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广东联盟阿莫西林等45个药品集团带量采购规定，过评类药品由公立医疗机构对应批准文号、剂型、规格等填报采购期首年预采购量，按照同品种序号和组别分别计算每一家企业采购期首年预采购总量占联盟地区采购期首年预采购总量的比例，按其占比从高到低累计达80%的企业列入A 采购单，剩余的列入B 采购单。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的广东联盟中标结果显示，A组中选的企业有恒瑞和扬子江，分别为56元/支和70.75元/支。B组中选的企业有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湖南科伦、江苏恩华、江苏华泰晨光、南京正大天晴和宜昌人福，中选价格为7.90元/支~18.61元/支。

12月15日，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山东省接续采购结果揭晓，47种已完成协议期的药品全部成功接续，价格降幅最大的是用于麻醉镇静的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由原来的133元/支降至4元/支，降幅达96.99%。

由此可见，竞争厂家增加，无论是怎样的中选规则，都很有可能面临悬崖式的降价。反之，当竞争减少，中选压力也会下降，价格也会回升。

曾经“杀疯”的集采，也显露出价格温和的趋势。其温和体现在价格与规则两个方面。

国采已经进行到第六批，涵盖的产品从口服固体制剂到注射剂，再到胰岛素，中选厂家数越来越多。以涵盖范围最广的化药为例，通过原研+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不少于3家触发集采后，集采规则中对于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实际申报企业数的中标入围企业数准则基本固化，第四批与第五批国采中的同品种最多入围企业数规则基本一致。根据第四批和第五批的规则推断中标率，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实际申报企业数在1家、2家、5家、10家和11家的时候，中标率在80%以上，理论上企业竞争最少，更容易实现“躺赢”。只有实际申报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时，中标率才会低于50%。以此来看，集采的竞争整体是趋向平和的。

显然，集采一方面影响价格，另一方面也在重塑市场格局。

根据规则，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1家的，为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50%；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2家的，为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60%；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3家的，为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70%；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4 家及以上的，为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80%。结合中标企业数量均分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份额，实际中选企业数为2家的产品，可分得的量最多；对应实际申报企业数在3家以内的，理论上都能分到30%以上的首年约定采购量。此外，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1家或2家的，对应采购周期原则上为 1年；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3家的，对应采购周期原则上为2年；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 4家及以上的，对应采购周期原则上为3年。

鉴于全国集采往往只进行一轮，集采后就要回归到各个省份或省份联盟续标。正如在联盟续约中落标的北京嘉林与浙江京新，续标要考虑当时的竞争厂家数等不确定性因素，采购周期越长，对企业越有利。总得来看，实际申报企业数5家的产品，最终实现4家中标，企业的回报相对最高。

集采价格为何会出现部分产品不降反升？六批国采后，价格与规则呈现出哪些变化？企业如何报价才能实现以价换量“最优解”？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

随着第一、第三批国采部分产品协议期满，全国多地正在开展续标工作。价格，仍是中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从各地中选情况来看，降价或保持原有中选价格是普遍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产品出现了续约后价格不降反升的情况。

以氯氮平片为例，在山东省续约采购中，原中选价为0.0158元/片（恩华），续标中选价为0.0395元/片（常州制药厂），涨幅150%；广东13省续约采购更甚，续标最高中选价为0.2元/片（恩华），涨幅11倍。

过去几年来，集采堪称药企降价“修罗场”，集采价格几乎和药品价格低谷画了等号。毕竟2018年“4+7”的集采价格，独家中标可以获得市场，企业都给出了“骨折价”、“地板价”。

以阿托伐他汀钙片为例，“4+7”北京嘉林的中标价格是0.94元/片（20mg）。而到了2019年联盟地区集采时，中选范围扩大为允许多家中标。看起来规则放宽了，但没想到价格却更“卷”了。这一次，北京嘉林没有中标，中标的是齐鲁制药（海南）、兴安药业和乐普制药，中标价为齐鲁制药（海南）的0.12元/片（10mg）到乐普制药0.32元/片（10mg）和0.55元/片（10mg），全部低于北京嘉林的0.94元。

