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期望登陆美股的生物技术公司来说，新一轮的熊市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

不仅美国生物科技公司IPO的数量锐减，那些成功上市的公司表现也普遍差强人意，其中有不少股价暴跌，远远低于发行价。

而在之前的一年里，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在2020年，没有什么是比在美股投资一家创新生物技术公司更有希望的赌注了。

新冠疫情在搅乱所有的同时却让生物技术价值被再度评估认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效率开发出疫苗和药物，挽救了无数生命的生物医药成了新冠疫情的危机中被聚焦的行业。

2020年开始，公开市场中生物科技公司的股价水涨船高一路飙。在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则以创纪录的速度推进IPO，并立即为投资者赚到了钱。

繁荣催生出数百家新的生物科技公司和更多的财富。2020年和2021年，美国生物科技公司IPO两度刷新记录，更多的初创公司上市并筹集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资金。

据统计，两年里在IPO中筹集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生物科技公司共有149家，而此前两年仅有83家。这149家生物科技公司加起来共筹集到近300亿美元的资金，是2019年和2018年总和的三倍。

更短的IPO路径和市场价值飙升带来的可观投资回报在吸引公共投资者的同时，也让更多早期生命科学投资者筹集了新资金来创办更多公司。

代表美股典型的中小盘生物技术股票表现的纳斯达克生物医药指数（XBI）最终在2021年2月9日创下了174.74美元的历史高点。

随着越来越多生物技术公司的上市并表现良好，让原本依托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尖端制药技术的行业一下子成为一个新的风口，一个风险的赌注。

但只短短不到一年，整个制药、生命科学领域的IPO正在经历一个冰河期，无论A股港股或是美股。

2022年前3月在A股上市的制药、生命科学公司将达到10家，包括亚虹医药、迈威生物、华兰疫苗、首药控股等。这一数量在2021年为7家，2020年为7家。而后排队等待上市的还有荣昌生物。

港股上市的仅有乐普生物一家生物科技公司，2021年同期有2家。

美股今年以来未有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2021年同期有亘喜生物、天演药业等4家。

而且从形势来看，还未有从冰河期过去的迹象。

因为今年以来制药、生命科学公司过会公司数量并不高。而过会的公司数量决定未来上市公司的数量。今年以来过会的A股企业总共76家，仅5家来自制药、生命科学领域，占全行业比例不足7%。

而且未上会公司储备相对不足。2022年申报的187家等待上会（未上会）的公司中，制药、生命科学企业仅有14家，比例仅占7.5%。此外科创板上市需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II期临床试验，而这样的企业储备并不多。根据E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拥有一项II期临床及以上的企业不足50家。

另一方面，很多投资机构也建议生物科技公司缓着点上市。因为上市破发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据E药经理人此前统计，2021年A股制药、生命科学公司在上市后的首月破发概率为100%，无一能逃过破发；港股更甚，时间维度只需拉长至5日，破发率就已经超过了85%，这一数字在2019年和2020年都是33.33%。美股则是到年底，2021年上市的医药公司，跌破发行价的接近八成。

如果说A股还有回温的迹象，对美股生物技术公司来说确依然寒冬，经历“可能是14年来最严重的衰退”。

想了解生物技术公司在熊市里的机会，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对阿杜那单抗安全性的质疑，直接反应在了惨淡的销售业绩上。

2021年第三季度，阿杜那单抗的销售额为30万美元，仅仅是渤健1400万美元销售预期目标的2%。渤健为了增加阿杜那单抗被美国联邦医保纳入的概率，在去年12月底将阿杜那单抗定价下调了50%，而这距离阿杜那单抗上市刚刚过去半年。

渤健2021年财报数据显示，阿杜那单抗的2021年全年营收仅为300万美元，远不及预期。尤其在美国联邦医保宣布限制医保覆盖范围后。有人曾预测，如果该草案顺利通过，未来几年内可能最多只有2000名患者使用阿杜那单抗进行治疗。

