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专项集采被诸多本土企业视为实现“国产替代”的机会。本土药企市场份额目前总共还不到30%，通化东宝董事长冷春生表示，希望国内几家公司联起手来，争取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提高国产胰岛素市场占比。

而长期占据国内大半市场的三家跨国药企，诺和诺德、礼来、赛诺菲，在全国胰岛素集采中，是否会如其他跨国药企面对化药集采那般保持“佛系”？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市场对于全球胰岛素巨头诺和诺德而言至关重要。根据2021年中报，诺和诺德中国市场总营收为12.68亿美元，占其全球营收12%以上，同比增长了10.5%。其中胰岛素制剂营收为9.85亿美元，占其全球胰岛素营收22%以上，增长率达到了8.39%。

尽管胰岛素集采来临，但是对于降糖产品颇多的诺和诺德而言，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一方面驱动其中国市场的核心动力产品是GLP-1激动剂，全球增速保持在30%左右。上半年数据显示，其中国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68%，达1.32亿美元，主要受诺和力的增长和新一代GLP-1制剂诺和泰在中国台湾获批上市的推动。诺和诺德GLP-1产品增速明显加快，该类产品销售额有望在近期超过胰岛素。

另外，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周霞萍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表示，整个降糖领域的用药结构正在改变，尽管目前用药市场仍以胰岛素为主，随着中国糖尿病用药市场的不断发展，新型降糖药在治疗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用药人数正在迅速增长。而这其中，GLP-1受体激动剂的占比在持续提升。

礼来2020年总营收达245.40亿元，其中糖尿病产品销售额高达118.34亿元，占总营收的48.22%。其糖尿病产品销售额较上年提升8%。但是，其糖尿病产品的增长，主要依靠度拉糖肽和恩格列净两个降糖产品。而胰岛素产品无论是重组赖脯胰岛素、重组人胰岛素还是甘精胰岛素，其销售额要么增长有限，要么已经出现下降。

礼来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胰岛素重磅产品。7月，礼来宣布将斥资10亿美元收购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通过这笔交易，礼来将获得其实验性葡萄糖反应性胰岛素的药物资产。该公司建设了一个全新的蛋白工程平台，可以使治疗性蛋白与特定的分子激活剂结合后产生特异性反应，从而实现药物功能的开关。礼来希望通过这一研发平台，开发一种全新的胰岛素药物。

7月29日，FDA批准了晖致公司的甘精胰岛素作为赛诺菲长效胰岛素来得时的可交换生物类似药，这是FDA首次批准可交换生物类似药，也是首个可替代的糖尿病生物仿制胰岛素。而来得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数据显示，在2019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甘精胰岛素注射剂销售额突破60亿元，赛诺菲市场份额位居首位。随着诺和诺德、礼来、甘李药业、通化东宝等企业的崛起，赛诺菲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步下滑，从2014年的71%下滑至2019年的61%。

2015年赛诺菲推出了新一代甘精胰岛素来优时。2020年9月，该产品在中国获批。目前赛诺菲正在为来优时项目扩大产能。2019年该项目正式开始，投资2亿元，2020年增资2亿元，新增的组包装生产线预计2022年投产，灌装线预计2024年投产。项目建成后，生产产品在满足中国市场的同时，还将出口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其他亚太地区。

武汉集采结果显示，诺和诺德中标品种数最多为19个，其次是礼来苏州中标数为6个，礼来法国中标2个，赛诺菲中标2个品种，通化东宝位列第3，揽获了5个，甘李则获得了2个品种。

根据武汉的规则，是根据降幅大小来分量。谁降价幅度大，谁的比例更高。而进口产品定价高，即便是与国内企业采取同等降幅，就可以获得较大的降价绝对值，从而获得较多替代量。在武汉组织的胰岛素集采中，礼来、诺和诺德和赛诺菲中标29个品规，约占总数的78%。而国内三家企业（通化东宝、合肥天麦生物、甘李药业）的中标品规数量远低于外企。

可以看到，跨国药企成为了武汉胰岛素集采的“赢家”，而在范围更大的全国胰岛素集采中，跨国药企能否继续保持既有的市场份额，本土企业能否抓住机会逆袭，全面革新胰岛素的既有格局，值得期待。

胰岛素集采已经板上钉钉。

此前，市场上关于胰岛素集采讨论已经持续了多时，也给相关企业一定的准备时间。

早在2020年1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已率先试点开启胰岛素专项带量采购，礼来、诺和诺德等9家药企参与其中。

