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作家作品朗诵会
朗诵文本：
我害怕上幼稚园。
幼稚园的时候，我们每天的晚饭都是猪肉白菜包子和稀饭，我那时候每次一听到饭点铃，就手握小钢碗，万夫莫敌地冲到第一个，结果老师每次一瓢倒进我碗里的都是最上面一层略带乳白色的开水。
吃完了饭，我们就挨着墙整齐地坐一排等着家长来接。老师穿白大褂戴口罩，武装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拖地收碗，把一天的狼藉拾掇成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样子。她十分疲惫，再听到一声“老师，老师……”就立刻大力呕吐，因此命令我们背贴着墙壁坐好，不许说话不许动，最重要的是不许下地，踩脏刚擦干净的地板。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就想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个针孔摄像机，它能观察到的就是我端坐的身体内部的连续小爆炸，从膀胱开始爆破到心脏，最后以大脑的轰然一声结束。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我就跳下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一边跑一边尿，一边百感交集地嚎啕大哭，沥沥
拉拉地在我的椅子和幼稚园大门之间留下一道漫长的、泪尿交融的水渍。
这样的感觉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之童年》中也描述过，他也是个频尿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含着泪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请保佑我今晚不要尿床”。但第二天，他永远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自己做的事。他的绝望我感同身受，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屈伤心情绪。
比我更不幸的是，在他的学校，尿床是要受到体罚的。他在一个尿床完毕的早上被殴打得连刑拘短鞭都断了。他有气无力地抽噎着，却不是因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如果说幼稚园教育了我，那么它只深刻地教会了我一样生存本领，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绪的是初级神经系统，原始人就有这个系统，那时候初级神经系统只有简单极端的二元划分结构：有利于繁衍的，不利于繁衍的。
我们现在看到原始人的画像，他们要么快乐得要死，要么痛苦得要死，情绪没有中间状态，那时因为他们大脑的判断机制还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断称和种族生存有关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以后，人学会了理智判断，也进化出更高级的脑组织来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复一日地让我们自我厌恶，理智会慢慢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始人的大脑，遵从初级二元神经的判断——把一件小事都划为威胁个体存在和种族繁衍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们开始强迫性自憎，我们开始无意识地给自己撂狠话：“我是个白痴，我是个废物，赶紧天降土石把我活体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墙坐着羞愧地与自己搏斗时说的那些话。
孩子用来强烈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五岁的事后就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用来苟且自己和开拓的中枢，到了二十多岁才长成。
在此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由鞭打得到的教训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