在业绩不佳、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渤健在今年3月启动了裁员计划。渤健在3月通知：可能裁掉约10%员工。这一内部成本削减计划裁员1000人，从而节省高达7.5亿美元的资金。

而作为开发多款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的合作伙伴，卫材也在近日修订了与渤健的阿尔茨海默病联盟合作协议，从变更内容来看，似乎更是提前放弃了阿杜那单抗。新的协议显示，自2023年1月1日起，卫材将从渤健获得基于净销售额的分层版税，而之前卫材是与渤健分享阿杜那单抗的销售利润并共同承担损失。同时即刻生效的是，渤健自3月14日起将独立负责阿杜那单抗的开发决策和商业化。除了阿杜那单抗外，卫材与渤健还正在合作开发多款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其中与阿杜那单抗作用原理类似的莱卡单抗已经在2021年底进入FDA“快速审批通道”。

即使获批上市9个月来安全性问题频发，即使渤健和卫材的合作生变让阿杜那单抗更加前途未卜，即使美国本土市场以外地区都对阿杜那单抗说不，即使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药物研发失败率高达99.6%。作为时隔20年后FDA批准的又一款阿尔茨海默症新药，阿杜那单抗的上市还是再次点燃了全球医药研发产业对阿尔茨海默症研发的热情与希望。

业内预计2022年，还会有两款抗淀粉样蛋白抗体问世。据悉，礼来希望在2023年获得确证性试验证据。渤健和礼来之外，全球前10大跨国药企在神经系统疾病领域均有布局。其中，罗氏已于去年10月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同样有望于2022年获批。 

此外，2021年12月，FDA授予某口服小分子药物快速通道资格，用于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症。该药物是一种靶向谷氨酰胺酰肽环转移酶的口服小分子抑制剂，是当前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开发中颇具前景的疗法之一，已在全球推进至临床IIb期开发阶段。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超过1000万人。国内药企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研发也从未停止。在研发方面，恒瑞的SHR-1707是国内首个申报临床的Aβ抗体。去年3月，恒瑞的SHR-1707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的默示许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从专利申请时间来看，恒瑞至少2019年7月前就已经开始布局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研发。而恒瑞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或许从2015年便已开始了。

不只是恒瑞，石药、中国医疗集团、四环医药、绿叶制药、先声药业等也都加入了阿尔茨海默病研发的队伍。自首个正式记录的病例在医学会议上报告以来，阿尔茨海默症在人类的疾病谱中已经存在了115年。虽然学术界对

阿杜那单抗

存在一些争议，但新药的面世一方面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看到了些许希望，同时也给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研发的前景增添了一丝曙光。随着全球范围内围绕这一疾病的研发进一步开展，相信未来阿尔茨海默症领域将涌现出更多的研究视角与创新的治疗方案。

能否顺利纳入美国医保还未尘埃落定，渤健的阿杜那单抗前途再次蒙上一层阴影。

作为渤健的阿尔茨海默病联盟合作伙伴，卫材日前提出修订双方的合作协议，不再与渤健分享阿杜那单抗的销售利润并共同承担损失，同时渤健将独立负责阿杜那单抗的开发决策和商业化。

虽然戴着“20年来首个FDA批准的阿尔茨海默症新药”光环，但是自去年6月上市以来，围绕渤健的抗淀粉样蛋白抗体阿杜那单抗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上市后的销售一直不尽如人意，监管和医保准入方面也屡遭挫折，如今合作伙伴提出修订协议，显然渤健和阿杜那单抗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安全性问题是阿杜那单抗面临的最大争议。

依靠FDA的“加速审评”政策，阿杜那单抗被批准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但这一动作在上市时就遭到了FDA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强烈反对。