2020年7月15日，国家医保局有关司室召开座谈会，就生物制品(含胰岛素)和中成药集中采购工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研究完善相关领域采购政策，推进采购方式改革。

2021年年初下发的《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又明确表示生物类似药将纳入集采。7月28日，国家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金甫主持召开胰岛素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工作座谈会，包括礼来、甘李药业等胰岛素生产企业高管在内的22人参加。

胰岛素为我国市场最大的抗糖药品种。2015年至2019年，我国胰岛素市场规模由178亿元增长至近2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83%，约占整体抗糖药市场的46.3%。

此次集采主要为二代、三代胰岛素产品。从价格上来看，国产产品相较于进口产品价格低30%左右。从使用场景来看，二代胰岛素在基层医院的普及度更高，三代目前则是以城镇的三甲医院为主，外资品牌市场份额相对较高。

目前全球的胰岛素制剂产品正处于更迭过程中，第一代胰岛素制剂已很少应用在临床治疗中，第二代胰岛素制剂市场份额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第三代胰岛素制剂已成为市场主流，在全球胰岛素市场份额占比超过60%。

2019年，三代胰岛素占据整个胰岛素58%的市场份额，其中，门冬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为市场份额最大的三代胰岛素品种。

国内的胰岛素企业较为集中。本土企业主要有甘李药业、通化东宝、联邦制药、江苏万邦等10家企业。而跨国企业主要是诺和诺德、赛诺菲、礼来三家。

在这个玩家颇为集中的领域，当集采来临，谁的“求生欲”最强？谁又势在必得？

此前，国内本是同根生的胰岛素龙头通化东宝和甘李药业，形成了一种默契。通化东宝主攻二代胰岛素、甘李药业主攻三代胰岛素。其中甘李药业是本土三代胰岛素的龙头，约占国内市场40%左右。而通化东宝则是业内公认的二代胰岛素龙头。2020年通化东宝二代胰岛素的市场份额已达到34%。诺和诺德和通化东宝合计占据我国二代胰岛素七成市场。

然而，这种默契随着今年5月甘李药业首款二代胰岛素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预混30R）获批而正式被打破。

如今，甘李药业刚上市满一年就遭遇国家集采。甘李药业作为国内首家获得胰岛素类似物（三代）生产批文并获得产业化生产的企业，是国内市场中，本土企业占比最大的企业。其“长秀霖”在国内长效胰岛素市场中约占40%份额。其招股书显示，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是甘李药业的大单品，2019年该产品营收25.45亿元，营收占比为87.91%。2020年，甘李药业实现营业收入33.62亿元，其中胰岛素类似物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就达到98.07%。

为了应对集采，甘李药业正在着力拓展国际业务。在2020年甘李的海外销售收入达到了0.65亿元，同比增长50.88%。据了解，甘李药业自2005年开始战略布局，目前其产品已经在全球18个国家完成药品注册工作。在新兴市场，主打产品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在2020年先后中标白俄罗斯市场、顺利出口至土耳其、黎巴嫩、尼日尔等新兴国家，并获准在哈萨克斯坦上市销售。

而通化东宝的重组人胰岛素（二代）注射剂系列产品，2020年营收为22.07亿元，占总营收的76%，毛利率为88.07%。为应对集采，通化东宝的做法则是尽快的拓展产品线。通化东宝的三代胰岛素甘精胰岛素在2020年贡献了1.3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通化东宝甘精胰岛素实现在25省、市的挂网及备案工作，已开发的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医院达2900多家；另外，通化东宝也从“降本增效”“推进研发”“进军糖尿病创新药”等方面应对集采影响。在新产品的布局上，通化东宝预计未来2-3年内门冬30和50、利拉鲁肽等产品将会陆续推出。

天麦生物一度被视为是胰岛素领域的“黑马”，也是武汉胰岛素集采中标企业之一。天麦生物已成功开发重组人胰岛素及胰岛素类似物原料药和制剂产品。2015年，天麦生物与合作伙伴共同启动口服胰岛素胶囊项目，开发应用新型蛋白质类药物口服给药技术，填补国际空白。目前，口服胰岛素胶囊已经在美国完成IIb期临床试验，即将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

而联邦制药则是国内第一家同时拥有第二代和第三代胰岛素生产能力的企业。2020年联邦制药胰岛素系列年内收入共计12.3亿元，同比上升35.7%。其第三代甘精胰岛素注射液“优乐灵”于2017年年初顺利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生产，2020年营业收入约为4.02亿元。今年7月21日，联邦制药近期获批上市的联邦优倍灵30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首批产品已上市。

