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和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孩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因为一次同时的晚归，我们有机会坐在客厅里喝光他那瓶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借着月色和酒意，他和我讲起在奥克兰度过的全部青春。
　　他的高中和大学，是在逃掉一半课的情况下进行的，到朋友家打游戏，在酒吧里喝酒，去俱乐部看脱衣舞娘，拼命往她的内裤里塞小费，后来有了女朋友，就带着她到电影院和西餐厅，花光父母寄来的每一笔钱。毕业之后，女朋友忍受不了南半球的寂寞，回国去过公主般的日子，他留在这里，在朋友开的公司里做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每天睡醒了去上班，累了就回家，没有限制，十分自由。他对这种生活，比较满意。
　　他的房间，门始终敞开一半，从里面飘散出的腐烂味道，分不清是太久没洗的衣服还是碗筷。桌子上摆着一个巨大的电脑，从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是关于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的游戏。他的被子，永远是没有叠起的状态，在床中央揪起一个帐篷的形状，地板上散开喝了一半的瓶装水。有一次在厨房里碰到他在洗咖啡杯，看着他笨拙的姿势，我突然觉得有点难过，为那股沉淀了太久的霉菌味道，也为他的生活。
　　我和他讲，现在是学校放春假的时间，我在打三份工……
　　他没有耐心地听完我的故事，他说，我觉得你那件衣服穿得太久了，该换了。
　　L是我在异国上学时，众多富二代同学中的一个。
　　他长得高大白净，十分阳光，放在我们这群歪瓜裂枣的人中，很是显眼。他的每件衣服都精致贵气，书包上鞋子上满是Gucci的logo，微信上经常晒出各种限量的时尚产品，鲜红色崭新的宝马很嚣张地停在校门口，墨镜遮住半张脸，是无所顾忌的那一类男孩。
　　那时的我，为了攒出每一个学年的学费，除了上课，就是在几个街区外的餐馆打工，有的时候帮朋友去大楼里的办公室清洁卫生，一辆破坡的小尼桑永远开在赚钱的路上。很多个夜晚，从打工的餐馆回到家，忍着困意把作业写到凌晨，马路上偶尔有人醉着飞速驾驶，警车在后面红蓝灯交替着闪烁，可以叫得醒半睡的我。
　　来自性格里隐隐的自卑，让我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格外用力。我是班里最勤奋的学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坚持把每一份作业做到优秀，不能容忍成绩单B的出现。因为钱的匮乏，我在别的地方拼命地赋予自己很多尊严。
　　有一天，当我跑了几个街区从打工的地方来上课，下气不接下气的时候，L抱着双臂打量着我那件浸了油渍的上衣，皱着眉头说，我觉得你真要变成打工仔了。
　　在咖啡馆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姑娘。
　　姑娘很漂亮，是那种精心修饰过的漂亮，化妆品武装到头发丝儿。每天九点，准时来喝一杯摩卡，坐在角落里，眼神勾住每一个看似还不错的男人。后来姑娘总是带着不同的男人来聊天，男人请她喝咖啡吃西餐，她秀出诱人的事业线，却总是没什么结果。
　　有一天姑娘和我礼貌地告别，很坦诚地说，我的钱越来越少了，签证也马上到期了，不能每天都来了。
　　她的指甲很长了，颜色仓促地留下一半，头发晦暗地胡乱梳起来。她说，现阶段的目标，就是练习英文，趁着签证到期前，嫁一个有钱有绿卡的老公。你一个姑娘，这么努力，何必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一个姑娘，在她所有美好的品质中，好像努力，作为通向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这样渐渐地消失了。微信上一夜出现的刷了屏的文章，都在说，女孩刚刚好就好，用不着乘着风一样去奋斗，嫁个好点的男人就是人生的最优模式；街坊四邻议论的话题，也从单纯的“你吃了么？”，变成了“我家女婿月薪上万……”；当我为着一个个微小的目标奋斗得不亦乐乎时，总有人会在身边好心地提醒我婚姻的实惠。没有人去尊重一个姑娘小人物式的努力，大家更推崇的，是一夜凤凰的姿态。
　　我生活在异国的几年里，身边出现过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们，大多数可以被归为这几类：一类家境优越，每天都在抱怨这个国家落后的娱乐产业；另一类家境普通，非常向往自给自足的生活，却总在抱怨工作太难找，不肯踏出吃苦的第一步；而最后一类以我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