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正式批准北京珅诺基医药的1.2类中药新药淫羊藿素软胶囊的附条件获批上市。

淫羊藿素软胶囊的上市，让产业界开始重新审视1.2类中药新药。

中药1.2类新药，即从单一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得到的提取物及其制剂，此定义使得新药在研发时，似乎既可以按中药进行，也可按化药思路开展。

然而，深入探究后发现，1.2类中药新药的尴尬不止在前期的研发、中期的注册审批，还体现在上市后的商业化中。

我国药品注册分类及技术要求经历了七版修订。其中，1.2类中药新药的类别演进，可谓“因势利导”，顺中医药发展而为。相较于2007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目前执行的中药注册分类做出了较大调整。将此前1类中药“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单一成分含量占提取物90%以上）及其制剂”和5类中药“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的有效部位（有效部位占提取物的50%）及其制剂” 演变成为现在的1.2类中药新药“从单一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得到的提取物及其制剂”。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赵晓霞于2020年12月31日出版在《中国中药杂志》上的“关于中药创新药物1.2 类的分析及其提取物质量控制的思考”文章，中药新药注册分类的调整体现了两个重要方向：一是强调临床价值导向，鼓励中药创新研制；二是不再仅以物质基础作为划分类别的依据。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 年版）淡化原注册分类管理中“有效成份”和“有效部位”含量要求，而是强调临床价值导向，且必须是经过系统研究后明确有效成份/成份群的提取物，而不是仅以传统提取方法制备的药用物质。

中国中医科学院李连达曾提出，“传统中药的研究是从临床，到实验室，再回到临床；而现代中药是指在传统医学或现代医学的理论指导下，经过采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研制的新药，更重视发展创新，更重视与国际水平同步发展，应强调临床前的基础研究”。该观点很好地阐述了中药复方制剂与1.2 类创新中药不同的研发路径。

因此，业内人士表示，有效成分是否有经过化学合成、结构改造，被业界人士认为是区分1.2类中药新药与化药的核心关键因素。

淫羊藿素软胶囊的核心成分为从传统中药材淫羊藿中提取纯化的有效单体化合物淫羊藿素，用于治疗晚期肝癌。正在上市审批阶段的人福医药的广金钱草总黄酮胶囊也是中药1.2类新药。该药通过在“广金钱草”单味中药材中分离纯化广金钱草总黄酮部位，将有效部位组方研制开发成中药制剂，主要用于防治尿路结石。该新药有望成为泌尿系统疾病中药市场首个1类新药，也将成为人福医药的首个中药1类新药。康缘药业的泽泻降脂胶囊也为中药创新药1.2类，目前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获批数量较少，业内企业研发投入较少的1.2类新药，是研发难、获批难的中药新药“钉子户”？还是未来中药创新药走向世界的“黑马”？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近日，德勤分析了15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1年的研发回报趋势。

研究发现，2021年生物医药企业研发的平均成本略微降低至20 亿美元。虽然平均值下降，但2021年要想开发一款新药至少也需要8.42亿美元，最高则可能高达50.34亿美元。

此外，药物的预期峰值销售额也有小幅增加。

每个管线的平均预期峰值销售额从 2020 年的 4.22 亿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5.21 亿美元。不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冠疫苗相关管线的影响。如果将其剔除，平均预期峰值销售额将下降到3.55亿美元。

同时也要注意到，越来越多通过外部来获得创新同样是逆转出现的重要驱动力。

从2018年开始，德勤追踪的生物制药企业的后期管线中来自外部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一趋势很可能来自风险投资和早期融资带来的结果。这一增长趋势表明，生物制药公司需要与其他更小型的生物创新公司进行合作来扩大其创新管线。

而随着研发管线越来越接近商业化，则会吸引更多的外部创新合作。2021年，共同研发后期管线比例从 2020 年的 32% 增加到 2021 年的 46%。而德勤对其中5家有代表性的企业的另一份统计则更直观地表明了外部创新的增长趋势。这五家公司从外部获得的管线比例从2017年的33%增加到2021年的71% 当然，增长虽然令人鼓舞，但维持这种增长可能还需要生物医药公司继续推动制药创新的方法。

