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品读医药风云

扬子江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气魄。长江为魂，奔腾不息。1985年，徐镜人一番磨难后，将公司名字确定为此，除了公司地处长江三角洲外，定是寄望公司之后发展能够大江大河。 

50年发展，扬子江做到了。不管是来自哪种口径的统计，扬子江年销售额位列中国本土非公药企第一梯级。这个带有时代烙印的公司名称，注定了扬子江药业集团从组织建设、文化精神、营销方式、产品构建等也带有时代的印记。也使得扬子江在中国医药产业中，是一家很难定义，且独一无二的公司。 

扬子江留给产业界的印象是，成建制的销售组织方式，让几乎任何好产品进入到这条“通道”后，能够快速实现放量，这是外界给扬子江贴上的标签。但事实上，50年深耕细作，扬子江所能体现出来的能量与竞争力，并非只有市场营销这一长板。 从根本上来说，扬子江之所以能够50年来，业绩稳步增长，管理稳健，干部梯队建设完备是原因之一，而形成这种组织张力的背后，则是在徐镜人的领导下的扬子江特有的文化精神的形成与传承。

横向对比，扬子江的员工人数并不是那么“扎眼”的多。扬子江官网数据显示，目前公司拥有16000名员工。成员公司有20多家，分布泰州、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苏州、常州等地，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如果非要给扬子江的销售体系贴一个标签，那就是成建制的集团军作战，这是带着时代烙印，但经历过多年实践后，最终形成的样子。这是一个巨大且相对分散的组织，但这个组织却用“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条经过更多磨难与历练总结出来的经验凝聚起来。

徐镜人是老党员。他在很多场合表示过：扬子江药业的理念、经营战略和企业文化的核心均来自毛泽东思想。

据悉，在扬子江厂区内，有一个东方红广场，广场上有一尊毛泽东铜像。据报道，2006年7月1日铜像落成时，徐镜人还曾邀请到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外孙女孔令梅，一起为铜像揭幕。

今年“两会”期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我们这个企业是从有企业就有党组织，而且没有一年、没有一天中断过党组织，所以企业里党建工作由来已久。”

1927年的“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开端。68年后的1995年，徐镜人将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用在了扬子江党建与文化理念传播上。自1995年扬子江党委成立起，徐镜人就要求“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据报道，目前扬子江药业集团有9个党总支、49个党支部、117个党小组，1000多名党员分布在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领域。扬子江的目标是所有单位和全体党员一个不漏纳入党组织管理，“做到市场开拓到哪里、子公司建到哪里，党组织覆盖到哪里，不留空白点。”这大概是扬子江区别于其他药企最大的不同。据一位与扬子江接近的行业人士透露，事实上扬子江的高层管理团队已经完成了2-3次的“新陈代谢”，组织仍然运转顺畅，且业绩稳步提升。

7月11日，由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支持指导，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主办，E药经理人承办的2021（第二届）中国抗病毒药物研发大会在苏州黄埭镇举行。 一年之前，第一届抗病毒药物研发大会在同一地点召开之时，彼时主管政府部门、行业智库、国内外企业家、科学家和投资家们还在共同展望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趋势，共同探讨在中国可行的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模式，虽然那时还没有抗击新冠的疫苗和特效药，但所有努力已经在路上。 

一年之后，中国在抗击新冠、乙肝、HIV等病毒的领域已然硕果累累。而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已经改变了全球药物研发的格局，使得市场重新开始关注抗病毒药物的发展。

2020年以前，全球新药研发资源向肿瘤免疫领域严重倾斜，抗感染领域持续低迷。新冠疫情后，抗感染和呼吸系统的研发投入开始变大，研发指数持续飙升，一跃成为全球投入最大的领域。当然，这些活跃的抗病毒研发仍主要聚焦于新冠领域。

根据科睿唯安的数据，目前全球的新冠疫苗项目中，已上市的有10个，新药申请的有9个，处于临床III期的为12个。而在新冠治疗用药中，已上市的为11个，新药申报的有9个，处于临床III期的更高达107个。 

然而，疫情的传导效应也在改变这一链条的其他节点。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流行，造成了原料药与防疫物资、医疗器械的普遍短缺和价格上涨，使得各国政府都开始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与本土化，对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干预也达到近60年之最，为公共应急预防增添了新的课题。

疫情还同时令全球临床试验都出现被迫的延迟，全球有超过1940项临床试验被迫延迟，234项临床试验终止或暂停，美国、英国、加拿大终止或者暂停临床试验在所有国家中排名前三，其中美国超过120项，几乎占了一半。

