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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青年写作者系列访谈
“我竟然还记得!”陈润庭在书房里大叫,距离上一次他玩悠悠球已有十多年了。他向记者逐一展示摆在桌面的儿时玩具:模型车、“宠物小精灵”手办、陀螺、悠悠球……
作为一个出生于“玩具之都”澄海的孩子,玩具在他的童年生活里占据了重要位置,也给他的写作带来了隐性而根深蒂固的影响。如同被各色玩具所簇拥的《超级玛丽历险记》,那是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蓝底书封充斥着上世纪90年代的怀旧复古感。
“小时候的我总觉得玩具和游戏的世界都是真的,直到长大之后我才发现这些都是假的,我没法再相信。但是我希望在我的创作里,还可以在孩子和大人的两种状态里边自由地穿梭和切换。”陈润庭说。
以下是他的自述——
源于童年玩具的虚拟快感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二楼,楼下就是县城的电脑一条街,也是我放学的必经之路。
每次上学跟放学,我都要经过这条充满诱惑的街道,经常受不住诱惑去买游戏光碟。那时候电脑店里一般卖着两种游戏光碟,正版的很贵,盗版包装简陋,但很便宜。我经常“混迹”于这些电脑店,也因此玩了不少游戏。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家安装电脑的那个中午。对我来说,那个时刻的意义不亚于《百年独孤》里奥雷良诺上校的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下午。
一按下电脑主机键,耳边就会传来类似引擎启动的声音。那个声音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强烈的兴奋感,预示着一个新世界开启了。
我玩过的很多游戏都和历史故事有关,比如说“太平天国”“烽火三国”“金庸群侠传”。我发现游戏情节跟我读过的金庸小说、历史小说不完全一样,于是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故事可以有很多种讲法,由此体验到了一种虚构的快感。
现在回想起来,写小说就像在写游戏脚本,而我就像是一个游戏的开发者。我要设定每个故事的世界观、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同时也要为支线任务留出空间。
这种虚拟的快感也源于我童年时玩的玩具。
我是汕头澄海人,我的家乡是一座很有奇幻色彩的城市。这个地方有很多玩具,对于小孩来说,玩具就是他们发挥想象力的道具,是他们对成人世界的模仿,让还没有能力过上成人生活的小孩子,有了在幻想里操练未来生活的可能。
希望成年人葆有信以为真的天赋
我最早的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小时候在报纸上读书识字,这份报纸就是《羊城晚报》。
在我上小学时,有两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本书是原版《水浒传》,我翻来覆去看了十几二十遍;第二本是韩国小说家可爱淘的《那小子真帅》。
当时看完这两本书后,我一个小学生,试着写了一篇关于成年人恋爱的青春小说。写完后,我给我爸妈看,他们很吃惊——不是因为我写得多好,而是因为我自发地开始写作,并且自觉地使用小说文体进行虚构。
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写的作文也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进入高中后,我担任学校文学社的社长,这段经历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一些信心。但我父母其实不太支持我写,尤其是我爸,他很希望我不要报文学专业,毕业后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
当一名职业作家,一直以来都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如今,把写作当成职业意味着很多,包括生存与妥协。
在我看来,我想写什么、怎么写的这种“写作自由”,它远大于写作能给我带来的收入。我之后会变成职业作家吗?好像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我喜欢写东西,就像儿时喜欢玩玩具、玩游戏一样。小的时候,渴望通过游戏进入成年世界,但是长大后,却发现儿时的想象很多都是假的,自己在逐渐丧失儿时对一切“信以为真”的能力。
仿佛人长大的过程,就是天赋丧失的过程。这也是小说集里的《纸城堡》的主题之一:小孩怎么从轻盈变得沉重。我用了“驱魔”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主题,小孩都是有魔力的,但随着他不断长大,这种魔力在逐渐消失。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人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化之后的人,往往希望事事利益最大化,但也很容易陷入理性的陷阱,工具理性不能让他解决精神危机,探索自身存在意义。所以我希望成年人也有不做主线任务的任性时间,葆有信以为真的天赋。
我感觉到自己离不开南方故土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存在的方式,我没有办法想象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