另一个关键驱动力是研发的时间周期。

据德勤观察，自2016年以来，药物研发的时间周期呈现出一个不断攀升的趋势，到2020年达到最高水平——7.14年。在2021年这种情况略有改善，为6.9年。尽管这个数字仍处在2019年新冠大流行之前的高点，但得益于新冠疗法及疫苗的快速研发，平均周期有所缩短。

事实上，新冠大流行带来的经验正在改变着生物药物研发的方法。因为应对疫情的迫切需要，“对研发速度的要求”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强化了优化研发流程和从根本上改变药物开发方式的需要，也使生物制药行业得以反思并从中吸取经验。”

以默沙东的全球首个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莫诺匹拉韦为例。默沙东在启动多项研究工作的同时，着手推进其临床试验的准备工作，并在16天内同时向美国和英国提交了临床试验申请。通常需要2～3个月才能完成的设置工作在项目启动后两周内就已完成。其临床招募团队甚至在临床试验申请被批准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受试者进行预筛选。这些工作的同时推进才能够使其在第23天便完成首位患者的给药，远远快于行业平均的4个多月的时间。

新冠疫苗的研发同样如此。

德勤表示，生物制药企业应该考虑将新冠药物和疫苗研发所用的方法和经验应用到常规药物的开发中，“在其他治疗领域和整个研发组合中更有效地计划、设计及执行。”

德勤从研究中总结了六点经验：

通过确定具有高成功概率的项目，使其能绕过某些阶段的关卡，实现从一个发展阶段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无缝过渡，从而促进高风险项目的开发；

扩大与监管机构的合作对话，通过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和协调各地区的要求，加快急需疗法的开发；

专注简化试验方案设计，减少相关终点的数量，以减轻现场工作人员的负担，避免方案偏差并节省开发时间；

寻求具有变革性发展方法的主方案和适应性试验设计，以实现治疗的快速评估；

加快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混合研究，优化地点选择，招募不同的研究人群，从远程患者中获取数据和管理患者；

争取临床试验的更大多样性，以确保研究人群在种族和族裔群体中的疾病流行率相匹配。

一场全球疫情无疑加速了研发模式的创新，也切实说明，行业协作、数据共享和数字化等实践带来了药物研发大变革。

从2010年开始，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就一直追踪着全球生物制药行业最大企业们，试图通过分析他们的表现，了解生物制药行业从创新产品的研发，特别是从后期研发管线获得投资回报的能力。
    近日，德勤发布了第12份年度报告。报告分析了15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1年的研发回报趋势。报告涉及生物制药公司2021年药物创新的平均内部收益率都有了不小的提高。

报告发现了五大变化趋势：

第一，创新的预期回报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从2020年开始，生物制药的创新研发回报开始上扬，这一趋势仍在继续。2021 年生物制药的预期研发投资回报率，从2020 年的 2.7% 增长至 7%，这是2010年至今最大的年度增幅。

第二，过去三年将创新管线推向市场的成本有所下降。

数据表明，过去三年里研发成本正处在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中。2021年研发的平均成本为 20.06 亿美元，比 2020 年减少了 3.7 亿美元，这一数字也是自2018年以来的新低。

德勤表示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后期管线资产数量的增加。不过，与比2013 年相比，新药研发的成本已经增加了 7.1 亿美元。

第三，越来越多的研发创新源自外部。

延续过去几年的趋势，创新特别是后期管线的创新研发越来越多的来自于企业外部。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共同研发的后期管线比例从 2020 年的 32% 增加到 2021 年的 46%，这意味有近一半后期管线正在通过共同合作进行开发。

