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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上海移民加拿大，现居BC省。她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在加拿大法语文坛崭露头角，多年来潜心读书写作，去年出版的《Rayonnements》是她的第十五本法语作品。

这个法语词汇同时有“荣耀”和“辐射”的意思，对本书主人公居里夫人一家来说再合适不过。在应晨看来，他们和她上一本小说《创伤》（Blessures）的主人公白求恩一样，代表了一种她想要刻画的人类精神。他们就像灰烬中的火星，让她觉得“我们做一次人还是值得的”。如果有一天人类离开地球或是彻底改变，这些人是应当被记住的。

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不平常的时代。信息革命和生化革命正在给大自然、语言以及整个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令人兴奋也令人畏惧。她在写小说之余办了一个网站，翻译中国古诗词，每月写一首“清平短诗”，并邀请不同语种的网友投稿。如果说她在小说中关注的是人的话，这个网站关注的是大自然，是语言之美。

我问她，这是为了在天翻地覆之际救下一些什么吗？她回答说，谁也挽救不了任何东西，她只是表达一点怀旧情绪和危机感而已。因为“语言、文化和文明是有生死的，不是永恒的”。

采访应晨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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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加广中文台“加中建交5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七集，也是最后一集。

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我们采访了加拿大熟悉中国事务的五位专家、学者、记者，从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回看加中关系五十年。

过去的两年，加中关系可谓跌倒了谷底，那么未来会如何？在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上，他们有什么预见？

欢迎收听“加中建交50周年”播客第7期：来到了十字路口，未来充满不确定… （时长17分43分）

加拿大学者、前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教授关注加中事务超过五十年，但目前的状况令我非常失望非常悲哀。他最大的失望是，加拿大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交往将会促使中国更加开放，在民主人权方面有所改善。

加拿大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法制体系培训、女性权益等投资将近10个亿，但在受访中，伯顿教授认为，很多中国签署的与法制人权相关的协议和设置的课程，更像是“做给加拿大看的”，以减轻在这方面的压力。

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未来并不乐观。他表示，美国在拜登上台之后，如果重回世界领袖地位，加拿大会跟随其他的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联手，令中国更难单方面针对某一个民主国家。

他还认为，中国的经济从结构上更加依赖出口。西方国家可以决定一起行动，停止与中国合作，直到中国遵守在联合国以及世贸协定中的承诺。相对来说，这还是比较乐观的结果。

第二个可能，中国领导人继续一带一路，团结一些国家与西方的经济同盟对抗，这可能会导致下一个东西方冷战，甚至热战，包括可能的在南海以及台湾的战争。

伯顿教授表示，真是太遗憾了，双方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

他还评价说，客观地说，加拿大的对华政策是不成功的。加拿大特鲁多政府承诺，在今年年底要“重新设定对华政策”，这是因为国内的压力，民意主流认为，加拿大应该对华更加强硬，而反对党的批评声浪也很大。

伯顿教授对于加拿大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的建议是，需要更多的加拿大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和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要多与中国变革力量合作，也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比如，在加拿大国内，警方如何保护受到骚扰的华人异见人士等。

华裔学者、多伦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的姜闻然教授认为，中国这些年的崛起才是令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担忧害怕的真正原因。

他认为，中国政府的结构是中国人无法自己改变的。加拿大和西方需要一个框架性的对华政策，同时以历史观来对待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的问题，需要领导人有主观能动性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以避免冲突。

而加拿大著名的记者和作家黄明珍（Jan Wong)以及中国问题专家傅尧乐教授(Bernie Frolic)也认为，目前是加中关系的转折点，世界的局势正在变化，加拿大也面临选择。中国这几年的行为已经是个超级大国了，之前的加中友谊，或是加拿大对中国的期待等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加拿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与中国继续交流的情况下，保护加拿大的利益。

而自由党联邦议员董晗鹏（Han Dong）的看法是，加中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应该可以从理解走向合作。不过，他觉得当务之急，需要中国改善对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的待遇，向加拿大人展示中国可以人道地，公开透明地对待他们的案子。

加中关系在五十年之际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双方的领导人是否有智慧，可以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进行修复和发展？没有人能说的清。

而且，董晗鹏也给在加拿大的华裔提出了建议：懂得保护自己，保障自己的权益，以及不被边缘化。

感谢收听我们总共七集的“加中建交50年”系列节目。如果您在收听之后有什么感受和见解，欢迎发邮件给我们：[email protected]