事实上,“非存在”才是最恒常的一个状态。“活着”就像是一个人睡了很久的觉,中途突然醒了一会,然后很快地重新陷入睡眠。我们的生命就是这片刻的清醒,我们要在这一片刻的清醒里做什么、想什么,或者说用什么来记录我们的清醒,对我来说就是写作。
《超级玛丽历险记》不仅限于游戏本身,它还是一种对待世界、对待人生的态度。我经常说,写作并不是一件躲在书房里就能做好的事情,外部世界有时更值得我们去探索。
尤其在今天,大家都躲在手机、电脑屏幕后,经常冷落我们周遭的世界。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到街上去走一走,就能收获各种各样的故事。
读完研究生后,曾经有半年时间,我都在荔湾湖上的一家酒馆工作。
那时每天都有很多大爷大妈找我聊天,我坐在边上,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到了空余时间,我就到荔湾老城区周围转转。我觉得写作要在生活里去写,强调生活的沉浸感,和生活产生联系,这对于写作很有益处。
而在北京读博后,我会用写作的方式去回望故乡,回望童年的玩具。我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离不开南方故土,不管是外貌、口音还是生活习惯,我都和北方同学们有着明显差异。我重新发现家乡的人,那些命运和玩具产业休戚相关的人。
我最近的爱好是阅读一些地方的历史文献。在叙述的缝隙之中,经常都藏着历史的偶然性。对于今人的我们,历史似乎是尘埃落定的。但对于历史的同代人来说,历史是他们的当下,是正在行进的,具有无限潜能,同时也是迷雾一片。
我很好奇身处于历史漩涡之中的个体,他们所思所感中的远见与盲视。有时候我会尝试着代入他们的视角,设身处地地展开想象。而这种有限制的想象,帮我打开了重新审视历史的眼光。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监制:陈桥生
策划:邓琼 侯恕望 吴小攀
统筹:孙磊 刘颖颖
采写:梁善茵 孙磊
摄影:蔡嘉鸿
剪辑:王绮静
包装:张惠鑫 余梓涛
题字:索 耳
10月26日,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联合主办的“自然悠趣,玩野去!”2024澳琴露营节在横琴花海长廊5号驿站盛大开幕。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合作区执委会主任李伟农,中共广东省委横琴工委委员、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符永革,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苏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主任辜美玲,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子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许耀明,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局长吴创伟,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副局长鲍伟春,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副局长谭惠芳,合作区统计局副局长李秉勋及省委横琴工委党建工作处等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苏崑表示,横琴以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著称,长期吸引了不少露营爱好者前来扎营聚会。露营已成为当今城市休闲旅游的一种新时尚,也衍生出露营产业的新商机。
本次露营节精心打造“露营+”品牌共融的跨界体验新场景,为营友们展示丰富的露营服务和产品,更为销售户外装备的露营商家提供了展示展销平台。
随着一众嘉宾上台手持露营旗,共同将旗帜插入沙盘,露营节正式开幕。乐队登台带来充满摩登都市色彩的音乐表演,在复古与现代交融的乐声中,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露营独特的文化魅力。
本届露营节集合了展览、文旅、商业等多种形态。
现场搭建了专业露营装备展示区、露营改装车展示区及露营展商洽谈区等多个区域,邀请35个知名品牌进驻,全面展示露营相关品牌及专业产品,并与来自澳门、珠海等地的买家开展洽谈,促进业务配对合作。
本次活动作为一场户外商务洽谈展会,是一次创新体验。
有展商企业代表表示,澳琴露营节的举办为参展商家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产品的平台,也帮助了露营产业的发展,带动周边行业。
活动现场还设置公共帐篷体验区、玩家创意区等多个功能区,吸引超3000人报名参与。不少营友们早早到场架起帐篷,携亲朋好友前来感受露营节乐趣。
有参与活动的澳门居民表示,此次露营节让澳门居民深入体验到横琴的生态环境,发现了横琴更多的户外活动,寻获横琴生活新体验,希望未来能够参与更多类似活动。
此次露营节从10月26日至27日连续两天举办。
文 | 记者 刘星彤
图 |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提供
10月25日,由珠江啤酒和珠江琶醍联合举办的“第八届珠江琶醍啤酒节”拉开序幕。
本届啤酒节于10月25日-27日在珠江琶醍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举行,一连三天,邀市民游客及世界来宾共同举杯,共享啤酒节狂欢。
