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我们常常陷入一个怪圈，堕入悲伤、苦毒、空虚。
身为一个中国人，渴望探究一条真正能帮助我们走出历史怪圈的道路。
在《约翰福音》13章里，耶稣预言有人要出卖他，又赐给门徒们新命令，并且特别预言了彼得要否认主。说到这里，门徒们都疑惑了。
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们：你们人生的方向已经定了，你们人生的道路已经有了，不要焦虑。虽然我暂时不和你们在一起，但是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但是显然，门徒们还没有预备好。多马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他既不知道方向是哪，也不知道道路为何。
于是耶稣在这里就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很多人没有在这节经文的背景下来理解这句话。这里耶稣对自己有三个描述——“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这三者之间不是平等关系，耶稣毫无疑问在这里强调的是“道路”的问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而走向“天父”就是你们人生的方向。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也说到“真理”和“生命”呢？因为只有“真理”的路和“生命”的路才是通向上帝的路。也就是说，一切否认、轻视、不顾真理的路，一切不尊重、不高举生命的路，都不可能是通向上帝的路。正因为耶稣是从神而来的真理和生命，所以祂才是那条道路。
弟兄姊妹们，你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你要走什么道路去那里呢？
你是否走在基督的道路上？你是否为这个方向付出基督一般的代价？你是否在凡事上持守真理和生命呢？
但是，我今天不想仅仅停留在这里，也不想仅仅举几个例子，我期望做的更多。
1，罪人的人生方向的错误，以及这个方向如何错误地引导他
2，特别是中国人中，一种普遍的人生方向，以及这个人生方向在历史上、在今天对我们的错误引导
中国男人的人生方向在孟子的一句话里得到了最为凝练的表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善）天下。”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有很深的涵义；看似直觉，其实有着极深的中国文化基础；最重要的是，看似简单自然，在孟子说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是慢慢地，随着法家的影响，这两个目标其实是自相矛盾。
其涵义是什么？代表着中国男人对“家”与“国”的负担。独善其身，更准确的是说个体的道德、能力，这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而是在家庭中的。兼善天下，则是对天下的负担。
孟子的涵义，我个人以为，是以独善其身为根基，进而兼善天下。也就是以个体、家庭为本，进而能够服事天下。
著名的史学家秦晖教授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周秦之变；一个是现在。而周秦之变，最关键的斗争，就是代表传统的儒家，和新兴的法家之间的斗争。而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其社会基础在于一个代表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的小共同体，另一个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集权。
前者对理想社会的看法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但是法家后来不这么看。韩非子《五蠹》有云：“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败走）。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让他做了高官）。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法家是激烈地主张，要把所有的人从家庭中释放出来；但是释放出来，不是要让他们得自由，而是要让他们变成国之忠臣，实际上就是君主的奴隶。
韩非子的论调就是很简单：没有国哪里有家，“国”应该在“家”之前。实际生活中，往往就只有“国”，没有“家”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一转变是很明显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公元前559–484年，春秋末年）。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遂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当时的人都觉得伍子胥这么做没什么、可以理解，特别从“申包胥”的反应中可以看出。
大家可以用明末清初的吴三桂“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与之做对比。而清代的人都认为吴三桂是大汉奸了，可以看出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变化。
所以，中国男人本身的这两个目标就是互相冲突，而且漂浮不定的。一方面觉得要以个体、家庭为本；另一方面，又想做忠臣烈子，为国/皇上尽忠。但是，后者终久是为主的。
在这里，有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大咖，一位历史上的网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人叫“王勃”，唐朝初年人，27岁就死了，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所以这个人很厉害。
他有一首诗，就表达了中国男人的这种状态，就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宦海沉浮，伴君如伴虎”。儒家教导他们“从道不从君”，但是他们其实自己不过是皇家的弄臣、工具、奴才。失意的远远比得意的多，所以中国历史中，留下的文章、诗词，描述失意的也很多。
王勃也不例外。他很快被贬，这时，他写了另外一首诗《别薛华》，整个情感就完全不同。
另外一首失意的代表作，就是被誉为“泣鬼神”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但是，这种失意后的怨恨、苦毒、悲凉是很难承受的。失意之人要么如同王勃一样英年早逝，要么如同卢照邻（初唐四杰中的另外一位）一样，投水自杀，也就是效法屈原了。
要想逃脱这种怨恨、苦毒、悲凉，他们必须要“看破”，实际上是“堕入空虚”。
这里面王维是一个代表。中国人不少人非常抬举王维，实际上是因为他把这种空虚描绘得非常美。实际上就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孤芳自赏。
中国人把这种空虚描述得非常地美，甚至还认为这是一种境界，而且是一种高超非凡的境界。难道真的是吗？如果真的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失意了以后才追求这种境界呢？
2000多年以来，中国男人绝大部分基本上处于这三种状态，能够跳出的少之又少。极少的人成功了，但是后来自己变成了独夫暴君；只有更少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变成“独夫暴君”，也没有堕入这三者之一，譬如王阳明和苏轼，这是很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中国男人的拯救在于哪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人生目标抬起来，超越以小共同体为中心的“独善其身”，更超越“兼善天下”。中国男人必须要有更高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走向上帝”。
只有在“走向上帝”的过程中，中国男人才能跳出这个历史怪圈。我刚才谈到的两位没有走向独夫暴君，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这个历史悲剧的极少数派——王阳明、苏轼，都有一定的这个特点，都把寻求“道”作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点。
只有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被从“以小群体利益为中心”的小共同体中释放出来，但又不是被变成某一个人的奴隶。如果说法家的确是平等的，把我们变成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的话，那么只有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我们在上帝面前才能人人平等。
中国的拯救，就在于中国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走向上帝！今天，中国男人，要以走向“道”、走向“上帝”为人生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