除此之外，受疫情影响，2021年上半年，全球医药市场的并购金额下降76%。未来抗病毒领域的研发趋势将向“克服变异与耐药”、“改善患者依从性”、“发展新机制和新技术”、“ 开发广谱抗病毒药物”等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疫情也正在重塑全球医药行业政策，未来医药行业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趋势。
    本次抗病毒大会上，科睿唯安首席科学家王刚全面解析了疫情以来，全球抗病毒药物研发的图景。
   一是在卫生系统努力应对扩大医疗覆盖面和新冠经济影响的双重压力下，生命科学生产商将向成本控制转变。
    二是通过采用数字医疗等创新工具，企业可以更有潜力、更有效地分配医疗资源。
    三是随着监管机构优先考虑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和产品应用，一系列非优先治疗的新疗法将被推迟上市。
    四是疫情期间引入的简化管理程序可能会促进标准化加速准入途径的发展，以缩短新治疗进入市场的时间。
    五是行业利益相关方将在倡导持续增加临床研发投资，以使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六是新冠凸显出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将刺激医药保健产品供应链的国产化，并可能对下游成本产生影响。
    七是考虑到成本因素，还将有更多创新定价和报销模式，以满足广泛、负担得起的治疗的迫切需要。

从整体的研发情况来看，2020年，肿瘤领域研发管线中的候选药物数量接近3500个，相比2015年增长了75%。这表明肿瘤领域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仍然较大。2020年启动的肿瘤相关临床试验大约有1600个，再创历史新高。

肿瘤药从I期临床试验到提交上市审请阶段的综合成功率，从2010年的低于10%提高到2020年的15.8%；罕见肿瘤药的综合成功率为32.9%，是常见肿瘤药的5～6倍。

2020年，由于针对罕见癌症的II期临床研究的临床开发生产力急剧增加，肿瘤临床开发生产力有所改善，但总体开发生产力水平仍显著低于其他疾病。

处于研发早期管线的药物数量大约为1000种，相比2016年增长了43%，主要为包括基因编辑、CAR-T和RNA疗法在内的新一代生物疗法。约80%的肿瘤前期研发管线和三分之二的后期研发管线来自新兴生物制药公司。这些公司每年的研发支出不到2亿美元。在抗癌药研发的740多家公司中，超过500家完全专注于肿瘤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年销售额低于5亿美元、研发支出低于2亿美元的新兴生物制药公司控制了近80%的早期管线。小分子靶向产品包括数十种机制，是管线中最大的领域，主要由较小的新兴生物制药公司主导。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型制药公司的研究份额在临床后期，通过合并、收购和合作关系会有所上升。

大型制药公司在双特异性T细胞受体的早期开发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可能是未来几年会受到持续关注的领域。另外，大型制药公司在抗体药物偶联物研究早期阶段也占有较大份额，这可能是因为，组合药物中往往涉及大药厂已经上市的抗体药物。

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的另一特点是，尽管份额在2020年有所下降，但依然占据了肿瘤学晚期研发项目的三分之二。

在过去的15年里，尽管新药的绝对数量从2005年的98种增加到2020年的243种，但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的贡献一直稳定在65%～67%，同期大型制药公司的份额在24%～27%之间。

全球共有600多家新兴生物制药公司正在积极开展肿瘤研究项目，还有15家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型制药公司。与2015年相比，新兴生物制药公司拥有的晚期管道份额在2020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

目前，有450家新兴生物制药公司100%专注于肿瘤学。另有51家小型公司同样100%专注于肿瘤学。这其中有389家公司只有一种药物在研。

从2005年到2015年，美国在全球早期肿瘤研发中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但是近五年，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份额已经下降到45%。同时，欧洲地区所占的份额也从40%下降到26%，但活跃项目的绝对数量却从583个上升至639个。 

与欧美的情况相反，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处于早期研发管道的产品占18%，而2015年时只有6%。同时，研究显示，全球有13%的新一代生物治疗药物由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进行开发。

2020年，尽管经历了新冠肺炎大流行，但癌症治疗仍是最受欢迎的临床研发领域，同时也是为行业带来影响力最大的领域，创新疗法与新技术都在该领域得以实践和发展。

据统计，包括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在内，超过30%的新药研究针对癌症。而观察最近五年，无论是创新药获批的数量，还是新药开发从临床走向上市的数量都得到了大幅增长。尤其是中国，2015年之后，逐渐加入到全球新药获批“高地”的行列。

