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红旗下》是一部未完成作品，我们听到的这八万多字，只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开头，老舍先生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写了。直到他1966年8月逝世，这部未完成的书稿一直保存在他的书桌里，他每天拉开书桌的抽屉就能看见，可是，他没有再多写一个字。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迷团。
《正红旗下》这个八万多字的开篇写于1961年底到1962年初，离老舍先生去世还有四年多时间，他是有可能写完这部作品的，为什么突然停笔不写了呢？
1978年老舍得到平反，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他的遗著《正红旗下》，这是《正红旗下》第一次和读者见面。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女士为此写了一篇序言，她大致解释了一下《正红旗下》为什么没有写完。
按照胡絜青女士的说法，这部小说能够动笔开始写就很不容易。之前我们讲到过，1949年之后老舍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和杂文，并且基本上都是配合政治宣传的应景之作。小说是非常个人化的写作门类，当时的文艺创作环境不允许老舍先生写他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是到了1961，新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写作环境比较自由和宽松的时期。那一年，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发表讲话，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作家自由选择体裁，鼓励作家用自己擅长的风格写作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应该说，老舍开始写作《正红旗下》，就是这种气氛下的产物。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62年下半年，风向突变。首先是小说《刘志丹》受到批判，成为一起先后株连上万人的文艺界大冤案，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变成了很多作家眼中的雷区，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为写小说而被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呢？
1963年，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意思是作家只能写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和事，表现新社会的新气象。在这种严酷的氛围下，老舍先生只好无奈地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写作。
但是我认为，所谓“大写十三年”固然是老舍停笔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创作题材受到政策限制，不大可能有“一票否决”的致命杀伤力。对一位伟大作家而言，写作和发表从来是两回事，老舍先生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把《正红旗下》写完，然后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它发表。
老舍先生终止《正红旗下》的写作，一定是写作过程本身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是他本人深刻的历史记忆、生命体验和丰富的现实经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从而形成了他难以逾越的写作障碍。
按照胡絜青女士的说法，《正红旗下》接下来就要写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等等，这就必然涉及到作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态度。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
以义和团运动而言，它有爱国、反帝的一面，但同时也有愚昧和滥杀无辜的一面，对于这些老舍先生一定有深刻的体察。但是现实经验告诉他，对义和团的评价只能是正面的、光明的，不能有任何的批判。包括传教士、洋教徒，这些小说中必然出现的人物，在历史镜像中也并非都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基于良知，一个作家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可能实现写作初衷，即反思和检讨一个民族为何走向衰落的历史文化原因。
老舍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位努力跟随时代脉膊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愿意成名一名“歌德派”作家，就是说，他并不反感歌功颂德，这样的“歌德”并不违背他的本心。1949年之后，他主动进行所谓“思想改造”，以便让自己的创作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换句话说，他的历史记忆是真实的，一点一滴渗透在他的血脉里，不容抹杀和背叛，与此同时，他想“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导向也是发自内心的。但这二者之间，显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接下来，在写到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时，他将如何呈现自己的态度？
在写《正红旗下》的那两年，老舍先生也曾和文艺圈的朋友谈到自己创作这篇小说的体会，他直言有时候写得非常艰难，很多地方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这是一篇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他的家族史，那些人和事是他一闭上眼睛就能在脑海中像电影画面一样回放的，是可以下笔千言、文思泉涌的，可是他写得并不顺利。
在阅读《正红旗下》时，我能感觉到老舍先生在某些时候下笔的艰难。他写大姐公公、福海二哥、定大爷这些人物的时候，是行文流畅、游刃有余的，写得非常形象生动，但是在写王十成这个人物时，就显得比较生涩、僵硬，缺乏感染力。王十成是义和团成员，现实经验告诉他，这个人必须写成一个英雄人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笔下的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这显然与人性相悖。无论老舍先生怎么主动进行思想改造，他都不擅长描写这样的英雄人物。在此之前他创作了一部以义和团运动为题材的四幕话剧《神拳》，平心而论很不成功。
接下来老舍的创作还将面对更多困难。在老舍的年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塑造人物形象，当时的文艺理论要求要写出人的阶级属性，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而阶级成分划分的依据是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是否具有革命精神。对于两种阶级，要相应给予歌颂和批判。
《正红旗下》写到现在，里面出现的很多人物，比如大姐公公、大姐夫、姑母、二哥福海、王掌柜等，阶级属性都是相当模糊的，他们的品性好坏，难以用阶级的眼光进行褒贬。大姐和大姐婆婆之间的矛盾本来只是婆媳矛盾，当然也可以从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如果要上升到阶级剥削与压迫的高度，显然是荒谬的。
尤其是定大爷这个人物，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官方文艺理论评判，他应该属于“剥削阶级”，但是我们知道，定大爷的人物原型是宗月大师，是老舍先生特别敬重和感激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把定大爷写成一个地主恶霸。
老舍先生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位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作家，他塑造人物只能立足于人性，而不是阶级性。但是他的政治觉悟、现实经验告诉他，他需要努力写出人的阶级性，非善即恶，非黑即白。对于他来说，这实在太困难了。
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老舍写作《正红旗下》的年代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想，当时的老舍很有可能是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无奈之下，只好暂时停笔，并将已经写好的文字悄悄放在一边。他在在思考，在盼望，在等待，他希望时间可以帮助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悲哀的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正红旗下》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遗憾。但即便如此，这部未完成作品所放射出来的光芒，也足以让它成为一颗明亮的星星，闪耀在二十世纪的文学殿堂。
到本期节目为止，品读经典——老舍《正红旗下》就全部结束了，这里是萃萃的小广播，我是萃萃，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一个专辑再见。
品读经典丨老舍《正红旗下》
全本共16集
欢迎免费订阅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