第一批国采中，最“卷”的产品公认是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浙江京新中标价格已经低到0.15元/片（5mg）。待联盟地区扩面时，浙江京新和北京嘉林有同样的境遇，也未能中标，中标的是苏州东瑞、国药集团容生制药、重庆药友，中标价格范围为0.06元/片~0.07元/片（5mg），最高中标价甚至不到浙江京新的一半。以此计算，1名患者每日服用1片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药品年费降至不超过26元，可以说是众多高血压患者的福音。

“4+7”目录内的大部分口服固体制剂产品的中标价格都很惨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注射剂却别有一番天地。鉴于当时国家药监局尚未启动注射剂一致性评价，但已经有产品以新注册分类上市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这类产品被集采选中了后，很有可能因为竞争较少而享受一个较好的价格。其中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相对于竞争厂家数多，但中标名额有限被迫降价换量的口服固体制剂，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的成功来自于没有竞争。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作为唯一个在“4+7”和联盟地区都是独家中标的注射剂产品，扬子江药业的报价一直维持在133元/支。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陕西的省标，恒瑞的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的价格为123元/支，四川国瑞的为115元/支。虽然上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扬子江在2018年集采的价格，但因为这些产品都未通过一致性评价，扬子江以略高的价格中标也并没有违反集采的规则。显然，如果彼时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入围产品多出1家，价格形势将完全不同。

截止至2021年12月16日，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通过一致性评价（含视同）的企业已经超过14家。集采产品一旦出现竞争对手，马上面临悬崖式的降价已是业内公认。同样是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2020年12月7日，湖北省发布《关于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试点扩围(湖北）部分品种到期续约和竞价相关工作的通知》，将对中选企业不超过2家(含)、采购周期原则上为1年的11个品种进行续约。2021年1月湖北公开的信息可知，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最终由湖南科伦以8.5元/支中标，降价幅度为93.6%。

集采价格为何会出现部分产品不降反升？六批国采后，价格与规则呈现出哪些变化？企业如何报价才能实现以价换量“最优解”？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2017年至2020年历次医保谈判结果，创新药的大幅降价和产品进入医保目录后的放量，已经成为常态。兴业证券医药首席分析师徐佳熹在E药经理人承办的2021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提出，近两年，我国将逐步进入到了药物经济学为王的创新药时代。

在生物技术公司后续品种储备上，有多种模式，如并购授权、许可、合作开发、成立子公司、做拆分等等。尽管对于不同的公司，应该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国内目前大部分的生物技术公司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变成制药企业，甚至大型制药企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有不少方面能力缺失。在研发立项上，生物技术公司反应比较快，在部分靶点上的理解比传统制药企业更好。但到了临床注册阶段，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临床队伍的管理方面，能力就会差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短板就更明显。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生物技术公司和传统制药企业之间良性合作的格局，因为大家都还想自己做成制药企业。而在海外大药企与生物技术的合作已经成为惯例。

海外生物技术公司很少做后期的产业化运营，由于研发壁垒投入资金巨大，且企业建立商业化队伍的成本也非常高，因此生物技术公司的研发产品到二期临床之后，一般会将产品给大型制药企业做后续研发。

回顾从2009年10月30日至2014年1月29日期间上市的44家创业板生物医药企业估值及估值溢价率来看，开板初期，受创业板“热度”催化，整体估值溢价率处于相对高位，板块带来的超额溢价显著；至首批上市企业三年限售期届满，创业板生物医药企业估值溢价率接近于“0%”。这也意味着，最后大家不会管这个公司是创业板的，是科创板的，还是主板的、中小板的，核心就是这家企业到底好不好？