FDA咨询委员会成员对FDA在“作为阿杜那单抗作用机理的‘Aβ’假说，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证据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便对其放行”表示出了压倒性地反对。咨询委员会成员对FDA这种危险的操作感到震惊和失望，甚至出现了3位咨询委员会专家接连辞职以示抗议的情况。

或许是因为对阿杜那单抗的争议声太大，2021年7月，获批仅1个月的阿杜那单抗收到了FDA缩小适用人群范围和使用方法的决定，将适应证修改为用于治疗轻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获批仅仅一个月就被缩小适用人群，让原本就备受争议的阿杜那单抗再度陷入尴尬。

事实上，阿杜那单抗接连出现的安全性问题也验证了咨询委员会专家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有统计显示，仅2021年第四季度，在427名接受阿杜那单抗治疗的患者中，至少有3人死亡。据FDA病例汇总报告，Aduhelm最常见的不良反应至少10%，不断增加的安全性风险，不仅让医生开具处方时更加谨慎，也让阿杜那单抗走向全球市场之路受阻。此前阿杜那单抗已遭到欧盟和日本药品监管部门的拒绝。

上市之路遇阻，能否顺利被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覆盖也让渤健“头疼”。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群体为65岁以上的美国人以及不足65岁的残障人士。因此，能否顺利进入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名单，对阿杜那单抗进入美国市场后的前景至关重要。同时，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还影响着私营医保、医生、医院对阿杜那单抗的考量。

今年1月，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宣布，阿杜那单抗将仅在医学中心或医院门诊开展的临床试验中被医保覆盖，并且适用人群被限定为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痴呆症，以及脑内存在淀粉样蛋白斑块的患者。此外，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强调，临床试验中患者的多样性必须要能代表全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人群特征。此前，为了增加获得美国联邦医保纳入的概率，渤健在去年12月20日将定价削减50%至每个疗程2.82万美元。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限制，渤健指责医保“否认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每天都在承受的重压”，且“排除了几乎所有可能受益于这款药物的人群”，让许多患者的病情加重并可能错过用药的机会。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支持者赞赏此举是回击FDA的明智之举。反对者则谴责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进一步加剧健康不平等。

截至目前，关于阿杜那单抗是否纳入美国医保的草案还在“征求意见”阶段，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将于4月11日公布最终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该草案获得通过，将不仅适用于渤健的阿杜那单抗，还适包括礼来、卫材、罗氏等其他正在开发中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

想了解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的前景如何，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随着国家有关科研院所的布局和发展，当下“卡脖子”的环节未必不会在将来实现“国产自由”。但在个别的细分领域，尚存在“被遗忘的角落”。

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一些经常会用到的检测设备、仪器也一直处于被国外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用于测量、测试的一些高精度仪器、仪表，在国内很少有厂家可供选择，几乎没有能达到和国外同样水平、同样精度的产品。在科研过程中，成果的转化需要靠一些仪表、仪器，但这些设备却没有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科研人员要用别人的仪器来验证自己的研发试验，而这样的高端测量设备几乎已经被国外企业，如福禄克、安捷伦等垄断了。

此外，还有一种患者在接受重离子加速器治疗前，专做剂量检测的QA设备，也被德国的一家公司所垄断。即使国内也有企业、医院在做，但从设备反映来看，短期使用还可以，国内设备的稳定度和使用体验还无法满足临床使用的要求，长期的稳定性更差。

虽然近些年来，国产医疗器械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从细分领域来看，还有一些领域没能完全覆盖。外企能在一些细分领域做到“独角兽”的原因，在于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即便这一产品的市场体量很小，但人家自始至终持续性地投入与坚持，才能将一个产品做好。

材料问题也是医疗器械创新产品研发中目前比较“挠头”的事情。在重离子加速器的生产过程中，用于加速的RFQ腔体需要采用高纯度的无氧铜，即使用量不多，但也需要进口。目前还没有在国内找到该材料的替代厂家，世界上也只有一两家供应商能够做这种材料。

