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经典丨老舍《正红旗下》

老舍先生是写人物的高手，无论什么人，到他的笔下，只消几句对话、几个动作，立刻活灵活现。《正红旗下》前面几节，我们重点谈到大姐的丈夫、公公，二哥福海等几位，都是男性。其实，老舍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同样精彩。

我特别喜欢小说里“我”的姑母这个角色。姑母每次出场，气场都非常强大，只要有她在，其他人立即暗然失色。

这位姑母中年以后孀居，搬回弟弟家居住，非但丝毫没有寄人篱下的悲催，反而心安理得地在弟弟家白吃、白住、白拿，还以大姑子的名义发号施令，支使弟媳妇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说怪话。老舍先生认为这很正常：“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以从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看，“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姑母一个已经出嫁的女性，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凭什么在弟弟家颐指气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老舍先生是满族人，《正红旗下》写的是旗人家庭的生活。

清代满族人入主中原以后，虽然各方面深受汉文化影响，但依然保持着本民族传统习惯中对女性的尊重，“姑奶奶”在旗人家族中是一个身份高贵、普遍受到尊重的群体。所谓“姑奶奶”，不单指姑妈，它泛指所有女性——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是“小姑奶奶”，刚出嫁的女孩子是“少姑奶奶”，《正红旗下》里“我”的姑母，自然就是“老姑奶奶”。尊重“姑奶奶”，其实就是尊重女性。

旗人尊重女性不是叫一声“姑奶奶”就完事，而是有很实际的内容。旗人家的女孩子，从小可以穿男装、练习骑马射箭，至于抛头露面外出采买家用，更是司空见惯，因此她们比汉族人家的女孩子更加见多识广。这些还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她们有一定经济地位。虽然旗人家庭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当兵打仗，女人料理家务，但女性的劳动是获得社会承认的——未出嫁的女孩因为要帮助母亲做家务，每季可领取禄米一次；已嫁人的女性如果丈夫去世，只要没有再嫁人，就可按月领取钱粮。《正红旗下》中，“我”的姑母为什么那么有气场？因为她也是吃“铁杆庄稼”的，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小说中“我”的大姐经常受婆婆欺凌，但她只要回到娘家，立即就会变成受人尊敬的姑奶奶；至于“我”的姑母，更是全家地位最高的女性，连“我”的父亲都让她三分。女性或许可以欺负女性，比如婆婆欺负儿媳妇，大姑子欺负弟媳妇，但男性对女性是普遍尊重的，无论是大姐公公对大姐婆婆，还是“我”的父亲对“我”的母亲，说起话来都是小心翼翼，唯恐得罪。看来，“女权主义”在旗人家庭是派不上用场了。

曹雪芹写《红楼梦》，一个少姑奶奶王熙凤，一个小姑奶奶贾探春，把贾府内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曹雪芹出身于清朝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之所以写出如此聪明能干、光彩照人的女性，是不是缘于对旗人生活的深刻体察呢？

我倒是觉得，在今天的时代，在某些地方，如果女性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收入，她的家庭劳动往往不被承认，女性地位反而不如一百多年前的旗人家庭。

这或许是一种偏见，但我在阅读《正红旗下》时，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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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共1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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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说到，《正红旗下》里，老舍先生花了很多笔墨来描写晚清旗人家庭的生活细节，这些生活细节中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民族由盛转衰的反思和检讨。老舍先生着力刻画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大姐的公公、丈夫，这几位吃着“铁杆庄稼”的旗人如何不务正业，整天提笼架鸟、斗蛐蛐儿，在他们身上预示着大清王朝以及旗人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

但接下来即将登场的人物，“我”大舅家的孩子，二哥福海，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旗人。一方面，用老舍先生的话说，福海是个“熟透了的旗人”，旗人应该会的他都会，比如骑马射箭；旗人喜欢的他也都喜欢，比如唱曲儿、养鸟儿。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半个旗人”，因为他在当兵吃粮之外，还学了一门手艺，成为一个高明的油漆匠。这在当时的旗人中很少见。

“二哥福海”这个人物，寄托着老舍先生对“民族新生”的期盼。抛开大环境不谈，至少就个体而言，福海是老舍笔下所有旗人中最有可能找到出路的那一个——如果将来没有了“铁杆庄稼”，别的旗人都活不下去，但二哥福海可以自食其力。老舍先生满怀希望地写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象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

今天这个时代，不大可能再出现类似清朝末年那样剧烈的社会动荡，暴力革命，王朝倾覆，以及由此给普通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永远安逸，永远岁月静好。没有暴力革命，还会有技术革命——比如这几年有一个讨论得比较热烈的话题：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大量工作岗位将来会被机器人或计算机取代，很多人将面临失业。

以无人驾驶为例，现在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应用和普及只是时间问题，这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社会有可能将不再需要司机这个职业。我平时出门打车，偶尔也和出租车司机或滴滴司机聊到这个话题，我发现很多人并没有危机感，还是过一天算一天，但是我遇到有一位年轻的滴滴司机很不一样，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平面设计。我觉得他就很像老舍笔下的“二哥福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多看一两步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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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对老舍先生非常推崇。汉德克三年前曾来到中国，在上海的一个读书会上，当主持人问起他对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印象时，他特别提到老舍。他认为老舍的作品“非常有趣”，“像史学家一样精确”，“就像一位个体编年史作家”。

