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钢琴家指挥家 巴伦博伊姆在他的自传《生活在音乐中》提到：在我一生遇见的伟大音乐家之中，从来没有碰见一位像杰奎琳那样能将音乐表达得如此自然洒脱的音乐家。大多数的音乐家使你感到他们是恰好会演奏的凡人，杰奎琳是天生的音乐家，恰好也是凡人。

天才是与杰奎琳一生相伴的一个名词，提到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不得不提这位奇女子。这位只有十二年演奏生涯的女子如彗星般的短暂。十二年间她所留下的音乐记录，所达成的音乐成就，已经足够令她不朽，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大师都对她赞誉有加。杜普蕾的音乐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充满内涵，而且还会激发出同台演出者的潜力。

英国玫瑰协会为了纪念本国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蕾而专门培植新品种的玫瑰，命之以她的名字，花色洁白，娇艳大方，正如同她在喜爱她的人们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她4岁开始习琴，16岁就已蜚声乐界，获奖无数，但27岁时却被罕见的“多样硬化症”突袭，之后再难登上舞台，致力于大提琴教育，直到42岁香消玉殒。在英国CD杂志评出的20世纪百位杰出演奏家中，大提琴第一的是她的老师罗斯托洛波维奇，第二就是她，这个演出生涯只持续了10年，却给世界留下足以久久怀念的声音的女子。

她是个传奇，音乐史上各种传奇很多，但在大提琴界，就她一个。她的琴声是热忱的，积极向上的，就在流露痛苦的的乐句里，也透着对每一个音的爱惜。

杰奎琳的琴声有一种很强的磁场，不论你是否认同她，但只要进入她的音乐世界，你就会被牢牢的吸引住。对她而言，音乐和心灵之间似乎从来都不存在技术这个中间环节。

杜普蕾演奏的Elgar没有人会错过，很多人都喜欢听她的协奏曲录音，在管弦乐衬托下，她全身投入，充满朝气，又不失女性的细腻，也不是完全没有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情感演出，从她手指尖的传递出来的琴音，让人完完全全地被她的热情与音乐诠释所感染。杜普蕾诠释艾尔加的E小调协奏曲无人能出其右。

据说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播放大提琴曲，便问旁人是谁演奏的。旁人说是杜普蕾。史塔克说：“像这样演奏，她肯定活不长久。”好厉害的史塔克，真是一语成谶啊！也许只有顶尖的艺术家才能理解自己顶尖同行的水准，史塔克听得出，杜普蕾是用生命在演奏，为了琴艺的完美，可以不惜一切。杜普蕾一直是许多古典音乐乐迷心中的一个叹息。

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不仅是莫扎特所创作的最后一部管乐作品，也是他所谱写的最为出色的交响作品之一，更是这种乐器以协奏曲的面目问世的开山之作，它的降临可以说为单簧管订立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标准，独奏乐器的性格开掘被推至技巧可能的极限，其歌唱充盈欣喜之情与甘美旋律，并且将人间最为动听的旋律呈现在了芸芸众生面前。

发现自己越来越爱听老录音，虽然老录音有不少噪音，而且录音技术也远不如现在这么先进，不少甚至还是最原始的单声道录音，但当你抛开这些技术因素，沉浸其中之时，你就会发现老录音，就好似陈年的美酒，那是经过了岁月沉淀醇厚甘鲜，回味无穷。

死者的死对于生者来说具有一种永恒的意味。怀念与追忆会激发出时光之河长逝不返的诗意。尼古拉鲁宾斯坦对于柴科夫斯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朋友，权威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的诠释者，甚至有点仲裁者的意味。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鲁宾斯坦对于第一钢琴协奏曲所作的草率的批评曾使两人的友谊一度中断，但柴科夫斯基还是十分在意他的观点。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３日尼古拉•鲁宾斯坦病逝于法国巴黎，柴科夫斯基惊闻噩耗，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无法提笔创作。１８８１年１２月，柴科夫斯基到意大利罗马游历，终于决定提笔为尼古拉创作一首作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中，他就完成了两个乐章的《ａ小调钢琴三重奏》。

这是柴科夫斯基唯一的钢琴三重奏。他曾经多次表示，对于钢琴与弦乐器的组合形式，他无法忍受，但尼古拉鲁宾斯坦的死，使他感到必须用钢琴写一部作品来纪念他的朋友。１８９３年柴可夫斯基本人病逝，这首三重奏又成为他本人的挽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的纪念音乐会不约而同地推出《ａ小调钢琴三重奏》来怀念柴可夫斯基。因此这首曲子已成为怀念伟大艺术家的共同象征，

他的音乐比起巴赫来更富于变化，比起贝多芬，则又多了几分高贵。迄今为止，他可以被视为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完美，最训练有素，且最具天赋的音乐家。

如果要找一部中国听众最熟悉的歌剧，我推测应该是威尔第的《茶花女》，这是一部既有出色剧本为支持，核心的音乐部分体现了旋律之美，美妙的旋律几乎是从头至尾不曾停歇，有些别有韵味（如作品的前奏曲）、有些琅琅上口，有些扣人心弦，有些婉转缠绵，美的音乐形象加上浪漫主义的柔情成就了这部歌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茶花女是音乐与文学、戏剧间的结合成为整部歌剧的核心。该剧的故事内容，优美与华丽兼备的旋律宝藏，还有光辉技巧所带来的满足让这部歌剧成为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从问世至今久演不衰。

