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药创新的研究方向，国家已经在政策方面也做了明确规定。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我国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优化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方、医疗机构制剂等具有人用经验的中医药新药审批技术的要求，加快中医药新药的审批，推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尽快打造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2005—2020年申请临床试验中药新药的审评审批情况分析》数据显示，经典名方、院内制剂均已成为创新药的重要来源。根据2005～2020年申请的临床研究中药新药制剂的处方来源显示，临床经验方、有效部位、院内制剂、古方化裁较多，占整体的74.08%。并且具有人用经验的临床经验方、院内制剂、古方化裁、家族传承方的批准率较高，均大于 60%。

中药创新不是新奇特，创新是务实的，要适合企业和法规要求、适合行业发展规律。中药企业要想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求得更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尽快适应国家政策变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中药企业要切实想创新、真创新，必须将企业由过去的营销驱动型，或者模式驱动型，变成科技驱动型。一定要拿出更多有效性、客观证据。

不少中药企业不重视医保和基本药物目录工作，仍按照原来的销售模式，通过基层小药店铺货为主，未来中药要进入主流的医疗体系和渠道，一定要有客观的证据。对于已经上市的中药开展再评价工作，找到客观证据，找出新的临床价值，让更多的人认可。

数据显示，目前绝大部分中药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大多数中药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还不足1亿元，且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收入比例也较低。

中药龙头企业云南白药2020年研发投入金额为1.81亿元，同比增长4.14%；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仅0.55%，与2019年的0.59%相比有所下降。东阿阿胶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在不断减少。2018年，其研发投入为2.44亿元。2019年减少至2.06亿元，2020年，公司扭亏为盈，但其研发投入仍在继续减少。片仔癀2020年研发费用9755万元，同比下降18.32%……

而在销售费用上，不少中药企业的投入却相当大方。例如天津同仁堂，2020年销售费用4.01亿元。东阿阿胶2020年公司销售费用为8.38亿元。

当然，也要看到一些企业和中药人仍在努力、坚持，中药新药的研发热情正在恢复。例如以岭药业，近年来持续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2016～2020年，以岭药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投入金额分别为2.4亿元、2.6亿元、3.6亿元、5.2亿元、7.4亿元。2020年以岭药业的研发投入位居中药行业第一名，其研发产出速度也在持续加快。2020年连花清咳获批上市并于当年谈判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同时治疗失眠和治疗抑郁症的新药申报已均CDE受理。

临床研究申请的品种数可以反映企业新药研发的积极性。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数据显示， 2019 年，中药临床研究申请数量达到低谷。但2018～2020年，完成临床前沟通交流会的品种数明显增加。 2019年，有14个中药新药提出临床研究申请，有40个品种召开了临床前沟通交流会。2020 年，有15 个中药新药提出临床研究申请，有41个品种召开了临床前沟通交流会，暂时未申请的品种有望在进一步研究后正式申报。此外，2021年1月1日～2021年4月30日，CDE已承办中药新药临床研究申请品种数为13 个。

无论今后中药新药研发态势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整个中药行业，将出现重要分化，一种是如云南白药这样，有中药产业既有优势，不断转型，未来日化产品以及其它业务收入超过中药收入的企业；还有一种是，仍旧深耕中药领域，勤勤恳恳将已上市药品做循证研究，拥有重要临床价值的优质产品的中药企业，或许他们的产品不在医保目录，但是能在OTC市场大放光彩。而那些依旧说不清楚药理、道不明白药效的企业会仍处困境。

纵观诸多转型期的中药企业，跨界转型或者转型消费品、大健康的居多，而选择中药创新的是少数。他们为何宁可将资金投入到并无明显优势的领域，也不愿投入到中药创新研究？为何同样是经历了2015年药审改革和号称史上最严的数据核查要求的“722”临床数据核查，经历各种医药政策变革，现在生物药、化药领域发展得红红火火，而中药企业仍旧萎靡不振，是什么制约了中药创新的信心呢？

一名中药企业管理者的话，道出了原因，“中药企业现在确实很困难，公司做抗癌药研究，也死了不少老鼠、猴子，一旦不成功，或者政策方向变动，此前的投入就化为乌有，企业经济实力确实不允许，另一方面即便成功，也很难进医保。”其言语中透露出对创新资金投入的担忧，还有对中药新药审评审批政策以及中医药支付路径的忧虑。

不可否认的是，与所有领域一样，创新确实并不容易，中药新药研发面临着诸多待解的问题，如中药的标准化，临床疗效的可重复性等问题等。

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道：“把中医药的可重复性问题解决掉，对于中医药的发展，绝对是功德无量。”

