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漫威●鲁迅∙五四运动●翻译∙梁启超∙贾宝玉●刘宇昆∙阿西莫夫”
不论是科幻，还是魔幻，这类文化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于现实“毫无用处”。这种乌托邦式的东西，中国早在100年前就有一批知识分子探索过，结果是它的空间越来越小。如今我们可以消费它们，不论是《指环王》、《权游》还是《复联》，但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从来不适合生产它们。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意识到科学特别重要，但是太硬核的东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太难理解了，于是他们就希望拿小说包装一下。
鲁迅、梁启超等人翻译了中国最早的一波科幻小说，主要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的小说。
当是中国普通人脑子里全是嫦娥、月亮这种意象，不理解啥叫“地月距离”。
于是小说家们就制作了一个故事，讲一群志士，为了救国，要乘着大炮去往月球，此时应该怎么办？地月距离怎么测量？于是就获得了一个“合理”的科普场景。
清末科幻小说还曾经复制过一个改良版贾宝玉。他坐在一个碰碰车里，上天入地。
这是因为贾宝玉算是当年的当红IP，那个年头的蔡徐坤，于是作者吴趼人就拿他来蹭流量。
故事里贾宝玉不再沉迷女色，而是背起英文单词，开着潜水艇下海，开着飞车上天，遍游西方各国。
鲁迅很早就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心旅行》。
鲁迅追凡尔纳，就像我们今天追漫威。漫威诞生于1939年，到今天80岁。世界上面第一本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出版于1818年，鲁迅读到它的时候也是80多年后了。那就跟我们现在追漫威更像了。
不光是鲁迅、梁启超，康有为就开始赶这个时髦。他的《大同书》充满了努力“科学”的幻想。
这些知识分子在翻译科幻著作的时候，经常也看不懂科学理论，直接就把科学理论给删了，只留了剧情。
这类似于《天工开物》的遭遇。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轴承、机械部件，画插图的画师不懂原理，就画一坨祥云把关键部位挡住。
阿西莫夫把俄国的科幻推荐到西方的时候，他把它分为三期。
第一个是冒险时期。冒险时期就是瞎想，貌似科学，全是幻想。
第二个是科技时期。真的是那些有工程支撑的，有理论真正有实证支撑的。俄国最早写科幻小说的，人家真的是科学家为主。
第三个阶段就是社会学时期。今天我们说的“赛博朋克”就属于这种。
“未来”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文物，人类一直都在畅想未来，所以要对“未来”这个东西进行考古。
最后你会看到，清末的时候是怎么想象“未来”的，建国阶段是怎么想象未来的，现在我们又是怎么想象未来的。也就是说，“未来”是一部编年史。
每个时代，你把未来拟人化了以后，“未来”这个小子是有演化的，它在清末长“贾宝玉”这个样，建国后和现在可能又换了一张脸，这叫“未来考古学”。
后现代的巨匠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未来考古学》。
这个概念后来乔治·卢卡斯拍科幻片的时候就借去用了，叫做“二手未来” （Used Future）。
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他在前言里说，直接讲科学，没有人看的，所以你得讲历史，写科幻要像写历史一样。
西方的科幻之父坎贝尔就是这个观点。鲁迅提出这个观点比他早了很多。
康有为、鲁迅、梁启超他们在清末介入科幻的时候，已经直接想到它的社会价值。但是社会价值一直到美国的《光明王》之后，就赛博朋克之后，对，科幻才转入了社会学心理学轨道。
但我们并不是说鲁迅他们多超前，其实他们是一种前现代的那种救亡图存的想法，并没有真正理解科技的实质。
清末学者就开始翻译科幻、写科幻，都是有所图谋的，希望借此拯救中国，改变国民性。于是它必须十分有用。
新文化运动之后，“赛先生”（Science）进来了，大家就觉得我们玩的是科学，搞什么科幻？我们现在就要玩硬核的。于是“科幻”这一支就此断掉。
蔡元培有一次新年演说，就说我们以后要去月球殖民才牛。这种“月球殖民”在那个年代很容易张口来。
康有为特别相信科学，又无力判断。他年老的时候移植了一个猴子的睾丸腺，后业很快暴毙。
你看他们信任科学的方法，超级荒诞和超现实。在科学与科幻之间分不清楚。他们觉得赛先生才是白酒，科幻可能就是啤酒，不靠谱，度数太低了。而且希望一切都如枪炮一样有用，马上有用。
100年前，中国人开始接触科幻的想象力，到了新文化运动，就被驯化到了“赛先生”轨道，建国以后又被驯化到了科普轨道。
刘宇昆曾经说：“我认为科幻跟预测未来没有关系”。他的想法是很美国的，很“没用”的。
但你如果看看国内，现在各种互联网大会、区块链大会什么，都把刘慈欣当科学家来处理。刘慈欣自己也受不了，说：“你们不要把我当科学家和工程师，我就是个写小说的，你们经常误以为我能给你们解题，我不能，我就是一个编故事的。”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的无奈，特别像流浪大师沈巍，“你们不要来找我啦，我就是个捡垃圾的，我不是搞直播。”
但刘慈欣在国内受很多人热捧，就是被认为有用。可是它的价值根本不是追求有用。
他说：没有什么中国科幻，只有郝景芳的科幻、刘宇昆的科幻、刘慈欣的科幻或者韩松的科幻。这是每个人自己的科幻，跟国家意识没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一看《流浪地球》就很亢奋，跟看《战狼》效果一样，惊呼：“中国有科幻了！中国有漫威了！中国有复联了！”其实精神内核上完全不同。
“有用”和“没用”需要并头并进，这样才是“大用”（也可以叫“大无用”）。
美国人在50年代的时候，也都觉得漫画书是“没用”甚至有害的。国会一度立法限制漫画，有的州还烧漫画书。因为漫画里讲到吸血鬼、僵尸、外星人，有大量暴力、色情和胡思乱想。
当时漫威销售量跌了70%，他们甚至要把旗下的英雄IP卖给DC求生存。政府不支持漫威，也不支持DC，甚至是去搞他们。
但他们有一个生存机会就是市场。他们是一家公司，一直按照商业规律在走，后来人家是自己救自己的。
比如漫威推出了《绿巨人》，就是因为越战期间民众对美国政府已经普遍不信任了，《绿巨人》表达对政府和战争武器的警惕，因为绿巨人就是被“核”辐射出来的。
刘慈欣的太空歌剧，非常像一场奥运会烟火，它是和国力挂钩的。
但是中国的科幻作家有些可以火，有些人最好不要火，因为火不一定是好事。比如韩松这种作家，他从现实面去写科幻。他跟大刘就保持了巨大的差异。
你要像《复联》那样、像凡尔纳那样脑洞大开，一定需要一个非常多元的宇宙，它不能是同一种类型的。
比如《复联》的宇宙，它一会儿是北欧神话奥丁的后代，一会是斯巴达克星球，一会儿是喜马拉雅山的古一法师，一会又是真实的纽约的Peter Parker。这个宇宙超级多元，目前也只能在美国文化里长出来。
我们不要跟《复联》做比较，这样就显得尴尬。我们的英雄一般只有一个，尤其是孙悟空，一说周星驰拍过什么，就是孙悟空，国产动画最牛的作品《大闹天宫》和《大圣归来》，也是孙悟空，所有人拍电影都是孙悟空，就好像60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啃吴承恩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