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李国辉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以更加坚决、幅度更大、更具前瞻性的十条措施，对新形势下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更科学、更精准的部署。“新十条”的发布，也意味着我们向着恢复疫情前的生产生活迈出了更为关键的一步。

“新十条”的发布，进一步提振了全国的战“疫”自信。三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主动识变应变，坚持走小步不停步，因时因势、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断提升应对疫情大考的能力，经受住了全球多轮疫情流行的冲击，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最大程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如今，出入大部分公共场所、跨区域流动不再查验健康码，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采取居家隔离，没有疫情的学校恢复线下教育……“新十条”的一系列优化措施充分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地区尽快复工、复产、复学释放了积极信号，极大地提振了全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

“新十条”体现了更为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思维。三年来，我国始终强调科学精准防控，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一边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探索和应急处置，推进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平战结合的抗疫本领，一边密切跟踪病毒变异，加强疫苗、快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攻关，不断增强医疗救治能力，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如今，我国全人群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尽快让生产生活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十条”的发布，意味着与病毒的较量迈入新阶段。我们要认识到，“新十条”是防控策略的进一步优化调整，但还不是完全放开。病毒虽然弱了，但它依然存在且传播速度快，对于老年人、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以及未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人群，仍然有着一定威胁。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加，也将对我们的现有医疗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分级分类就诊转诊，优化门急诊和发热门诊就医流程、提高医疗资源可用程度，通过科学防护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保障医务人员职业安全。另一方面，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保持战略定力，每个人都积极做好个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进一步提升全民健康意识和素养，共同坚持到取得全面胜利的那一天。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文/李妹妍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此次优化落实疫情防控的措施包括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优化调整隔离方式、落实高风险区“快封快解”等“新十条”。这是我国走小步、不停步，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最新实践，进一步提升了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新十条”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聚焦优化，主要是基于病毒特点和疫情形势，结合近期各地疫情应对实践经验，对第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部分措施的进一步优化；另一类是强调精准，针对当前防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对第九版、二十条执行不到位、不准确等问题予以纠正，强调更加科学精准。

同持续变异的新冠病毒较量，我们坚持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坚持稳中求进、走小步不停步，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稳扎稳打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科学防控疫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

走小步，意味着循序渐进，三思而后行。三年来，中国始终强调科学和精准，密切跟踪病毒变异，加强药物有效研发和储备，不断增强医疗救治能力，进一步提升健康意识和素养……新冠肺炎防控方案、诊疗方案的每一次优化调整，都经过了反复研判、科学论证，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不停步，意味着目标长远，不断适应新的变化。三年来，中国主动识变应变，动态总结疫情防控经验，从先后推行九版防控方案，到制定二十条优化措施、新十条优化措施，我们尽最大努力做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障，以防控战略的稳定性、防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

走小步，秉持谨慎的科学精神循序渐进，才能走得更“稳”，不停步，积极适应疫情新形势主动作为，才能走得更“远”。

疫情防控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工程，走小步、不停步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每一次优化调整防控措施，都是在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实实在在体现在人民群众一个个生活场景里、一项项日常事务中。

接下来，我们要完整、全面、准确地把握和执行防控措施，规范操作、不变形不走样，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实一些、更细一些。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也必将胜利！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周勇

文/李国辉

提升老年群体疫苗接种率，是疫情防控新形势下，筑牢免疫屏障的“关键一招”。在12月6日的广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如何进一步消除老年人对新冠疫苗接种的忧虑，提升广州老年群体疫苗接种率，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国内外研究及防控实践已充分表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重症的危险人群，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引发重症的风险更高，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更是高危人群。努力提升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是科学精准防疫的关键手段，也是在奥密克戎快速传播下进一步降低人群重症率和死亡率的最有效手段。这一点，在广州及全国各地陆续优化措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特殊时期，显得尤为重要。按照广州市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说法，人体接种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可以每天24小时在我们身体内巡逻，时刻保护我们免受病毒的侵犯。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1月28日数据，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疫苗全程接种率为86.42%，80岁以上老年人全程接种率为65.8%。而对比全国的数据，广州的老年群体疫苗接种显得更加紧迫——根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12月4日发布的数据，目前广州8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首针接种率仅为52.7%，尚未形成足以抵抗重症和死亡的屏障，要达到新加坡及我国香港特区的接种水平，更需要加倍努力。