祝您健康愉快！

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会议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THE CANADIAN PRESS/Adrian Wyld

或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有黄明珍（Jan Wong）这样经历的加拿大人了，她的人生与加中五十年的外交历史交织在一起。

1972年，她前往中国旅行和学习中文，成为了加拿大“留学中国第一人”。1974年，她作为交换学生在北京大学学习，亲历了文革后期直到毛泽东去世；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时期，她作为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驻华记者，见证了整个的运动，并写出了《神州怨，Red China Blues）记录那段日子；之后，她继续关注中国自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外交政策变化…

更多细节，欢迎收听“加中建交五十年”播客：专访作家、记者黄明珍：我见证了历史 （时长18分05秒）

黄明珍著作《神州怨》（作者提供）

黄明珍1952年出生在蒙特利尔。她的祖父于1880年代来到加拿大，参与修筑了太平洋铁路。她的父亲Bill Wong在蒙特利尔拥有一间中餐馆，非常有名气。

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系，曾长期担任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驻华记者，著有《神州怨》《家常便饭》《北京秘密》等，她的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加拿大人的中国印象。

她在采访中认为，目前是加中关系的转折点，世界的局势正在变化，加拿大也面临选择。中国这几年的行为已经是个超级大国了，之前的加中友谊，或是加拿大对中国的期待等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加拿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与中国继续交流的情况下，保护加拿大的利益。

2017年，黄明珍，左，为她的新书《家常便饭》前往上海采访。（本人提供）

今天，是我们“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别访谈的第二部分：专访伯顿教授：细数加中建交五十年，似乎没什么可庆祝的

播客音频：（时长15’59“）

说起加中关系的五十年，已经退休的学者、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教授表示，自己关注中国实际超过了五十年。

还在中学时代，他在渥太华发现了一家“进步书店”，那间书店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图书，比如《北京周报》，他也由此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等。

他是加拿大最早前往中国留学的学生之一。1977年，他前往复旦大学学习，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当时在学校的同学中，有很多后来进入中国的政界、军界、和商界。

1990年代初以及九零年代末，他两次前往中国，出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他是布鲁克大学的政治科学系教授，专门研究比较政治，中国政府和政治，加中关系与人权。

相关阅读：“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教授：从理想到现实 | 加中建交五十周年系列访谈之一 

伯顿在中国。

加中关系最瞩目事件

加中关系中，最为瞩目的当然是加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是在1970年的10月。

中国派遣了非常资深的官员黄华担任第一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做了一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之后，前往纽约，成为了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那是1972年，联合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拿大承认中国加拿大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当时，只有瑞典和法国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了解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避免了正式承认，可以说是个模棱两可的态度

渥太华承认中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是“注意到”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

而这个做法具有非常的意义，因为随后很多西方国家开始仿效，并承认了中国.

加中关系中最温馨的：“小麦外交”

更多的人则担心和中国的粮食贸易会影响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加关系头等重要，中国更像是敌手，而不是伙伴，双方曾经是战场上的对手。

在之后的三年，总共出口了总值3.62亿美元的大麦和小麦。有报道称，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国国家副总理李先念后来说：“(这批粮食)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

小麦出口一直在加中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年，加中关系僵持，不过，2019年的加拿大对华的小麦出口却创下了历史记录。

70年代，中国正处于文革紧张时刻，两国关系并不活跃，但中加设立了一个“家庭重聚”的项目，中国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找到失散在加拿大的亲人。

而到了八零年代，中国比之前更加开放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曾帮助中国的基础建设，在农业方面，比如猪肉加工等也有所帮助。

查尔斯伯顿教授到访中央党校（伯顿教授提供）

加中关系五十年最僵持不下的：人权与民主

但伯顿教授认为，现在回头看，这些项目其实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体制下，不可能允许非政府部门出现。

1989年春夏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加中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

天安门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为在加的中国公民提供避难，绝大多数中国人决定留在加拿大。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不满，尤其是公派中国留学生也可以得到庇护。

整个九零年代，加拿大继续期待和中国有更多交流沟通。加拿大一直很乐观，认为中国有一天会承认国际社会规范，接受自由民主的方式，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

199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中国其实一直没有批准，甚至22年之后，也还是没有批准。而加拿大当时很乐观，希望帮助中国，已经着手依据这个公约，找到政府应从哪些方面需要改变。

