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环境已经不完美，社会压力巨大，人生没有绝对的“正确选择”。重要的是你在每一天、每一个选择中，是否感受到存在与快乐

年轻导演普遍感到自己“才华横溢”，并非完全自负，而是教育、文化、心理、制度叠加的产物：教育告诉他们“你有才华，应该做作者电影”；

结果一个庞大的年轻导演群体涌向电影，这种昂贵的媒介不仅承载创作，也承载着青春的赌注与社会认同的焦虑。

捞父现象的核心是权力寄生与青春剥削。
他们不创作电影，却掌控电影的流动；
他们不承担风险，却让年轻导演背上青春赌注；
他们扮演电影，却让现实创作与生活观察失效。
年轻导演在这个体系下被训练成“犬只”，忠诚执行，却无自主与安全。

学院派电影节标准之所以被神圣化，是因为它承载了权威话语与国际认可的象征。
现实是：

学生付出时间和青春，却收获的是“符号化的作品训练”，而非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感知和创作能力。

换句话说，学院派神圣化电影节，设置的天花板，不仅是学术天花板，也是年轻导演现实创作能力的天花板。

捞父电影遍地开花，不是偶然，而是制度、经济、心理、文化多重力量的叠加结果：

捞父的逻辑就是：不拍电影也能掌握电影资源，不承担风险也能获得收益，用年轻导演的热情和野心喂养自己的权力闭环。

中国电影长期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评价体系。
在欧美或韩国，电影成败由票房、评论、口碑共同决定。
而在中国：

• 项目立项依赖于基金或政策方向；

• 奖项评审依赖于关系网络；

• 宣发资源掌控在少数渠道手里。

这导致一个荒谬的局面：

“拍不出好电影的人，却成了能决定谁能拍电影的人。”

因为他们占据“资源中转站”这个位置，无论电影成功与否，他们都能抽成、挂名、分润、留名。
就像你说的：

老怪的形成背景

电影从来不是为了取悦所有人，而是为了表达那句别人不敢说的话。真正的导演，必须在选择中牺牲。不牺牲，就不会有风格；不冒险，就不会有表达。“中间地带”是最危险的地方既没被世界看见，也没被世界原谅。太多年轻导演就死在这里。

“贷款上班”这种极端个案，表面是讽刺，实则是一种集体的心理写照：我们仍然在运转系统，但系统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情绪的蔓延，不只是经济危机，更是信任危机。因为它动摇了现代国家赖以维系的信念结构：“我为系统付出，系统回馈我秩序与安全

他推的石头，不是石头，是：工业时代：齿轮、蒸汽机、流水线；信息时代：电脑、服务器、代码；AI时代：数据模型、算法自我；未来时代：数字意识的循环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