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阅尽

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大事，外界也惯于从宏大叙事中把脉国家发展动向。但人们发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大量的微观叙事。从“装满‘米袋子’、充实‘菜篮子’”，到婴幼儿照护、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从让更多劳动者有一技之长，到2.9亿在校生教育、群众就近看病、养老保障等等；百姓的冷暖安危、困难救助都写进了报告，许多直接关乎人们的家事和日常生活。

其实，关注民生一直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头戏。为反映社情民意，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时，要多次召开基层座谈会，国务院网站还开设有“我向总理说句话”等栏目，人人皆可建言献策。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中更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工作者，其提案和建议也会被吸纳进报告中。这套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反馈机制，把百姓的个体福祉与国家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操心事、揪心事，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这种理念和指导思想，无疑真实地体现出执政党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正因为此，每年的两会，都最为14亿民众所关注。两会热议的诸多话题，也常引起社会的共鸣。

群众的心中关切，可直达国务院，百姓的诉求和期盼，通过两会的“超链接”，化作国家的大政方针。于是，家事连国事，亿万小家庭的所盼所系，融入政府的谋划，变成国之大事。这样的政府工作报告，既接地气、察民情，也让人觉得暖心、给力。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世界惊叹于“中国奇迹”，竞相探究中国高速发展的“密码”。如果说真有这样一个“密码”，那正是执政者时刻心系民生冷暖，与百姓心心相印，从而能把亿万民众的追求凝聚成举国奋斗的动力。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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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评论员 孙梓青

作为民航运输的“毛细血管”，发展支线航空是民航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王昌顺建议，要进一步优化支线航空政策，加快支线飞机产业发展。（3月5日羊城晚报）

与欧美等国家相比，中国飞机出行的普及率还比较低。此前有数据显示，中国还有约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坐飞机依然是“高大上”的出行方式。同时，中国的机场数量与美国相比也处于劣势。据《“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中国民用机场数量将从580座增加到770座，其中民用运输机场从247座增长到270座。

由此可见，中国支线航空的发展潜力巨大：一方面，大量国人没坐过飞机意味着中国民航市场的潜能还未充分开发，特别是在中小城市这样的“下沉市场”；另一方面，机场建设的推进为搭建更多的航线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呼唤着更多支线航线的进入。

如果能在非主干城市的中小城市之间搭建更多更密的支线航线，激活“下沉市场”，让大量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坐上飞机，将他们变成航空公司的目标用户，那无论对于民航业的发展还是从民生的角度而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民航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与干线航空相比，支线航空受到影响较小，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这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长途的跨境航班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但是国内疫情控制较好，国内中短途旅行需求复苏更快；二是支线航空多用小飞机，飞行和运维成本更低，调整也较为灵活。

不可否认的是，国内支线航空的发展面临来自高铁的竞争。在很多人看来，中短途旅行选乘飞机的性价比并不高。要提升支线航空的竞争力，关键在于两点：价格和接驳。

欧洲的高铁系统较为完善，但是与部分廉价航空相比，火车的票价反而较高。而在国内，飞机的票价普遍高于高铁，这就决定了在于高铁的竞争中，飞机没有价格优势。因此，发展支线航空必然需要同步发展廉价航空，将飞机票的价格降下来。从现实来说，与欧美乃至东南亚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廉价航空或者说低成本航空的确还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飞机场通常建于城市远郊，从机场到市区的接驳是个大问题。常常有乘客吐槽，空中飞行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两头去机场的时间却要两个多小时。算上去机场的通勤和候机时间，乘坐飞机的时间优势不明显。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提升机场到市区接驳的便利性和通达度。目前，国内的机场接驳主要依赖于轨道交通和机场大巴。但是，支线航空所进入的中小城市，往往没有轨道交通。除了机场大巴，有志于深耕支线航空领域的航空公司可以延伸服务链条，提供机场接驳，实现“飞行+接驳”的一条龙服务。

