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白昊宽告诉我，我被检测出有抗体，那么我可以是个完美的目击证人，但是现在经过大佬的分析，我竟然变成了嫌疑人。分析王水玲动机的这套逻辑，完全可以被套用在我自己身上，况且我还是在案发现场第一个冲过去扶住大叔的人。我怎么会提前预知大叔会跌倒呢，我不禁脊背发凉，这要真是有人针对我做的局，不懂某些蠢警察是否会直接办成了冤假错案。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有罪，也可以诬陷一个人有罪。对于这个充满着欺骗与谎言且思想不透明的人类社会，想陷害一个人也许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个声音来源于南部档案前传的故事情节，不是后传的内容。由于这个2货喜马没有替换蜜声的功能，导致这个章节就不挨着了。请听众跳过这个声音，直接听下一个声音。

人的第一直觉很重要，尤其是对于第六感强大的人，许多错误的决定往往就是在后来的犹豫不决之间做错的。

人体是有频率的这件事在睡眠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比如人在清醒与专注的时候，脑电波会呈现β波；在浅睡与做梦的时候就会进入θ波；而在深睡与无意识的时候，则会产生δ波。当人在放松与冥想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α波段。人体的不同波段，就如同收音机里不同频率的电台，调频到不同的电台就会接收到不同波段的内容。

一个姓董，穿着藏袍的人，这个人是不是看起来眼熟？

其实对于档案馆实验室这个部门，我接触的机会确实不如沉登的技术部门多，至少目前为止我尚未见过来自档案馆实验室的任何产品使用说明书。不过确实如沉登所说，这个部门似乎只存在于同事们的讨论之中，我并没有亲眼见过那个部门的人，甚至连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都不清楚。我之所以没有向馆长询问过有关档案馆实验室的情况，是因为我的部门与实验室并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而无缘无故的察三访四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被推崇的品德。我本以为沉登会更加了解那个南洋世界系统，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两个人似乎都是两眼一抹黑。

回到座位之后，沉登过来约我共进午餐，我抬手看了一眼表，发现此时已经快到下午两点。大部分同事已经吃过午餐回到座位，开始了下午的工作，不过这个时间刚好是沉登的午餐时间。他的一日三餐一般会比大众的时刻表推迟两个小时，早餐10点，午餐下午2点，晚餐傍晚8点之后。据他所说这是都市里聪明人的用餐时段，因为这既可以节省下大量的排队时间，又可以避开拥挤吵闹的人群避免高分贝的噪声折磨耳膜。

马得寻神父的基金会在最初建立的时候叫做三一学院基金会，是以他当时效力的大学学院的名字来命名，随着科学逐渐成为主流，这个基金会的名字也逐渐变得国际化。由于三一学院一直是剑桥大学几百年来规模最大，名声最响，与财力最雄厚的学院，所以他们出资支持的调查项目与数据分析，一直都是业内最全面与最有深度的。这个基金会的调查重点只在收集数据，并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所以他们时常会收到各国的疾控中心的合作邀请，其提供的研究与数据也广泛被政府与其他官方机构引用。

土生华人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在南洋本地出生的华人，而是指早年间明朝下南洋的移民与本地土著通婚的后代。这些混血后裔，又叫海峡华人，在马来语里被叫做Baba Nyonya或者Peranakan。他们融合了华人传统与本地文化，在语言体系上独树一帜，形成了现在的峇峇娘惹语，根据土著的不同族群与华人的不同族群，混合了多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比如新马一代的峇峇娘惹语，混合了马来文，普通话，英文和闽南语与粤语。使用着华文的语法与英文的发音，在这个混合语系里，是非常常见的讲话方式。也许对于这些混血宝宝来讲，母语究竟是哪种语言，并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当然，“土生华人”这个词的定义也许有着些许的偏颇，它竟然不是字面上所表述的“土生土长的华人”的意思，这也许是语言在漂洋过海或者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小心出现的一个系统漏洞。

虽然档案馆的卷宗里鲜少有悬案的记录，毕竟一般有档案馆特派员参与的案件都是有结果的。但是在破案过程中产生的暂时的悬案一般也是会被记录的，就比如早年间的那个《月畔海礁案》，那个案子在马六甲警署持续了10年之久，而档案馆接到委托之后也是成为了挂了3年的悬案，只是在破案之前的时间里，陆续被发现的线索都是会被记录员详细地记录在档案馆卷宗的。但是像《黑色五月案》这样从来没有留下一点记录的悬案却十分罕见，这毕竟是档案馆参与了的案件，像刚才馆长讲述的去到雨林和穆区执行任务的经历，理论上都应该被记录在档案馆的卷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