集采来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可以肯定的是，此次集采将直接决定相关企业的市场地位和未来。曾经的本土龙头能否继续保持既有地位，谁又会成为胰岛素集采的黑马，一改本土药企的竞争格局？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推动我国License-out爆发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政策红线的放开。2019年11月，多区域临床试验计划与设计的一般规则，即ICH E17指导原则在中国正式落地。这意味着中国药企的早期临床研究可以据此制定国际研发策略，实现全球同步研发、同步注册。

据CDE数据，截至2021年8月9日，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平台上登记的试验总数为14092项，其中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为1141项，占比8.3%。

国内外同步研发、海外市场的回报也投入企业创新研发，从而形成一个闭环，就可以有效分担新药研发的风险。

面对药价谈判、同质化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角逐全球市场无疑是创新药企获得更可观收入，补足研发投入的一个必然选择。

此外，在资本市场上，做国际多中心临床，进行国际化的Biotech公司，其估值也相对较高，譬如千亿市值俱乐部中的百济神州。

政策放开、资本逐利，License-out成为药企出海的主要道路之一。但License-out也是一门学问。

因为如果前景不及预期，也有折戟的风险。

今年4月，默沙东宣布终止此前4.25亿美元收购的昂科免疫的新冠药物CD24Fc的开发。原因在于昂科免疫还需要递交其他数据来支持FDA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默沙东预计，在进行完补充研究之后，该产品上市要等到 2022 年上半年。基于试验以及法规上的不确定性，再加上重症住院患者可选的药物越来越多，默沙东最终决定终止该项目。

这也由此引发了业界讨论。一方面，企业如何做License-out？另一方面，如何保证自家产品License-out之后，不是被作为“备胎”，而是被当作“宝贝“来开发？

对于前者，要从立项就开始国际化，海外开发一定要有差异化。对于后者，企业则需要综合考量。首先要看企业目前所处的发展状态，这样的运作是否是一种必须；另外，则是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临床数据，现在对外授权是否“划算”，价格是否满意。在时机选择上，如果企业资金充足，有充分的资本支撑在研项目快速推进，就可以推迟License out，将产品培养的更好，未来获得更好的增长。而要判断对方是否将自己的项目当做宝贝来看待，一定要看交易的架构里面其他的策略是什么，包括在多少年之内实现什么样的里程碑等等，这些都是相关的评判标准。

但从2020年到现在的License-out交易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创新药企的License-out也在通过实力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百济神州、南京传奇、君实、荣昌、信达等核心产品都相继获得了美国突破性疗法称号；天境生物的CD47单抗、加科思的SHP2抑制剂等产品都具有FIC、BIC的潜质。

除了开发前沿创新，广泛的全球多中心临床也是本土药企努力的方向。2015年，国内企业尽在海外的14个国家开展临床试验，项目数只有48项。而到了2019年，中国药企在海外临床试验的布局国家已经超过50个，累积项目总数超过340个。

不断突破的交易金额也证明全球市场对中国药企License-out策略的认可。2019年，百济神州宣布终止与新基的合作协议，收回替雷利珠单抗的全球独家开发和商业化的全部权利。2021年1月，百济神州以更高的金额将替雷利珠单抗在部分国家权益授权给诺华，总金额高达22亿美元；2020年，天境生物以29亿美元授权艾伯维CD47单抗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权益，创下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史上最大跨国对外授权战略合作。

由此可见，License-out交易数量与金额大爆发，交易项目从商业化权益到早期研发再到技术平台，两个现象确实证明了中国创新药企的研发实力与经营实力，中国的创新正在步入全球前沿。但另一方面，中国药企距离全球头部仍有距离，企业仍需进一步创新，形成差异化，才能掌握更强的话语权。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License-out项目已有40余项。其中艾伯维，从天境生物获得CD47单抗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国家及地区开发和商业化的许可权。根据协议条款，艾伯维将向天境生物支付1.8亿美元的首付款，同时额外支付2000万美元作为1期临床该研究结果的里程碑付款。天境生物将有资格获得该项目最高17.4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另外，未来艾伯维有权优先选择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目前天境在研的两款双特异抗体，潜在交易不少于10亿美元。这也预示着，双方此项交易的总金额有望达到30亿美元。