此外，发展支线航空需要找到适用场景。例如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城市之间距离远，地面交通耗时长，这就非常适合发展支线航空。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山地众多，陆地交通不便，同样具备发展支线航空的空间和可能性。

目前，我国的支线航空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支线航空的运营依靠补贴。王昌顺委员就建议，提高支线航空运营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在现阶段，对支线航空运营进行补贴是必要的，但是长远来看，市场的事情还是要交给市场。这就需要如前文所言，降低支线航班的票价，提升接驳等配套服务，激活广阔的“下沉市场”，让支线航空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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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评论员 孙梓青

全国政协委员徐景坤表示，现行硕士研究生招生模式录取方式较单一，仍是唯分数论，且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只能选择一所志愿学校，对考生风险极大也不公平。他建议将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改为申请审核制。（3月5日中国青年网）

现行的考研模式的确存在“唯分数论”的倾向。部分学校以提高深造率为教学导向，考研考什么就教什么，而考研不涉及的内容则鲜有涉及，这样狭隘的教学导向显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不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打下足够广博的知识基础，同样有违高等教育的初衷与规律。

还有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以考研为目的，整个大学四年都在备考，将考研参考书背得滚瓜烂熟。这些学生的确勤奋可嘉，也能在考研中取得不错的分数。但是，一旦升入研究生，这类学生知识上的短板就暴露无遗。须知，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和学习是建立在足够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之上的，而这个基础知识面并不是两门专业课，几本参考书就能覆盖。

如果将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改为申请审核制，需要关注其中的公平性问题。相比于“唯分数论”的统考，申请审核制中的人为操作空间更大，招生院校的主观性更强，恐怕有可能出现权钱交易、裙带关系等影响招生公平性的问题。

权钱交易——例如向学校“捐款”买得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裙带关系——例如高校教师的子弟通过父母的关系，获得研究生入学资格，甚至在不同高校的教师之间形成圈子，互相给对方亲属“抬轿子”。还可能出现第一学历歧视现象：招生学校看到学生的本科院校不好，不看学生水平如何，就拒之门外。

西方高校申请审核制实行多年，但是依然无法根除这类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在美国不少高校，父母如果是某个学校的校友，子女就更容易上这所学校。这些年，西方国家名校爆出的招生丑闻和舞弊案不在少数。

虽然在博士生的招生中，申请审核制已经成为主流模式，但是推广到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还需要审慎。据最新数据，2021年全国招收博士生12.58万人，硕士生105.07万人，硕博生的招生规模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此外，博士生的培养周期较长，通常需要3-4年，且毕业门槛较高。单纯为了学历“镀金”去读博士的人数总体来说比较少，招考中的公平性问题相对较好控制。相比之下，硕士培养周期短，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性价比”更高，也更有可能有人为了获得硕士入学资格而走后门、找关系。

细读徐景坤委员的建议，虽然他建议将硕士研究生招生模式改为申请审核制，但并没有否认“考试”在其中的作用。他建议，设立各学科专业等级考试，由国家按照一级学科统一命题。这样的专业等级考试在申请审核中能否起到客观准绳的作用，能否规避招生过程中的人为操作，值得进一步讨论。

其实，如果能保持现行考试模式的大框架不变，如徐景坤委员所建议那样，取消研究生统考中招生院校自命题的专业科目考试，代之以国家按各学科组织的学科专业等级考试，考生以此专业等级考试成绩可申请多所高校的研究生。这样渐进的优化或许是可取的研究生招生改革方向。

此外，在现行的研究生招生中，已存在类似于申请审核制的模式——推荐免试。在招生实践中，推荐免试已经成为不少高校招录研究生的重要渠道。既然已经存在推荐免试的形式，是否还有必要全面推行硕士研究生的申请审核制？当然，有人质疑不同本科院校获得推荐免试的机会不均等，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全面采用申请审核制，硕士研究生招考中的不公平更有可能放大而不是缩小。