要消除老年群体对疫苗接种的顾虑，优化服务、细化措施仍是关键。一方面，措施和服务要更加便民利民，要进一步优化改进老年人绿色通道、临时接种点、流动接种车等措施，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接种疫苗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动员老年群体接种疫苗，还要讲究方式方法。除进一步加强疫苗接种科普，调动老年人家属积极性的同时，是否还可以考虑与医疗、养老、助老等机构加强合作，以“上门送服务”的方式打动更多老年群体接种疫苗，又是否可以考虑与广州老年人喜欢光顾的部分餐饮场所合作，为接种了疫苗的老人设立专门的“无疫”区域等。总而言之，工作更加细致、服务更有温度，才能进一步提高老年群体的疫苗接种率。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朱晓明

文/姚华松

住处毗邻市内某座跨江桥梁，由于是联通所在城市南北的大动脉，白天的桥梁自然呈现出一副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虽有噪音，却是没有办法的事。梦魇通常发生在晚上，夜里十二点甚至更晚一些时段，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习惯性在桥上上演“午夜惊魂”的丑剧，他们会突然加大汽车或摩托车油门，制造超大分贝声音，急速而过，他们狂浪了，刺激了，遭罪的是毗桥而居的无辜者。

笔者的遭遇并非个案，这种现象在不少地方存在，流行的说法是“炸街”。大意是一些汽车或摩托车车主对车辆进行各种改装，让车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在风驰电掣中达到“拉风”效果。

“炸街族”多衍生于汽车或摩托车发烧友，起初，他们只是对车辆驾驶技术切磋、车身装饰与美化、通过玩车彰显某种独特气质等有浓厚兴趣，但后来，在一味追求刺激与炫酷的歧途上越走越远，“我的车技足够好”“我绝对可以控制好我的车”“我感受刺激最重要，其他不重要”，其结果经常是意外频发，殒命甚至连环死亡案件等也层出不穷，广大市民对其有违公德的利己举动怨声载道，深恶痛绝。

为了达到更快的速度、更响的轰鸣声和更炫的外观，“炸街族”们使出的招数有：拆除反光镜，加装前后保险杠、边箱尾箱和具有爆闪功能的灯具，改变轮胎与轮毂规格，改变车辆悬挂结构及排气管尺寸，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及刹车系统……但种种做法涉嫌违规与违法，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未经申请登记改变机动车品牌、型号、发动机型号，改变已登记机动车外形和有关技术数据的属于非法改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修改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都属于非法改装。

为了所谓的炫酷，“炸街族”们不惜搭上自己或他人的生命，丝毫不顾及他人的休息权与宁静权，这真的酷吗？酷的底线是不损坏公共安全与秩序。表面炫酷的“炸街”，其实是戕害社会安全的违规与违法之举。

为有效遏制“炸街”现象，不妨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加大对“炸街族”的惩治与打击力度。一旦发现“炸街”现象，对车主进行批评教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重罚，吊销其驾驶证，必要时进行拘留，形成一定的震慑作用。对于那些未经交通部门审核与登记的擅自拆除、改装、拼装、加装与更换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法规与法律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从严处置。其次，对“炸街”现象实施精准打击。交管部门通过各种技术与手段搜罗相关资讯，同时设立群众举报电话，发布网络举报平台，广泛收集各方线索，精确定位“炸街”频发地，在“炸街”频发路段布控监控系统，为整治“炸街”现象提供技术支持。第三，对提供非法改装的行业乱象进行系统整治。“炸街”现象催生了相关利益链，要对汽车修理等行业进行严厉监管，禁止其提供非法改装服务，斩断“炸街”现象的“技术支撑”。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朱晓明