与音乐的相逢也是一种缘份，有些音乐不停的在你的耳边播放着，你却听而不闻，永远无法与他产生交集；有些音乐只是在你耳边轻轻掠过，却让你永世难忘。

如果将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比做电视节目的话，因为他具有舞、听、看的多种性质，那么萧邦的圆舞曲就是我们电台节目，因为它只具备听的功能；虽然功能单一，却是在喧哗的世界里静静凝视一方纯净的沃土，这是一个只属于萧邦的，独特的圆舞曲世界。
萧邦的圆舞曲创作，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圆舞曲创作虽然植根于19世纪圆舞曲的“翩翩起舞”，具有19世纪的典型特征—悠扬的三拍子。但在大多数时候，节拍的恪守只是他实现某种音乐旨趣的铺垫，实际上，我们在听萧邦圆舞曲时会发现，他的速度总是忽快忽慢，让人有些摸不着边际，他似乎毫不顾忌这些舞曲是否真的能与曼妙的舞姿的合拍汇流，萧邦只是用其细腻而丰富的心绪，描绘出了一幅不必动作，只需用心舞蹈的圆舞曲。
当萧邦的朋友，同为作曲家与钢琴家的斯蒂芬海勒知对方，他的A小调圆舞曲是他的最爱时，这句话深得萧邦的心，萧邦随即兴奋的答道—我很高兴你这么选择，它同样是我的最爱。音乐作品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在这里引用舒曼的评论可胜过无谓的千言万语，舒曼说：萧邦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来，他的思想已远远的飞跃到舞厅以外去了。
萧邦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圆舞曲当属他在1847创作的降D大调圆舞曲，又称一分钟圆舞曲或小狗圆舞曲。根据萧邦早期的传记作家弗雷德里克 尼克斯的说法，这首作品是萧邦在乔治桑的客厅里，见到作家的宠物狗追逐自己的尾巴时所获得的灵感，故事本身虽有杜撰的可能，但曲目间所流露优雅别致却实实在在地俘获了诸多爱乐者的耳朵。
同样创作于1847年的升C小调圆舞曲充满了幻想与诗意的色彩，并且已经脱离了萧邦早期圆舞曲的华丽之姿，甚至圆舞曲本身的律动感已经被作曲家内心中的一阵阵悸动所渲染，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萧邦对生活无尽诉说，虽惆怅万分，但也让人产生一种不忍听完的眷恋。
圆舞曲不属于波兰，却深深的打上萧邦的印记，他将这些作品变成了一首首钢琴弹奏的小诗，也似乎是作曲家选择一个风雅的环境吐露心声，并且能使我们明白，真正的优雅是来自内心的，而且那种声音永远还是他自己。

西方人传说，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生平最柔和动人的声音对生命做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无疑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引用这句浪漫却不失精准的评价：“天鹅之歌”。今天的午夜幻想曲说说作曲家的天鹅之歌。
我更愿将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看作是作者的天鹅之歌，而不是他的安魂曲；在这部协奏曲中你可以体会到莫扎特音乐中的所有感情，但他从不多愁善感。尤其是第二乐章柔版，竟然连一丝愤怒与悲怆都没有，音乐还是那么优雅明丽，但是隐隐透着一丝无可奈何，是莫扎特聆听着死神的脚步时对整个世界所作的沉思从而通过音符向世界道别。
<天鹅之歌>是舒伯特最后的歌曲集，不过并非由舒伯特命名。而是在舒伯特去世半年之后，由出版商哈斯林格将遗稿中的十四首艺术歌曲汇集而成，私以为，哈斯林格对这部遗作作品的定义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许多曲子已没有《冬之旅》的伤痛，反而出现了清新而平衡的作品，似乎为舒伯特找到了心灵的最后归宿，简单的伴奏，轻轻的咏唱，给我的感觉确是隽永。一生中所有的大喜大悲，都被如此平静的注入。他的这些作品终于摆脱了死亡的沉重——果真同天鹅之歌一样。
　　
　　 玛祖卡对于萧邦的意义，已不是作品之于作曲家那么简单。在多年的异国漂泊之中，它似乎成为了萧邦在内心设置的双面镜，一面照向波兰广袤的旷野与山川，一面照向作曲家内心深邃的精神物质与情感表达，作曲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三首玛祖卡舞曲作品63既可以代表萧邦创作生涯末期的成熟风格，又兼具其青年时期朴素而真挚的情怀，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
听作曲家们的天鹅之歌，总是让我想到落日夕阳，太阳的余辉在云朵之上，镀上一层金色光芒，光线是那么的唯美柔软，世界何等美丽，而我们的心也沉醉于音乐构建的天堂。

我喜欢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看库布利克的电影，看完后又会呆坐15分钟，才会渐渐地从电影回到现实中来，这和我听音乐时情景很相似；电影大师每每让我惊叹的是他在电影中对于古典音乐的运用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却又自然贴切，看完电影后，那些音乐也会缠绕你的心头，比如曾在前面的节目中介绍过的《大开眼戒》中的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也可以把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音乐重新附与新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