不断挖掘文旅新潜力,激发城市消费新活力,此次活动作为“Young城Yeah市”广州夜间消费节、“2024海珠文旅奇妙季”系列活动之一,积极加入“缤纷海珠文化季”,联合“广州国际美食节-琶洲好食光”,不断打造多元特色活动,深挖海珠文化特色,进一步推动文商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本届啤酒节活动恰逢第136届广交会,珠江啤酒与珠江琶醍联合园区超30家线下门店,在广交会期间释放美食特惠活动、珠江啤酒系列超值优惠活动,与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采购商和参展商畅享“啤酒周末”。
啤酒节活动现场供应有珠江啤酒旗下系列啤酒,供现场游客尽情畅饮。活动首日,由本地乐团“白鲸乐队”率先唱响全民啤酒狂欢之夜,游客乐迷随节拍挥动荧光棒,感受啤酒节的欢乐气氛。
活动期间,园区洛奇先生、Galasign精酿餐吧、广州大排档等品牌商家现场推出特色美食摊位,为游客提供各国特色美食盛宴。
本次活动除了以“啤酒+音乐+美食”为主体,更以“畅饮精酿”为核心,打造相关主题“游戏互动+畅饮+特调体验区”。
据透露,接下来,珠江啤酒和珠江琶醍将持续打造啤酒节活动IP,深挖园区啤酒文化特色,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场景体验,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活力。
文 | 记者 刘星彤
图 | 主办方提供
10月25日晚,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承办的“2024粤戏越精彩·广东戏曲行当展演”在广州落下帷幕。
裴小明、梁恒宇、潘健、李志航、冼鉴棠、万瑜、叶林、朱林溪、陈培涛、郑诗凯共10位演员获得“十佳生行”荣誉,袁陈玉、廖凯汶、莫彦珩、龚洁影、陈美娟、朱红星、洪晓瑜、曾琪珊、梁妙彤、谢曼丽共10位演员获得“十佳旦行”荣誉。
本次展演活动秉承挖掘、保护、传承与弘扬广东戏曲的宗旨,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与发动,从初赛中精选出37个参赛作品、38位演员角逐本届展演的“十佳生行”与“十佳旦行”。展演自10月22日开始至25日落幕,历时四天,举办了四场精彩绝伦的广东戏曲“大比武”,活动现场戏迷们掌声不断、叫好声不绝,助推展演活动“火药味”一场比一场浓烈。
本届展演评委组由广东省外专家黎继德、宋晨、裴福林、苗洁和广东省内专家李仙花、徐光华、余勇、蒋文端、吕维平共9位组成,均为国内戏曲界享有盛誉的资深专家。评委们不仅给予了公平公正的评审,还在展演直播的现场,分别给予广东戏曲行当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殷切的希望。
本次展演活动,为广东乃至全国戏曲爱好者呈现了一场场视听盛宴,展现了广东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主办方介绍,本次展演现场平均上座率超过95%;同时,多个媒体直播平台对展演进行了线上直播,吸引超过100万人次在线观看。
主办方表示,“2024粤戏越精彩·广东戏曲行当展演”不仅是一次戏曲艺术的集中展示,更是推动广东戏曲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活动举办十年来,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曲人才,还激发了年轻一代对戏曲艺术的热情,更为广东戏曲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未来,“粤戏越精彩”品牌将继续致力于戏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附】“十佳生行”“十佳旦行”名单
文|记者 黄宙辉
图|许建梅
青年是文学事业的未来。
为发掘有潜力的青年作家,2024年4月,羊城晚报精心策划“粤派评论·现场”青年写作者系列访谈《到灯塔去》,用多种媒介形式报道四位青年写作者——索耳、梁宝星、宥予、巫宏振的故事,引发广泛关注。
为了让更多青年写作者被看见,本期《到灯塔去》聚焦潮汕青年写作群体,以陈润庭、黄守昙为样本,一窥潮汕青年的写作,呈现他们对时代的关注与理解,对文学的坚守与思考。
到灯塔去·青年写作者系列访谈⑤
“我有五个亲姐姐,她们对我写作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想象,《走仔》这本书就是我送给她们的。”黄守昙翻动家庭相册,四个笑靥如花的女孩中间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
“走仔”在潮汕话里是“女儿”的意思,泛指远去的孩子,也是黄守昙首部小说集《走仔》中主人公的代名词。这本书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澳门的手套家庭、渔村仁海村每年的鱼王祭、不愿走入婚姻的吴文霞和生病的母亲的拉扯……
由于从小跟姐姐们一起长大,“家庭”和“女性”对黄守昙而言,无形中变成了他自我剖析的工具和思想资源。
“当我追溯自己写作道路的源头,会发现不少故事是站在女性视角来叙事。在设计某些场景时,我也会不自觉地想到,如果让女性面对这件事,她们会怎么做。”
以下是他的自述——
1、最小的姐姐是我最早的读者
我是潮汕人,我有五个亲姐姐。可能因为有她们的陪伴,我看待性别会更复杂一些,习惯性地去标签化。她们也影响了我的书写,《走仔》这本小说既源于我的家庭,也源于我对家庭题材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当我为了教写作课,回找自己写作的生活起源时,我发现了这个故事:
小时候我跟最小的姐姐一起上下学,从家门口穿过城中村、再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学校,这段路通常是漫长无趣的。为了打发这些时间,我就给姐姐讲故事,那时候爱看《倚天屠龙记》,编的都是武侠类的故事。
我会告诉她,这些故事是我从电视上或书上看到的,从而获得给姐姐讲故事的“正当性”。当我发现她打哈欠或者眼神开始游移,我就会想,看来需要调整我的故事了,最常用的方法是设置悬念来吊她的胃口。
那时的我还没有“写作”的意识,但我可以从她的表情、状态看出这些故事是否符合逻辑。所以说,我最小的姐姐是我最早的读者。一个不太高明的读者,遇上一个同样不太高明的输出者,一切都刚刚好。
在那个青涩的年纪,我的姐姐正好满足了我所有讲述的欲望,并让我从中获得了一种很原始的快乐——讲故事的快乐。
至于我的父母,他们是我最早的老师。他们都很擅长讲故事,这种讲故事的“家庭传统”,为我探索写作中的对话和心理描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一些拉家常、聊八卦的语言技巧让我学会了如何通过言外之意传达更多的信息。我在写作中经常借用这种语言风格,用来塑造人物心理活动和语言表达之间的不一致。
2、我是一个“故事主义”写作者
《走仔》小说集是我在2017年到2022年之间创作的,这也是我从读研到进入社会工作的阶段。
较早的作品是《走仔》《跨界》,较近的作品是《姚美君》《七星女》。有些读者会觉得,我在书写女性的故事,故事里的男性也多是“出走”的角色。
实际上,我是一个“故事主义”的写作者,服务于故事本身。在写作时并没有一个前置性程序,让我“决定”写女性的故事。我对女性故事的迷恋,大概源于我对女性的观察机会相比其他男性更多一些。
在我的家庭,以及我所接触到的潮汕家庭里,女性往往承担起“黏合剂”的功能,而男性在经济压力上承担得更多一些。所以当我说起家庭故事时,男性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消失或退场。
我觉得女性是很有魅力的,我的姐姐们各具性格,她们勤奋、坚韧、乐观向上。书写她们,重新发现她们,对她们来说不一定有意义,但对我来说,《走仔》是送给她们的礼物。
同样地,我会根据故事适合的地域来选择语言,让它去“发声”。
这当然也受到了文化背景的影响,比如港澳的文明发展程度和语言建设较为完善,我们从小就看TVB、南方卫视和珠江台的情景喜剧。在这种语境下,作为潮汕人,我们对港澳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追慕感。
我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我认为每个地方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如果这个故事适合用粤语讲述,那么我就会用。
比如《走仔》中《姚美君》一篇的女主人公其实是潮汕人,她在新加坡读书,后来在澳门嫁人。
她的潮汕背景是隐晦的,与场景相适配的语言是粤语而不是潮汕话,但读者不难看出来,因为她的性格内核是典型的、被规训的潮汕女孩的性格。海外的生活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但她骨子里还是没有主见的人,事事听从丈夫的意见。
当我们讨论思想观念时,它是不可能被矫饰或伪饰的。再谈技术问题,你是否能够如实表达出写作者所站立的世界观?最完美的写作是让读者看不出痕迹,呈现绝对客观立场。但往往当你选择写作题材时,已经注定了你所站立的世界位置。
3、写农民工不是出于同情
写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
回想起来,我在初中时的拙劣作品可能“救”了我自己。如果没有写小说,我可能会因为负面情绪而陷入困境。写作让我能够释放这些负能量,并通过小说的角色来宣泄。
我15岁时离家出走,当时跟家人的关系很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学习不太好,沉迷于写小说。那时候觉得与其读个大专,还不如去打工,潮汕当地有个说法叫“打死工不如做老板”。
于是我通过朋友的介绍在厦门打工,从学徒开始做起。早上6点上班,迟到1分钟扣1块钱,下午3点左右下班。主要任务是跑堂、上菜递菜,有时要兼职外卖送餐。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观察来吃饭的工人、下班后玩游戏逛街的同事,还有那些坐在写字楼里、说话客气但从不正眼看我的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精神性追求不一样,我只喜欢写作。
后来,我在小说里写农民工,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我曾经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劳动者,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
有时候,人们认为作家的灵感来源于童年。但我认为,不幸的童年和不幸的当下同样能够提供丰富的素材。现在我的生活比以前平和许多,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我们这一代面临的压力很大,不少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面临挑战。关注自我并不是坏事,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他人。写作是一种解决精神困境的有效方式,因为它成本低且能够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现在我在一所大学里教写作课,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不要忘了文学,即便你将来可能被生活中的劳碌所淹没,但是希望你在被淹没的时候能抓住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就是文学。这句话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监制:陈桥生