文/罗志华

自12月1日起，《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第一批药品禁售清单也同时生效。网络售药迎来强监管时代。12月5日，记者暗访发现，目前电商平台已经严格执行处方药网络销售实名制、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区分展示等新规，被列入网络禁售清单的相关药品也“一夜下架”。不过，部分药店仍暗“踩”红线，在处方药销售页面直接公开展示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等信息，且“走过场式开方”现象依然存在。

这次暗访发现，网络售药“走过场式开方”在电商平台上仍以多种形式出现。比如，在一家药店，记者随意选择已确诊的疾病为“骨关节炎”，让人意外的是，后续的“补充处方、病历、检查报告”流程却为“选填”。记者直接略过，就能正常购买、毫无障碍。再如，某互联网医院的医生为记者进行一对一问诊，但记者无须上传病历资料，只需点击“无补充”，医生便于一分钟内开出“电子处方单”，没有任何审核，记者就可完成药品购买。说穿了，开处方只是一种可以忽略的形式，目的只是为了顺利卖出药品。

这些做法，在《办法》出台之前比较常见，也是网络售药的安全性引发广泛担心的重要原因。药品尤其是处方药的适应症与禁忌症均须严格遵守，否则不仅不能治病，反而可能致病，甚至将置患者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多年来，网售处方药解禁之所以十分谨慎，正是基于对处方药滥用的担心。先出台强监管举措，再扩大药品网售范围，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处方药滥用等现象，确保先诊后方、后方后药的次序能够得到严格遵守。

过去出现大量“走过场式开方”，主要因为相关规则还不够明确，《办法》正式施行后，网络售药从此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线条划得一目了然，如何自律、怎么监管，也不再存在模糊空间，过去的这类违规行为理应销声匿迹才对，却不承想，网售药品的处方乱象却故伎重演，甚至连掩饰都没有，堪称顶风违规。

旧的违法违规行为沉渣泛起，除了加剧药品安全风险等危害重新出现之外，更不容忽视的是，此行为还破坏了新规的严肃性，倘若在新规之下，此类行为仍潜滋暗长，就容易形成“破窗效应”，导致新规被架空，网络售药重新出现乱象。

网络售药渠道的疏通，将大幅提升看病的便捷性，也让互联网诊疗从此告别“有医无药”的窘境。但安全是网络售药发展的前提，既然网络售药迎来强监管时代，那么，对于《办法》实施后的苗头性做法，理应冒头就打，从而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展现强监管的震慑力，确保《办法》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护航网络售药模式安全稳健发展，成为求医问药的理想通道。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朱晓明

文/熊丙奇

“好的教师进不来，不合格的教师出不去”。长期以来，教师行业是否应该引入退出机制众口不一。对于“不合格教师”，除其涉及严重的违法犯罪或师德师风问题，暂未有妥善的处理依据或标准。日前，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宁波市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引发舆论关注。根据该办法，教师的退出渠道包括待岗、转岗、离岗退养、解聘。此外，意见稿还为上述渠道列举了多种情形。

事实上，从2016年起，我国就已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制度，对中小学教师资格实行5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实施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教师终身制，让不合格的教师退出。宁波试点的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是在定期注册制度基础上，对教师进行更严格的考核、评价与淘汰。

对于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舆论意见不一。有人赞成，认为打破“铁饭碗”优胜劣汰，有利于优化教师队伍。也有人质疑，在当前唯分数、唯升学评价体系之下，如果只用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情况，以及教师完成行政指标的情况考核、评价教师，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唯分数、唯升学功利倾向，并增加教师的考核压力、非教学负担。

笔者认为，实施教师退出机制，需要解决谁来考核、考核什么、怎么考核的问题。从长远看，提高我国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让教师更好地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重要的不是强化外部考核，而是要激发教师的活力，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对教师的管理与评价，要回归育人本位。

无论实施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还是定期注册制度，都需要改革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应在中小学建立制度，将教育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交给学校教师委员会，对教师实施专业同行评价，即由教师专业同行按教育标准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贡献。