2017年，中国药监部门加入ICH，并于2018年当选为ICH管委会成员。国家药监局正在积极推动药品注册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绝大多数中药企业，对如何按照ICH规则进行中药新药的研发都是一头雾水。再叠加集采、医保谈判等多种因素，中药企业投资新药研发更加谨慎。其结果就是，全行业中药新药获批数量连续多年不足5个。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企业没有新的大品种接力，销售持续下滑，下滑之后企业更不敢冒险创新，跌入不敢创新的恶性循环。

另外，中药企业对中成药进医保也颇多担忧。7月30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通过初步形式审查药品名单》，符合在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共160个，其中中成药新药仅有6种。而这仅仅只是初审。这也意味着相比化药，2021年中药新药最终进医保的数量微乎其微。

目前而中药占医保的比例为30%，预测今后中成药占用医保的份额仍旧会进一步下降。或者站在企业角度来看，如果投资化药仿制药、生物类似药，或者其他领域，投入后大概率至少还有成果产出，但是中药新药的研究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而这也促使企业将视野转向医保之外的市场。这也是大多数中药企业开启五花八门转型，而非着重在中药新药研发方面发力的重要原因。

想了解中药发展要靠创新还是多元化？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转型”已经成为中医药企业发展的关键词。无论是市值千亿的龙头，还是不足百亿的中药企业，跨界转型至化药、生物药、食品、饮料、医美等领域，试图在中药之外，进入更多的领域获得发展，已经成为中医药行业常态。

2016年，云南白药提出“新白药、大健康”战略，走多元化道路，将业务分为药品、健康产品、中药资源和医药商业四大板块。如今，云南白药不仅战略投资了上海医药，还投资了小米和伊利股份，而其营收中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投资收入。

片仔癀积极押宝日化及化药领域，并筹备将旗下的福建片仔癀化妆品有限公司剥离，实现单独上市。

步长制药在2018年也启动了三大转型战略，包括从中成药研发向生物制药、疫苗等高科技领域转型。

小型中医药企业如湖南方盛制药，尽管市值不到30亿元，但是已经进入了工业大麻、化药研发、生物药CRO、化妆品等领域。

不仅是这些企业，再看素有中药之乡的通化。通化不仅有中国第一个“中国医药城”之称，也是全国“三大天然药库”之一，是长白山道地药材的主产地，也是我国第一支胰岛素诞生地。通化国家医药高新区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以医药冠名的高新区之一，通化全市规模以上制药企业72家，拥有修正药业、通化万通、通化东宝等12个集团公司，共获得国家批准可生产23个剂型3603个文号。

通化的中药企业早已开启了转型探索，尽管也有发展的高光时刻，但是如今，大多数企业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例如通化金马，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是国内最早上市的一批医药企业之一。自2013年北京晋商联盟入主之后，通化金马不断变革，通过收购圣泰生物，增资长春华洋，成立基金公司等方式，完成了在中药、化药、生物药领域的研发布局。

曾经在晋商联盟入主的前3年，通化金马市值在最高位时由20亿元上升至230亿元，3年时间增长1050%，在全国165家医药上市公司中市值排名第26位。而如今，通化金马的总市值却仍在50亿元左右徘徊。

紫鑫药业的转型方向更是五花八门。在2019年市场上工业大麻概念启动之时，紫鑫药业是首批披露进军工业大麻业务的上市公司之一。在区块链火热时，紫鑫药业与北京链火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成立区块链+大健康医疗实验室及孵化器，重点研究区块链+大健康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另外，紫鑫药业还进入了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试剂领域。

对于中药企业声势浩大的转型探索，有业内人士表示，都在转型中，但往哪转，如何转是向好，还是向坏，还在探索中。

一般来说，企业转型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企业在某个疾病领域有不错的产品，积累该领域相应的资源，然后基于该疾病领域去做多元化。另一种是，依据已有的研发平台、技术平台做拓展。将自己的技术拓展到更多的体系里面。这两种转型在各行业都有成功的案例。而转型的关键是，找好企业定位或者产品定位。

中药企业为何宁可跨界转型，也不愿将资金投入到中药新药研发上？同样在政策剧变下，化药、生物药企业的创新成绩硕果累累，而中药企业却仍在四处碰壁？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8月1日， “2020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 发布。从研发投入的强度梯度来看，研发投入超过15%企业从2018年的3家增长到了今年的5家，分别为信达生物、康弘药业、先声药业、绿叶集团和恒瑞医药。研发强度高于10%（小于15%）的企业数量13家，较2019年增加4家，为历年最高。总体而言，研发投入超过5%（包括≥15%和≥10%）企业，从2016年33家增长到了44家，比例在不断提升。