除了有些材料无法生产外，国内现有的材料与进口产品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重离子加速器设备会做得更加小型化，由此会大量使用超导材料。而在超导材料选择上，却存在着种种顾虑。国内已有厂家突破了超导材料的技术，无论在性能还是产品参数上都不差于进口材料。但超导材料的原料为铌，而巴西占据全球储量的95%以上。一旦源头的材料短供，将会对整个产业链造成严重的影响。

医院检验科里的一些基础检查设备国产化率虽然在逐年提升，但在高端检查领域，国产设备在技术上仍有待加强。在心脏介入手术中常见的医疗器械——心脏支架中的支架核心原材料（细径薄壁金属管材）在国内也无法生产，需要依赖进口。

除了器械本身之外，涉及一些软件层面，也有待不断去完善。重离子加速器现有配套的两种软件系统：一种是自行研发的，还有一种是进口的治疗系统，在放疗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较高。从临床医生的反馈来看，几乎每位医生都指明要使用进口治疗系统。

在研究层面的软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无论是模拟软件、仿真软件、设计软件等都需进口。而如果没有这些软件得出的结果，后续就无法继续生产。也就是说，从源头上的核心关键技术，已经受制于人。

因此，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协同创新，是打破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创新“瓶颈”的关键要素。要从根本上加大对医疗器械领域的创新研发投入，加大对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创新领军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大电子、机械、材料、软件、信息技术等学科、产业与医疗器械领域的交叉融合；加大医疗器械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的力度。要加大产学研多方配合，更期搭建一个连接医院、患者、研发部门之间的意见情况反馈平台，实现数据和资源的分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仅差一个小小的芯片、零件，可使一整套大型医疗设备陷入生产瘫痪，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交付。1000多个零部件组装而成的呼吸机，大部分组建需要进口，目前无法实现国产替代。

几百万的检测设备，全球只有一家供应商。这些都是“卡”在医疗器械创业者路上的“绊脚石”。

医学影像设备是医疗器械行业的第一大细分领域，近年来，虽然东软医疗、迈瑞医疗、联影医疗等本土领军企业逐步推出新设备，在部分产品中实现国产替代，但在一些高端产品上，要与GE医疗、飞利浦、西门子一较高下，仍面临不少挑战。

问题不止出在整体设备上。有一些医疗器械虽然打破了国外高端产品垄断，但在原始创新、核心发明专利、生产线核心设备、检验设备、核心原材料等方面仍旧依靠进口。比如CT的X线球管、高压发生器、MR超导磁体、DR平板探测器等在内的核心零部件仍集中在少数欧美企业手中。这样的情况在最大型医疗器械——重离子加速器上也存在。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是最大的医疗设备之一，技术难度大、系统复杂、生产及控制工艺要求高、资金投入大，目前国际上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这项高端技术。

国产重离子加速器的“瓶颈”主要集中在芯片层面。大型医疗设备是集成化、综合性的，往底层走都有赖于芯片，比如控制器上的CPU，高端集成电路的芯片等，但目前这些都需要进口，由此导致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不确定性强、时不时会有缺货的情况出现。

“卡脖子”仅仅是问题表象，深层次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的不足。在研发层面，医疗器械和药品相类似，前期的基础性研究与后端的研发创新和突破性应用，一脉相承。

在芯片、核心技术上“技不如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基础研究薄弱，造成的缺乏原始创新突破和核心技术。 

医疗器械涉及医疗、机械、电子等多个行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尤其是在大型医疗器械中，表现更为明显，多个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与融合后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大型设备。只在某一个领域有一些突破、创新，还不足以整体性的颠覆大型医疗器械。

以呼吸机为例，一台有创呼吸机需要1000多个零部件，其中核心部件涡轮风机、传感器、芯片、比例阀、音圈电机等，大部分由欧美企业供应。

像芯片的研发与生产，包括了在物理学、光学、电子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如果没有这些原始创新，就只能仿照、照搬别人的模式，总是在追赶，但却很难另辟蹊径，出现突破性的进展。

