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源  

医生、“爱未来”公益创始人

这样一个听起来简单明了的事情，解决方案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有几个利益相关方：针头的生产厂商，出售针头的药店药房，处方注射药物的医疗机构，还有使用针头的患者。究竟谁要来担这个责任？谁要具体来做这件事情？谁应该为此买单？不知道。

我国约有一亿糖尿病患者，那些被他们带回家注射的针头，使用过后都去哪儿了？

主治糖尿病多年，胡源发现，被糖尿病人带回家注射后的废弃针头不知去向，这些在医院被谨慎处理的医疗废物，被患者带回家后大多被当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对拾荒者、环卫工人造成误伤。

他查阅相关法规，发现“家庭废弃针头”至今定位模糊，也未有明确的处理规定。

四年前，胡源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定制锐器回收盒，给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鼓励他们主动将废弃针头回收，并成立公益机构“爱未来公益”。他游走于环保局和各大医院，说服医院同仁一同加入废弃针头回收的阵营。经过四年多的行动教育，患者们已逐渐拥有环保意识。胡源希望能将回收站点设立在社区，带动社区民众一起加入到废弃针头回收的行动中来。

他说：“做了这几年，我又想再提一些未来的愿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环保网或者是政府网站上能有显著的位置，告诉民众哪些是危险废物，哪些是可以做分类的；应该到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这些容纳危险废物的容器，应该把这些容器放置到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做了分类，最终就能按危险废物去处理，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圆满了。”

James Danckert，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神经科学教授。

不久前，我们调查了大家在新冠期间会有多无聊。结论是那些自控力低且无聊倾向性高的人，更容易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些人也更容易感染新冠。

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的人会打游戏，有的人会试图睡觉，有的人变成了王村村，有的人开始研究“无聊”这种行为。

因为以前经常感到无聊，加拿大的Danckert开始投入到“无聊”的研究中，他和团队想方设法设计各种实验，比如让人们观看晾衣服的影片、抄写混凝土相关的科学文献，给参与者营造无聊的氛围，进而对无聊者的大脑状态、生活方式进行分析。

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经常感到无聊的人会有怎样的特征？疫情中人们是否更无聊了？James Danckert认为，无聊与人的自控力、行为习惯、内心情感等都有关系。感到无聊可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长期感到无聊应该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本人并不无聊。

陈忱，建筑师。

在建筑业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特别无解的问题，对于年轻建筑师来说尤其如此。当你没有建成过一个学校，别人就不会请你去建一个学校，然后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去建一个学校。

这样一个怪圈在“8+1”这次竞赛中被彻底打破了。

未来，深圳计划提供74万个学位，新建约250所学校，如此惊人的数量需要在5年内完成。

其中， 福田中学项目因为极度复杂的限制最受瞩目。作为深圳规模最大的中学之一，学校周边高层紧贴环绕，不仅将在原校址扩充到3000人的规模，还要增加住宿空间，容积率接近普通中学的3倍，设计难度极大。

在如此高密度的城市地段内，如何营造充满想象力的校园空间？设计一所学校究竟有多复杂？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校园都长一个样？在严苛的设计规范之下，建筑师是否还有突破创新的可能？

在激烈的竞争中，reMIX团队凭借出色的设计方案，作为独立事务所脱颖而出，最终获得设计委托。清华建筑系周榕教授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励志、非常传奇的故事”。

“为什么校园建筑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感兴趣学校的密度。学生真实的生活就是被困在里面。我们做寄宿学校，他/她的24小时、3年或者6年的时间，能被建筑师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深刻影响……福田中学这个项目很特殊，它几乎可以容纳我们对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所有想象。”

潘柏林，跨性别医疗先行者、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关怀公益基金栢林基金发起人

跨性别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将性少数群体理解成“不良癖好”或“心理疾病”，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

从事跨性别医疗的这五年，潘柏林日常工作中最常面对的，就是崩溃的家长和压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治好我的孩子？”一个个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安抚和劝慰是不够的，身为医护工作者，潘柏林想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科学的医疗服务。

从幼年时性别不一致的感受开始，青春期被性别焦虑困扰，到成年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每个跨性别者都要走过漫长无涯的人生——屡次陷入家庭的冲突与不解、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捱过难如登天的求学和求职之路，抑郁焦虑缠身。

跨性别群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又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医疗方案才能让他们完成自我接纳的过程？为什么目前提供跨性别医疗的资源这么少？

潘柏林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不再只是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当然我们更期待的，还是跨性别医疗长期的健康发展。”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国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教育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域学校正在遭遇“塌陷”，逐渐成为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林小英常年关注县域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县域的孩子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本的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争夺，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县域里的学生被认为是“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然而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可能才是当下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这些复杂而又具体的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思考：县域教育发展失衡背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县域教育困境的出现？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教育，应该如何适应县域的情境？以及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