而今年，也已经有多项令人瞩目的License-out项目诞生。

如荣昌生物与纳斯达克上市SGEN公司达成的关于ADC药物维迪西妥单抗的26亿美元重磅海外授权合作协议，创下中国创新药单药出海交易金额的新纪录。

7月13日，诺诚健华和渤健就有望治疗多发性硬化（MS）的口服小分子布鲁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BTKi）奥布替尼达成许可及合作协议。交易总额9.374亿美元。

此外，还有百济神州、君实生物等的合作协议。通过这些交易，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对外授权的态度和目的有了变化。

此前，不少创新药企将项目对外授权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企业能够活下去。而如今，企业对外授权的目的不止于资金的获取。

由于科创板以及港股对创新药企的利好政策，打通了企业资金获取渠道，在企业“不差钱”的前提下，他们更愿意下大工夫再培养产品，尽量推进到后期，甚至是上市，然后再考虑License-out。

对于手握好产品的企业，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全球化布局探路。我们看到，项目的引进方不再是单一的跨国企业，对外授权的地区也不再局限于美国，欧洲、日本发达国家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甚至印度均有了相应的案例。

如2019年，百奥泰把其抗肿瘤药BAT1706在部分新兴国家市场独家商业化的权利转让了出去。复宏汉霖也转让了BLX10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国相应适应证领域的独家商业化权利。今年上半年，普瑞金生物将其处于临床一期的PRG1801项目转让给了印度瑞迪博士实验室；绿叶制药将利斯的明多日透皮贴剂对外授权给日本东和药品。
    如今，中国已上市产品的License-out渐成规模。仅今年上半年又有百济的PD-1单抗、艾力斯的伏美替尼、信达生物达攸同、绿叶制药利斯的明多日透皮贴剂、沃森生物的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博安生物的博优诺等产品实现了对外授权。

那么，是什么在推动License-out爆发？License-out会遇到什么问题？本土药企该如何做License-out？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

8月8日，荣昌生物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西雅图基因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合作开发和商业化ADC新药维迪西妥单抗。根据协议，荣昌生物将获得潜在收入总额高达26亿美元，创下单药License-out新纪录。

1亿、5亿、10亿、20亿美元！随着本土创新药企研发实力增强，License-out交易增多的同时，交易金额也在不断被突破。2020年，被业内认为是License-out爆发之年。据E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年，本土药企License-out交易数量为42起，单笔交易披露总金额（包括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最高达到29.4亿美元。

2021年也“不甘示弱”。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半年本土药企License-out交易数量已经多达20起（不包括新冠疫苗海外授权），披露金额最高达到22亿美金。这一数字在2019年和2018年都还不到10起。

从受让方来看，既有诺华、礼来、罗氏等在中国经营多年的跨国大药企，也不乏国外创新药企；在交易项上，从早期研发到后期商业化，甚至是技术平台都有涉及。如此看来，中国创新或许正在融入全球化大潮。

事实上，从2007年微芯生物在艰难时期，将西达本胺的中国以外权益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授权给美国公司沪亚生物，开启中国创新药企的对外授权之路的五年内，中国企业的对外授权都是空白状态。

直到2011年之后，国内药企的License-out 事件才开始陆续出现。

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有，2011年12月，和记黄埔将其c-Met抑制剂沃利替尼海外权益授权给阿斯利康。和记黄埔获得2000万美元首付款，1.2亿美元里程碑付款以及销售分成。2013年，和记黄埔又与礼来合作，共同开发和推广呋喹替尼。

在2013年开始，百济神州开始崭露头角。这一年，百济神州与默克雪兰诺进行了两笔交易。一笔是当年5月，百济神州将BCG-283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和商业化权益给了默克雪兰诺，一笔是11月，将BCG-290项目的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发授权再次给到默克雪兰诺。百济神州获得了首付款，以及2.32亿美元里程碑付款以及未来销售分成。

2015年之后，中国医药企业的对外授权项目开始缓慢增加。

中国创新药企渐渐成为对外授权的主角，新面孔也越来越多，信达生物、康方生物、南京传奇、复宏汉霖、天境生物、亚盛医药、百奥泰、金斯瑞、康宁杰瑞、思路迪，开始登场。

尽管如此，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的项目案例每年不超过10个。直到近两年，中国创新药企License-out不仅项目数量开始爆发，首付款金额以及授权总额度不断刷新纪录，中国创新药企的项目开始被世界瞩目、认可、引进。

