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柏林，跨性别医疗先行者、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关怀公益基金栢林基金发起人

跨性别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将性少数群体理解成“不良癖好”或“心理疾病”，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

从事跨性别医疗的这五年，潘柏林日常工作中最常面对的，就是崩溃的家长和压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治好我的孩子？”一个个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安抚和劝慰是不够的，身为医护工作者，潘柏林想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科学的医疗服务。

从幼年时性别不一致的感受开始，青春期被性别焦虑困扰，到成年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每个跨性别者都要走过漫长无涯的人生——屡次陷入家庭的冲突与不解、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捱过难如登天的求学和求职之路，抑郁焦虑缠身。

跨性别群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又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医疗方案才能让他们完成自我接纳的过程？为什么目前提供跨性别医疗的资源这么少？

潘柏林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不再只是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当然我们更期待的，还是跨性别医疗长期的健康发展。”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国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教育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域学校正在遭遇“塌陷”，逐渐成为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林小英常年关注县域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县域的孩子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本的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争夺，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县域里的学生被认为是“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然而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可能才是当下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这些复杂而又具体的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思考：县域教育发展失衡背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县域教育困境的出现？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教育，应该如何适应县域的情境？以及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

姜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独立设计师。

研究调查发现，在每一百块钱的利润里，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

作为环境心理学者和设计师，姜斌带着学生们造访了深圳的大型工厂，F厂。他想知道：生活环境对工人的影响有多大。

学生与工人组织建立合作，和工人同吃同住，追踪记录工人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理清生活线索。通过巧妙而谨慎的改造，加强工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同时，姜斌也持续关注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倡导“健康城市、健康景观”，希望通过对城市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经过数十年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市自然遭到了严重的肢解和破坏。人们的健康状况正因环境质量降低、社会竞争加剧、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而逐步恶化。针对这些问题，作为规划设计者应该做些什么？

开开，《变成种子的小孩》编著者

七年来，开开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是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她从来不以造型、色彩、构图去定义孩子们作品的好坏，更多是去激励孩子们思考，鼓励孩子们用画画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生活。

在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陪伴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灾难的恐惧、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偏见的痛恨。

很多读者看到孩子们关于暴力和偏见的作品后会非常诧异：为什么孩子会画这么沉重的东西？其实年龄并不是暴力或偏见的护身符，成年人总是用“你太小，还不懂”来搪塞孩子，拒绝以理性、平等的方式对话。但是世界并非只属于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旁观者，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去见证、亲历这个世界。

开开觉得她并不是在教孩子们画画或美术，她只是赋予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她和孩子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孩子们是作者，而她是编辑。七年来她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书”来引导孩子们清晰和丰富地表达，来展现孩子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她总会对孩子们说：“这些具有创造力的作品，是在你想要表达的时刻出现的，要珍惜并记住这些时刻。”

张维敬，口袋花园建造者。

张维敬是一家IT公司的普通员工。他所居住的回龙观某小区是一个大型社区，物业费低廉，小区内多块绿地都疏于管理。

因为受不了家门外那块一到夏天就充斥着蚊子和狗屎味的荒地，2016年他决定建造一座社区花园。对植物原本一窍不通的他开始学习植物知识，到各地旅行参观园林景观。

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设计并建造了一座花园。花园里种植了绣球、铁线莲等近100种植物。花园没有门，从建成之初就对所有人开放。每到花季花团锦簇，这座花园便成为小区居民喜爱光顾的场所；也吸引了回龙观其他小区，甚至更远地方的花友前来观赏。

但是近两年，花园两次被列为拆违建筑，面临被拆的境遇；在社区居民和一些专家的极力挽留下，才保留住了主体，未被完全拆除。

张维敬所面对的是当下社区管理者的难题，也是社区治理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话题。许多老旧小区不一定有能力维护好小区环境，新建小区则往往维护成本高昂。居民参与是一直得到鼓励却推行困难的模糊地带，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同时让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美好？

演讲结尾，张维敬说：“故事到这，我所建造并希望捐给社区的口袋花园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对于我来说，如果它终将消亡，我仍感激通过它认识那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花园也让我看到了在善良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它是一座桥，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系，桥虽有可能断，但我们终将会再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梁。”

杨潇，记者、作家。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平津相继沦陷，大批知识分子南下，你几经周折到达长沙，加入临时大学。可是第二年，战争逼近湖南，需要撤退到更安全的大后方。你面临的选择是，去不去昆明？去的话，怎么去？


11名教师、近300名学生的选择是徒步，他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走到了昆明。这个旅行团里有闻一多、任继愈，有后来的诗人穆旦，还有数位后来的院士、教授和工程师。