除设备本身制造工艺复杂、对产品质量和功能稳定性具有较高要求外，国内产业链上游供应能力较弱也是限制因素之一。打破原料供应、零部件组装等壁垒至关重要。在医疗器械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依赖进口的情况下，一直模仿是行不通的。只有加强源头上的基础理论创新，才有望突破医疗器械领域“卡脖子”问题，“从头到尾”实现真正的国产化。

实现大型医疗机械国产自由，我们还有哪些路要走，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事实上，早在2021年年底《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实施规则确定时，就引起了一场波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外国公司提交能够证明该公司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掌控，并要求这些企业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师监督委员会的审计标准。此外，该法案的修正案还要求外国发行人在其年度报告中为自己及其任何合并的外国经营实体提供某些额外的披露。

如果被列入名单的外国公司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其证券禁止在美交易。

这也就意味着，外国公司被要求提交的报告内容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财务报告，涉及企业的“敏感信息”，可能包括原始会计底稿、公司高层人员政治身份以及一些重要数据等，如果企业连续三年不满足检查要求，将面临退市风险。

表面上这涉及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监管审查，对于赴美上市的中国制药企业而言，其涉及国内的“敏感信息”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披露，但更深层次，这实际上涉及到国内外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跨境监管合作。

我国在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在法律层面确立了中国证监会开展跨境执法合作的权限，在此基础上，中国证监会同61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签署了67份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于2007年5月签署国际证监会组织《磋商、合作及信息交换多边谅解备忘录》，在该组织下，开展与境外监管机构的合作。

同时，我国也有法律规定，未经监管部门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必须通过监管合作渠道才能提供。

2013年，中国证监会就曾配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进行跨境监管协作，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出协查请求后，向其提供过一家公司的会计底稿。

中国证监会表示，正在持续与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开展沟通对话，并取得积极进展。相信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尽快做出符合两国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的合作安排，共同保护全球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两国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据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表示，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审计监管合作的对话和磋商进展比较顺利，双方都展示了愿意解决问题的诚意，有望尽快达成共识。

对于撤出美股回归A股或者港股，有投资人表示，当前A股和港股仍可以继续融资，甚至流动性更好，或许这些企业在A股或者港股会有更大的机会。一线投资者坚信，虽然药品有国界，但是疾病没有国界，只要有病就要吃药的逻辑没有变，医药创新投资就没有问题。对于此次涉及的相关企业，国内一家创新药企负责人表示，相信相关企业都会找到合适解决方案并保留美国上市公司资格。

国际化远比想象的艰难。当下，一心谋求海外更广阔市场的中国创新药企，在应对海外的任何风吹草动时，仍显得无比脆弱。

百济、再鼎、和黄三家中国创新药明星企业，被列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时性认定名单，这让中国创新药企对于海外融资渠道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更加清醒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10日发布消息称，依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暂时认定五家在美上市公司为有退市风险的“相关发行人”，百济神州、再鼎医药、和黄医药赫然在列。

一夜之间，中概股沦为了“中丐股”。受此消息影响，当地时间3月10日，中概股普跌10%以上。至3月11日午间收盘，港股百济神州跌超8%，和黄医药跌超14%，再鼎医药跌超13%。A股百济神州跌逾7%。

列入这一名单的最严重的后果则是，被强制退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称，被纳入这份临时名单的5家公司可于3月29日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不具备被摘牌的条件。

对于公司被列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暂定名单，再鼎声明，不会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实质性影响。并且，这一认定在其预期之中。

再鼎还表示，预计随着各公司提交年度报告，未来更多的公司可能会陆续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加入暂定名单。

百济神州在11日上午，发布澄清公告称，这份暂时性的认定名单并非是一项全新出台的政策，而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及相关实施细则而采取的一个正常步骤。