伯顿认为，中国对人权和政治改革完全不感兴趣，现在，中国政府甚至拒绝普世价值的概念。

伯顿介绍，加拿大为此前后投资接近10个亿，很多加拿大纳税人的钱去了那些中国的人权培训项目。但这一切收效甚微。他甚至怀疑，很多与法制劳工权益相关的项目，是做给加拿大看的。

2003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让·克里田率领“加拿大团队”到访中国，包括了部长、省长，以及商界人士等两三百人，与中国讨论新的贸易协议。

那应该算是加中关系的高光时刻。但结果，在克里田时代，并没有出现加中贸易增加，加拿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反而持续下降。

中科院的加拿大研究中心成立。（伯顿提供）

当下：加中关系戏剧性急转直下

同时，中国对加拿大也进行了经济方面的限制，比如禁止/限制菜籽油等产品，试图对加拿大施压，释放孟晚舟。

加拿大出口中国商品只占加拿大出口不到4%，而对美国的出口超过75%。

但伯顿教授认为，加中关系早在孟晚舟事件之前就陷入了僵局。2017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往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小特鲁多认为，他将与中国签署意向，正式开始新的加中贸易协定谈判。—— 但结果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并没有与特鲁多一起出席记者会。由此看出，加拿大对中国误判到了什么程度。

伯顿教授开玩笑，应该说，加拿大在中国“有关部门”眼中，重要性在逐渐减弱。因为再次之前，加拿大官员或外交官还是可以和中国的高层官员见面的。

当然，加中关系交恶的大背景，是过去几年中国外交政策日渐强硬。比如，中国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实施国安法；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政策，以及经济上不遵守W TO的规则。

2003年10月23日，加拿大总理克里田带着两三百人的”加拿大团队“到访中国，希望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克里田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一起打高尔夫。 (CP PHOTO/Paul Chiasson)

伯顿：“战狼外交”非常愚蠢

提及中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更为强硬，不得不提到在媒体时常出现的一个词：战狼外交。

比如，最近加拿大现任大使丛培武警告加拿大，如果为香港人提供庇护，可能会威胁到在香港的30万持加拿大护照的人的安全 —— 这也是近年来大家讨论很多的中国“战狼外交”。

伯顿教授对此很不客气，他认为战狼外交是愚蠢的，只会造成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也严重降低了世界对中国外交人员的尊重。

相当比例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报复性地扣押了两名加拿大人，并威胁加拿大人。目前的一项民调显示，加拿大人中对中国有好感的只占14%。

而在加拿大国内政治中，也呼吁政府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新当选的保守党领袖奥图表示，一旦赢得大选，如中国不遵守国际社会行为规范，会停止与中国的交流沟通。他们在中国政策上不断对自由党施压，并将对华政策列为他们一旦执政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伯顿教授分析，反对党的这个做法是符合加拿大民众目前心理的。民调显示，大部分加拿大认为，自由党特鲁多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更强硬些。

所以，自由党政府目前处于民意、情报机构担忧中国干扰、人权机构批评中国新疆、香港政策，以及对决策影响力很大的加拿大商界、游说团体之间。

最近，乔·拜登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在伯顿看来，这意味着，美国会重新团结欧洲盟友，经济上很可能重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而协议中没有中国。

如果这是国际关系的未来的话，就算是自由党执政，加拿大也会追随，与美国、欧盟采取共同行动。

此外，还有新疆问题，加拿大议会的加中关系委员会最近的一份跨党派报告称，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种族灭绝”。如果加拿大政府承认这是种族灭绝，按照加拿大的联合国承诺，是需要采取行动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反对党要求政府尽快禁止使用华为5G。而如果目前的少数党自由党政府倒台，保守党政府上台，采取对华政策会如何强硬，这些都不确定。

五十周年：没什么可庆祝的

这与加中关系三十周年时候的情景相似 —— 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刚刚发生。

伯顿说，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并不成功。我们看看接下来两三年会有什么发展吧。但目前看，我看不出有什么缓和的迹象。

（本系列的第六集我们会继续介绍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未来的具体分析）

对于查尔斯·伯顿这样一位五十年来，始终保持对中国关注与热情的加拿大学者外交官来说，目前的加中关系是令人沮丧和失望的。

他说，自己1977年前往上海，就读复旦大学，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说起当时的情形，他如数家珍。比如，那是有粮票布票的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很瘦。上海大学宿舍里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洗手间要公用。学术课程也是被限制到最基本，不许阅读梁漱溟或是胡适的著作。