第四，研发的时间周期略有改善，但仍高于新冠大流行之前。

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增长的研发周期时长一直是制约生物制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挑战。2021年生物制药研发的平均周期，从 2020 年的 7.14 年降至 6.9 年，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新冠病毒疗法和疫苗的临床试验比非新冠的常规药物临床快了3.7倍。德勤分析称，这也强化了优化药物研发流程或从根本上改变药物开发模式的必要性。

第五，新冠大流行正带来变革的势头。

德勤表示，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影响给生物制药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而研发成本的降低、销售峰值的增加和研发周期的缩短，都共同表明生物制药公司近几年优化研发流程创新变革的好处。特别是新冠疫苗的研发为行业提供了更有效地规划、设计和执行的蓝图。

报告似乎揭示着，生物制药研发生产效率或许正从长达近十年的下降趋势中初步显现出“令人鼓舞”的逆转迹象。

2020年，生物制药的创新研发回报从2020年开始略有回升，从 1.5 %增至 2.7%，当时，人们将其看做开始“变化的种子”。2021年，“种子”继续的得到“滋养生长”，回报率大幅增至7%，这也是2010年德勤开始研究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

 这一方面得益于普遍的增长态势，15家企业中有13家实现了正回报，2020年时则只有3家。另一方面，强带弱的迹象同样明显。2021年表现最好的两家企业内部收益率超过18%，表现最好和最坏的公司之间的差距为25.9个百分点，远高于2020年18.6个百分点，甚至达到了自2015年以来最大的差距。

在研发成本方面，报告所涉及的15家生物医药企业2021年在研发上花费了1269亿美元，与2020年相比研发支出增加了28%。

与此相对的，这些企业共有63个新管线列入统计，而2020年这个数字为45个，这些新管线为内部收益率贡献了1.6%的增长，预期终身销售额高达2780亿美元。

另外，15家企业共拥有242项后期管线，平均每家公司拥有管线的数量达到了16.1个，这也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值。也正是由于后期管线数量的增多，2021年生物医药企业研发的平均成本略微降低至20 亿美元。

想了解生物制药行业从创新产品的研发中获得投资回报的能力如何？新冠大流行对研发管线的影响以及其是如何改变药物研发范式的，

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2月10日，美国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14:1的投票结果要求信达生物补充额外的临床试验，而不建议直接获批。这也意味着信迪利单抗在美国的上市申请暂时遇挫。

不得不承认，现阶段国内创新药的全球化之路其实才刚刚开始，从国际认可药品标准迈向国际商业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从目前来看，国内药企在国际多中心临床上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企业对海外不同市场的法规理解不深入，对项目方案设计中可能的风险评估不是很充分。欧盟或美国药监部门对一些实验室的技术和方法学方面的要求更高。之前国内做出来的数据，未必能用到欧盟或美国申报。有的项目可能已开始临床启动，资金投入也很大，但在和欧盟或美国药监部门进一步的沟通后，才发现之前的设想有一些“硬伤”，导致后续的研发策略要有很大的改动。

此外，药企与研发外包的各个合作方之间的沟通合作，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不同领域的很多企业以及相应的法规。对于本土企业出海的国际多中心项目，一个项目在计划、实施、出现问题时，什么时间点要和哪些利益相关方沟通和确认什么事项，先后的次序以及重要等级，这些对项目组成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经验不足，沟通不到位，非常容易延误项目，甚至引起各团队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这也势必更影响合作的质量。

目前来看，无论是药企还是CRO，真正具备全局观和优秀沟通能力的项目负责人还是很稀缺的。业内也一致认同，国际化不是简单地把中国创新药的权益转让出去，而是真正让中国的创新药在海外获批、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甚至通过并购来壮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

道阻且长，中国创新药企所做的努力应该被看到。不论是在未达理想终点的开拓药业，还是仍在努力沟通等待消息的传奇生物，抑或是冲锋在前的信达生物，都会成为中国创新药探索发展历史中值得被记住的名字。

还有一些变化也应该被看见。在产品输出上，从2020年四大国产PD-1出海，到CD47单抗、SHP2抑制剂等潜在原创的产品被跨国药企青睐，再到国产ADC出海交易刷新的纪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创新药企们过去多年沉淀结出的果实。