根据再鼎和百济神州的相关公告，公司被暂时性认定不表明该公司将会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从纳斯达克交易所除牌。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法案，只有当公司连续三年使用未经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查的审计机构，除牌才有可能发生。

对于应对举措，再鼎表示，正在评估、设计和执行额外的业务程序和控制变更，以期尽快满足相关方的要求。再鼎会尽最大努力，在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专注于公司各项事务的平稳运营。

百济神州公告称，自《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出台后，就一直在采取积极行动，包括评估、设计和推进额外的业务流程，并取得了良好进展。百济神州已经在与审计机构积极合作，寻求解决方案，以满足相关方的要求，以确保在纳斯达克、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科创板的挂牌不受影响。

尽管从问责法案要求，以及企业的回复来看，企业仍有不少缓冲时机，但是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企业赴美上市的极度担忧，关于中概股回A/H的讨论已经再度开启。

是选择按照问责法案要求提供详细资料，还是着手回归，这是所有已赴美上市的中概股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想了解中概股撤美回归潮是否将至？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与前两个先行者的销售情况不同，第一三共与阿斯利康共同合作开发和商业化的抗体偶联药势头相当凶猛。该产品仅上市一年，在2020年的销售额就达9600万美元，2021年又同比增长123%，被公认为是疗效最强的HER2 ADC，也是已上市ADC药物中研发管线布局最广的药物，在乳腺癌、胃癌、结肠癌、肺癌等多个领域都展现出显著的治疗潜力，被称为抗癌“神药”。

《自然》杂志预测，预计到2026年，该产品将以62亿美元的销售额成为最畅销的ADC药物。第一三共与阿斯利康对ADC产品的研发充满热情和信心，已经开启了ADC药物之间的对决。在2021年8月，第一三共与阿斯利康，宣布其全球头对头III期临床试验中获得了阳性结果。这是抗HER2的ADC药物间的第一次对决，让该产品一举成为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治疗的新标准。第一三共希望，通过一系列在乳腺癌领域的临床研究，全面确立该产品在HER2 阳性乳腺癌治疗的王者地位。

对于ADC产品的未来，《自然》曾预测，2020年前上市的10款ADC药物，2026年将在全球创造出超过164亿美元的市场。但是当商业化的理想照进现实，还是很骨感的。截至2021年末，全球已经上市的14款ADC药物中，仅有两款ADC产品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元，多款产品的销售业绩仍不足5亿美元。其中被称为商业化最成功的产品2021年销售额为21亿美元，而该产品已经上市近10年。

在国内，ADC赛道同样火热。创新药企和国内大药企似乎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无论是大药企恒瑞、石药，还是科伦、华东医药，均已有布局，创新药企也在这一赛道上耕耘了颇多时日。从创新药企阵营来看，以荣昌生物为领头羊，乐普生物、多禧生物、科伦博泰均表现不俗。

荣昌生物的产品管线中，拥有7款ADC产品，靶点分布在HER2、间皮素等，其中RC48已上市。

成立于2018年的乐普生物，一举收购ADC大户美雅珂，成为国内ADC行业的佼佼者，已有5款ADC产品，且已经进入临床阶段。

而科伦博泰主要聚焦于ADC药物的研发，目前已披露的ADC 产品有3款，均为第三代ADC药物。

值得关注的是，成立于2012年的多禧生物，也有望在激烈的ADC竞争中突围。多禧生物，是专门针对于ADC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聚焦独立技术平台和开发新靶点能力这两大药物上市的突围“杀器”。公开信息显示，多禧生物拥有不同阶段的17条产品管线，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连接子、毒性分子、抗体工程技术平台，聚焦肿瘤领域，开发了多个新靶点的创新ADC药物。

2021年4月其MUC1 ADC药物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是首个国产MUC1 ADC。至2021年12月，多禧生物已有4款ADC药物获批临床，并且该公司在2021年完成了10亿元C轮融资。