与我国近年来强化对中小学教师的考核、把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打破“铁饭碗”不同，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师管理和评价，实行三个基本制度：年薪制、终身教职制度、教师同行评价制度。年薪制是指按教师职务确定年薪，年薪随教龄增长而提高，对教师也有年度考核，但考核结果通常不影响年薪，只会一定程度影响来年年薪的提高。在年薪制基础上，实行教师终身教职制度，即教师在入职前几年会面临严格的考核、评价，而通过考核“确认”胜任教职后，会获得终身教职，考核周期拉长，而且考核将不影响到续聘。

年薪制与终身教职制度，被认为是保障教师教育教学自主权，避免教育与学术被其他非教育、非学术因素干扰的重要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教师不会受过多过频的考核干扰，可以全身心投入教学，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但年薪制和终身教职制度，也存在“养懒汉”的质疑，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教师专业同行评价，由专业同行以教育标准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育贡献。实践表明，这对于激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并以这一荣誉感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具有促进作用。

当前，我国对教师的管理，强调严格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与教师薪酬挂钩，实行绩效工资制度、职称评审制度。而一项对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教师，有职业倦怠感。这就需要思考严考核与教师职业的关系。激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需要的是内驱力，而不是严格的外部考核，而且，培养学生是长周期的“慢活”，不可能立马见效，强调眼下教学业绩的考核，就会让教师嫌弃“差生”，而不是关注每一个学生。

因此，要理性看待教师退出机制。当前，探索教师退出机制，重点应探索学校办学与教师评价改革，建立专业同行评价机制。我国已经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进一步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需要“教育面向人人”，面向每个学生的基础教育，必须淡化考核、竞争，重视给每个学生高质量的教育过程。为此，要改革教师的薪酬制度与考核体系，淡化考核对教师薪酬的影响，推进中小学教师年薪制，把年薪与教师教龄挂钩，并实施专业同行评价，以此激励优秀教师终身从教，在具体教学中，更重视学生的长远发展。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彭继业

文/戚耀琪

近日，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导则》提出，要以公益普惠为原则，坚持“1米高度”视角、寓教于乐内涵、安全环保标准，推进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的推出，确实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

首先，《导则》是为服务城市儿童而生的。城市是人员、车辆、建筑和设施高度密集的空间，身处其中的儿童，有着和农村迥然不同的环境。一个孩子跑出家门，迎面而来的是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还是擦身而过的小汽车，会给其身心带来迥然不同的反应。按照“一米”视角高度来看，目前很多街区空间对儿童并不友好，某些设施对成人可能无碍，对儿童却是隐形陷阱。长期紧张的环境，会让某些不易察觉的负面情绪在孩子心中潜滋暗长。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适儿化就和适老化一样重要，其指引准则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这显示出对于弱势群体的重点关爱。通过积极借鉴，我国一些地区也已经有“适儿化”的尝试。比如新建的儿童医院和少年宫有相应的儿童化指引，新机场的停车场不同楼层用不同的颜色和动物形象来标注，让不懂文字的孩子也能迅速报告自己的位置。

推而广之，城市建设与设施建造，“适儿化改造”依然存在很大空间。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日常需求的服务设施、游乐场地、幼儿园、医院、图书馆、文体机构尤其应继续优化。儿童的视野能不能看到，脑袋会不会撞到，双脚会不会滑倒，双手能不能抓到栏杆，头脸高度是不是刚好对着垃圾桶口，是否存在儿童容易掉下去的坑洞……凡此种种，适儿学问存在于角角落落，既细致且广泛。每一样都需要专业的设计和修正，都需要反复磨合达到最优效果。

从长远而言，要完全实现城市的适儿化改造，就不只是住建部门的事情，还需要立法部门介入。通过法律条文的细化，一步步将适儿规范纳入到道路设计、建筑设计、设施安全等相关条例中。安全标识是否更让儿童易懂？保护是否更周全？责任主体是谁？如何问责？当这些都能通过法律来确立强化，保护关爱儿童的安全网才能真正加密，进而扭转目前存在的“不适儿”状况。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彭继业

