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重组家庭”遗产纠纷的经典判决。一位98岁的继母（Vera）去世，将价值92万澳元的唯一房产，全部留给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与她共同生活了40年的丈夫（Jack，已故）的两个孩子（则分文未得。继子女不服，将继母的遗产执行人告上法庭，理由是：“我们父亲的那一半，不应该就这么被你拿走。”这场官司的核心冲突，是澳大利亚家庭法中一个最复杂的问题：“道德责任”。一边，是亲生女儿长达11年的贴身看护 和她自身“一无所有”的经济困境； 另一边，是继子女对父亲遗产的合理期待和一份2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的“镜子遗嘱”。 法官将如何在这场情与法的较量中，划定“道德责任”的边界？

一位90岁高龄的祖母去世，留下了一份将近130万澳元的遗产。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原告的父亲）不幸早逝，另一个（被告，叔叔）则在晚年一直与她同住、照顾她。祖母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所有遗产，100%，全部留给在世的儿子（叔叔）。对于那个早逝儿子的孩子——即祖母的长孙来说，这份遗嘱意味着他一分钱也拿不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似乎合情合理：叔叔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长孙则关系疏远。但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下，“立遗嘱”并非完全自由。一份看似“公平”的遗嘱，却被长孙告上了法庭。他凭什么能告？一个孙辈，有权挑战祖母的遗嘱吗？更重要的是，法官会如何在一个“尽孝的儿子”和一个“有需求的孙子”之间，做出最终的裁决？

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件。在财产分割案中，夫妻双方对主要房产的处理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出售房产，分配现金。这本应是法庭最乐于见到的情况。然而，初审法官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双方律师）都始料未及的判决：他无视了双方的共同立场，强行命令一方（妻子）必须“接盘”这套价230万澳元的房产，并独自承担全部50万的抵押贷款。这个判决直接引发了一场关于“司法边界”和“程序正义”的上诉。法官是否有权推翻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愿？当法官认为自己的方案更“公平”时，他可以“惊喜”地给出一个无人申请的命令吗？

这是一个关于“离婚后财产”认定的经典上诉案例。当一段关系结束，一方开始努力工作攒下新的存款，或是突然继承了一笔遗产，这些在分居后才获得的资产，是否还应该被放进共同的“财产池”里，分给早已分道扬镳的另一方？

这是一个关于“贡献”的终极拷问。一场持续了38年的婚姻 ，一个尽职尽责的全职母亲，和一个不断带来“外财”（遗产和赠与）的丈夫。当婚姻走到尽头，一个核心问题摆在了法官面前：丈夫在婚内继承的、价值180万澳元的土地 ，这位操劳了38年的妻子，究竟有没有贡献？如果答案是“有”，她的贡献又价值几何？

一名44岁的丈夫在离婚时，试图推翻一份对他极为不利的婚前协议。 他向法庭提出的理由“火力全开”： 他声称，自己是在婚礼前一天才第一次看到这份协议，并在妻子的“不签约就不结婚”的威胁下被迫签字。更耸人听闻的是，他声称自己签字当天处于“吸食可卡因后的迷糊状态”，根本不具备判断力。 他还指控妻子安排的“独立律师”根本就是她父母的“密友”，双方串通一气，让他签下了这份“不合情理”的协议。

然而，妻子却拿出了截然相反的证据：她声称自己提前数月就已告知丈夫，并且是丈夫自己“把头埋进沙子里”，拒绝阅读、拒绝讨论、拒绝提供自己的财产信息。法官将如何在这场“罗生门”中，认定“胁迫”与“疏忽”的边界？

大儿子为家族生意辛苦工作20年（工资很低），只因后来与父亲不和而离开 。父亲去世，立遗嘱把几乎所有财产（价值百万的农场）都给了小儿子 ，只给大儿子留了几千块股票 ，这公平吗？

离婚时，丈夫声称名下的房产和家族信托都只是“替姐姐挂名” ，企图转移财产，妻子该怎么办？

夫妻分居，丈夫带着一个孩子住在婚房 ，妻子带着另一个孩子住娘家 。现在两个人都抢着要房子的“单独居住权” ，法官会把房子判给谁？

丈夫欠了外债 ，夫妻俩火速办“离婚”，签协议把唯一的房子全给妻子 ，丈夫随即宣布破产 。债主（债权人）能把这套房子追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