在国际多中心临床上，中国仅在美国开展的临床试验从2015年的15个迅速增长到了2018年的60个，短短五年间中国创新药已经在美国生根发芽。而截至去年8月，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上登记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更是达到了1141项，占试验总数比例超过8%。

在人才国际化上，越来越多的创新药企在海外自建了研发、临床和注册团队，并且通过在关键岗位上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将海外团队实现本土化，真正地去融合到全球创新舞台。据E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1月1日至今，至少有15家本土企业引入海外高端人才。其中，任命首席医学官6位、首席财务官2位；首席科学官、开发官、运营官各1位；商务拓展负责人1位；副总裁及总裁级别5位。其中也包括创新转型较为成功的传统药企恒瑞。更早地在海外招兵买马的是一些国内的生物新贵公司，譬如百济和信达。百济近一半高管都是海外面孔，信达更是吸引到了国际顶尖免疫学家刘勇军的加盟，成立了信达国清院和美国实验室，仅在美国的研发团队规模就已经扩展到了上百人。

在潜力候选产品上，中国创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潜力的BIC/FIC项目，一些创新药物研发在全球临床进度都能冲进全球前三或前五。还有更多的新药种子在路上，比如百济庞大的临床前候选管线，信达全球研发平台国清院在研的80多个潜力FIC/BIC产品，以及在美国成功递交的近十个新药种子。同时针对快速跟进项目，一些熟悉海外注册的药企也采取了差异化的适应证进行注册。比如擅长细胞凋亡、熟悉海外政策的亚盛医药，面对已有上市药物将自己的海外临床方案设置成竞品耐药后使用的适应证，从而巧妙地规避竞争。

中国创新药企从各个方向上的突破，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对于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蓬勃发展都是添砖加瓦。

2月10日，美国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14:1的投票结果要求信达生物补充额外的临床试验，而不建议直接获批。这也意味着信迪利单抗在美国的上市申请暂时遇挫。

面对FDA监管层的政策调整，中国创新药企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磨合中调整自己的获批策略，做好预案应对可能的挑战。实际上，目前至少有25个完全或主要基于来自中国临床数据的申请计划进行提交或正在被FDA审批。FDA前审评专家王亚平对此表示了担忧，如果都是像PD-1一样，在美国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同类产品的情况，只是以单一中国临床数据提交，后面的路应该会比较艰难。

不过，他同时也是“喜忧参半”。近年来，中国医药企业发展迅猛，这么多中国企业出海，说明中国的临床试验质量也有了极大地提高，这是对于整个产业多年努力和中国药监部门改革成果的一种肯定。信达如今所遇到的挫折，既是中国创新药在当前所处阶段必然要经历的成长过程，也是中国创新药企进入下一阶段必须要勇敢迈出的重要一步。创新不是一蹴而就，不能拔苗助长。药企在成长，资本市场也要成长，每一个人都要成长，挫折是这个过程中的常态。

一年前，E药经理人在访问医药行业头部的36家创新药企的CEO和科学家，畅想未来十年时，得到了同一个答案：就是要打造世界级中国创新药企，见证中国创新药惠及全球患者。他们甚至在数字上达到共识：中国将有超过10个原创新药在全球同步上市，并逐步被全球认同；中国将有1～2家创新药企跻身全球TOP20药企榜单，包括可能通过海外并购形成的药企。

当前国内多数已出海的创新药企均处于将产品海外许可和在海外设置临床团队或者自主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这两个阶段。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是药企国际化必须要闯过的第一关。从2014年开始，就有最先一批创新药企开始试水。

2015年，国内仅在海外的14个国家开展临床，项目总数只有48项。而到了2019年，中国药企在海外临床试验的布局国家已超过50个，累计项目总数超过340个。以信达、百济为代表的中国创新药企已经出发了，走在前面。虽然开辟必然是艰难的，但也是中国创新药出海积累实战经验必要的“垫脚石”。