文/冯海宁

商场高音喇叭太响、楼下广场舞噪声扰民、楼上住户弹琴弹到很晚……近年来，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成为困扰不少居民的热点问题。日常生活中哪些噪声最烦人？群众遭遇噪声污染时，该找哪个部门投诉？噪声污染防治还有哪些难点问题亟待解决？针对这些问题，记者展开调查采访。

虽然不可能生活在一个静音世界，但我们也不愿意被噪音困扰。从医学角度看，噪音对人的听觉、神经、精神乃至心血管都有危害。世卫组织报告也显示，噪声危害已成为继空气污染之后的人类公共健康第二杀手。官方报告表明，社会生活噪声投诉居高不下，在2021年受理的401万件噪声投诉中，占57.9%。

噪音种类繁多，有来自经营场所使用扩声设备、游乐设施以及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有广场、公园健身、娱乐活动制造的噪音，也有装修及安装共用设施设备产生的噪声。报道还显示，由于噪声源分散、管理部门不统一，治理难度大。因为涉及环保、公安、城管、房产管理等多个部门，往往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

当居民不知向哪个部门投诉噪音扰民，或者说投诉时遭遇推诿扯皮，心情会更烦躁，也容易滋生矛盾。因此，遏制噪音污染，应当从受理居民投诉做起。居民投诉噪音既提供了问题线索，又揭示了防治漏洞。只有做到及时受理居民举报，精准治理噪音污染，才能保障公众健康、减少相关矛盾。

当务之急是，统一社会生活噪音投诉受理渠道并健全投诉问题处理机制，以降低投诉成本，提高投诉解决效率。虽说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受理职责范围内的噪音投诉，也有各自的投诉受理热线，但从实际情况看，一来，部分居民遭受噪音扰民并不清楚该找哪个部门投诉；二来，有些地方部门存在推诿现象。

若能设立统一的噪音扰民受理渠道，及时受理各种噪音投诉，就可方便居民维权；若由统一渠道受理并根据噪音来源、职责划分将问题线索反馈给相应的职能部门并督促落实，将能较大程度上避免互相推诿。一种办法是单独设立统一的噪音投诉电话和网络受理渠道，另一种办法是在各地12345平台设立噪音投诉分平台。

应该说，随着新《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施行，我国在治理噪音污染方面进入新阶段，因为新法确立了新时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总要求，重新界定了噪声污染内涵，为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但如何更好地落实新法律，减少噪音对居民健康危害，仍然是各地有关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全国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所以，由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设立统一的噪音投诉受理平台，既符合法律精神也符合民意期待。

当然，除了完善行政治理机制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机构、社区组织等建立噪音解决机制，为社会生活消除噪音。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赵丹丹

文/然玉

世界杯期间，如同拆盲盒一样的球星卡火了。有的一盒666元，有的一盒2700元，里面是6组明星卡片，拆开了有没有心仪的足球明星、能不能回本，谁也不知道，一切全凭运气。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场球星卡直播就卖出20万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甚至有一张球星卡卖出了777万元乃至999万元价格的记录。业内人士提醒，天价球星卡的背后，炒作因素较为明显。

“球星卡”由来已久，作为一种舶来品，近来其趁着世界杯的热潮，借道国内直播间电商迅速蹿红。事实上，中国球迷圈子里，以往并没有关于“球星卡”的收藏文化。而在国外，与之相关的制售、交易产业链，则要发达得多。但从最近的现实反馈看，一些国内的消费者，以极快的速度理解、接纳、玩转了“球星卡”，并有越玩越大、越玩越嗨之势。在足球狂热氛围的烘托下，在“创富”神话的激励下，越来越多人跃跃欲试、急急入场“买卡”。

机缘巧合的是，近年来的盲盒热、卡牌热，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一轮“消费者教育”，这在客观上成全了“球星卡”最近在国内场景内的流行。从开盲盒，到“拆球星卡”，模式几乎一模一样，认知转换、行为转化，堪称毫无门槛。事实上，确乎有不少原本的盲盒炒家，如今涌入到了“球星卡”的一二级市场中来。其整个的操盘手法，如出一辙。“投机像山岳一样古老，人性亘古不变！”唯一在变的，只不过是投机的标的而已。