在研发方面，全球抗肿瘤新药在研的数量是惊人的，总数近3500种，较2015年增长了75%。同时，尽管新冠肺炎大流行给临床试验带来了困难，但依旧在2020年达到了历史制高点，达到1600项。

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抗肿瘤药研发的发展情况——综合成功率和临床生产力。综合成功率指的是某款药品从临床发展到获批上市的可能性；临床生产力指的是临床成功率、临床试验复杂性以及临床阶段持续时间的综合指标。这两项在五年间皆有所提高。综合成功率由10%提升到了16%。

原因在于研发者们将目光向罕见癌症治疗领域转移。罕见癌症是普通癌症成功率的5～6倍；临床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也在于罕见癌症新药的研发。

在创新药方面，2020年获批的抗肿瘤新药数量依旧在激增。在2015～2020年间，美国批准了62款肿瘤新药上市，涉及24类癌种、超过130项适应证，其中有16个被授予了孤儿药认定。全球其他地区获批数量也实现了超越。中国推出了37款，而五年前中国仅有6款。欧洲（包括英国在内）推出了53款。

单看2020年一年，美国共有17款肿瘤新药获批，其中10款基于临床II期试验结果获批，2款基于I/II期临床获批。

肿瘤新药获批所用的时间反映了监管机构对未被满足临床需求的重视。“与已有标准疗法相比疗效改善”或者“缺乏治疗方案”是创新药获批的关键所在。

2015～2020年5年间，有49款获得孤儿药认证。2020年有16款新药获得孤儿药认证。2015～2020年5年间，有38款获得了突破性疗法认定；而2020年一年，就有12款肿瘤新药获批上市前获得了突破性疗法认定。突破性疗法认定以及孤儿药等机制成为了加速审批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组学的发展也在加速审批中应用。

在First-in-class方面，2020年有5款抗肿瘤新药获批，包括治疗淋巴瘤、上皮样肉瘤、多发性骨髓瘤、神经纤维瘤新药以及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阳性病变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药物。

在抗肿瘤新药获批上市方面，近5年，美国推出了62款、欧盟地区（包括英国）43款、日本40款以及中国37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抗肿瘤新活性物质获批数量反映出中国药审改革作用明显，中国的增长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全球水平。

2020年，从抗肿瘤新药第一次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的平均时间也创下了历史新低，这一时间缩短至9年，无论是审评审批政策还是专利保护政策法规，都显示出了对创新药的保护。

想了解全球新药研发是如何提速的，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

7月2日，CDE对《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后，影响力持续发酵。近日，Wind CRO指数暴跌近9%，恒瑞市值跌破4000亿元，药明康德跌超5%，泰格医药跌超10%，复星医药跌停......

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是否为资本市场在经历过系列的产业解析后，对医药股进行的系统性重新估值，目前仍未有结论。但正如指导原则所明确强调的那样：“新药研发的根本价值是解决临床需求，实现患者获益的最大化。”这其实是产业界一直强调并希望遵守的最高“准则”。

2021年3月4日，由中国医药行业24家协（学）会共同主办，E药经理人承办的2021“声音•责任”医药卫生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研发一哥，恒瑞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孙飘扬就曾经表示过，中国创新药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过渡重复问题。

为什么国外的PD-1没有这么热？孙飘扬认为与医药政策有关。比如国外PD-1首家批准后，第二家想继续做的话，必须做头对头实验。

事实上，CDE相关领导也在不同场合表示过，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安全有效是考虑临床试验方案的重要因素，且会在实践中逐步明确此类标准与要求。例如若是首个获批，可能会采用其与安慰剂的对照结果作为依据，但是后续同类产品，就需要与已上市产品完成非劣性或优效性的对照试验，再往后，可能需要就是更进一步的优效性对照试验了。

共28页的指导原则，对企业如何从患者需求的角度出发，以患者为核心的抗肿瘤药物研发，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保姆式”指导。例如对于如何体现患者需求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从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到联合用药析因、特殊人群用药相关问题、单臂临床试验、真实世界研究，以及临床终点的选择等等都指明了方向。

业内多家分析机构认为，《指导原则》的发布，标志着国内me-too 药物研发的收紧，虽然短期内可能造成了上市公司股价的动荡，但是长期来说是一大利好，能够缓解市场研发靶点集中，以及恶性竞争的情况，鼓励的方向包括新靶点新机制药物、精准治疗、me-better药物（包括安全性、有效性和便利性）的开发。