信达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PD-1出海所遇到的波折，也是信达管线后续更多产品走向全球化必不可少的尝试和经验。申报的过程也是帮助信达建立完整的海外申报流程平台，积累与海外监管机构沟通、与跨国药企学习、与第三方机构实战等大量海外申报的经验的过程。与FDA的交流让信达更加确定了创新出海的道路是走得通的，而且更加清晰该怎么走。

FDA变脸，国产PD-1出海何去何从？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

2月10日，美国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就礼来与信达的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针对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BLA申请进行了投票表决。委员会投票建议需要在获批前补充额外临床试验，证明信迪利单抗在美国人群和美国医疗实践中的适用性。

这也就是说，这场准备了两年多的出海尝试暂时以这种并不尽如人意的方式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是信达一家所面临的问题。

作为国内第一个做PD-1大适应证去美国常规申报的中国创新药企，信达自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但直到2021年12月之前，“一切进展得都相对顺利”。但去年12月，国内开始嗅到美国在国产PD-1出海这件事上的态度变化，风向忽然变了。

最直接的声音来自FDA的官员。2021年12月16日，FDA肿瘤卓越中心主任理查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FDA新药获批中靠单一国家临床数据的情况“存在问题”，并点名中国。他表示这与美国倡导的在临床试验中增加患者多样性的原则“背道而驰”。 理查德是FDA肿瘤药物审评中最具影响力人物，2005年FDA肿瘤卓越中心创立伊始便一直担任该机构主任。如此尖锐的声音从他口中发出，纵然不是官方正式声明也无异于向中国创新药出海这片池水中投下了巨石。

2018年理查德曾到访中国，那时他还明确地“鼓励”中国公司将PD-1/PD-L1带入美国市场，与跨国大药企竞争来降低美国高昂的药品价格。他那时强调：“只要质量好，FDA一定会接受仅依靠中国临床数据的申请。”

 2019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举办的会议上，理查德再次公开表示“中国公司赴美竞争PD-1价格，可能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从“好事”到“问题”的落差刺激着外界神经的同时，似乎也预示着接下来FDA可能采取的行动。

今年1月份花旗银行就解读，美国或许将基于同质化竞争、临床资源和定价体系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收紧对中国PD-1单抗的监管。春节刚过，理查德再次公开表示，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而非单一国家数据，才是横跨全球药物开发和监管协调的桥梁。

到2月8日晚FDA挂网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会议的首批材料，FDA针对单一国家临床数据收紧监管的信号被正式地释放了出来。恰恰是这场针对国产第一个出海PD-1的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会议，充当了FDA阐明“新规则”的发言场。

对此，有人担忧，未来FDA针对中国药企的监管将越来越严，这将重创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之路，前途一片黯淡。对于这种论调，FDA前审评专家王亚平只同意其中的一小部分。

“FDA的监管比以前更加严格了，至少在癌症药物上比以前更加严格了，这点毋庸置疑。”在王亚平看来，任何药企初与FDA接触都需要磨合期，现在也正是大批中国创新药企业集中跟FDA接触的初级阶段，这次信达在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所遇到的挫折便是一次需要磨合期的体现。

FDA

变脸，国产PD-1出海何去何从？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2月8日下午收盘，A股药明康德与H股药明生物已经停牌，H股药明康德跌超10%。同为CXO行业的其他企业也跌幅惨重。

药明生物的今天，再次为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敲了警钟，那些影响产业自主发展的卡脖子环节亟需突破。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控，是医药工业“十四五”规划的六大具体目标之一。规划提出，医药制造规模化体系化优势进一步巩固，一批产业化关键共性技术取得突破，重点领域补短板取得积极成效，培育形成一批在细分领域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带动能力的重点企业。

在2021年1月23日，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已经提出，加快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助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2021年9月成立的北交所，就是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补链、强链的重要力量，对解决“卡脖子”难题意义重大。