将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改为申请审核制依然存值得讨论的空间。正如高考总是被诟病为“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一样，但是我们依然相信高考，找不到比它更加公平的人才选录方式。虽然现行的考研模式存在问题，但对其改革，需有通盘考量，谋定而后动。（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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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评论员 金谷明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5日举行，李克强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金融工作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做好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处置工作。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其中，“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提法，是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引人注目。

此前，我国已建立过一些金融领域的保障基金，如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信托业保障基金等，对金融业的细分领域银行存款、保险、证券公司、信托等风险进行防范、化解和处置。以上这类基金可以理解为是对结构性风险的化解和处置，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属于系统性的保障基金，要从系统性、整体性的新高度防范、化解和处置风险，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一道强力“防洪闸”，站位更高、能力更强，效果也将更好。

国际上，为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设立金融稳定基金是一项较普遍做法，美国、英国、德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探索建立了金融稳定基金，如欧盟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框架下创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为面临主权债务违约的欧元区国家提供临时性贷款；我国香港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于第二年设立了盈富基金作为实质上的保障基金，成为稳定市场秩序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纷争等，对市场扰动有加剧苗头，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个警示。另外，近年来虚拟货币、网贷、高杠杆配资、商品期货等，也时不时发生突发事件，对市场造成一定冲击，有引发系统性风险可能。可以说，现时设立我国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对应对国内外可能出现的风险冲击，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正如有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有利于拓宽金融机构的救助资金，不必完全依赖人民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有消息称，《金融稳定法》的制定也在讨论中，有可能与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设立一同推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近日就表示，将建议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境外实践，尽快制定出台《金融稳定法》，建立覆盖全市场的金融稳定监管制度，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监管，构建统一协调的金融风险防控处置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稳定问题已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系列举措将进一步筑牢金融领域风险的“防洪闸”，夯实金融稳定基础。（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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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突出强调治理性年龄歧视，在当前富有现实意义。年龄歧视主要是针对年满35岁的求职者的歧视，一些用人单位把招聘的年龄限制为35岁以下，将35岁作为“招聘红线”，超过35岁一律不录，这让35岁以上的求职者职业发展与再就业遭遇困境。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针对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短缺，也为激活人力资源，延迟退休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推行延迟退休的背景下，把招聘条件设置为35岁以下，不但侵犯35岁以上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利，也显得很不合时宜。

近年来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提提案，涉及“取消公务员报考、就业中的年龄限制”不少，今年也是如此，并多次冲上热搜。如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再次提出“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建议，修订相关劳动法规，要求用工企业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并在各类企业中保证一定的40岁及以上人员比例。

可以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防止和纠正年龄等就业歧视，回应了社会关切。而要做到坚决防止和纠正年龄等就业歧视，必须多管其下。

首先，要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不得进行年龄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这里未提及年龄歧视。要强调不得进行年龄歧视，就需在这条规定中明确加上“年龄”。

再如我国《公务员法》要求，公务员应年满十八周岁，这一基本年龄要求是正确的，不涉及年龄歧视，除此没有提出其他年龄条件要求。而2007年由中组部、人事部制定，并在2019年修订的《公务员录用规定》却规定，报考公务员，必须“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三十五周岁以下”，代表、委员取消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就针对这一规定。

其次，要加强对用人单位招聘存在歧视行为的监管、查处。对于在招聘中明确提出年龄要求的用人单位，要责令用人单位取消违法的招聘要求，并追究用人单位的责任。尤其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带头杜绝年龄等就业歧视。

招聘中的歧视，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用人单位会用其他理由拒绝求职者，求职者怀疑自己被歧视，但取证难。对此，需要在监管、查处时，重视求职者的举报，提高求职者的维权意识，扩大举办线索。同时，可组成专家委员会，对被举报存在就业歧视的有关企事业单位的报名人员学历、年龄等结构，与获聘人员的学历、年龄等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以此认定是否存在歧视问题。