在创新药研发上也显示出了百强上榜企业的实力。2020年，我国获批上市的16款1类新药中，有7款出自百强企业。数据显示，2016年-2020年获批上市的41款1类新药中，41%由百强企业贡献。

此外，百强榜单中如国药、恒瑞医药、复星医药、齐鲁、石药等企业在海外处于临床III期及以后阶段的药品数量也达到10款，加速创新正将国产创新药的成果带向全世界。

本次百强榜单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生物制品企业的崛起。2020年是中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收官之年。在新药创制专项政策引导与支持下，重大品种研发硕果累累。十年间，中国诞生了41个I类新药，其中2018年新增10个，2019年中国新增12个1类新药，2020年新增达到15个。

随着生物制品研制与生产的关键技术取得多项突破，生物医药崛起成为非常引人瞩目的领域，生物制药企业也逐渐成为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数据显示，百强榜单中生物制药企业从2016年的1家增加到2020年的7家，长春高新、三生制药、华兰生物、信达生物、东诚药业、甘李药业、沃森生物等企业排名稳步上升。

在生物医药崛起的同时，百强榜单中化药和中药企业数量则呈现出下降趋势。一方面归因于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医保控费、药品集采等一系列政策带来的压力，同时也体现出医药行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化学药与中药企业能否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开拓新药研究和产业发展新方向，重新在榜单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未来的关注点。

生物医药产业是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榜单中65%的企业均集聚在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以及成渝四个产业集群内。如何更好地发挥产业生态圈的效能，在集聚效应和空间成本的联合作用下构筑高能生态圈也是本次榜单的看点。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恰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医药产业而言，离不开以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为代表的行业主力军，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实现从我国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的迈进。

8月1日， “2020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 发布。榜首易主。连续6年蝉联第一的扬子江药业位居次席，2019年度还排名第三的国药集团实现超越，跃居榜首。扬子江药业和广药集团分获二、三位。2019年首次进入榜单TOP10的恒瑞此次更上一层楼，已经跃居至第4位。华润医药、修正药业、复星医药、上药集团都是去年十强中的熟面孔，而齐鲁制药和石药集团则是将拜耳和远大集团挤出十强而晋级。

百强企业作为医药行业的领军力量，从榜单其中可以窥见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趋势和变化。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给全世界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我国医药工业带去了不小的影响。2020年百强榜单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9012.1亿元，同比下降3.1%。此前两年，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都保持着每年超10%的高增长。这也是近十年来首度出现下滑。

百强榜单中有26家企业进入了百亿元俱乐部，较2019年减少1家。进入百强的企业营收门槛则略降2.7%至27.9亿元。

当然，尽管受到疫情冲击，百强榜单企业依旧展现出极强的发展韧性。虽然总体营收略降，但有超过半数的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了正增长。在利润总额方面，百强企业也实现了14.6%的正增长。此外，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突出的体外检测、新冠疫苗、医疗防护耗材等行业12家企业首次上榜，成为今年榜单一大变化。

从更长的时间线上看，百强榜单的整体变化所代表的中国医药产业的整体增长趋势有目共睹。

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百强榜单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由“十三五”开局的6131.0亿元增长到今年的9012.1亿元，增幅达到47.%，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医药工业总体中占比也有由22.8%上升到32.2%，百亿企业数量由16家增至26家。百强企业在整个“十三五”期间主营业务收入与集中度的提升，实现了企业和产业共同发展的双成就。

2020年百强企业平均研发费用支出为6.33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6.8%，均创历年最高。数据统计，近5年，百强企业的平均研发费用持续增长，从2015年的2.57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33亿元。与此对应，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也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4.2%，增长至2020年的6.8%。反映出“十三五”期间百强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的趋势。

想了解2020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的变化，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2015年后，中国医药市场格局在药审改革推动下，正在进行重塑。创新药，尤其是生物创新药几乎是每个大型药企瞄准的战略高地。而鲁南制药的首个生物制品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PEG-G-CSF）直到2021年5月才姗姗来迟。

从2014年到2019年，鲁南制药的收入从63亿元增长到123.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3%。与同处山东的制药公司齐鲁制药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其实在2014年，两者营收相差不过30多亿元。而2017年，齐鲁制药已跨进200亿俱乐部，双方收入差距直接拉到百亿量级。而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赵志全身后就不断爆出的权力内斗、股权纷争。