中国生命科学产业起步晚，主要由外资垄断。数据显示，生物反应器的国产化率低于20%、培养基的国产化率仅10%左右。

医保谈判和集采常态化的推行，已经成为国产替代的重要推动力。例如，PD-1产品价格下降的背后，就对企业的生产提出了重要考验，上游生产控费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方式，是药企供应国产化的动力之一。

另外，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企业再次认识到，进口产品供货存在种种风险，本地化供货库存充足、更快响应客户需求等优势得以凸显，也为国产替代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以及业务拓展的机会。

2021年，在创新药企破发浪潮下，那些聚焦卡脖子环节的生命支持产业相关企业获得了追捧。2021年6月登陆科创板的纳微科技，上市当天公司股票暴涨1274%。该公司打破了生物医药及平板显示等领域关键材料长期由国外厂商垄断的竞争格局。纳微科技成功开发出与进口同类产品性能相当的混合模式离子交换层析介质、胰岛素专用高性能反相硅胶色谱填料和离子交换层析介质产品，相比进口填料供货周期短，并可稳定大批量供货。据纳微科技发布的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称，该实现营业收入为4.2亿元至4.5亿元，同比增长104.89%至119.52%。

再如第一家登陆科创板的生物试剂企业诺唯赞，上市首日较发行价上涨55.18%，市值达到341.4亿元。诺唯赞作为我国分子生物试剂龙头企业，打破了生物试剂进口垄断的局面，在新冠疫情期间，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原料供应商。2020年，诺唯赞生产的新冠检测试剂盒以及作为新冠检测试剂生产原料的生物试剂市场需求迅速扩大，其相关产品实现销售收入约为11.8亿元，约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76%。

当然，技术突破是一回事，让本土企业接受、认可中国企业的技术是另一回事。生命支持产业的产品与研发、生产关系密切，客户会进行严格地筛选，企业在采购之初更倾向于品牌认可度更高、市场口碑好的供应商，且一旦决定不会轻易改变。尽管在某些领域，中国相关企业已经突破了技术瓶颈，甚至做到了世界领先，但是要实现全部国产替代仍需要时间。

例如上游工艺的质粒研发。质粒可用于疫苗、基因治疗、CAR—T等人体治疗和细胞基因工程改造，当下我国的质粒研发仍处于发展初期。2018年，金斯瑞才建成了国内首家GMP质粒车间。在细胞培养基市场，我国仍旧严重依赖进口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为87.51%。目前，我国的细胞培养基代表企业有奥浦迈、健顺、康晟等。

我国的一次性生物反应器市场也正在快速成长。据预测，2027年我国的一次性反应器市场可达到7.9亿美元，年复合平均增长率为21.1%。我国的生物反应器代表企业有东富龙、森松国际、多宁、乐纯等。

实现国产替代，不是个别公司、个别环节的努力，而是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要在短期内实现完全的国产替代仍有一定的困难，仍需要企业加强产业链内的合作，继续深耕。

2月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挂网公开了更新的“未经证实名单（UVL）”。这份名单新增了33家中国实体企业，药明生物和药明生物赫然在列。

UVL清单是BIS的四个“制裁”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包括被拒绝人名单、实体清单以及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去年12月份就有消息称，美国商务部预计将2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当天下午A股和H股的CRO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股价就集体跳水，H股药明生物甚至暴跌了20%。但最终名单并未包括生物医药公司和CDMO公司。

实体清单与UVL清单有很大差异。实体清单上的个人和实体出口、再出口或国内转移任何美国物项均需取得BIS的特别许可，不适用许可例外；而UVL清单的限制并没有如此严格，向UVL清单所列的采购商、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户出口、再出口或转让美国原产物项时，不得享受任何许可例外，且必须出具“UVL声明”。也就是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及其交易公司将会受到额外调查，但不可否认，被列入UVL清单的中国企业，其供应链的稳定性必定会受到冲击。