此外，应由此推进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时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不是简单以学历、年龄为标准“筛选”人才，而是选拔真正胜任的人才。这也有利于加强人力资源队伍建设，促进员工人尽其才。（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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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齐 孙梓青

文/羊城晚报评论员 林如敏

据媒体报道，正在东莞大朗镇进行核酸采样工作的医护人员叶婉兰，得知其父散步时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时瞳孔放大，生命垂危。家人希望她能尽快回去见父亲一面，“但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即便我离开大朗，按规定也得隔离”。叶婉兰一边流泪一边表示，她已经和家人沟通好，可以坚持工作。

叶婉兰的家属已决定接其父回家。3月3日下午，经防控专家、院感专家等综合评估，叶婉兰被批准按照防护要求闭环接回石龙家中，待核酸检测阴性后再居家隔离。

“我们奋斗的意义，就是保障每个家庭能团聚，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一个回家的叶婉兰，比留在大朗的叶婉兰更重要。”东莞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说。“每一个白衣战士流下的汗水和泪水，我们都会永远铭记。”

在抗疫的时代洪流里，感人故事、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叶婉兰的故事，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光芒。

它表明我们的英雄塑造模式、英雄叙事话语正在悄悄改变。一切都变得更人性化、更具情感温度了。我们不再以“生了重病不肯去医院坚守岗位”“几天几夜没合眼”“亲人离世忍哀坚持工作”等叙述惯性去树立榜样、打造英雄。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和觉悟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以不近人情的方式打造出来的“高大全”榜样，时常给人形象怪异、有违常理的观感。

“低级红”的宣传方式令人生厌。但是，当人们在宣传一个榜样人物的时候，往往因为情绪高亢“用力过度”而不自知。“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一个回家的叶婉兰，比留在大朗的叶婉兰更重要”，这样的声音弥足珍贵，这样的表态倍加温暖。叶婉兰的品质，亦不因其回家而打上任何折扣。她为父亲流下的泪水，让我们共情，也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的艰辛不易。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陈婉允

文/陈广江

今年全国两会，如何遏制网络暴力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继2021年全国两会后，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今年再次建议，完善网络暴力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打击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天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鲁曼，与李东生不谋而合，也提出反网暴专项立法的建议。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也呼吁，针对网暴出台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从现实看，尽管已开展了多轮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但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现象时有发生。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脊背发凉。

这些备受关注的个案一再提醒我们，防范治理网络暴力需全社会提高共识，更需法律“亮剑”。当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针对网络暴力的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在专家看来，这些规定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法条之间又缺乏协调配合，难以应对十分复杂且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

以目前刑法中的侮辱罪、诽谤罪为例，一方面，最高三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对网络暴力犯罪的震慑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客观上降低了违法成本、提高了维权成本，难以满足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从司法实践看，网络诽谤、侮辱行为的入罪门槛较高，对施暴者的惩治力度偏软。

这种情况下，以专项立法遏制网络暴力，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民意呼声。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就预防和惩处网络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不仅可以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提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衔接性和实操性，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推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深入人心。

相较于事后救济，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应在事先预防、事中干预上下足“绣花功夫”。比如，从约束、规制网络平台入手，进一步明确、压实平台的审核、监管责任，全面、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让“键盘侠”不再肆无忌惮、恣意生长。

在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问题上，李东生代表建立恶意话题“熔断”机制的建议，既有一定的创意性，又有很强的实操性。如果在刘学州事件发酵过程中，网络平台能采取更及时、更果断的话题管制措施，悲剧就有避免的可能性。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均每周上网28.5小时。这么庞大的群体，即使少数网民每人“打个喷嚏”，都可能引发一场“暴风骤雨”。所以，针对少数网民的恶言恶语进行专项立法，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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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齐 孙梓青