后赵志全时代，如果说鲁南制药的创新不足是隐形硬伤，那么，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迟缓则是有目共睹。

   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鲁南制药直到3年后才首次拿到批文，全面落后于竞争对手。这直接导致2017年鲁南制药的收入增长从上一年的19%降至14.7%。

  而过去这7年，鲁南制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或许就是其在互联网层面的布局。2015年，张贵民开始启动“医药+互联网战略”。此后几年，鲁南制药先后构建起了包括智能制造、品牌教育、数字营销和全时服务的链条体系，并先后与京东、阿里等巨头展开合作。但相较于产品层面的硬核进阶，这些只可以算做是锦上添花的软因子。

   不过，鲁南制药仍然握有一手好牌。除了赵志全时代留下的研发体系和十多个仍然极具竞争力的拳头产品，鲁南制药还拥有诸多科研专利，以及一个估值高达121.9亿元的品牌价值优势。

倘若这场股权风波能够就此平息，鲁南制药未来仍然可期，毕竟，没有人愿意把曾经在患病后仍然舍命狂奔的先锋赵志全拼命铸就的辉煌，就这样一点点地败光。

7月20日，一份判决书再次将深陷股权疑云的鲁南制药推到风口浪尖。

这份来自美国东加勒比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显示，作为鲁南制药创始人赵志全的独女，赵龙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曲折诉讼之后，最终拿回了自己对于鲁南制药25.7%的合法继承权。

伴随这份长达几十页的判决书披露，围绕在鲁南制药这家百强药企的股权争夺案中的诸多细节逐渐浮出水面，一个现代版“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终大白天下。

  2014年，时任鲁南制药董事长赵志全因病在任内离世。本来，这位年仅58岁的企业家早已安排好了后事：家族财富由幼女赵龙继承，公司由职业经理人打理、三大元老护航。

这个看似非常圆满的后事安排却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作为家族财富托管人的金杜律所合伙人王建平，在赵志全去世后觊觎雇主的财产，私设信托将公司受益权转到自己女儿名下。

法律背景出身的赵龙自此走上漫漫维权路。

此次诉讼结果出炉两天后，赵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低调地官宣一下，BVI的诉讼我赢了。

对于多年身处旋涡中的鲁南制药来说，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背后，没有赢家。

阴谋、圈套、内讧、互撕，鲁能制药错综复杂的股权争夺案，让这家曾经的百强企业，在内部尔虞我诈，外部巧取豪夺中错失发展良机。

赵志全接手鲁南制药的前身——郯[tán]南制药厂，那个落后的校办企业时，只有31岁。

他带领这家净资产不足20万元的小厂，通过27年的时间，成功跻身中国医药百强榜。

   2014年，鲁南制药年收入已经高达63亿元，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排行中位列31位。遗憾的是，为鲁南制药殚精竭虑一辈子的赵志全，最终因病倒在了办公桌前，临终前只留下了几份文件：

一份公司领导班子人事提名书、一份提高职工待遇的计划书、一份科研项目的审批文、一封留给妻女的遗书，一张写着《忘忧草》等五首歌名的便条。

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在赵志全去世时，独生女赵龙还在国外念书，远未到独当一面的地步。原本赵志全的规划是，家族财富由幼女赵龙继承，公司由职业经理人打理、三大元老一路护航。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周密的安排，却引起了鲁南制药长达7年的股权风波。

从一开始，跟随赵志全从草莽年代一路走过来的3位老将，对鲁南制药的新接班人张贵民颇有疑虑，但碍于赵志全生前的威望并未提出异议。

公开信息显示，毕业于福州大学的张贵民于1993年加入鲁南制药，与赵志全一样，张贵民也是从公司基层成长起来的管理者。而在一帮创始元老眼中，张贵民仍然不过是一个打工人。

事实上，在彻底决裂之前，双方有过一段接近3年的蜜月期。期间，双方还曾联合赵氏家族的财富托管律师王建平一起三方合谋，通过私自设立信托转移了原本属于赵家二代的继承股份。

想了解鲁南制药这场股权之殇，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目前，国内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其在研项目基本上都与海外企业有所接触，至于是否要将自家在研项目License out到海外，现在要考量的一是要坚持自身的产品战略，不要乱了阵脚。二是项目对外授权中，价格是考虑的因素之一，但绝对不是决定因素。更多看是否将项目作为储备项目，还是作为一个核心产品来开发。

一般而言，企业将某一项目License out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为了“钱”，通过这种手段获取资金，来支持其他在研项目。另外一种就是拓展市场销售。但是要将自有项目以较为理想的价格授权出去，且之后不会被作为储备项目，或者是被“雪藏”，其中仍有较多的学问。