策划:邓琼 侯恕望 吴小攀
统筹:孙磊 刘颖颖
采写:梁善茵 孙磊
摄影:蔡嘉鸿
剪辑:方 浩 刘颖颖
包装:张惠鑫 余梓涛
题字:索 耳
10月16日,“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的文献、图片、音像资料,以历史事件为脉络,重要事件为节点,追溯自1984年以来“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现了“打工文学”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当天,举行了“打工文学的历程、价值与未来展望”的专家交流会。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杨宏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柯雷、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柳冬妩、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等与会嘉宾围绕“打工文学”的概念内涵、多元价值、本土发展和海外传播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期待把“打工文学”写入文学史
1984年,打工者林坚创作的短篇小说《深夜,在海边有一个人》在《特区文学》上发表,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小说描绘了主人公在深圳这座新城市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当时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杨宏海是最早提出“打工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之一。在他看来,“打工文学”是深圳劳务工最早发自内心的呐喊,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打工者的创作既是“心灵的呼唤”,也是一种“真实的文学”,有“毛茸茸的生活的感觉”,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城市经验与中国经验。
“打工文学的编撰、出版、研究建立了一座纸上的博物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表示,深圳从小渔村发展为大都市的历程,不是写在一座座标志性的地标建筑上,而是写在一部部文学作品中。“这些人的生命经验与人生梦想,他们的希望与绝望,都在文字、文学作品里。”
在李杨看来,“打工文学”凝结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浓缩了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共同经验,有了共同的生命体验,才会不断产生家园的感觉,深圳才能被人看见、被人记住。“我觉得深圳应该有一座打工文学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比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重要得多。”
同时,李杨也强调了“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我现在特别期待把打工文学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用打工文学讲述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
“打工文学”的世界谱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打工者群体迅速扩大,越来越多打工者加入写作行列,从张伟明、安子、黎志扬、周崇贤,到王十月、郑小琼、塞壬、丁燕等,他们的写作陆续斩获重要奖项,并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据杨宏海介绍,“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海外文学界专家的关注。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教授,曾专程就“打工文学”到深圳采访,目前正在撰写关于打工诗歌的长篇研究报告。
“我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海外媒体如此关注一个来自中国当代诗坛的现象。不仅有学术研究,还有诸多国际诗歌节都会邀请来自中国的打工诗人,比如郑小琼。”柯雷表示,海外对“打工诗歌”的关注,一方面源自“打工诗歌”的丰富性,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移民研究、性别研究等;另一方面“打工诗歌”不仅是社会经验的表达,也是审美经验的表达,有着开阔的研究空间和极大的研究价值。