对此，药明生物一早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声明称UVL清单并非为人熟知的“实体清单”或是“黑名单”。并且，药明生物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在进口生物反应器等设备，尽管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但都已获得美商务部的批准。美商务部每年都会到现场进行例行验证检查。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这一工作已经两年没有进行，药明生物欢迎美商务部随时检查。

此外，药明生物还在声明中表示，上海和无锡的工厂已经建成，不需要新进口这些设备，因此不会影响其业务以及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持续的服务。

紧急声明后，药明生物还召开了投资者电话会议。会议中药明生物高管重申了被列入UVL清单主要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例行检查，并表示公司的美国律师团队正紧急准备与美国商务部谈判，争取从名单中被移除。此外，本次受到影响的进口生物反应器、超滤膜包等设备全球还有其他较为稳定的供应商。

2月8日下午收盘，A股药明康德与H股药明生物已经停牌，H股药明康德跌超10%。

同为CXO行业的企业也跌幅惨重，博腾股份、康龙化成、泰格医药、昭衍新药、美迪西等CXO占据A股、H股跌幅榜前列。有跌就有涨，UVL清单“制裁”中国企业进口，致力于国产替代以及卡脖子技术的企业也就受到了关注。高端医疗器械企业新华医疗、国产冻干机东富龙、国产制药装备企业楚天科技以及纳米微球技术企业纳微科技等位列A股涨幅前十，分别涨幅8.49%、8.03%、7.77%以及5.9%。

被纳入UVL名单将对药明系产生哪些影响？“黑天鹅”降临后谁将脱颖而出？面对制裁，中国制药业如何应对？ 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在资本市场的孵育下，上市的创新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 4个增长到2021年的 116个，资本市场已经重新开始审视优质创新药企业的标准。比如，差异化的靶点或者领先竞品的赛道更容易受投资者青睐。对于研发扎堆同质化的创新药企，对于资本的吸引力正逐渐降低。 

创新药企商业化的第四个挑战是来自于商业化能力。

可以没有最强大的销售团队，但一定要有商业化团队。和传统药企相比较，当前创新企业上市品种较少，通常为首款商业化品种，需快速放量回收现金流。初期，创新药企本身研发耗时耗资都巨大，都是属于创业型中小企业，商业化团队非常薄弱，额外养一支营销团队只推广一两个产品维持比较艰难，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组建起动辄上千人的专业的营销团队。因此很多药企选择和跨国药企或者国内企业合作推广。创新药企希望借助跨国药企的渠道和体系优势，迅速让自家产品实现覆盖。

跨国药企和本土药企的合作在授权引进及授权出海都是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的。无论是海外推广的授权还是引进产品国内商业化，这两年交易都超30个。

之前合作推广的模式成功的案例不多，合作推广的短期属于新婚，长期估计亲情都没有了，最后大家还是选择体面地分手。从早年的先声默沙东、海正辉瑞合作经验来看，无一成功。前段时间某跨国药业和创新药企“友好分手”再次印证这一点。

联合推广不易成功的原因很多，比如组织架构人员调整、企业战略调整、合作方对业绩达不到预期、销售分散。因此，创新药企一定要组建自己的营销团队，这是所有创新药企通关的必经之道。除非创新药企只想做研发，如果需要做成生物制药企业，商业化能力不可或缺。因为只有商业化能力强的创新药企才能带来更大的价值和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只有实现商业价值的创新药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创新药企。同时，商业化最重要的能力在于体系合力作战，强大的销售团队、市场政务准入、学术终端强有力执行、医学保驾护航。 

创新药企商业化的第五个挑战是来自于全球化的能力。创新药企目前已经形成分化，头部的创新药企预计未来10年左右大概率会成为中国医药市场的璀璨明珠，走出国门是头部创新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尤其是以哪些已经将研发与国际化同步和商业化能力突出的企业。当然，困难依然不小，这里面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资本的开放。百济神州在三地上市，其目的还是在持续造血，创新需要资本和时间持续加码。创新药的本质还是资本和人才，人才有了，技术有了，政策红利也持续释放了，资本市场能否持续加码就是我们能否实现全球化的核心因素。