想了解中国创新药License out如何从无奈对外授权续命，到为全球化探路，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8月12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下属子公司河北维尔康制药在美国涉及的维生素C反垄断诉讼案重审判决中，两家美国原告公司的上诉失败。

这已经是16年间华北制药第11次发布公告披露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回顾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官司，最早要追溯到2005年。美国两家维生素供应商家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和拉尼斯公司将多家中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告上法庭，指控后者合谋操纵维生素C价格来控制美国市场，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诉讼中最初的被告包括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四家维生素C生产企业，华北制药、石药集团、江山制药和东北制药。

2000年前后，中国维C企业逐渐在与罗氏、巴斯夫等维生素国际巨头的竞争中胜出，在全球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诉讼的前一年，被告的四家中国企业产能占去了全球维C产能的约68％，其中85％以上都销往了国际市场。而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维C消费国。2004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维C占出口总量的31％。2004年下半年，维C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近一倍，这也成了诉讼的直接导火线。

原告的两家美国维生素供应商宣称，4家中国企业从2001年12月起达成了维生素C出口数量和价格方面的协议，通过价格联盟故意控制产量，造成全球维生素C市场供不应求，借机抬高价格，涉嫌违反美国反垄断法。

这场诉讼是中国内地企业首次在美国遭遇的“反垄断第一案”，当时便在国内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一场反垄断诉讼的失败，不仅可能让中国维C企业背负天价罚单，更可能丧失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际市场地位，曾经的罗氏便是前车之鉴。

因为就在1999年，美国认定罗氏、巴斯夫为首的数家维C生产企业合谋组成价格同盟，因此罚款8.99亿美元，并连带着将罗氏高管送进了监狱，两年之后，罗氏又接到了欧盟的4.62亿欧元巨额罚单。一系列诉讼失败最终导致罗氏在2002年把将维生素业务卖给荷兰帝斯曼，国际维C市场格局也因此改变。

在收到传票后，4家被诉的中国企业都展现出全力应诉的姿态。双方博弈的焦点集中在了中国企业的限量保价行为是应国内法律要求。

在庭审陪审团裁决前，江山制药、东北制药、石药集团先后与原告达成和解，总计支付了约3400万美元的和解赔偿金。只有华北制药孤军奋战。

2013年，美国地区法院通过陪审团审理判定华北制药须支付原告赔偿金约1.53亿美元。

华北制药发布声明表示，该判决严重违背了庭审所展示的事实，并上诉至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这次上诉也给案件带来了第一次反转。2016年，二审法院基于“礼让原则”撤销地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发回原审法院并指令原审法院撤销案件。

二审败诉的原告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8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再次反转，推翻二审判决，下令将案件发回重审。

就在外界以为案件走向将朝着不利于中国企业的方向发展时，剧情再次反转。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对重审作出判决，第二次以违反国际礼让原则为由驳回了诉讼案。

华北制药在公告中表示，判决排除了国际诉讼对华北制药的影响，有利于未来国际市场销售和市场竞争，对公司损益无影响。这次“胜利”能否给这场16年的官司画上句点尚不可知。但这16年间，中国维C行业一步步不断扩张，牢牢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对华反垄断第一案”对华北制药、对中国维C行业甚至可能面临反垄断诉讼的中国企业而言都将深远。

当国内创新药审评审批和医保支付改革持续推进、国家集采走向常态化，仿制已不再是当前传统药企最主要的生存方式时，创新则成为每一个站在“弯道超车”或“走向消亡”路口的传统药企不能回避的话题。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内卷”中，传统药企既要顶住来自国内biotech、跨国巨头的威胁，还要在做好仿制药的同时，实现由仿向创的全面转型升级。

自主研发、以股权或和资产收购的形式收购新药项目以及license-in，都是当前新药研发的传统模式。在传统药企的转型选择里，License-in正在成为当前国内传统药企快速扩充产品管线的方式之一。

据E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2020年，中国药企达成的License-in产品交易超35个，合作模式涵盖单个产品至技术平台引进，是当之无愧的Licence-in大年。进入2021年，License-in模式依然持续升温。加紧在创新药赛道布局已是处于转型期的各大药企的必备，License-in的好坏更加考验BD团队的“选品”眼光。

以齐鲁为例，License-in已成为近年来扩充产品管线的重要方式之一。

今年5月，齐鲁制药提交的一项关于注射用CEND-1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CEND-1是一家临床阶段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的一款潜在“first-in-class”抗癌疗法。2021年2月，齐鲁通过高达2.35亿美元的合作获得了该候选药在大中华区的独家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笔交易达成的一年之内，齐鲁制药还进行了四笔License-in交易。