大药企中，恒瑞与华东医药在ADC领域的布局相当积极。恒瑞已有7款药物处于不同研发阶段。其靶向HER2的SHR-A1811进度最快，已进入II期临床；此外，6款药物处于临床I期。华东医药则在上周末，刚刚完成一次大手笔的交易。获得了4款ADC新药的亚洲权益（除日本外），协议总金额高达9.3亿美元。

授权引进确实是当前国内ADC药物赛道主要的方式。从研究进度上来看，国内处于临床后期（临床III期及以上）的产品，几乎都以引进为主。中信证劵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国内共有 74 个 ADC 药物处于不同研发阶段。其中临床I期占比最高（为35%），处于临床后期（III期及以上）的产品共有17款，其中本土企业申报的产品仅3款，该部分药物主要由海外药企开发，多是海外已经上市或进入临床后期的产品。例如吉利德与云鼎新耀的戈沙妥组单抗，在国内处于申请上市阶段，齐鲁制药引进的KSI301，华东医药引进的产品，浙江医药引进的相关ADC产品均处于临床三期阶段。除荣昌生物、东曜药业、百奥泰的3款药物为自主研发外，其余均由外企研发。

几乎所有的ADC研发赛道都在内卷和反内卷中前行。卷说明欣欣向荣，先解决有无问题，再完善优劣问题，大方向没错，但只有头对头去硬碰硬者才能最终胜出。

热度居高不下的国内ADC药物市场近来颇为活跃。这一赛道已经身处“旧靶点同质化，新靶点风险大”的时代。

在去年6月，卫材和BMS就MORAb-202的共同开发和商业化达成了独家全球战略合作协议。该笔交易总额高达31亿美元。 MORAb-202目前正在日本开展I期临床试验、并在美国进行I/II期临床试验，用以评估MORAb-202靶向治疗FRα阳性实体瘤（包括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肺癌和乳腺癌）的效果。

STRO-002同样是“Best-in-class”的有力竞争者。目前正在欧美开展针对复发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I期临床研究，其中复发卵巢癌剂量爬坡研究已于2020年8月完成。在2021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中，Sutro公布了相关临床数据，数据显示，STRO-002针对多线治疗后复发的铂耐药/复发卵巢癌具有积极的初步疗效，且安全耐受性良好。

今年2月，FDA曾发布了一份ADC监管指南草案，其中提到，由于ADC分子本身由抗体和细胞毒性药物组成，最优的剂量策略需要考虑到抗体药物和载荷药物在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上的区别。

虽然ADC技术不断螺旋上升，逐渐演化到第三代，已经展现出了良好的稳定性和药代动力学，在提高疗效的同时，毒性反应明显降低。但是，ADC产品仍面临着毒性问题，对于药物而言，通过开发新的靶点或进一步充分利用已验证靶点给患者提供有效安全的ADC药物治疗方案仍是药企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或许，对于ADC药物安全性的考量，是影响天士力与STRO公司未来合作的不确定因素。

ADC药物犹如带刺的玫瑰，虽然已上市的不少产品因拥有“诱人”的疗效不断刷新已有的标准疗法，但作为一类全新的分子类型，不仅是产品的毒性和副作用问题引人关注，光是同质化靶点与商业化竞争的压力，也让一众ADC研发企业扎心。

如仅针对胃癌适应证上，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已有多款用于胃癌治疗的创新生物药在美国获批，而中国仅维迪西妥单抗、曲妥珠单抗及纳武利尤单抗三款生物药实现商业化，还有7 款靶向 HER2 的创新生物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有数据预测，维迪西妥单抗2022年预计销售额为4亿元。根据当前已经披露的ADC产品的销售额来看，他们距离成为超级重磅炸弹仍有较大的距离。当前仅有两款ADC产品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元，多款产品的销售业绩仍不足5亿美元。