文/罗志华

药丸面膜保湿补水、医美面膜缓解换季困扰、械字号冷敷贴祛痘消炎……随着轻医美走俏，不少打着 “医美”旗号的面膜受到女性欢迎。

近日，南京市民李女士提前收到了“女神节”礼物——网红医用冷敷贴，仔细研究了一番却发现就是普通面膜。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企业用医用包装打备案“擦边球”，消费者难辨真伪，陷入使用困境。并且“医美面膜”“械字号面膜”“修复膜”“冷敷贴”……各类打着有医疗效果的产品名称令人犯晕。（3月3日《扬子晚报》）

“械字号”面膜属于医用面膜（或称医用敷料），而“妆字号”面膜属于普通生活面膜。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一些“妆字号”和“械字号”面膜产品，在包装上极难分辨，除了“妆”字和“械”字存在区别之外，其它方面几乎照搬，消费者极难分清。

在包装上如此做手脚，目的就是打个“医用”的旗号来促销。要知道，有不少消费者非常认可医用产品，比如口罩认为医用的好，美瞳也喜欢挑选医用的，不少医用面膜之所以成为网红产品，原因就在于此。生产厂家将“妆字号”面膜装扮成医用的样子，这是一层欺诈。

此外，这类促销方式还存在另外一层欺诈。因为大肆宣传医用面膜适用范围很广、效果也很好，属于误导性宣传，目的是为推销真真假假的医用面膜营造舆论环境。

但实际上，和其它医用产品一样，医用面膜也有适应症和禁忌症，并且不少医用面膜含有药物成分，随意使用存在一定的风险。由此看来，当前医用面膜广受追捧，的确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

社会上存在形形色色的“傍医”。比如，某些保健食品宣称具有药品的功效，吃保健品可以不吃药，不少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深受其害，这是在功能上“傍医”。生活美容机构将自己混用于医学美容机构，甚至公然开展医学美容服务，这是在服务范围上“傍医”。一些小医院也挂了“协和”等大医院的牌子，这是在名称上“傍医”。生活面膜在包装上酷似医用面膜，则是在包装上“傍医”，这种做法，让“傍医”又增加了一种新形式。

化妆品、保健食品等不能当药品来使用，也不能宣传具有治疗功效，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生活面膜在包装上将自己装扮成医用的样子，这虽然不是在语言上宣传具有治疗功效，却具有同等效果。并且此处无声胜有声，这种取巧式欺诈更掩蔽，也更有欺骗性。因此，对于在包装上的“傍医”做法，需强化监管，并加大处罚力度，维护好面膜消费者的权益。（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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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然玉

日前，国家网信办起草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信办拟要求不得恶意对普通用户与会员进行差别频次推送，不得干扰用户关闭弹窗；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不得滥用个性化弹窗服务，利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推荐等；不得滥用算法，针对未成年用户进行画像，向未成年用户推送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信息；确保弹窗广告一键关闭。（3月3日中新社）

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必须要以健康的网络生态为依托。作为互联网治理的基础工程，顶层规则的建构，可说是重中之重。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施行之后，这一领域的立法，继续保持高频态势。

在一般性法律之外，一批专门化、细分化的规范随之密集出台。比如说，《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及新起草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等。得益于此，互联网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势必可极大提升。

从近期动态看，互联网领域的法治化建设，已经进入到新的高水平阶段。其直接体现，就是立法加速对“具体环节”“具体场景”的切入，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原则到细节条款，巨细靡遗，这大大压缩了平台运营方野蛮滋长、“信马由缰”的风险。

从大面来看，“弹窗信息推送”不过是庞大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细枝末节”，对其“定点”“定向”制定“管理规定”，貌似是太过郑重其事。但是，总结过往网络治理的经验可知，这种精细化的规束，是极有必要的。

“弹窗信息推送”，具备广覆盖、强到达的特点，不仅具备通过单向“议程设置”引导注意力的功能，还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价值判断、舆情走向和社会动员。