不仅是齐鲁，包括石药、扬子江在内的众多老牌药企都在加速license-in的脚步。

     当然，企业能否顺利转型还受到产品线布局的影响。与创新药公司不同，处于转型期的传统药企还要结合自身现有产品的特点进行布局。无论是自主研发创新还是项目引进，传统药企的转型，都要依托自身优势与优势赛道，避免盲目跨领域研发。

虽然license-in模式火热，但新药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多，通过授权引进布局创新药，依然存在风险。传统药企同样青睐于通过收购、入股新公司的方式布局创新药领域扩充产品线。

今年4月，华东医药接连完成两笔收购。4月19日，华东医药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抗体偶联技术的诺灵生物达成合作，以3500万元合计持有诺灵生物10.45%的股权。诺灵生物的专利平台技术，对华东医药打造ADC药物产业链生态圈闭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能够与现有产品管线形成强力协同。

仅一周后，4月26日，华东医药又以 4.875 亿元收购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5%股权。道尔生物专注于肿瘤与代谢领域药物的研发，与华东医药研发重点布局的领域高度契合。

成立专注创新的子公司也是传统药企转型创新的操作方式之一。比如复星医药通过设立子公司布局创新药，其中复宏汉霖的汉利康、汉曲优等国产生物类似药于2019、2020年相继获批；HLX03上市注册申请获批；HLX04上市注册申请获受理┄┄复星医药的创新研发成果也得以逐渐兑现。

对于无数个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本土企业来说，政策的扶持、人才的汇集与资本的涌入，让中国的医药产业进入了竞争的时代。面对国内biotech陆续崛起，跨国药企持续深耕中国的形势，传统药企转型之路多艰，曾经依赖于仿制药产生营收的模式一去不复返，创新药如何支撑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当然，中国过去的创新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也要给整个行业，特别是传统企业更多的耐心，让他们成长壮大起来。

分析强生、辉瑞、礼来、赛诺菲等企业长期霸榜的背后逻辑，走在创新前沿是固然重要，新产品带来的持续增长的业绩也必不可少，并购与投资创新则是跨国药企的手段。

科睿唯安曾对市值排名前100位的生物制药上市公司2019年研发支出的最新分析显示，全球Top 100生物药“新贵”研发支出较2018年同期劲增35%。但与此相对的，当年TOP13跨国大型药企合计研发支出整体较2018年下降了1.93%。这两个数字的背后实际上是跨国药企对自主研发与买进创新药之间的权衡。

自主研发所面临的挑战也正在越来越大。德勤2018年底发布的新药研发效率统计报告显示，全球TOP12的药企在R&D上的投资回报率仅为1.9%，为9年来最低，而2010年时候，这个数值是10.1%。平均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则达到了21.8亿美元，与2010年11.8亿美元相比几乎翻了一番。新药上市以后的平均销售峰值预测从2010年的8.16亿美元下降至4.07亿美元。

以强生为例， 2011年强生以1.5亿美元的首付款和10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支持伊布替尼研发，并获得了全球独家权益。再比如赛诺菲与再生元合作开发的治疗特应性皮炎的新药，上半年增速超51%，是赛诺菲未来发展的重磅产品。由此可见，跨国药企们依靠并购走在了创新前沿。

如果将目光放回国内，如跨国药企长期“霸榜”一般的强者恒强逻辑同样成立。虽然当前中国的千亿市值药企和全球领先的千亿美金市值药企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我们不能否认当前医药产业的进步。

截至8月9日，A股千亿市值医药数量再创新高，已达17家；H股中，有11家医药企业市值超过千亿，其中4家已经在A股中同步上市。A+H合并来看，当前共有24家千亿市值医药企业。

如果对这24家企业做一个画像，大致可以将千亿市值俱乐部成员分为几类。首先是那些得益于医药市场蓬勃发展，强者恒强的大品牌，比如迈瑞、恒瑞、药明康德。以恒瑞为例，2017年11月，恒瑞成为首只市值超2000亿元的医药股；2018年6月，市值突破3000亿元；2019年10月，市值冲破4000亿元；2020年6月，市值突破5000亿元大关。2020年12月25日，市值更是一度突破6000亿元。