徐佳熹表示，今年资本市场冰火两重天的情况，有一些矫枉过正。明年行业会逐步回归常态，其中会产生分化。未来，还会诞生一些新企业，但他们不一定在肿瘤里面“内卷”。当下一些新的治疗领域和需求正在兴起，例如，随着65后、60后的一批人群逐步进入中老年时期，一些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如肾病、骨质疏松，眼科等领域，都是企业可以深耕的领域。而那些做得好的公司，始终能融得到钱。在产业化上、研发进展上低于预期的企业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另外，在头部基金和二级市场，甚至出现了10人的买方团队和接近20人的卖方团队。一级市场现已经逐步开始从投企业，开始变成孵化企业。比如通和毓承孵化了欧康维视，还有康桥资本孵化的云顶新耀。

可以说，整个创新药的估值体系，会逐渐成熟，从产品的临床价值，竞争饱和度，市场格局跟门槛以及整个IP导致的产业的品种的生命周期，能给出更好的、更准确的估值。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会找到不同的生态位。一些生物公司会变成大型制药企业，而剩下一批专精特新的企业，可能通过license-out的方式，来实现持续发展。

纵观2017年至2020年历次医保谈判结果，创新药的大幅降价和产品医保目录后的放量，已经成为常态。兴业证券医药首席分析师徐佳熹在E药经理人承办的2021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提出，近两年，我国已经逐步进入到了药物经济学为王的创新药时代。

在刚刚结束的2021医保谈判中，又有不少新产品进入了医保目录中，并且从谈判当日的资本市场反馈来看，大家对于医保谈判还是满怀期待。

但企业既要做药物经济学的匡算，还要做医保收支的匡算，其中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包括GDP经济发展水平，可比经济体的药价状况，同类药品的状况，还有赠药计划对预算的影响等。

另外，作为超大型的经济体，中国内需市场非常庞大。哪怕是一些罕见病用药，若考虑到数额，无论是对国际巨头，还是国内企业，仍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也是其能够进行药物谈判的基础。产品进入医保目录后，尽管大部分产品价格降幅不小，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快速放量，形成了双赢的格局。

除了创新药的价格谈判之外，国内DRG和DIP的推广也值得关注。

DRG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以后，已有很多的经济体在使用，对于医疗质量和医保费用控制之间，达成了一个平衡。

我国从2011年开始探索DRG，但它在全国范围内多个城市进行推广，其实也还是近几年的事情。DIP与DRG稍有不同，DIP的分组要比DRG更细致。在控费机制上采取的是结余留用，超支分担的方式。

当前无论是DRG还是 DIP，仍处于逐步推广中。而国谈品种是否进入DRG或者DIP，是不是占用相关费用，各地情况不同。要看各地推广进度，才能判断DRG、DIP对于相关药品放量的影响程度。

对于普通仿制药而言，集采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今年进行的第六批胰岛素专项集采，考虑了这种大分子药物的复杂性，相对而言更加温和一些。无论是对中选还是非中选的企业，都保留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总体而言，带量采购常态化趋势已经形成，未来将可能扩展到生物制品等领域，且存在跨通用名集采的可能性。

当下，对于头部公司，或者部分早期的生物技术公司转型成为生物制药企业而言，已经初步具备了商业化能力。但是，对于大部分生物技术企业来说，商业化压力仍旧存在。仅从2020年各个临床试验申报类型来看，无论是大分子小分子药物，申报靶点大多集中在TKI、PD-1（L1），企业后期商业化的挑战可想而知。这也意味着，在产品上市之后的各种循证医学研究当中，要去展示自己产品与其他同靶点产品的区别和过人之处，去设计对应的临床实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对企业后续品种的储备，以及研发、销售人员的配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医药政策，规律变化以及资本市场，如何在重新定义药物经济学为王的创新时代，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在由E药经理人承办的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上，广发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罗佳荣预计，到2025年，国内细胞与基因疗法市场规模将达到178.85亿元的体量。而从技术角度来看，工艺化技术的壁垒和成本控制是产业未来走向商业化的关键。这涉及到三项核心的底层工艺技术：质粒、病毒载体和细胞工厂。

质粒作为绝大部分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起始物料，应用的场景非常广泛。既可以作为载体直接作用于人体，也可作为病毒载体生产的原料或者mRNA疫苗生产的模板。