在柳冬妩看来,“打工文学”不仅是广东的产物,中国的产物,它在世界文学史上都能找出自身的谱系来。“19世纪中叶,英国就出现了工业小说,法国的文学里面也出现了大量的女工形象,包括美国文学、芝加哥文学都有类似的书写,当下中国的打工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吴小攀则强调,当下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对“打工文学”的研究还是应该从文本出发,探讨其文学层面、审美层面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根本。同时,他也从海外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打工文学”在翻译层面的准确性和可能性。
文学性已大大提升
“打工文学见证深圳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构成一座文学意义上的城市纪念碑。”柳冬妩表示,“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让他感觉到打工文学的价值内涵正在被认可。回顾“打工文学”40年的发展历程,从类型化的角度去观察会更细致、更深入。在他看来,“打工文学”作家群体之间的个性其实是大于共性的,每个作家、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
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打工文学”可以细化为打工诗歌、打工小说、打工散文、非虚构文学、网络文学等。“几十年,打工文学每个类型都有它的发展和代表性作家作品,比如打工小说,从深圳走出的王十月,一直在文学领域探索,从《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到《国家订单》再到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色。”柳冬妩说。
吴小攀认为,“打工文学”已经发展了40年,当前无论是作品的质还是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工文学”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拓展,“对打工文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到它的阶段性,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从而发掘出对于当下文学的镜鉴意义。
于爱成强调,打工文学是城市文学、城市叙事,绝不是乡土文学、乡土叙事。这种文学,经过了自身40年的发展,已经在文学性上大大提升,很多“打工文学”作家已跃入当前国内最优秀的同龄作家行列。
“中国人的密码、中国文化的复杂性都可以在打工文学中找到痕迹,也需要打工文学继续深究细描。”于爱成表示,“打工文学”任重道远,打工文学作家应当有抱负,用笔呈现深圳新城市文学的面貌,写出一代中国人的心灵的变迁,真正走向多样性、多元化、先锋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学未来。
文|记者 孙磊
图|主办方供图
10月25日晚,粤港澳文艺骨干交流季培训成果汇报展演在中国文联“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广东省佛山美陶湾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举办。
活动特邀粤港澳文艺骨干交流季舞蹈、戏剧、陶艺营营员携手佛山本地青年文艺工作者,为佛山市民送上粤港澳三地联动的高水准、广惠民的公益演出和陶艺作品展,为湾区文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此次惠民展演由广东省文联、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佛山市文联、佛山市禅城区委宣传部、佛山市禅城区博物馆共同承办,是“岭南创新 湾区传承——粤港澳文艺骨干交流季的系列活动”之一。
为呈现粤港澳文艺骨干交流季活动成效,展现湾区文化的多元与创新精神,促进营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团结合作,在结营仪式来临之际,主办方特别策划举办了培训成果汇报展演,特邀舞蹈和戏剧营营员携手佛山本地青年文艺工作者为佛山市民送上一场粤港澳三地联动的公益惠民演出,特邀陶艺营营员与佛山青年陶艺工作者联合举办陶艺展。
结合“岭南创新 湾区传承”主题,本次惠民演出既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突出展示新时代湾区文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发展、新成就。
演出共由13个节目构成,其中7个节目为营员在培训期间排演而成。演出节目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朗诵等多种形式,反映地方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风貌,让广大市民共享粤港澳三地优质文化发展成果,使文化艺术成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的桥梁。
惠民陶艺展在佛山美陶湾的陶创客会馆同步举办,展出的作品来自陶艺营的营员及佛山青年陶艺工作者。展品题材丰富,形式技法多样,既展现传统文化风采,又体现现代创新潮流,还有传统与创新融合之美。
文|记者 孙磊 通讯员 王宏芳
图|主办方供图
10月26日晚,当代杂技剧场《站台》在广州大剧院首演,向观众展示广州杂技的创新实践成果。