旅行团出发80年后，杨潇用41天时间重走了这条路。杨潇曾是一名记者，重走前，他从媒体辞职一年多，生活陷入了某种失重状态。在这条路上，他一面闯入历史的谜语，一面解决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


当理想主义青年们不再年轻，他们面对的将是更复杂的世界。“在不确定的年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这一次，杨潇想讲讲与旅行团有关的两位老人的故事。


“我是一个特稿记者，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都在寻找故事，就是那种惯常意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这趟旅行，包括湘黔滇旅行团80年前的旅行，都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可是当我开始采访联大的后人，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最终我要处理的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当你把旅行拉长到一个人一生的长度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挺惊心动魄的，或者说「惊心动魄」已经不再重要了。”

张兵，哈佛大学干细胞与再生生物学系博士后，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导。


“为什么人会一夜白头？”


春秋时期伍子胥被楚王追杀，在过昭关时因为犯愁如何过关，一夜之间黑发变成了白发；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国大革命被捕后，头发一夜之间变白……我们听过许多 一夜白头的故事，人体为何会有这种反应机制？压力是如何催生白发的？变白的头发还能再黑回来吗？


压力使头发变白的机制是张兵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之一，2020年这一研究被Nature评为年度十大科学发现和年度最受欢迎的突破性发现。


“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些机制，然后去设计新方法减缓皮肤和毛发的衰老，或者加快皮肤和毛发的再生。”


精神压力是加速人体衰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体衰老的过程中，伤口愈合速度变慢，头发变白掉落，都与皮肤系统里的成体干细胞相关。


“压力其实是人感知层面上的东西，了解它是如何影响干细胞的活动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就好比去了解精神跟身体这两条平行线是如何交汇的。”

孙海霆，建筑师。


“这也是北京有意思的地方，计划经济时代大板楼跟最时髦的商业bang沾一起了。”


从2019年的冬天到2021年的春天，许多个工作之余的周末，孙海霆会扛着大画幅相机在北京的街头拍板楼，期间无数次被围观的大爷大妈和小朋友们问：这有啥好拍的？


这些临街的板楼大多诞生于80年代，有的长度可达百米以上。但它们往往看上去面无表情、缺乏个性，虽然体型巨大，最终却成为城市的背景布。


在孙海霆看来，正是这类存在感极低的“ 背景建筑”，塑造了我们心中对于北京城街道空间的基本印象，也反应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城市生活。


与这些无表情的大板楼相反，孙海霆此前还在北京西四环外的城中村里拍摄了一系列民间自发建造、任性生猛的房子，它们如同雨林里的真菌与藤蔓，为了获取更多的居住空间，加建的铁皮盒子与外挂的交通系统寄生在原有的建筑上，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砖混民宅变为了独特的建筑奇观。

梁希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脑研究所博士后。


“不要再问我乌贼好不好吃，我舍不得吃。”


海洋中有很多拥有特殊技能的神奇生物，它们拥有的智慧可能远超人类的想象，比如章鱼和乌贼。虽然它们从外形到生活方式、结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拥有一项特殊技能—— 变色！为了应对在海洋中生存的各种状况，它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表，快速变成环境中的样子，来隐蔽自己。


梁希同所在的实验室就针对乌贼变色这一行为展开了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乌贼是如何快速识别周围的环境，又是如何快速在皮肤上生成与环境相似的图案的呢？乌贼是可以随心所欲用大脑控制自己变成各种样子吗？研究乌贼的大脑对人类有怎样的帮助呢？


“我们很难知道动物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有什么不同，研究乌贼变色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难得可以窥探动物内心世界的机会。”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这样一些农家子弟，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苦读。可是在这种苦读背后，有怎样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内心世界呢？”


程猛的研究对象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通过努力学习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们，他把他们叫作“读书的料”。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在教育阶梯上逐级攀升，最终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工作，变成“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


然而，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就，却不清楚这样一场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漫长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


他们为何能够突破种种不利处境，取得高学业成就？因为他们真的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吗？这样一场“教育改变命运”的向上流动之旅还伴随着哪些意外的结果和代价？


今天，关于“内卷”“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讨论此起彼伏。如果普通城市家庭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有一种被欺骗感和无力感，那么农家子弟就更是如此，相比于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子弟，农家子弟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


关于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只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这是一类人的生命印痕，远非教育二字所能涵盖，背后的城乡差异和教育承载的社会功能问题，牵动着国家和社会的敏感神经，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程猛的研究里所记录的“读书的料”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宏观社会结构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