既然是投机炒作，那么本质无非是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就如同炒兰花、炒手办、炒鞋、炒玩具熊一样，炒“球星卡”必然也有泡沫破灭的一天。相较于所有投机标的共性的风险，“球星卡”还有着自身巨大的特殊性风险。首先，国内“球星卡”交易盘很小，出货难，变现难；再者，“球星卡”的价值深度捆绑于球星本身，而常识是“人往往是最靠不住”的。球星丑闻塌房、状态滑坡时有发生，这极大放大了“球星卡”的价格波动。

需要厘清的是，有关“球星卡”的很多天价成交记录，很多都是左手倒右手，属于炒家的自编自导自演，而非一个正常市场充分博弈、有效定价的结果。个例从来不足以代表整体的一般性行情。而遗憾的是，很多人被“炒卡暴富”的传说撩拨得兴奋莫名，稀里糊涂地就跟风投身其中，到头来被人收割而不自知。如果以投机套利发财的初衷去购买球星卡，那么大概率是会失望而归的。这其中凶险，非但是久赌必输，简直是十赌九输。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赵丹丹

文/伍里川

广州市番禺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学城分中心积极推行系列政务服务便民化举措，近期，专门增设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疑难杂症”问题，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米距离。大学城分中心特地制定了工作流程服务规范及多向联动长效机制，开通企业和群众办事“便民直通车”，确保“办不成事”件件有回音。大学城分中心“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已办理业务12宗，解决问题12个，得到了群众一致认可。

此前，番禺区政务服务中心已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说明，在该区，建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已经形成机制。不仅如此，在国内一些地方，如北京、黑龙江等地，也有了类似窗口。这也反映出民间对于此类窗口的迫切需求：群众希望办事容易、事务性环节保持畅通，不希望在办事时不顺心甚至受委屈。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体量虽小，作用却大。群众办不成事的困惑和愤懑，往往淤积于心，迫切需要行政层面关切回应、针对性解决。“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便是这样一个专门打通“梗阻”、化解矛盾的特别“部门”。据报道，在大学城分中心，“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可解决的即时办理；即时解决不了的，将多渠道协调解决。

可见，“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首要功能是纾困，而且是制度性、机制性纾困。

众所周知，针对民间痛点和难点，有时需要从物资或资源层面纾困，有时则需要从事务内因或“软件”层面纾困，才能有的放矢，为群众解忧。正因如此，“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备受关注和期待。事实上，在政务服务中，尽管一些部门人员未能“马上办”的本意是执行规定或者遭遇现实困难，但毕竟导致了群众奔走无功、枉费周折。既然很多情况下，这个现象是多领域、多环节形成的，那么，专门设立一个窗口，扮演“查询室”甚至“调度室”的角色，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次，办事难的源头是“办事不力”，“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另一大重要功能是监督行政部门人员高效工作、为民办实事。

一般而言，“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本身并不是“办事部门”，但通过这一窗口的设置，可以直接将政务服务中存在的“堵点”梳理和展现出来，在协调中进行实际上的监督或督促。这对所涉及的部门来说，可以产生良性的压力和动力，促使其更用心用情化解难题和困惑，让群众达到办事目的。在基层工作中，不能排除个别人员服务意识不强、补位意识淡化，甚至任性而为，令群众“跑断腿”。对此，“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然可以向上反映、从而加以批评遏制。

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有助于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各地的经验说明，政务服务质量上去了，营商环境才能好起来。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地方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显然，一个办事特别难、堵点特别多的地方，是很容易吓退投资者的。

但说到底，建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是一项民心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聚焦“急难愁盼”，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意味着必须创新思路、积极开拓，用“切口小”、效果好的招数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设立和推广，兼具现实意义和前景——当然，未来，当“办不成事”现象消失之后，“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也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