首先要看企业目前所处的发展状态，这样的运作是否是一种必须。其次则是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临床数据，现在对外授权是否“划算”，价格是否满意。在时机选择上，如果企业资金充足，有充分的资本支撑，在研项目快速推进，就可以推迟License out，将产品培养得更好，未来获得更好地增长。

从市场销售上来看，一旦产品授权出去后，就意味着要失去很多市场，也会牺牲掉一些利益，甚至有可能失去控制，这是企业考虑License out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

无论如何，在License out时，“好药不怕晚”，企业的决策需要综合平衡考虑，如果企业有意于成为国际化的公司，那么企业海外的商业化能力仍是必备技能，依靠项目的“License out”并非长久之计。

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做海外多中心临床，然后实现产品在海外上市。目前也有一种新现象，即拿中国的临床数据赴美申报上市申请，或者做生物制品许可申请。

今年3月，君实生物宣布其特瑞普利单抗向FDA提出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的生物制品上市申请。成为首个向美国提交上市申请的国产PD-1单抗。紧接着，5月17日，信达生物称FDA受理了其和礼来联合开发的PD-1单抗达伯舒用于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生物制品上市申请。5月24日，康方生物公告称其与中国生物制药共同开发的PD-1单抗派安普利单抗已经向FDA申请了生物制品上市申请，寻求上市获批三线治疗转移性鼻咽癌。

据了解，FDA对该生物制品上市申请的审评使用了实时肿瘤审评的加快机制。是中国首个在FDA的实时肿瘤审评项目下进行生物制品上市审评的PD-1药物。

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这种用中国较为低廉的患者及医疗成本，实现新药在美国上市，是一种投资回报率更高的路径。当然，PD-1之所以能够实现赴美申报，主要是由于疗效明确，且PD-1开发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流程化、标准化，国内外差异并不大，在人种方面也有相关安全试验，因此对其他药物而言，并不具有普适性。

当然，FDA相关人士曾表示，只要临床数据足够好，可接受只有中国临床数据的上市申请，并鼓励中国公司的PD-1/PD-L1抑制剂进入美国市场。可以看出，对于种族差异不大，或者评价指标更加客观的疾病，特别是肿瘤，FDA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对于非肿瘤疾病，例如自身免疫疾病，还有国家之间治疗标准差别较大的疾病，赴美申报就更困难一些，需要欧美国家数据。

2020年被业内认为是药企License out的爆发之年。除了天境生物19.4亿美元的License out案例之外，君实与CHRS公司，百济神州与诺华、复宏汉霖与BIN、万春医药子公司Seed与礼来等企业均有海外License out项目。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就有20起License out案例，包括小分子、单抗、双抗平台。

2021年，百济和君实生物的PD-1海外权益许可，额度均超过10亿美元。其中百济神州的百泽安首付款金额高达6.5亿美元，总金额高达22亿美元，再次刷新了中国药企License out合作金额。

当中国创新药企越来越多的License out案例，是否证明中国药企出海的最佳时机到了？中国药企的出海动力是什么呢？
   乐观者以为，“一定要立足于中国，但同时要有国际市场的布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市场是足够的大，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创新药或者是各种新的赛道都在高速的发展。很多跨国药企的新产品也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的创新药企开始走向世界，这也是发展的必然。

中国创新和全球创新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短，中国药企的创新能力在不断体现出来，这也是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产品被跨国药企授权引进走到国外的一个体现。

从资本市场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头部药企而言，出海已经成为其必然选择的发展路径。尤其是港股市场，敢于在海外做临床，或者是有国际化潜力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估值都非常高。 

而另一派则表示，出海也是优秀企业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从市场总量上来看中国确实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但是从个人药物支出上来看，我国并没有与国际接轨，人均医疗支出还是处于低水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在面临同质化竞争的同时，在本土市场或许可以存活，但是要想获得更加可观的收入，成长为真正的顶尖大企业，出海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在出海方向上，主要市场仍旧是美国，因为在支付端，美国是真正商保驱动的市场，也是药品能够保持较高利润空间的市场。 

2006年，微芯生物将自主研发的西达本胺以2800万美元将全球除中国外的专利转让给沪亚时，多少有些“无奈”，但到了2020年，天境生物以19.4亿美元将CD47单抗TJC4的大中华区以外的国家及地区开发和商业化的许可权转让给艾伯维时，中国创新药企出海的信心和底气已非同日而语。

中国要诞生全球制药企业TOP20的必备选项就是出海。那么对于中国的药企而言，出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请您明天接着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