被称为全球商业化最成功的ADC药物是罗氏的恩美曲妥珠单抗，其2021年销售额增长16%，达到19.82亿瑞士法郎。但是它能否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仍充满变数，在2022年该产品将面临ADC产品新秀曲妥依沙替康在二线乳腺癌适应证上的竞争。

来自西雅图基因的维布妥昔单抗，是靶向CD30的ADC药物。该产品自2011年上市后，围绕治疗经典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已经获批了6个适应证。

2020年，该产品销售额达到12.14亿美元，2021年销售额达13.06亿美元。据预测，其全球销售额在2024年将突破20亿美元。

ADC赛道，传统大药企与生物科技新贵站在同场竞技的舞台，都有哪些看点，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

热度居高不下的国内ADC药物市场近来颇为活跃。国内ADC新贵乐普生物成功登陆港交所；华东医药9.3亿美元大手笔引进4款ADC新药；天士力与美国STRO公司关于ADC药物合作或将重新讨论。ADC药物领头羊荣昌生物已有7条ADC产品管线，多禧生物则布局了多达17条产品管线。国内大药企中，恒瑞、华东医药也已经纷纷上阵，通过自研或引进，布局自身的ADC产品管线。

放眼全球，国际巨头也正在大力布局这一赛道，吉利德210亿美元收购美国抗体药物公司，第一三共与阿斯利康达成120亿美元的合作，卫材与BMS达成31亿美元共同开发协议，强生和礼来也分别投入超10亿美元入局ADC赛道。距离2000年后才上市的首款ADC产品不过20年的时间，如今这一赛道已经身处“旧靶点同质化，新靶点风险大”的时代。

在日前发布的STRO公司年报中显示，其与天士力的ADC药物合作或将被天士力重新考虑。距离两家公司“官宣”合作仅3个月有余，为何突然现在传出可能终止的情况？

去年12月24日，天士力宣布获得STRO公司靶向叶酸受体α（FRα）的抗体偶联药物 STRO-002 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益，交易金额包括 4000万美元首付款和潜在最高3.45 亿美元的开发及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以及约定比例的销售提成。已拥有16条生物药管线的天士力，通过引进STRO-002进军ADC市场，也被业内看作是拓宽肿瘤治疗药物产品管线、提升产品组合的重要举措。

FRα在肿瘤中的高度表达让其成为一个新的备受关注的靶点。FRα具有肿瘤细胞特异性，在卵巢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肿瘤组织中高表达，在正常组织中不表达或者表达量非常低。

有研究显示，FRα在76%-89%的上皮卵巢癌中高度表达，在35%-68%的三阴性乳腺癌中高度表达。因此靶向FRα有望特异性治疗包括卵巢癌、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等多种实体瘤。天士力所布局的FRα靶点，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无药物获批上市。从处于临床阶段的项目数量来看，布局于此的产品相较HER2等热门靶点而言较少。处于临床阶段的药物仅有三款。因此不难解释天士力斥资近4亿美元选择这款药物的原因，可以通过避免同质化竞争，进而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发展。

从临床试验进度来看，美国IMGN公司处于临床III期的IMGN853有望成为该靶点首个获批的ADC产品。IMGN853是全球首个针对FRα阳性卵巢癌的ADC候选药，拟开发用于叶酸受体α高表达、且对铂耐药的卵巢癌患者，属于全球首创产品。

IMGN853是目前靶向FRα药物中进展最快的，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在美国递交生物制品许可申请。早在2020年10月，华东医药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便与IMGN公司达成协议，获得IMGN853在大中华区的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权益。交易总金额超过3亿美元。去年3月31日，华东制药申报的IMGN853已获得国内临床许可，适应证为叶酸受体α高表达的铂类耐药的晚期高级别上皮性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或输卵管癌患者。

国内的ADC赛道，传统大药企与生物科技新贵站在同场竞技的舞台，都有哪些看点，请您明天接着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