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暾，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

有研究表明，三秒钟的预警时间可以减少人员伤亡的比例是14%，十秒钟是39%，二十秒是63%。

在汶川地震时如果有预警系统，就可以给北川31秒的预警时间，因为它离震中140公里，可以给青川55秒的预警时间，也可以给成都18秒和汶川县7秒钟的预警时间。有了这些时间，可以减少两到三万的人员死亡，避免两到三万个家庭的生死离别。

在过去十三年里，王暾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灾害预警。

汶川地震发生时，王暾正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看到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决定放弃所学专业，提前回国研究和开发地震预警。

地震预警研发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地震本身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只有真正发生地震时才能监测到可靠的数据；另一方面，监测到地震后，如何能让更多人收到预警信息？

经过十二年的尝试和努力，王暾带领的成都高新减灾所研发出了大陆地震预警网，迄今为止已成功预警了57次破坏性地震。

有人会问，地震预警只能提前几秒，有用吗？王暾说：“几秒钟确实很短，但总比没有好。我们测算过，如果汶川地震时有预警，可以减少大约2-3万人的死亡。”

黄雪涛，律师。

一个成年公民，一旦进入精神病医院，就成了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被忽略的人。

我这么熟悉的一个客户、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就被推进了一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她说什么都不做数。

邹宜均的遭遇，让当时的我感到非常愤怒和恐怖。在精神病院，我的眼泪「哗」一下流了下来。也是当时的这种情绪，让我在这个领域持续工作了15年，直到现在。

有一个在网络上流行了很多年的问题：如果一个“正常人”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过时了。2012年《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精神病已经不再是被抓的合法理由。有病没病，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如果一个病人没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危险，法律也不应该干预。

律师黄雪涛从15年前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2006年，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当时，邹宜均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发现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跟邹宜均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从那以后，她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关注个案，推动立法，支持精神障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0年，她创立了深圳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并在同年主笔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人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她接触过上千个相关案件，关注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的权利边界。

“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法治不是空洞的概念，社会制度的设计是最精细的技术活。”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们讲中国的史学传统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漏略，是因为统治者、当权者的干预。

但我想说的是，「恶不可书」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选择。孙抃，作为一个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史官，他也认为「国恶不可书」。不仅仅是国家的恶，父祖的恶、尊者的恶、死者的恶，其实都不可书。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为了善和美，可以隐藏真实，牺牲真实；这再往前一步，就是「制造事实」。”

赵冬梅在北大开的一门课叫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她希望学生能把注意力放到物质生活的演变和个体的人身上——像历史学者孙机先生那样，通过帽子的变迁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钻研历史。

她研究宋代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题材，写出过不少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的通俗历史读物。她关注制度的变迁，也关心生活在制度中的人。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反抗制度？
 
在《法度与人心》里，她写“历史并不一直向前”，写北宋曾达到了儒家政治的理想生态，写这种生态的逐渐消逝。在《大宋之变》里，她写北宋如何由盛转衰，写皇帝与大臣是如何集体迷失方向、言论自由如何破坏殆尽、祖宗之法如何分崩离析，写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夙愿，到最后却走向了分裂与衰败。

“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

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想要做的，就是进入细节，勘破文字的谎言，排除书写的偏见，不断接近真实。

胡源  

医生、“爱未来”公益创始人

这样一个听起来简单明了的事情，解决方案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有几个利益相关方：针头的生产厂商，出售针头的药店药房，处方注射药物的医疗机构，还有使用针头的患者。究竟谁要来担这个责任？谁要具体来做这件事情？谁应该为此买单？不知道。

我国约有一亿糖尿病患者，那些被他们带回家注射的针头，使用过后都去哪儿了？

主治糖尿病多年，胡源发现，被糖尿病人带回家注射后的废弃针头不知去向，这些在医院被谨慎处理的医疗废物，被患者带回家后大多被当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对拾荒者、环卫工人造成误伤。

他查阅相关法规，发现“家庭废弃针头”至今定位模糊，也未有明确的处理规定。

四年前，胡源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定制锐器回收盒，给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鼓励他们主动将废弃针头回收，并成立公益机构“爱未来公益”。他游走于环保局和各大医院，说服医院同仁一同加入废弃针头回收的阵营。经过四年多的行动教育，患者们已逐渐拥有环保意识。胡源希望能将回收站点设立在社区，带动社区民众一起加入到废弃针头回收的行动中来。

他说：“做了这几年，我又想再提一些未来的愿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环保网或者是政府网站上能有显著的位置，告诉民众哪些是危险废物，哪些是可以做分类的；应该到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这些容纳危险废物的容器，应该把这些容器放置到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做了分类，最终就能按危险废物去处理，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圆满了。”

James Danckert，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神经科学教授。

不久前，我们调查了大家在新冠期间会有多无聊。结论是那些自控力低且无聊倾向性高的人，更容易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些人也更容易感染新冠。