尽管质粒的工艺生产流程基本一致，但其不同的用途和不同应用场景的质量控制要求也不同，决定了质粒的生产规模和纯度，这也是质粒生产成本控制的关键。

目前，每年需要大量符合质量要求的质粒来满足下游细胞和基因治疗的市场需求。而生产质粒最大的挑战就是大规模的生产放大和纯化。

目前，行业内做得比较好的公司可以做到每升1～2克的水平，但绝大部分公司的质粒产量是不到每升0.5克，工艺优化的空间还非常大。

病毒载体以质粒作为起始物料，其上下游工艺都相对复杂。罗佳荣认为，病毒载体高昂的生产成本也是细胞和基因治疗商业化定价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也是未来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要素。

细胞与基因治疗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增多将带来工艺开发和商业化需求的提升。罗佳荣认为，相关CDMO行业预计未来将会加速成长。

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研发与生产的技术标准要求较高，平台搭建与技术迭代需要较大的固定资产投入，大型制药公司和中小型科技公司更倾向于利用专业外包来降低成本，相关的CDMO行业在该领域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有望率先受益。

数据显示，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CDMO行业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7.67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17.19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78.66亿美元。我国从2018年到2022年，市场规模由8.7亿元预计增长到32.6亿元，预计2027年将达到197.4亿元。

如今，细胞和基因治疗的外包渗透率高达65%，传统的生物试制剂外包率只有35%。这一切得益于CDMO公司契合细胞和基因治疗特点的商业模式。同时它也起到了药物研发加速剂的作用。

近年来，流入细胞与基因疗法领域的资金明显增多，布局该领域的公司也逐渐增多，递交临床申请的项目也在加速增长，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开启，CDMO行业将迎来兑现期。

但罗佳荣也指出了该领域亟待解决的瓶颈——产能。目前，能大规模生产质粒和病毒载体的CDMO公司相对较少，限制了该领域的产能。CDMO产能建设仍有较大的空间。

当然，可以预测的是，细胞与基因治疗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治疗手段，在未来几年将获得更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商业化进展。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感谢您2021年的倾听和陪伴， 2022年，我们不听不散。

截至2020年7月，全球共报道了2106项细胞和基因治疗的临床实验。从地区分布上看，美国、中国和欧盟的基因治疗临床实验占据了半壁江山。从适应证的角度，肿瘤是基因治疗的第一大疾病，种类占比65.2%。其次是遗传性罕见病、心血管疾病和感染性疾病。

目前，全球共有19款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获批上市，包括了CAR-T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溶瘤病毒等。而预测到2022年将有40款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获批上市。

在由E药经理人承办的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上，广发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罗佳荣分析指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直接作用于遗传物质，对很多无法找到成药靶点的疾病有较大的应用潜力，可实现“一次性给药、永久性治疗”的效果，临床应用潜力巨大，有望成为未来新药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

根据FDA对于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分类，主要分为质粒DNA、病毒载体、细菌载体、基因编辑系统和体外编辑细胞产品。其中，病毒载体和体外编辑细胞产品是目前的主流产品。病毒载体在临床应用中最为广泛，如逆转录病毒、腺病毒、慢病毒、腺相关病毒等。

罗佳荣认为，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中，全球针对CAR-T细胞疗法的研发热情最为高涨。目前全球已有5款CAR-T细胞疗法获得FDA批准上市，多款潜力产品也将有机会于近期陆续推向市场。可以预测，基因编辑技术也是具备很大商业化和临床应用前景的技术。目前，基因编辑技术还处于临床转化早期，已有产品在早期临床试验中验证了技术路径的可行性。预测该技术将迎来快速发展，未来也会有部分产品上市。

随着基础研究的进步，相关政策的落地，近几年，细胞和基因治疗发展态势良好。根据L.E.K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细胞和基因治疗的临床管线的数目在2020年已达到了405个。2017年到2020年年复合增长达到了28%，远超过了2012年到2017年间12%的水平。
    罗佳荣表示，全球Top20药企中有19家已经布局了细胞和基因治疗的研发管线。大型药企与基因治疗技术公司之间强强联手合作开发的模式，将极大地加快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的开发和商业化进程。此外，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市场规模也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从2016年到2020年，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市场规模从5040万美元增长到20.75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71.2%。预计至2025年，细胞与基因治疗市场规模将达305.39亿美元。