但他也注意到，那是个大家普遍充满希望和乐观的年代。伯顿在复旦的同学中许多人比他年长，不少属于老三届，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他们对当时进行的改革开放也很乐观，认为中国正进入新的开放、改革，并能加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那是一段快乐时光。那可能是个最理想的在中国学习读书的时代。

他的同学们中，有很多后来进入了中国的政界、军界、商界担任要职。

他说，我们的感情很要好的，毕业四十年，还是保持着联系，我是微信群当中唯一一个外国人。虽然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同学群被关闭了三次。

1977年，查尔斯伯顿前往复旦大学，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最早前往中国学习的加拿大人之一。（伯顿提供）

2月13号是联合国世界广播日。借此机会，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瑞士资讯和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为听众朋友制作一期越洋连线访谈节目。瑞士资讯中文部主编邵大海、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编辑谢芦宾（Serban Toader）参加了访谈，为我们介绍各自所在的国家和媒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把2月13日定为世界广播日（亦称世界无线电日），次年联合国大会决定把这一天定为联合国国际日。今年的世界广播日主题是广播内容多样性。

连线访谈录音：

瑞士资讯中文部主编邵大海

瑞士资讯的前身是瑞士国际广播电台（SRI），成立于1935年。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成立于1928年。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互联网和卫星传输逐渐取代了短波广播。瑞士资讯和加广的短波广播节目都先后停播，转向网络。但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的短波广播至今仍在播出。

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编辑谢芦宾（Serban Toader）

七十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间，但是对一个政权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哪些重大事件影响了历史进程？何时是生死关头？哪里是没有愈合的伤口？在加广新推出的播客栏目中，我们把过去就这些问题对加拿大华裔学者赖小刚的采访整理汇总，供我们的网友下载收听。赖小刚目前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系和女王大学历史系任教。中国现代史是他的研究领域之一。

第七集：中美贸易战 – 第三次重大考验

( 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对知识产权的监督机制和国家对科技产业的补贴是两个关键问题，也是双方分歧的症结所在。赖小刚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一党专政和政治改革。美国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多买美国产品，而是进行制度上的改变。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考验，但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赖小刚接受本台采访是在2019年10月，所以采访中所说的“去年”指的是2018年。几个月过去，尽管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是造成双方分歧的症结并没有消除。他的分析和见地因此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播客时长：23分4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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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六四事件与中国民主转型

(AP/Jeff Widener)

赖小刚认为，六四事件是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武力镇压的枪声毁掉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制度、政策和能力的信心，也使中国民众抛弃了理想主义。六四之前，邓小平等人一心想把中国建成第二个新加坡。六四之后，各级领导人开始“击鼓传花”，但求自己任期内平安无事。

有些人认为六四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完成民主转型的机会。赖小刚说，中国在六四之前的政治气氛确实相当开放，但这并不能证明没有六四中国就能够顺利完成民主转型。他也不认为中共会平反六四，因为这意味着打开“潘多拉之盒”，最终导致自己垮台。

播客时长：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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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1989年六四事件 – 第二次重大考验

(AP Photo/Terril Jones, File)

1989年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学生和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很快转为大规模抗议示威。6月3日，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坦克冲破市民的拼死阻拦，分几路向北京市中心推进，在6月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武力清场。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抗议运动，因学生和市民付出的生命，以“六四事件”之名载入了历史。

对赖小刚来说，这是一次“粉碎性的事件”。他的生活道路被它彻底改变。

播客时长：24分5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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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1953年的农产品短缺 –第一次重大考验

中共党史中记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过的许多“重大考验”。但是赖小刚认为，只有那些出乎中共领导人意料之外，并直接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存亡的事件才应该被看作是重大考验。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1953年夏天出现的全国农产品短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为了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中国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这项政策逐渐演变成城乡制度和统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失败导致政治危机。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目前的中美贸易战，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项政策。

播客时长：10分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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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毛泽东与蒋介石（下）— 成也斗争，败也斗争

（AFP/Getty Images)

毛泽东的阅读量、写作能力和哲学水平都超过蒋介石。他的斗争哲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严酷环境中比蒋介石的儒家学说更有战斗力，对年轻人也更有吸引力。这种区别造成了国共两党的不同，也是决定国共内战结局的重要因素。但是，毛泽东的成功之处也是后来的问题所在。他把世界万物归结于斗争，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耗尽所有资源，把事情推到了极端。

赖小刚说，毛泽东和蒋介石留下了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留下了没有解决、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二人也会一直伴随着我们。

播客时长：17分18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