研究。但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其宗旨也发生了变化，改而颁发给“先让你乐，然后让你思考”的有趣研究，由讽刺变成了幽默，获奖研究越来越正式，获奖者虽然没有奖金，也大都欣然赴会领奖。
其实有的Ig诺贝尔获奖成果虽然有趣，却一点也不可笑，当然更非不可信，例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伊凡·斯瓦布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菲利普·梅（已故）因为研究和解释啄木鸟为什么不会头疼而获得今年的鸟类学奖，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严谨的研究。它涉及了进化生物学一个重要的问题：生物是如何巧妙地适应了其生活环境的？
啄木鸟是生物巧妙地适应了其环境的典型例子。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引言中，便是以啄木鸟为例，说明只有自然选择才能解释生物的适应性：“譬如说，啄木鸟的脚、尾、喙和舌是如此令人赞叹地适应了从树皮之下捕捉虫子，将这样的构造也仅仅归于外部条件，则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即便是达尔文，也没有想到啄木鸟的头部和眼睛构造同样是令人赞叹地适应了从树皮之下捕捉虫子。
啄木鸟好比一个锤子不停地快速敲打坚硬的树木，不仅通过啄木觅食，而且靠它在树干中挖洞建巢，还要靠它相互通讯和示威。啄木是啄木鸟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它啄木的次数一天可达1万2千次，频率达到每秒20次，每次撞击的减速力达到重力的1200倍，这相当于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撞墙。如果我们人类像啄木鸟那么干的话，毫无疑问将会导致脑震荡、脑损伤、视网膜出血和视网膜脱落等一系列致命后果，啄木鸟又是如何避免的呢？
啄木鸟的大脑比较小，体积小的物体的表面积相对就比较大，施加在上面的压力就容易分散掉，因此它不像人的大脑那样容易得脑震荡。啄木鸟在啄木时，敲打方向十分地垂直，可避免因为晃动出现的扭力导致脑膜撕裂和脑震荡。
啄木鸟还进化出了一系列的保护大脑和眼球免受撞击的装置。它的头骨很厚实，但是骨头中有很多小空隙，有点像海绵，可以减弱震动。大脑表面有一层膜叫软脑膜，在它的外面还有一层膜叫蛛网膜，两层膜之间有一个腔隙叫蛛网膜下腔。人的蛛网膜下腔充满了脑脊液。但是啄木鸟的蛛网膜下腔很窄小，几乎没有脑脊液，这样就减弱了震波的液体传动。
啄木鸟的下颚底部有软骨，可以缓冲撞击。它的下颚是由一块强有力的肌肉与头骨联结在一起的，在撞击之前这块肌肉快速收缩，也起到了缓冲作用，让撞击力传到头骨的底部和后部，绕开了大脑。
啄木鸟的眼睛结构也十分巧妙。高速摄像表明，在撞击之前的一瞬间，啄木鸟眼睛的瞬膜会快速闭上，既避免了撞击溅出的木屑伤害眼睛，又像一个安全带一样把眼睛裹住，免得眼睛蹦出来。它的眼睛中的脉络膜用一种黏多糖填满空隙，能起到缓冲作用。在鸟类眼睑上有一个像梳子一样的梳膜，可能也能起到防震作用，因为它一旦充血，就能暂时提高眼内压力，保护晶状体和视网膜。
最奇妙的是啄木鸟的舌头。它的舌头极长，从上颚后部生出，穿过右鼻孔，分叉成两条，然后绕到头骨的上部和后部，经过颈部的两侧、下颚，在口腔中又合成一条舌头。这样的舌头就像一条橡皮筋，能够射出喙外达10厘米。显然，这条长舌头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把虫子从洞中钩出来，但是在每次啄木之前舌头收缩的话，就能吸收撞击力，也是一个很好的缓冲装置。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一再感叹啄木鸟身体构造的巧妙，写道：“啄木鸟攀登树木并从树皮的裂缝里捉捕昆虫，我们能够举出比这种适应性更加动人的例子吗？”但是啄木鸟身体构造比达尔文设想的甚至还要精巧得多。生物学家研究这样的身体构造，一点也不搞笑，也不是纯粹出于学术上的好奇，并非没有实用价值。啄木鸟的身体构造乃是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长期进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用数百万年的时间做的一个实验，研究它是如何巧妙地避免撞击带来的身体损伤，对于改进防止人类大脑损伤的保护设备，不无启发。
2006.10.09
（《中国青年报》2006.10.11）

撰文/方舟子
（杨振宁作为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物理学家之一，本应得到中国人的敬仰，却在中国经常受攻击，这有**的原因，有个人的恩怨，也有文化的因素。重发我在2004年年底写的一篇文章。）

杨振宁做为在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一般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和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在第二年迅速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此这两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家喻户晓。在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汉学家、瑞典王家科学院院士高本汉曾用一句“唐诗”“何可一日无此君”有点不伦不类地表示了这种敬仰之情（“何可一日无此君”最早出自《世说新语》，是王徽之评竹子的话）。

物理学界更推崇杨振宁早在1954年与美国研究生米尔斯（已故）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这个理论起初不受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成为粒子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和方程，被誉为可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媲美的伟大发现（1995年首届美国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为什么杨振宁没有因此再得诺贝尔奖，据说是物理学界的一件公案（一种说法是同一领域的诺贝尔奖一般不两次授予同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米尔斯被认为不配得诺贝尔奖，但又不能只奖杨振宁一人）。此外，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也被认为是对物理和数学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成果，这是杨振宁在1967年和巴克斯特在1972年分别提出来的。

因此杨振宁被一些物理学家评为历来屈指可数的大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认为他的主要贡献都带着运气的成分。不过没有人会否认他对当代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大影响罕有其匹，虽然这种影响是圈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但是杨振宁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今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多方面的演讲，参与签署《甲申文化宣言》，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订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2004年没有另一位科技人物如此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实的“杨振宁年”。

“苍苍白发对红妆”的佳话（或丑闻）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做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与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德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用了相同的名词。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不具有逻辑性，是许多中外学者都已指出过的一个事实，这甚至可以从国学家们对杨振宁所做的胡搅蛮缠的反驳中体现出来。易经对这种非逻辑说理传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其源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杨振宁不过是对老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狭隘民族主义与伪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十几年前那么流行，但是仍然大有市场。风水、占卜、命理、天人感应、巫术等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传统迷信在死灰复燃的同时，又往往被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甚至有人声称它们代表着“新科学”，至少也是“潜科学”、“类科学”。也有人论证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遗传密码等众多重大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它提出“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十四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

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根本就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自然也就否定了易经是“科学明珠”、“科学指南”、“科学预言书”种种无稽之谈。已有许多人做过类似的批评，有的批评要比杨振宁的演讲更严密、更尖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是杨振宁做为人人敬仰的大物理学家登高一呼，其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杨振宁向来被视为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许多人可能还记得，1988年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过杨振宁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这次又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反戈一击，矛头直指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之一的易经，更要让易学家们恼羞成怒了。这实际上是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的激烈程度。由于杨振宁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科学一方的力量，算得上是他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的一个大贡献。

2004.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