当然，中国药企也在加速布局细胞与基因治疗。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的市场规模由1500万元增长到2380万元，复合增长率为12.2%。随着政策、资金、基础科研的推动，罗佳荣预计，到2025年，国内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78.85亿元的体量。

目前，国内也孕育了一批细胞与基因疗法本土企业，如针对CAR-T细胞疗法的南京传奇生物、科济生物、艺妙神州等。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都聚焦在药物研发领域，也已不断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此可见，中国细胞与基因疗法市场化进程指日可待。

想了解2022年度预测之细胞与基因治疗走向何方？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2016年，我国的医药创新尚属于全球的第三梯队，正朝着向第二梯队迈进。在2021年的年尾，我国医药创新已经跻身于全球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前列。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用枯泉、间歇泉以及涌泉勾画出未来5～10年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可能走向的三个情景。

王锦希望，可以在四个方面来推动“涌泉”的实现。

一是基础研究的成果转换要向更上游衔接，实时地跟踪学术界的发现和发明，及早地开展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紧密合作。

譬如，鼓励和支持行业组织建立第三方交易平台，通过健全灵活的知识产权交易和市场化机制，对科研人员的技术转移和成果产业化提供服务。

同时，改革评价体系，可考虑将转化机制和转化成果纳入部分类别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考核标准，通过自上而下的驱动和激励，提升创新主体的转化意愿，并提高科研成果的使用效率。

二是研发经费的阶段分配方面，适当地增加早期的研究投入，要开始去资助新机制、新靶点的有效探索，真正平衡一个差异化改良和突破性创新的研究方向。

譬如，美国已经设立了保障政府医学健康研发投入科学使用和分配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统辖管理约87%的政府资金分配。通过竞争性项目制科研经费和建立多级制衡的评估机制，保障资源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最合适的承接主体。

据统计，2010～2016年间，共有210种新药获美国FDA批准，所有新药的研发活动均曾获得过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其中，超过90%的资助用于药物作用的生物学靶点相关的基础研究，而非药物本身。

三是要搭建完善的人才梯队。一方面，要持续地培育研发人才；另一方面，也要为创新生态去输送跨领域的复合人才，如科学企业家，技术经理人等。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1964年推出了医学科学家培养项目MSTP专项基金。目前，MSTP覆盖范围已达全美约50%开设医学博士双博士项目的学校，累计资助人数超过1万人。

医学博士双博士毕业生的研究工作中，约60%与转化研究相关，50%与基础研究相关，为美国的医药创新提供了持续的核心驱动力。

王锦强调，各界更要合作打造、提升创新生态，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优化技术研究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相关的举措，真正能够促进专业化资本成长。

在2021年的年尾，中国医药创新已经跻身于全球的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前列。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分析认为，在输出端论文发表层面，2015～2020年，全球领先国家生物医学论文总发表数，中国为209万篇，占全球总数量的29%，仅次于美国44%。但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占比上，即发表在《自然》《科学》以及《细胞》三个期刊上的论文，中国占比仅有11%。这说明我国论文发表虽然数量大、增长快，但是优质的前沿研究仍然比较稀缺。

在专利层面，也能看到中国高速攀升的曲线。在2015年～2020年，全球领先国家和地区生物医药领域PCT专利发表数量上，中国以每年29%的速度高速增长，2020年在全球占比达到了13%。但另一方面，在专利转化率方面，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高校、科研单位的有效发明的专利转化率为15%～30%，但美国的顶尖高校展现出了约40%的转化率。可以看出，我国的专利数量稳步增加，但实际应用转化有待提升。因此，推动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已成为医药生态系统建设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基础研究距离源头创新可以取决于三大因素：以人才培养人才积累为核心，一方面去优化加强资源注入，一方面不断改进机制支撑。

王锦勾画了未来5～10年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可能走向的三个情景，并用枯泉、间歇泉以及涌泉来比喻。