强者恒强也是近年来A股市场呈现出的运行格局。有分析指出，当前A股市场对本身市值较高的上市公司，尤其是本身市值已经逾千亿的上市公司，反而更容易创出新高走势，市值的空间得到进一步攀升。不乏一些龙头企业从刚过千亿市值的水平快速发展到两三千亿市值的状态，更有甚者从千亿市值级别壮大至万亿市值的级别。

其次是创新药产业链中的企业。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鼓励创新的大背景下，与之相关的创新药产业链景气度也得到大大提升。当前，药明康德、康龙化成、泰格医药三家A+H的CXO企业，两地市值均已过千亿元。药明康德更是稳坐4000亿元市值大关。

第三类则是各细分赛道龙头。随着医药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让医药板块日趋多元化。化药、中药不再是A股的绝对主力。不论是处于黄金发展期的医疗器械与医疗服务领域、还是疫情之下快速成长的疫苗与生物制品，还是医美领域，各细分赛道行业整体增速较快，综合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另外，以京东健康、阿里健康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也是不容忽视的新角色。

显然，对医药行业而言，最终都要回归到产品与技术，未来的竞争是新技术与新方法的竞争，谁能坐稳千亿市值，业绩永远是硬指标。

想要成长为千亿市值的医药企业，首先要创新，企业能够在所处领域产出创新产品；第二点则是实现产品商业化，实现收入；第三点则是在拥有资金实力后进行合理并购与整合；最后一点则是国际化视野。

如今，跻身千亿人民币市值俱乐部玩家已经越来越多。如何站稳千亿人民币市值，并朝着千亿美元市值迈进，是一众医药龙头股需要思考的。

8月9日，美股收盘，两家mRNA 疫苗企业Moderna和BioNTech的股价再次达到历史新高，分别为1955.55亿美元和1084.61亿美元。两家企业的市值总和超过3000亿美元，约合19700亿元人民币。对比A股，这个数字相当于迈瑞医疗+药明康德+恒瑞医药+爱尔眼科+智飞生物+片仔癀6家A股市值最高药企之和。

从全球排位来看，Moderna和BioNTech已经进入了美股医药保健类企业市值TOP20，分别为第11位和第19位，超越了AZ、默沙东、BMS等老牌跨国药企。 

纵观历史，吉利徳也曾在2013年～2015年，凭借“红极一时”的丙肝药短暂进入TOP级跨国药企之列，现在的Moderna和BioNTech是否也是“昙花一现”呢？

这两家企业的市值一夜之间增长百亿的原因是上半年财报的发布。8月5日和9日，Moderna和BioNTech相继发布了上半年财报。Moderna上半年营收62.91亿美元，而去年其同期营收是0.75亿美元。BioNTech上半年营收为86.23亿美元，去年同期营收为0.82亿美元。同时，在财报中，Moderna预计2021年销售将超过180亿美元，BioNTech合作方辉瑞预计2020年销售额将达335亿美元。

当年吉利徳增长放缓，较大的因素在于其研制的丙肝药突破性的实现治愈而导致市场萎缩，而之后的管线又没有及时跟进。Moderna和BioNTech似乎也处在类似的情况。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两家企业的mRNA疫苗是全球最早获批上市且有效性较高的两款新冠疫苗，上市首年达百亿美元销售额，几乎复制了吉利徳的发展路径。但Moderna和BioNTech之后的发展风险则在于，如果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或接种新冠疫苗人群趋于饱和，对新冠疫苗的市场需求将出现急速下滑，两家企业也将面临百亿美元营收的下滑。能不能站得稳千亿市值，则要看后续管线能否继续撑起现在的估值。

事实上，不可忽视的是，除了新冠疫苗，两家公司被市场热捧的还有mRNA技术平台，这两家公司也围绕自有的mRNA技术平台布局了市场需求较为旺盛的肿瘤、季节性流感等领域。

根据Moderna公布的上半年财报，目前Moderna的管线涉及预防性疫苗、全身性细胞内治疗、癌症疫苗、肿瘤免疫治疗、局部再生疗法等多个领域，其中预防性疫苗和全身性细胞表面治疗是其核心领域。 

在新冠疫苗方面，Moderna还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财报显示，针对12～17岁青少年的2/3期临床已经完成，并且在欧洲附条件获批了12岁以上青少年接种人群，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已经递交了EUA申请。针对6个月～11岁接种人群的2/3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此外，针对新冠变异株的临床I期试验也在进行中。