老舍先生擅长书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命运，让读者在个体的悲欢离合中感受到历史脉膊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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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中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晚清旗人的日常生活。这些旗人不管是家境富裕还是相对贫寒，日子大多过得比较悠闲，特别是家里的男人。

前面两节，在已经出场的男人中，除了刚刚出生的主人公“我”，还有“我”的父亲、“我”的姑父、大姐的丈夫、公公等几位。这里边“我”的父亲是守卫紫襟城的骑兵，每天要按时上下班，算是比较忙的，其他的男人似乎就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做，成天提笼架鸟、斗蛐蛐儿、唱小曲儿，日子过得悠哉游哉。

这些旗人不工作，养家糊口的收入从哪儿来？这就要说到小说里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儿：铁杆庄稼。

小说第一节写到，大姐的婆婆家虽然比“我”家富裕，但因为家里开销大，经常靠借钱赊账过日子。每当债主登门，大姐婆婆便瞪圆了眼睛说：“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小说还写“我”的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因此成为“小胡同里的财主”。姑母按月领的“钱粮”也属于铁杆庄稼。

这下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旗人是有“铁饭碗”的——国家按月发工资。

我们都知道，大清朝是马上得天下的，之所以能够成功入主中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八旗子弟强大的战斗力。一个少数民族靠武力夺取了江山，维系政权也必须靠武力，因此入关之后，规定旗人家庭的男丁必须世代当兵，当兵就得吃粮，因此凡是八旗子弟，成年后自动获得军籍，按月领俸禄，这就是所谓“铁杆庄稼”。当然，“铁杆庄稼”不仅仅是每个月的工资，还有粮食补贴、红白喜事补贴等一些福利待遇。

这个制度在清朝立国之初是有效的，旗人不用干别的工作，不用担心生计，可以专心练习骑马射箭、行军作战，保持战斗力，有助于满清政府维系一支以八旗子弟为主的强大的军队。在满清政府看来，这样做也是天经地义——江山是我们旗人打下来的，打江山当然要坐江山、吃江山，旗人也不多，吃点免费午餐理所当然。

但是到后来就慢慢出了问题。旗人也是要生儿育女的，旗人人口越来越多，大家都要当兵吃粮，国家财政就越来越紧张。“铁杆庄稼”原本是为了维持旗人的战斗力，可是天下承平日久，军队也不需要那么多兵，导致很多旗人虽然领着俸禄，但并没真正在军队任职；反过来，既然不干活都可以“吃空饷”，那些货真价实的八旗士兵也就不会安心练武，结果是军队战斗力大幅度下降。

八旗兵战斗力下降的问题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康熙皇帝亲征蒙古准格尔部时，就发现八旗子弟难以发挥作用，无奈只好征召大量汉人编入军队。到了清代中后期，八旗兵更是派不上用场、打不了硬仗，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基本上是靠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

《正红旗下》里，大姐的公公是个四品顶戴的佐领，可是不会骑马射箭；大姐夫是个六品的骁骑校，和他老爸一样，也只会提笼遛鸟、糊灯笼、放鞭炮。这些人不在军队里干活儿，可是每月钱粮照领。这就叫“积重难返”，一个制度沿袭了两三百年，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很难改变。

到了晚清，“铁杆庄稼”吃起来也不是那么舒服了。旗人的“铁饭碗”也是分等级的，像小说中“我”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马甲”，属于级别较低的骑兵，每月俸禄三两银子，加上，七扣八扣，拿到手估计也就二两多一点，要负担一家老小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家境可能还不如一个做小生意的汉人。

关键是“铁杆庄稼”这个制度弄得旗人除了当兵、做官，基本不会从事别的职业。清朝虽然没有硬性规定旗人不许从事其他职业，但由于“铁杆庄稼”的存在，旗人们自觉高人一等，已经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如果哪个旗人公然去开个面馆什么的，就会被别的旗人瞧不起。很多旗人喜欢唱京剧，但是你唱得再好，也只能玩票，不能去做职业的京剧演员。

老舍先生写《正红旗下》，其中浸润着对一个王朝，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由盛转衰的反思和检讨。当年从白山黑水里杀出来的一个那么剽悍、那么有生命力的民族，建立起一个强大和繁荣的帝国，为什么短短两三百年后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些沉重的惋惜和叹息，就隐藏在晚清旗人的日常生活细节里。这是我们在阅读《正红旗下》时，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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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开头写到，主人公“我”出生在腊月二十三，中国民间送灶王爷上天。现实中老舍先生真的就出生在这一天，这天刚好也是立春日，因此老舍的父亲给他取名“舒庆春”。成年以后，老舍先生将自己的姓氏一分为二，给自己取字“舍予”，“老舍”这个笔名也因此而来。

