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荣宝斋与艺术家——故事新编”展览在荣宝斋广东开幕。展览聚焦历史神话题材，以近现代、当代、插画三大单元，深挖神话叙事古今共生、经典新编的艺术价值。
展览将展至9月27日。
“神话指向过去，但神话的讲述却指向当下。”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丛涛表示，所谓“故事新编”，既是重新激活女娲、伏羲、西王母、嫦娥、哪吒、悟空等传统形象，也是在新的时代经验中，对经典叙事进行还原、解构并重新赋予意义。
从过去中创造未来
“中国人的历史信仰与神话信仰交织，借此构筑出融汇古今、现实与神灵世界的精神共识。”丛涛介绍，展览旨在通过不同代际艺术家的“故事新编”，揭示神话作为文明基因如何在艺术嬗变中持续生成新的意义。
展览汇聚居廉《钟馗图》、齐白石《东方朔盗桃图》、傅抱石《秋风洞庭波》等近现代名家经典，还同台呈现当代艺术家的演绎以及新生代插画创作。观众可通过这些作品，直观感受古老神话在不同代际创作者笔下被反复解读与焕新的艺术生命力。
居廉的《钟馗图》跳出了传统钟馗面目狰狞的刻板印象，他以没骨画法直接晕染色彩，笔触洒脱随性，透露出一种戏谑、诙谐的人情味。
齐白石的《东方朔盗桃图》是其八十八岁晚年力作，取材东方朔偷桃的神话典故。他用阔笔大写意挥写衣袍，设色简净，艳红寿桃成为画面的视觉焦点。
在林墉的作品《射日》中，后羿蹲踞牛背之上，拉满弓蓄势待发。笔墨雄健，突出上古英雄的原始生命力量。
彭薇的作品《伏羲与神农之二》则充满想象力，伏羲与神农驾龙凤腾飞于祥云之上，古代神话中“驾龙凤遨游云天”的浪漫意境跃然纸上，给人一种自在逍遥、安宁祥和的视觉感受。
在中国绘画历史上，以神话为题材的创作传统延绵两千多年之久。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到陈洪绶的《九歌图》，以及遍布于佛寺道观中的“经变图”，都是在营造神话般的世界，并将文明的精神内涵具象化。
在中国文明艰苦的现代转型中，画家们亦拿起画笔，以神话为载体，抒发出民族危亡、自由探索的真挚情感。
徐悲鸿旨在重塑神话的“史诗感”，《九方皋》《愚公移山》等作品，皆是中华民族挣脱悲剧命运的呐喊。傅抱石以一种现代文士的情怀，在《云中君与大司命》中写出现代知识分子于风云变幻之际的精神自画像，《湘夫人》《山鬼》则借“香草美人”暗喻故国之思，将神女化作苦难中国的象征。
神话之于当代人的价值何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渠敬东认为：“今天，人们若想再探索宇宙的秩序，返回文明的锚地，追求人生的意义，则必须解开神话的密码，新编那些远古的故事，从过去中创造未来。”
不断被“新编”，让神话更具生命力
展览开幕之际，荣宝斋广东特邀展览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渠敬东，参展艺术家王川、史金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陈晓阳，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丛涛，围绕“神话叙事的当代意义”主题开展学术对谈。
神话与民间信仰究竟如何塑造了当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嘉宾们从各自的研究与实践出发，展开多维度探讨。
“神话和民间信仰都是中国文明的标识性概念。它们不仅在中华文明构造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直至今天，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丛涛举例说道，中国人登临泰山或远眺岳阳楼时，所生发出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感受，与外国游客面对同一片山水景观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近期热映的电影《奥德赛》是古希腊神话。在不同时代，奥德修斯都成为西方人认识和理解自己的重要参照。”丛涛进一步解释，中国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和英雄传说。尤其在广东地区，妈祖、北帝等民间信仰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渠敬东从社会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分析了神话的重要性。“神话与历史的共生、纠缠，是所有文明的底色。”历史凭证据与逻辑追踪来路，神话则借象征与叙事回答文明从何而来。神话进入生活，便成为“生命里的精神头、生活中的烟火气”。在他看来，“故事新编”不只是复述掌故，更是让古老神祇获得人的情感与时代处境，使传统成为观照现实的镜子。
参展艺术家史金淞从活跃于岭南大地的各项民俗实践中获得创作灵感。他走访了东莞多家生产神话形象与玩具的工厂，还观察到龙舟、醒狮等民俗活动已经深入岭南各个村落和学校之中。在他看来，这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融入与共鸣，他将此称为一种“当代的神话状态”。
“神话能够持续地被传承，正是因为它可以被不断‘新编’。”陈晓阳认为，本次展览让神话与当下的艺术实践形成对话，正是如今的观众所渴求的。“在标准化教育和社会压力下，神话带来的精神滋养十分重要。如今的年轻人对哪吒这样的形象的喜爱几近疯狂。”在她看来，神话更长久的生命力，正是寄寓于大众艺术创作之中。
王川从山海经系列创作方式的转变，谈及自己对“故事新编”的理解。起初他坚持手绘，画到大约第五十个形象后，开始转用数字绘画的方式。“如今生产方式不同了，很多创作场景最终都得回到数字系统里，这就是一种‘故事新编’，是我们当代艺术家介入传统的叙事过程。”
文、图｜记者 周欣怡 阎回
统筹｜记者 朱绍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