除了新冠疫苗，Moderna的预防性疫苗有9条管线，涉及CMV疫苗、寨卡病毒疫苗、季节性流感疫苗等，其中寨卡疫苗和CMV疫苗即将进入到临床III期。在全身性细胞表面疗法方面，管线包括针对基孔肯雅病毒的抗体、针对心脏病的松弛素、针对自身免疫性肝炎的PD-L1和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IL-2。此外，在癌症疫苗、肿瘤免疫治疗、局部再生疗法以及全身性细胞内疗法领域的管线也在进行临床I期开发或临床前研究阶段。

BioNTech也在持续推进其新冠疫苗的接种地区和人群。除此之外，BioNTech还在开发针对季节性流感和疟疾的传染病疫苗，并且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合作，拟利用mRNA技术开发10种传染病疫苗。目前正在开发的有18项管线、15款候选产品。

mRNA

技术的确给制药界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但走在创新前沿并不是千亿市值的唯一要素。想要了解全球制药企业市值持续增长的背后逻辑，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

上半年，相较于新增29家医药企业登陆A股，赴港上市则显得相对冷清一些，仅有13家医药企业成功赴港IPO。 其中有5家企业是B字头。分别是：心通医疗、贝康医疗、科济药业、诺辉健康、兆科眼科。

从所属细分行业来看，整体上较为分散。医疗保健设备、中医药行业分别有两家公司上市，医学美容服务业、化药、生物技术分别有3家企业上市。 

当然，在跌宕起伏的上半年，这13家新上市的港股企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细分赛道的龙头显然更受追捧。如“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的诺辉健康，首日收盘涨幅达到了215%；中国正畸第一股”的时代天使，上市首日收盘涨幅高达132%，时代天使也一度成为新上市药企中总市值最高的企业，达到了553亿元。

上半年上市的医药公司中不乏细分赛道的龙头企业，跻身了港股打新收益前10名。 首先是被称为“中国正畸第一股”的时代天使。在香港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2000倍，时代天使也因此成为港股IPO市场近几个月热度最高的新股。上市首日收盘涨幅高达132%，上市首日一手卖出收益达到45600港元。
    时代天使是隐形矫治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内隐形矫治解决方案市场高度集中，按于2020年的达成案例计量,前两大市场参与者的市场份额总计为82.4%。时代天使2020年的市场份额为约41.0%，称得上行业龙头。
   被称为“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的诺辉健康，首日收盘涨幅达到了215%。据了解，诺辉健康A轮估值才三、四亿元，当日开盘市值突破了300亿港元。诺辉健康主要收入来自销售两大结直肠癌筛查产品，常卫清和噗噗管。2019年，常卫清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在65%以上；噗噗管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在25%左右，呈上升趋势。2020年10月9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常卫清”的创新三类医疗器械注册申请。这是我国首个获批也是目前唯一的癌症早筛产品注册证。

1月15日上市的医渡科技，首日大涨1.48倍。医渡科技主要有三大业务板块：大数据平台和解决方案、生命科学解决方案以及健康管理平台和解决方案。其招股书显示，2018至2020年，医渡科技总收入分别为2272.7万元、1.02亿元以及5.58亿元，近三年的增速分别达到了348.9%和447.1%。根据安永报告，2019年，医渡科技按收入计算，在国内所有医疗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中排名第一。
    上半年共有5家未盈利上市药企，科济药业就是其中之一。 6月18日，科济药业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集资约3亿美元（约23.3亿港元）。科济药业上市的基石投资人，包括礼来亚洲基金、新华人寿、奇点资产管理、睿远、WT、广发证券等。

科济药业最早在2014年8月完成A系列融资，随后分别在2016年融资3000万美元、2018年的6000万美元Pre-C系列融资、2020年的约1.86亿美元C系列融资，以及2021年1月的C+系列融资1000万美元。而高瓴资本则加码了其C+轮融资。

与其他上半年头戴-B登陆港股的企业不同，科济药业是国内CAR-T领域的明星公司，也是我国第一批迈入细胞治疗产业的企业之一。在上市前，科济药业已在中国、美国和加拿大获得7项CAR-T疗法的IND许可，在中国所有CAR-T公司中排名第一。

在上市之前，科济药业收到超400倍初步认购，是名副其实的“明星股”。但上市首日，科济药业却遭遇破发，首日盘中跌幅一度逾18%。

对于刚上市就破发，科济药业董事长李宗海认为，是二级市场对CAR-T这个赛道还需要时间理解。但另一面则是，在CAR-T赛道，已有药明巨诺、永泰生物、传奇生物、亘喜生物等明星选手云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