当然，走向国际化不仅需要资本持续加持，更需要做头对头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甚至要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完善研发能力，搭建海外商业化团队。虽然也有失败风险，但是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最终，我们才有望涌现一批从中国走出去的跨国药企。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幸经历见证我国创新药的高速发展，这是值得自豪的。不可否认，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是市场商业化的问题，那就让市场去调节。政府部门、创新药企业和资本市场正在构建我国创新药的新局面。

我国的医药工业本身起步晚，底子薄，从一个缺医少药的贫困户到如今拥有完整的医药工业体系，也不过70余年，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过40余年，几十年的时间我们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医药市场，一路走来，尽管险象环生却也在披荆斩棘。对于创新药，更应该辩证去看待。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未来可期。

创新药企商业化的第二个挑战是准入和支付。商业化初期，一方面，由于创新药高定价策略，通常会有一年左右时间因为非医保或者自费策略，难以获取市场份额，又给了竞品足够追赶时间。另一方面，药品实行零差价之后，医院没有动力去进药，患者的临床需求未被满足，于是就有了医保谈判初期很多患者没有及时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红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探索实行了双通道模式，院内处方院外药店购药都可以按照政策报销，这项政策的及时出台也是利好创新药企和患者。

过去我国的医院是药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随着集采进行，医院需要优先使用集采中选的医保药品，未进入医保的药品需要选择专业的DTP药房做供给，这就是创新药的新的营销渠道。但主要渠道销售场景还是在医院。由于创新药初期价格都比较高，医院对于高价药进院积极性也不高，将严重影响终端可及性。

目前，创新药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在逐年缩短。已经从2017年的4.6年缩短至现在的1.1年。2021年，医保谈判中半数新药一上市就进医保，或者第二年就进医保。

对于本土创新药企来说，进入医保是必然的选择阶段，进入医保能惠及更多患者，实现更多的可及性。从而最大化实现以价换量，实现医、患、药三赢的局面。随着集采的对价格体系和医保谈判常态化的影响，创新药企解决准入的问题除了搭建准入团队外，快速跟随政策方向是提高药品准入的重要方法。

创新药企商业化的第三个挑战是竞争。这里的竞争包括创新药市场化价格的竞争、市场主体的同质化研发竞争、市场整体的份额竞争。

目前国内大部分药企的研发实力仍然较弱，局限于国内药企的源头创新能力，再加上仿创药物相对较高的临床成功率，现阶段的国产创新药主要集中在国外已经得到验证的靶点和技术赛道。因此，虽然国产新药管线数量增长显著，但从靶点分布来看存在大量同靶点扎堆的情况，导致新药上市就将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格局。

现阶段纳入医保的创新药主要以me-too 为主，新药不再新。此前大概率已有同类产品获批或已纳入医保，竞争日趋激烈，为抢占市场份额，经过多轮的集采和对医保局的理解，价格战是先人一步赢取份额最好的方法。

新兴创新药企不具备传统创新药企的商业化能力，只有通过纳入医保来赢得竞争时间，纳入医保必然涉及到价格的下降。同类产品创新药的价格在未来2-3年内会出现大幅度地下降，该赛道整体价格也将出现大幅跳水。

国产PD-1从上市初期的每年10多万元到现在每年3万～5万，这种市场规律的自我调节，也是商业战争，价格战未来还会持续，本质上是基于产品此来实现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目标。价格方面，肿瘤药是价格竞争的重灾区。2021年医保新增肿瘤用药18种，平均降幅64.88%，高于平均水平。

在2015年-2018年创新药快速发展初期，资本掀起一股医药创新投资热潮，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同质化投资。经过几年的发展，第一批投资的创新药企开始形成梯队且逐步完成上市，创新门槛持续提升，一级市场的投资热度开始出现明显降温。

 “以史为镜”，如何看待医药行业的发展，请您明天接着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