姜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独立设计师。

研究调查发现，在每一百块钱的利润里，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

作为环境心理学者和设计师，姜斌带着学生们造访了深圳的大型工厂，F厂。他想知道：生活环境对工人的影响有多大。

学生与工人组织建立合作，和工人同吃同住，追踪记录工人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理清生活线索。通过巧妙而谨慎的改造，加强工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同时，姜斌也持续关注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倡导“健康城市、健康景观”，希望通过对城市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经过数十年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市自然遭到了严重的肢解和破坏。人们的健康状况正因环境质量降低、社会竞争加剧、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而逐步恶化。针对这些问题，作为规划设计者应该做些什么？

开开，《变成种子的小孩》编著者

七年来，开开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是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她从来不以造型、色彩、构图去定义孩子们作品的好坏，更多是去激励孩子们思考，鼓励孩子们用画画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生活。

在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陪伴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灾难的恐惧、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偏见的痛恨。

很多读者看到孩子们关于暴力和偏见的作品后会非常诧异：为什么孩子会画这么沉重的东西？其实年龄并不是暴力或偏见的护身符，成年人总是用“你太小，还不懂”来搪塞孩子，拒绝以理性、平等的方式对话。但是世界并非只属于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旁观者，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去见证、亲历这个世界。

开开觉得她并不是在教孩子们画画或美术，她只是赋予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她和孩子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孩子们是作者，而她是编辑。七年来她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书”来引导孩子们清晰和丰富地表达，来展现孩子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她总会对孩子们说：“这些具有创造力的作品，是在你想要表达的时刻出现的，要珍惜并记住这些时刻。”

张维敬，口袋花园建造者。

张维敬是一家IT公司的普通员工。他所居住的回龙观某小区是一个大型社区，物业费低廉，小区内多块绿地都疏于管理。

因为受不了家门外那块一到夏天就充斥着蚊子和狗屎味的荒地，2016年他决定建造一座社区花园。对植物原本一窍不通的他开始学习植物知识，到各地旅行参观园林景观。

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设计并建造了一座花园。花园里种植了绣球、铁线莲等近100种植物。花园没有门，从建成之初就对所有人开放。每到花季花团锦簇，这座花园便成为小区居民喜爱光顾的场所；也吸引了回龙观其他小区，甚至更远地方的花友前来观赏。

但是近两年，花园两次被列为拆违建筑，面临被拆的境遇；在社区居民和一些专家的极力挽留下，才保留住了主体，未被完全拆除。

张维敬所面对的是当下社区管理者的难题，也是社区治理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话题。许多老旧小区不一定有能力维护好小区环境，新建小区则往往维护成本高昂。居民参与是一直得到鼓励却推行困难的模糊地带，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同时让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美好？

演讲结尾，张维敬说：“故事到这，我所建造并希望捐给社区的口袋花园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对于我来说，如果它终将消亡，我仍感激通过它认识那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花园也让我看到了在善良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它是一座桥，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系，桥虽有可能断，但我们终将会再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梁。”

杨潇，记者、作家。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平津相继沦陷，大批知识分子南下，你几经周折到达长沙，加入临时大学。可是第二年，战争逼近湖南，需要撤退到更安全的大后方。你面临的选择是，去不去昆明？去的话，怎么去？


11名教师、近300名学生的选择是徒步，他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走到了昆明。这个旅行团里有闻一多、任继愈，有后来的诗人穆旦，还有数位后来的院士、教授和工程师。


旅行团出发80年后，杨潇用41天时间重走了这条路。杨潇曾是一名记者，重走前，他从媒体辞职一年多，生活陷入了某种失重状态。在这条路上，他一面闯入历史的谜语，一面解决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


当理想主义青年们不再年轻，他们面对的将是更复杂的世界。“在不确定的年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这一次，杨潇想讲讲与旅行团有关的两位老人的故事。


“我是一个特稿记者，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都在寻找故事，就是那种惯常意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这趟旅行，包括湘黔滇旅行团80年前的旅行，都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可是当我开始采访联大的后人，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最终我要处理的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当你把旅行拉长到一个人一生的长度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挺惊心动魄的，或者说「惊心动魄」已经不再重要了。”

张兵，哈佛大学干细胞与再生生物学系博士后，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导。


“为什么人会一夜白头？”


春秋时期伍子胥被楚王追杀，在过昭关时因为犯愁如何过关，一夜之间黑发变成了白发；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国大革命被捕后，头发一夜之间变白……我们听过许多 一夜白头的故事，人体为何会有这种反应机制？压力是如何催生白发的？变白的头发还能再黑回来吗？


压力使头发变白的机制是张兵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之一，2020年这一研究被Nature评为年度十大科学发现和年度最受欢迎的突破性发现。


“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些机制，然后去设计新方法减缓皮肤和毛发的衰老，或者加快皮肤和毛发的再生。”


精神压力是加速人体衰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体衰老的过程中，伤口愈合速度变慢，头发变白掉落，都与皮肤系统里的成体干细胞相关。


“压力其实是人感知层面上的东西，了解它是如何影响干细胞的活动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就好比去了解精神跟身体这两条平行线是如何交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