枯泉是最不想看到的一个悲观的情境。在枯泉的情景之下，中国的前沿学科人才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短板。虽然政府基金会持续的投入，风险偏好比较保守，而私人资本基本缺位，创新主体之内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中短期的评价导向站在上风，创新主体之间各自为营，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人员以及知识产权的流动，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情景。

间歇泉也就是在未来的5～10年间，中国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可以在个别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果和突破，但是仍不能给中国的医药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人才储备比较完整，但缺少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政府基金与私人基金位居世界前列，但仍比较关注中短期回报；创新主体对开拓性的研究不足，各主体之间壁垒仍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人员流动、知识产权都还是以单向流动为主。

当然，王锦最兴奋，也是最期待的一个情景是涌泉。期待在今后的5年中，看到来自于中国原创性的、引领性的科研攻关，在部分的前沿领域可以获得突破。在未来10～20年，技术研究可以为中国和全球的创新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同时，跨学科人才汇聚，世界级顶尖科学家在中国出现；政府基金和私人基金本身投入位居世界前列，投资以激发开拓性的研究为导向；创新主体内也形成了培养人才自由探索的微观的小环境，创新主体之间构建兼容并包、开放合作的一个大体系，学术界和产业界营造一个双向流动、正向反馈的生态环境。

想了解我国原始性的创新，突破性的创新从哪里来？我国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距离源头创新到底还有多远？请明天接着收听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的解读。

回顾2016年，彼时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的医药创新属于全球的第三梯队，正朝着向第二梯队迈进。在2016年，临床研究是未来五年中国新药研发的最大瓶颈之一，对在研创新药的临床价值和上市速度影响巨大；审评审批政策也影响显著；支付环节是会影响到未来5年一批即将上市的创新药能否获得合理市场回报的一个关键因素。当时的共识是，基础研究短期内不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但对于未来持续的产出原始创新至关重要。

5年过去了，如果以研发管线的产品数量和首发上市的新药数量为指标衡量，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认为：中国医药创新已经跻身于全球的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前列。

在研发管线的产品数量上，中国在2021年研发管线的产品数量对于全球的贡献比重从已经达到了13.9%，而这个比例在2016年只有4%。在首发上市的新药数量上，中国2021年的贡献比重达到了6%，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比2016年的2.5%，有了很大地提升。

同时，2021年也是中国生物医药不断的加大加快向全球拓展步伐的一年。2021年，中国向海外out-license的交易项目达到了27个之多。以2015年以来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市值来衡量，中国在所有国家的排名是第二，仅次于美国。

在2020年以来，全球Top20生物技术公司IPO中国公司占据了13个席位。在2021年，也至少有4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自建起海外市场商业化队伍。在2021年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基础研究已经上升到了核心地位。

麦肯锡评估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现状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输入，包括创新的主体，也包括资金的投入；第二个是输出，包括论文发表，专利的产业转化。不仅要看量，也要看质。
在输入端创新主体方面，2021年自然指数排名中全球前100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的数量，中国有8家机构已经跻身于前100名生物科学研究机构之列，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4个席位。当然，这8家机构与美国占据51所全球顶尖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来比，在绝对体量上还是比较有限，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资金投入方面，尽管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近年来都是稳居世界第二。但对研发资金在不同阶段的用途进行分解之后，中国在基础研究阶段有一个结构性的薄弱，这就是中国在基础研究占到的研发资金比重只有6%，远低于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瑞士等平均15%的比例。

如果分析过去5年生物医药领域风险投资交易笔数占比，中国早期VC投资占比超过50%，特点十分突出，但孵化、种子和天使投资仅有7.4%，而瑞士、美国、欧盟、英国以及韩国等都超过了30%。

这样的投资占比其实本身是和基础研究的产业转化，包括一些概念性的项目孵化密切相关。反映出来虽然中国整体的研发资金持续投入，但对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孵化支持尚显不足。

想了解我国原始性的创新，突破性的创新从哪里来？我国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距离源头创新到底还有多远？请明天接着收听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