从临床试验设计看，意味着接下来药企临床试验成本更高，这对国内创新药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让真正致力于Me better和First in class药研发的大型制药企业与生物制药公司受益。一方面要探索不同患者适用不同的联合用药方案；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两点或许可以成为接下来进场企业，或是已上市产品的竞争空间。

对于CRO或者CXO公司而言，业内人士认为，以最佳支持治疗做对照的临床试验对新药研发中的临床试验设计与患者招募提出更高要求。当然，如果没有2015年722事件，何来后续的CRO高速成长。如今政策明确要剔除低水平重复建设，长期来还是有助于规范CRO头部公司的发展。

《指导原则》也是对2017年美国FDA以及2020年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相关药物临床开发指导原则的呼应。将会进一步促进国内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的规范化，为接下来与发达国家临床标准接轨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今后政策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将会是行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政策。

目前我国正在从fast-follow向first-in-class转变的过程中，《指导原则》会让行业转型的阵痛期提早来临，更有益于创新环境的改变，倒逼药企加速创新，未来Me better药将更受审评青睐。

下半年，谁会成为大并购的参与者？哪些公司最有可能被收购？

全球两家知名投行给出了预测，默沙东、强生和BMS是最具竞争力的参与者，因为这3家公司急切需要扩大其业务规模。而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渤健和吉利德也可能通过并购来填补管道缺口。

2000年，默沙东药品销售额被辉瑞和GSK超过，掉下冠军宝座，后来再也没能回去。2010年，世纪大药PD-1展现的潜力再次挑动了默沙东被掩埋的野心，默沙东迅速组建研发精锐全力开发K药。2020年，凭借K药以及HPV疫苗等重磅产品的增长，默沙东销售额达到414.35亿美元，位列全球制药TOP50的第6名。

近年来，默沙东开始买买买，不过从金额上来看都是“小打小闹”。今年默沙东会如分析师们的预判一般，为了规模而展开行动吗？

在分析师们眼中，渤健是有并购需求的另一类公司。2020年，渤健的营收状况并不理想。据财报显示，2020年渤健全年收入134.4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下滑的成绩导致其退出了全球制药50强的前20。从板块来看，多发性硬化症产品依然是渤健的收入支柱，去年贡献了65%的收入，不过两个占比较重的产品均下滑。受多个富马酸二甲酯仿制药进入美国市场的影响， 其延胡索酸盐的销售额较上年下降12%，干扰素较上年下降11%。同期，渤健的明星产品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新药也在诺华基因疗法的市场竞争下，下降了2%。

当然，渤健近几年也在陆陆续续补充新的血液。2015年，渤健耗资6.75亿美收购一家做疼痛药物的公司。2019年，渤健又耗资8.77亿美元收购了专门从事 基于腺相关病毒  对遗传性视网膜疾病  进行基因治疗的公司。2020年，渤健再次耗资8.75亿美元收购一家开发具有改变大脑衰弱性疾病的新疗法的公司。目前渤健的研发管线依然偏重多发性硬化症、生物类似药和中枢神经领域，今年渤健是否会通过大型并购拓展其领域呢？   

分析师们所关注的潜在的被收购的目标，包括基因治疗先驱马林制药、蓝鸟生物、GBT和免疫肿瘤学初创公司 IOVA。

在2020年，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资讯机构发布了2020年全球最具并购前景的生物技术公司TOP10。其中TOP1的亚力兄制药，已经被阿斯利康收购，金额为390亿美元。

在分析师们看来，马林制药管线丰富，市值约在150亿美元，是非常适合收购的标的。其目前营收主要来源于苯丙酮尿症药物，其尚未上市的两款基因疗法产品包括A型血友病药物以及软骨发育不良药物，被分析师预测上市首年可达到10亿美元的销售额。

近年来，跨国药企似乎都在偏好基因疗法，已经出现了几笔基因疗法交易。例如，罗氏以43亿美元收购了Spark，安斯泰来以3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这些举动表明，大型制药公司对那些尖端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兴趣浓厚。

蓝鸟生物2019年进行了其第一款产品的商业化，EMA批准了其用于β-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疗法药物的上市申请。该药物价格高达210万美元，为全球第二贵的药物。有分析认为，蓝鸟生物已经过渡到具有成熟平台的商业基因治疗公司，再加上储备充足的早期开发管道，蓝鸟将“炙手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