一个“舍”字，很有些舍生忘死、大义凛然的味道，这是否暗示了他后来的悲剧性命运呢？老舍先生最后是沉湖自尽的，一个人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定是心中感到了某种悲哀，某种彻底的绝望。

但事实上，老舍并不是一个生性悲观的人，恰恰相反，在他身上突出地体现着一个老北京人所特有的乐观与幽默。

抗战时期茅盾（左）与老舍（中）、于立群在重庆

1930年，左翼刊物《现代文学》遭到当局封杀，主编赵景深改办另一份刊物《青年界》，很多作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之间稿源很成问题。赵景深写信向老舍求助，落款时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并用圈圈起来，意思是赵某被围，要老舍快发救兵。老舍很快回了一封信：

景深兄：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

祝吉祥

附臭文一

弟舍予鞠躬

这封信就很能体现老舍乐观的天性和幽默俏皮的文风。今天我们说老舍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学大师，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这种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

在《正红旗下》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就可以领略到老舍非常鲜明的语言风格了。比如他描写大姐婆婆的长相，不说她长得如何难看，而是说“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使大家都感到遗憾”，“她的两腮多肉，象两个装着毒气的口袋似的”，“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

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地想笑，而且马上就会在脑海中勾画出大姐婆婆的模样。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是不长于幽默的人民”，但老舍先生是个另类，他的文字中天生就有一种很幽默的东西。

但是老舍先生的幽默绝不仅仅是调侃和说俏皮话儿，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身处逆境时的乐观，一份洞晓世事之后的通达。他自己也说过：“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

我自己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从他幽默的文字中，读到更多的是一种温暖，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悲悯的情怀。想想看，人活在世界上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的痛苦了，为什么还要板起脸来说话呢？

有人说老舍是喜剧天才，我倒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悲剧大师，只不过使用的是喜剧外壳。

老舍话剧《茶馆》剧照

《正红旗下》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00年前后，老舍的父亲是守卫紫禁城的旗兵，就死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斗中。可以说，老舍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大伤痛。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苦涩的，然而他却以一种轻松、幽默、从容不迫的笔调来书写这段在一般人看来充满了“国仇家恨”的历史。

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面对人生苦难，特别是遭受外敌侵略以至山河沦陷、家园破碎，很多作家都会显得很激愤，写出来的文字要么痛不欲生，要么就像投枪和匕首；但老舍先生不是这样——我就是不让你看到我的痛苦，我把我的痛苦用笑脸、幽默包裹起来。

我认为这是在面对生活苦难时，比激愤、流泪更重要的品质，是一种真正的坚强。用老舍先生的话说，“幽默也是一种力量”。

在《正红旗下》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幽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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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晚年创作的，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老舍先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既写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写了不少相声、鼓词、快板书等曲艺作品，几乎所有文艺创作门类都有涉猎。

我们上中学时都读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老舍的代表作，相比之下，《正红旗下》在老舍作品中不算特别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正红旗下》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部未完成作品是老舍最好的小说作品。

老舍先生写《正红旗下》是在1961年到1962年，老舍逝世于1966年，按理说他是有可能在生前写完这部作品的，为什么没有最终完成呢？这个话题以后再说。今天想重点谈谈这部小说的题目“正红旗下”的读音问题。

很简单的四个字，但很容易读错——第一个字“正”，不能读成“正确”的“正”，而应该读成“完整”的“整”。

这要从清代的八旗制度说起。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满洲各部过程中，参照金代女真族的做法创建了八旗制度，也就是亦兵亦民的户籍管理制度，因此满族人又称“旗人”。最初只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扩充了四旗，变为八旗。为了便于区分，将最初的四旗命名为整黄、整白、整红和整蓝，而将后续的四旗命名为镶黄、镶白、镶红和镶蓝。“整四旗”是四面纯色的长方形旗帜，“镶四旗”则是用其他颜色镶边的五边形旗帜。

（满洲八旗）

八旗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用旗帜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各个部落人群。“整黄旗”就是整面黄色的旗帜，“镶黄旗”就是镶了红色边框的黄色旗帜。如果是“正（zhèng）黄旗”，就该有“副黄旗”而不是“镶黄旗”。在清代早期的官方文献中，对八旗中前四旗的描述都是“整黄、整白、整红、整蓝”，可见“整”是正确的写法和读音。只是后来在正式行文中将“整”字简化为“正”字，但读音仍然是第三声：zhěng。

老舍先生的祖上隶属于满洲八旗中的正红旗，他用“正红旗下”四个字作为小说的标题，显然是想写一部有关自己民族和家族历史的作品。其实他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以自己的生活成长经历为原形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满洲旗人的生活状态，以此折射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历史变迁，是老舍先生多年的愿望。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动过这个念头，并且发表了四章近两万字的《小人物自述》，这可看作是《正红旗下》的刍形。上世纪40年代末，老舍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打算创作三部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也有《正红旗下》这个选题。但是回国以后他一直忙于各种杂务，没有合适的写作机会。

这个心愿终于在1961年变成现实。当老舍先生在稿纸上端正地写下”正红旗下“四个大字之时，似乎就在向世人宣告，他要为自己的民族和家族书写一部伟大的作品。

（老舍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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