该剧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品,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演出。
本场演出为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2024广东省艺术院团演出季展演项目之一,已纳入广州市属文艺院团综合扶持资金资助项目。
10月27日,《站台》将在广州大剧院再演一场。
“新马戏”形式独特创新
《站台》通过全新艺术形式“新马戏”进行创作尝试,将传统杂技与现代舞蹈、装置艺术、时尚元素巧妙融合,在演员们精湛细腻的演绎下,讲述了一名旅者在远行中的经历与感受,探讨了梦想、勇气、自由等人生课题。
“《站台》是独树一帜的当代杂技剧场作品。”《站台》总导演江雄介绍,它的艺术特色在于对传统杂技概念的深度挖掘以及对现代艺术形式的创新结合;舞美设计上的“一物多用”理念,也让每一个道具、装置都具备多重功能和意义,增添了层次感。
江雄表示:“在表演上,我们提取杂技技术的抽象元素,转化成可表达的叙事符号,这是我之前没尝试过的一种创作手法。剧中既展现了演员在空中飞舞的吊威亚技术,也有翻跟斗、倒立、走钢丝等技术,涵盖失重类、平衡类、控制类、和飞行类等表演,难度非常大。对于如何在圆上杂技的基础上,更好地提炼技术,把它变成一种更具可能性、感染力的需要,这是我们需要去尝试和创新的点。”
《站台》制作人兼艺术总监吴正丹表示:“《站台》是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为了推动杂技艺术创新和发展的大胆尝试。我们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让更多人感受到杂技艺术的美好。”
“杂技演员有着'上天入地'的能力,所以在《站台》演出里,我想探索身体和装置之间结合可以达到怎样的极限效果,以及产生怎样的全新画面。”舞美设计李奥介绍,观众能够在这部戏里看到大量装置与演员的有机结合。
比如剧中关于桥和风车的段落,我们在传统杂技里加入了一些现代语汇,让装置在舞台上流动或快速切换,从而丰富戏剧延展性。
杂技剧名为《站台》,但剧中除了站台,还有桥墩、港口、天空或海洋等意象,这些看似抽象的意象与演员的表演相结合,为观众带来迁徙、旅人之感。
优秀青年艺术家挑大梁
《站台》汇集了众多优秀的青年艺术家。在主创团队中,该剧由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兼艺术总监吴正丹担任制作人,邀请杰出青年编导江雄担任总导演,携手执行导演李美娜、舞美设计李奥、服装造型设计大可、灯光设计刘诗豪、作曲朱歌、戏剧指导钟向霖、编舞黄雪沂等多位青年艺术家共同打造,用创新的艺术理念和革新的表现手法,赋予了杂技鲜活的生命力。
在主演阵容上,《站台》由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新生代优秀演员丁曼、马晨璐、王建国、王晨曦、韦凯怀、邓子强、刘佳玥、苏珊珊、李影豪、张钟元、陈桃、范璐绮、徐子涵、唐礼俊、覃江艺、曾科文、雷欣欣等担纲主演,展示了广州新一代艺术工作者的实力与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站台》的演员班底在今年9月底刚携杂技芭蕾舞剧《天鹅》远赴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巡演,登陆有着“俄罗斯艺术航母”盛名的马林斯基大剧院。
一回国,演员们就马不停蹄投入到《站台》的排练中去。
文|记者 黄宙辉 梁善茵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邓燕磊
图、视频|创演方提供
2024年正值金庸先生百年诞辰,10月25日,《金庸译文 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金庸译文 幸福婚姻讲座》两部新书在金庸先生的母校浙江嘉兴一中隆重首发。
金庸原秘书、金庸译文主编李以建在“编者语”中提到,本次发布的金庸译文系列《幸福婚姻讲座》《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皆是金庸先生在《大公报》连载翻译的文学作品。《幸福婚姻讲座》则演绎了法兰西学院院士莫洛亚笔下关于幸福婚姻的思辨大戏,《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精彩再现了美国短篇小说怪才达蒙·鲁尼恩描述的纽约百老汇的江湖故事。
“大师兄”再次回归
“15部武侠小说只是金庸先生作品的冰山一角。”李以建介绍,“翻译方面他也堪称大家,我认为他是华人世界的第一支笔。”
谈及金庸与母校嘉兴一中的渊源时,李以建说自己曾多次陪伴金庸先生回到故乡嘉兴,其中一次是在2003年,金庸先生回到母校,站在张印通老校长的铜像前,深深地三鞠躬,驻足良久,眼眶中蓄满了泪水。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版的两本译作新书的特制腰封上,印有“嘉兴·南湖”字样及烟雨楼、水波纹等南湖人文元素,让书籍实现与金庸先生故乡的“重逢”。
今天,两部译文作品在嘉兴一中发布,亦是“大师兄”的再次回归。现场对新书先睹为快的小师弟小师妹们,纷纷表示要向他们的“大师兄”金庸学习,“也想像大师兄一样成为有学问的人”。
高一的沈祎激动地表示,父母很喜欢金庸的小说,她自己也已经把金庸的15部小说都看了一遍,今天是第一次得知金庸不但是小说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这两本译作也会找机会看看。
从另一个维度了解金庸
千古文章侠客梦,一寸丹心耀南湖。金庸先生是从浙江嘉兴走出去的一代世界文豪,以武侠小说闻名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位译作等身的翻译大家。