从某种意义上，形形色色APP的“推送”，决定了大众会看到些什么、会关注到什么。“推送”若是失当、偏颇，便可能给公众传递错误信息、产生预期偏差；“推送”若是低俗、失格，一样会把公众的理性和审美“拖下水”。严管“弹窗推送”，方可避免“不当投喂”“消化不良”。

必须看到，弹窗信息推送，作为各类APP内容分发的关键性“节点”，具有系统性、连锁性、全局性影响。抓住这一“关键节点”施力，大可以点带面、事半功倍。依规弹窗、有品推送，这既是“算法至善”应有之义，也是对用户主体性的基本尊重。

无论是资讯还是广告，“弹窗”都不可任性而为。特别是对于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头部APP而言，更该秉持“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之自觉，审慎“弹窗”，切莫滥用流量反噬自伤。（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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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特约评论员 彭澎

近两年因为疫情以及经济周期等因素，民营经济面临的融资难、用工难、上市难等问题依然存在，或者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在国家出台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等政策的背景下，广东省发布了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对于广大民营经济坚定响应“十四五”规划指引，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转型，改善企业经营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及时雨。（3月3日）

《政策措施》涉及七个方面内容，包括降成本方面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进行减免，社保进行返还补贴，用地的减租优惠，电商物流的减免优惠等；市场拓展方面的加大政府和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采购，支持拓展内外市场等；保障企业权益方面化解拖欠，强化支付，优化执法等；融资方面支持续贷、展期，建立应急转贷机制，加大风险补偿和融资担保，发挥信用保障功能等；人才方面鼓励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强用工供需对接和人才培训等；创新方面优化“小升规”奖补政策，推动专精特新“小巨人”发展，推动体系化生态化数字化转型等；对个体户精准扶持方面优化变更登记，支持“个转企”，鼓励信用贷款，废除歧视措施等。应该说非常全面，也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纾困就是要“雪中送碳”，减免税、社保返还补贴、减租、电商减免费以及有针对性地发放消费券、服务券刺激需求等，这些政策都直接给予中小企业实惠，能较显性地帮扶到位。帮扶就是要解决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加大金融科技赋能，提高中小企业融资便利性，融资续贷、展期，清理拖欠，奖励辅导上市，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等。当然，政策也要展示发展方向，如对“专精特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引导。

这样来看，本轮政策既有“解燃眉之急”的措施，也有破除“老大难”问题的选项，更有前瞻性的发展导向。

正如多年来我国一贯坚持“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近些年广东也出台了不少鼓励和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如修订出台《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先后出台“民营经济十条”“中小企业26条”“个体工商户23条”以及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推动解决企业遇到的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综合成本上升等突出问题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问题能被冠以“老大难”之名，就说明解决起来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多次反复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问题的背后，一方面是认识问题：干扰民营经济的错误认识不时就会泛起一阵子，多少扰乱了中小企业家的心态，多少减弱了扶持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解决“老大难”问题有些涉及市场经济规律和法治原则，有些涉及民营经济面对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

比如说，用地减租，除非是政府物业或国企物业，一般企业是很难实施的；政府和大型企业采购，很多时候是国企优先的，认为国企让人放心的思维毕竟难以彻底改变；清理拖欠款，有时候是政府或大型企业拖欠在先，从而造成“三角债”；融资续贷展期可能涉及更高的利息，信用贷很难全面推广；风险补偿、融资担保往往是“在商言商”。

当然，更重要的是，政策往往是一般性的，但每个企业面临的政策具体实施往往是个别的、特殊的。能否在“一事一议”中不搞“一企一策”，坚持统一政策、公平对待、全面落实，显然还要下大力气，尤其是要监督，必要时要进行检查落实情况，还要多听取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投诉。更要鼓励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和工商联、各种商协会发挥联络沟通作用，反映诉求，监督落实。

只有这样，才能让好政策变成好政绩，好政绩变成民营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才能保障“十四五”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并促进广东民营经济在全国继续领先和取得新的辉煌。（作者是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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