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的人会打游戏，有的人会试图睡觉，有的人变成了王村村，有的人开始研究“无聊”这种行为。

因为以前经常感到无聊，加拿大的Danckert开始投入到“无聊”的研究中，他和团队想方设法设计各种实验，比如让人们观看晾衣服的影片、抄写混凝土相关的科学文献，给参与者营造无聊的氛围，进而对无聊者的大脑状态、生活方式进行分析。

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经常感到无聊的人会有怎样的特征？疫情中人们是否更无聊了？James Danckert认为，无聊与人的自控力、行为习惯、内心情感等都有关系。感到无聊可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长期感到无聊应该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本人并不无聊。

陈忱，建筑师。

在建筑业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特别无解的问题，对于年轻建筑师来说尤其如此。当你没有建成过一个学校，别人就不会请你去建一个学校，然后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去建一个学校。

这样一个怪圈在“8+1”这次竞赛中被彻底打破了。

未来，深圳计划提供74万个学位，新建约250所学校，如此惊人的数量需要在5年内完成。

其中， 福田中学项目因为极度复杂的限制最受瞩目。作为深圳规模最大的中学之一，学校周边高层紧贴环绕，不仅将在原校址扩充到3000人的规模，还要增加住宿空间，容积率接近普通中学的3倍，设计难度极大。

在如此高密度的城市地段内，如何营造充满想象力的校园空间？设计一所学校究竟有多复杂？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校园都长一个样？在严苛的设计规范之下，建筑师是否还有突破创新的可能？

在激烈的竞争中，reMIX团队凭借出色的设计方案，作为独立事务所脱颖而出，最终获得设计委托。清华建筑系周榕教授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励志、非常传奇的故事”。

“为什么校园建筑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感兴趣学校的密度。学生真实的生活就是被困在里面。我们做寄宿学校，他/她的24小时、3年或者6年的时间，能被建筑师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深刻影响……福田中学这个项目很特殊，它几乎可以容纳我们对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所有想象。”

潘柏林，跨性别医疗先行者、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关怀公益基金栢林基金发起人

跨性别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将性少数群体理解成“不良癖好”或“心理疾病”，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

从事跨性别医疗的这五年，潘柏林日常工作中最常面对的，就是崩溃的家长和压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治好我的孩子？”一个个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安抚和劝慰是不够的，身为医护工作者，潘柏林想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科学的医疗服务。

从幼年时性别不一致的感受开始，青春期被性别焦虑困扰，到成年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每个跨性别者都要走过漫长无涯的人生——屡次陷入家庭的冲突与不解、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捱过难如登天的求学和求职之路，抑郁焦虑缠身。

跨性别群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又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医疗方案才能让他们完成自我接纳的过程？为什么目前提供跨性别医疗的资源这么少？

潘柏林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不再只是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当然我们更期待的，还是跨性别医疗长期的健康发展。”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国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教育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域学校正在遭遇“塌陷”，逐渐成为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林小英常年关注县域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县域的孩子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本的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争夺，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县域里的学生被认为是“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然而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可能才是当下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这些复杂而又具体的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思考：县域教育发展失衡背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县域教育困境的出现？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教育，应该如何适应县域的情境？以及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

姜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独立设计师。

研究调查发现，在每一百块钱的利润里，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

作为环境心理学者和设计师，姜斌带着学生们造访了深圳的大型工厂，F厂。他想知道：生活环境对工人的影响有多大。

学生与工人组织建立合作，和工人同吃同住，追踪记录工人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理清生活线索。通过巧妙而谨慎的改造，加强工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同时，姜斌也持续关注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倡导“健康城市、健康景观”，希望通过对城市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经过数十年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市自然遭到了严重的肢解和破坏。人们的健康状况正因环境质量降低、社会竞争加剧、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而逐步恶化。针对这些问题，作为规划设计者应该做些什么？

开开，《变成种子的小孩》编著者

七年来，开开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是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她从来不以造型、色彩、构图去定义孩子们作品的好坏，更多是去激励孩子们思考，鼓励孩子们用画画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生活。

在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陪伴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灾难的恐惧、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偏见的痛恨。

很多读者看到孩子们关于暴力和偏见的作品后会非常诧异：为什么孩子会画这么沉重的东西？其实年龄并不是暴力或偏见的护身符，成年人总是用“你太小，还不懂”来搪塞孩子，拒绝以理性、平等的方式对话。但是世界并非只属于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旁观者，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去见证、亲历这个世界。

开开觉得她并不是在教孩子们画画或美术，她只是赋予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她和孩子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孩子们是作者，而她是编辑。七年来她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书”来引导孩子们清晰和丰富地表达，来展现孩子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她总会对孩子们说：“这些具有创造力的作品，是在你想要表达的时刻出现的，要珍惜并记住这些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