著名翻译家、射雕三部曲英译者张菁女士针对金庸先生的两部译文内容与翻译技巧作了独到的解析。她谈到,在美国作家达蒙·鲁尼恩的短篇小说里,金庸先生翻译时用了很多粤语来还原原著中所用的俚语,诸如“水皮”“乜乜东东”“瓜直”之类的,风趣、幽默,十分接地气。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原作的文字意趣得以有效地传递给中文的读者,这已不仅仅是对原作的翻译,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心灵沟通和文学的再创造。张菁指出:“大家对金庸的印象多停留在他的武侠世界,此次金庸译作的新书出版,能够让大家从另一个维度了解到译者金庸。”
搭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则以视频发言的形式对金庸先生译文系列的出版传达了由衷的祝贺。他认为,金庸不仅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面貌,同时他的创作也非常多样,种类繁多,有社评、散文、随笔,还有翻译。本次推出的金庸先生的两部译作,为我们更全面、多方位认识金庸先生的文化创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何娴女士表示,值此金庸百年诞辰之际,在金庸先生的母校发布的这两部译文作品,既是这位文学巨匠、翻译大家在文学翻译领域笔耕成果在内地的首次出版发行,也是安德烈·莫洛亚和达蒙·鲁尼恩两位名家原作中译本在内地的首次出版。译者和被译者,均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家,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巨大文学价值,搭建起一座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文|记者 何文涛
图|主办方供图
在传统认知里,纪录片意味着严肃深沉的内容、专业的设备及复杂的拍摄技巧,如今社交媒体上那些普通人“自拍”的短片,却刷新了人们对纪录片的刻板印象。
10月25日下午,第七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联合小红书推出“于我之上”特别展映单元。经大会官方评审,十部由小红书用户制作的非虚构短片进入最终展映名单。
在此次参展的十部短片中,创作者无一例外把镜头对准自己,以第一人称开启一场坦诚对话:母女关系曾让“我”痛苦,潮汕阿嬷的“迷信”曾让“我”困惑不已,中国人去景点“打卡”的行为让来自异国的“我”充满好奇……
这些短片体现出更鲜明的个人风格、更真挚的情感表达,和普通人“被看见”的强烈渴望。小红书《2024创作者趋势报告》显示,今年小红书平台上视频偏好创作者总数是去年的1.43倍。
“我曾想过如何去追热点,但后来发现,人们感兴趣的其实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家,开小卖部》创作者王朝在持续创作了两年后表示。
互联网上的自我表达和“被看见”不只是年轻人的特权。83岁的“姥姥”费美丽带着她的爱犬“四虎”坐在展映厅的第一排,她是此次展映的6分钟短片《姥姥和狗》的主角,“人生中第一次”参与了电影的创作,撰写、录制了影片的旁白。
这部短片记录了姥姥和“四虎”从山西大同到云南大理十年间的陪伴,姥姥说:“我想跟‘四虎’作伴,一年更比一年强。”
“旁白录了三次,每到晚上全家人都安静下来,让她慢慢讲述自己的故事。”短片作者张昊宇说,“对一个83岁的老人来说,愿意和孩子共同讲述过去的故事,并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特别有意义。”
这也是UGC社区首次以完整展映单元的形式参展纪录片电影节。“让我意外的是,小红书上的短片充满了野性的自由表达。”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执行长、奥斯卡金像奖评委、纪录片导演杜海滨评价道,“我隐约感到,由新技术带来的新形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新观念,会对传统纪录片带来正面冲击,并使其找到新的时代使命。”
这些不到10分钟的“微型纪录片”也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感到兴奋,“它们生动地印证了文化视觉学者米尔佐夫的观点——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我表达”。
得益于大众化拍摄、制作工具的出现,和以小红书为代表的内容社区主动把流量向普通人倾斜,UGC短视频正从“随手拍”进入“自我表达”的新阶段。
以往,纪录片一直被贴上“小众”的标签,但在UGC社区,这些“微型纪录片”抵达了“大众”。“在小红书的评论区,很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共鸣。”纪录片导演章梦奇特别提到这种形式的“快速反馈”,感叹自己拍纪录片十年时间,可能都没有这些创作者们一条视频的观众多。
以展映短片《容错率》为例,这部由17岁高中女生夏舒窈拍摄的短片在展映前已收获超过1100条评论。
“这是一个vlog和电影共存的年代,我和这些短视频的创作者最大的共性是都在用影像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虽然表达方式会有不同。”纪录片导演周浩透露,他也在尝试进行短片创作,“我想小红书上的短视频也许未来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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