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教授论文探讨了尼采及其美学思想对现代性美学精神的奠基作用和深远影响。作者分析了尼采美学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其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以及晚期以“权力意志”为基石的生命美学。文章围绕六组核心对立概念展开论述，揭示了尼采如何通过冲突论、复魅（神话）、身体性、力感、瞬间论和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重构，颠覆了传统美学中和谐论、启蒙理性、观念性、颓废、永恒论等理念。最终，文章总结了尼采美学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观念的规定性作用，并将其核心归结为酒神精神，即对生命的肯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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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教授论文探讨了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本体论改造，重点分析了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从知识论路径向基本本体论的转变。文章阐释了康德的哲学难题，即试图通过限定“知”的范围来为形而上学（信仰）留出空间，但其本体论立场仍带有传统痕迹，导致了知识论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裂。海德格尔则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读为对本体论内在可能性的追问，认为康德的真正意义在于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并将其与“人是什么”相联系。最终，海德格尔通过将本体论的基础问题从“知是如何可能的”转换为“悟是如何可能的”（即存在领悟的可能性），确立了以此在（Dasein）的生存论分析为基础的基本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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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锋教授论文，题为《尼采与酒神文化》探讨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构建的酒神文化图景。文章详细解析了尼采所构想的酒神文化并非简单地指沉溺于饮酒作乐，而是关于“个体化原理”的生存境遇和悲剧智慧。作者阐述了尼采如何将叔本华的“太一”和“个体化原理”神话化和美学化，强调通过个体化原理的“破碎”带来“大欢喜”，以此克服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此外，论文也追踪了酒神迪奥尼索斯（Dionysus）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并讨论了苏格拉底主义导致悲剧文化衰亡的历史转向，最终指向尼采后期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即在更深广的意义上重建酒神文化的未来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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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教授论文主要围绕着“是”与“应当”，或者说事实（实然）与价值（应然）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在伦理学中普遍存在的根本性两分。文章指出，“求是”涉及判断真假，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而“求应该”涉及判断善恶美丑，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并强调在历史教育中，这两者都至关重要。作者探讨了著名的休谟问题，即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从“是”推导出“应当”，指出在特定的情境下，结合人的欲望、愿望和周边环境，实然可以导向应然。此外，文本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人们在认知事实时，往往是联系着要做的事情去进行的，即我们打算做什么构成了搜集和确认事实的前提，并对事实的搜集提供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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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教授论文《海德格尔对思想的规定》集中探讨了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思想”这一概念的独特界定**。文章指出，海德格尔将“思想”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是“计算性思维”或“表象性思维”，而“思想”则是一种非对象性、非客观化的应合性姿态。作者通过考察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追溯了“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并阐述了哲学走向终结后“思想”的新任务。此外，论文深入分析了海德格尔关于“诗-思”关系的论述，认为诗与思是“大道”（语言）生成为“人言”的两种方式，二者“亲密的区分”植根于人对存在的归属。最终，海德格尔的规定旨在提倡一种在技术时代获得“根基持存性”所需的生存姿态，即“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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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本是余明锋为回应其著作《还原与无限》引发的讨论而撰写的一篇哲学文章，主要围绕“技术时代”和“超人”这两个核心概念展开。作者首先对狭义和广义的技术时代进行了界定，狭义上指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科学-技术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和超越性叙事的瓦解，而广义上则将反思延伸至现代性的还原论逻辑及其思想史根源。此外，文章探讨了超人的人性论，强调人性并非既成事实，而是基于“本能的贫乏”且需在自我超越中展现，这是一种拒绝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强力还原的非还原性人性论。通过这些解释，余明锋旨在澄清其在原著中提出但未充分展开的哲学诊断和反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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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锋教授论文《技术时代的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论新释》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文章的主要观点在于重新解读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论”，认为其核心意图并非是回顾历史的史学理论，而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哲学，旨在回应技术时代的巨大危机。作者指出，雅斯贝尔斯的叙事不仅关注“第一轴心时代”，更着眼于尚未到来的“第二轴心时代”，而这一理论虽然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却仍带有“西方特殊论”的残余，要求通过东西方文化对话来克服技术统治的弊端。最后，文章认为雅斯贝尔斯呼唤对话的视角，与亨廷顿强调“文明冲突”的论断形成了互补，共同构成了审视现代时代方位的两个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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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锋教授论文《权力意志与现代性——从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出发谈当代技术问题》的核心观点是探讨海德格尔对尼采“权力意志”概念的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对现代性和当代技术问题展开批判性考察。作者指出，海德格尔认为权力意志象征着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完成和虚无主义的深化，特别是在现代“资本——科学——技术系统”中的体现，如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尽管海德格尔与尼采对现代性困境（即权力意志的“过”与“不及”）的诊断看似矛盾，但作者认为两者实则互为表里，共同揭示了现代人既强大又无力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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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本主要围绕“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强调了中国学者书写和叙述全球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文章以复旦大学葛兆光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出版为契机，探讨了当代中国史学界应如何突破传统、具备全球史视野，以推动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葛兆光认为，这种新的全球史叙述有助于把握历史的“大关节”，能发现过去被忽略的历史联系，并指出全球史研究需要关注互动、联系与碰撞，其本质是从多元文化走向普遍文明的过程。学者陈恒则补充道，历史书写不仅是智慧和文明交流的体现，也是话语权的象征，并指出当前中国学术界在全球史实践方面存在“三多一少”的不足，呼吁中国史家积极参与全球史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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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论文《文化史的背阴面》讨论了中古时期中国宗教中的非主流习俗和文化现象。文章以胡适与杨联陞在1950年代关于中古中国宗教往来通信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早期道教中如“租米钱税”、“涂炭斋”和“过度仪”等被认为是“三张伪法”的粗鄙习俗。作者认为，这些现象属于文化史上的“背阴面”，与主流的儒家礼乐文明秩序相冲突，但却被传统的文化史叙事所忽略或淡化。通过对这些历史阴暗面的考察，文章旨在提出文化史研究应当正视并描述传统中的非理性与丑陋之处，以此警示后人，避免陷入非历史的盲目乐观和自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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