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峰，昆虫观察者。


“自然并非仅存于远在天边的高山和雨林，自然就在脚下。”


杨小峰是法布尔的忠实粉丝，他在博客里写：“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生活在19世纪末的普罗旺斯。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可以整天跟在一位老人的身后，借自己明亮的眼睛给他观察昆虫的生活，并且不知疲倦的为他在田野里搜集圣甲虫的粪球。”


现实生活中的杨小峰是浙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一名设计课老师，他在学校开了一门昆虫选修课，吸引了超多同学。他最大的爱好是观察昆虫，因为工作和家庭事务繁忙，大部分的观察都发生在学校的绿化带里，偶尔也会远足去更野的自然。


他观察昆虫的外貌和身体细节，观察它们交配、产卵、捕食、打架，观察它们建屋筑巢——在他看来是昆虫所创造的建筑美学；识破它们的伪装和拟态：那些长的像枯枝败叶、像其他虫子、甚至像一坨鸟粪的昆虫；寻找它们留下的痕迹，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哇， 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

周雯静，青年艺术家。


“没有一个女性受苦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真实、具体的人。”


2011年，周雯静陪母亲去医院，取下佩戴了二十多年的节育环。术后母亲出现大出血并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给家庭造成了很大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中，有2/3在中国。周雯静于是创作了 《女人系列·节育环》。她将300多个不同形状的铜环按照原比例大小，参照历史真实形状制作出来，一排排放置在质地精美的蓝丝绒上。美丽和精致背后，是女性身体的受难史。


历史社会因素究竟给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带去了怎样的创伤？文化惯习又在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少道德重压？周雯静开始关注女性身体、 疾病和权力问题。之后又陆续将质询的触角伸向了妇科手术刀、孕妇的身体、避孕药、乳腺增生等命题。


在周雯静的作品中，常常能看见流血的意象、受伤的身体、与病痛不协调的极致美感，以及无法融入热烈现实的冷酷与疏离。种种矛盾，源自于她对艺术的理解：“艺术作品不应该像一篇社会报道，艺术应该是暧昧的，模凌两可的，带着某种挑衅意味的。”

黄正骊，同济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后。


“贫民窟的总体社会价值远超过与之房租总和相同的富人社区。”


贫民窟是什么？是极度贫困、条件恶劣的绝望之地，还是充满冒险与反抗的异域？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被称为“东非小巴黎”，在这里有2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其中生活着100万人的基贝拉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2011年，作为联合国人居署的项目成员，黄正骊来到内罗毕，此后在这里工作、研究和生活了多年。最初她负责设计了一个贫民窟的道路改造，满怀着帮助贫民窟完成升级的使命感，但现在，她已经不愿再流露出这种浪漫化的情感，因为她对贫民窟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大多数城市研究中，贫民窟意味着极高的居住密度和非常差的居住条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贫民窟已经成为了世界南方城市化的主旋律。


在为马萨雷谷贫民窟建造小学的过程中，黄正骊开始意识到贫民窟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体系，也有自己内在的管理和秩序逻辑。贫民窟有独特的内部通行的土地证，一场火灾过后很快会有一栋新的房子拔地而起，水电没有接入城市管网，但借助帮派和社会团体依然可以自主运行……贫民窟是一种非正规的聚居现象，同时也只是 另一种类型的普通社区。


“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

新垣平，写作者。


“我曾经到过的许多地方，某种意义上都是金庸世界的一部分。”


哲学系毕业的李俊有过很多网名，其中最为人知的两个是 「宝树」和「新垣平」。


宝树是一位科幻作家，他写的短篇、中篇和长篇都拿过华语科幻星云奖，也翻译过哲学科普书籍。在BBS时代，他看着杨过、令狐冲等金庸小说主角的名字都被别人注册成了ID，就郁闷地从小说的角落里找了一个叫「宝树」的坏家伙作自己的网名。


新垣平则自称骨灰级金庸迷和历史爱好者。他把金庸武侠当作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用《剑桥中国史》的翻译腔写下了《剑桥倚天屠龙史》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考察了武术、江湖和门派等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嬗变，探讨了少林、武当、丐帮、明教、天地会等武术组织的由来和兴衰，试图为金庸武侠修一部通史。在书中，他把 庙堂和金庸的江湖世界叠加在一起，让武侠世界变得更真实，让历史世界变得更有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宝树和新垣平是同一个人，两个名字像两条没有交点的线，出版了风格迥异的作品，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如你所见，这次，他打算用新垣平的身份站在一席的讲台上。「关于金庸小说我写过许多文字，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这些并不只是文本上的咬文嚼字，而可以追溯到许许多多年以前，在南方海岸一个陌生的大都市中，一个飞速转动的大脑深处所涌现的一道道绚丽的脑电波。那个大脑瑰丽无伦的生物电波绵延了超过半个世纪，在其他亿万个大脑都激发出无尽的波澜。」

烟囱，画家。


“我已经忘记当时画这些画的情景了。不过无所谓，因为这就是我要传达的「能带来陌生感的环境和氛围」。在我画到有点在乎故事走向的时候，我就不再画了。因为我要享受的就是这种不在乎表达什么、不在乎故事在哪儿结束的自由感。如果我那么在乎的话，就不好玩了。”


烟囱的漫画，都是从他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他画自己，画老婆和家里的猫，画街头巷尾，画自己画画的样子和画不出来画的时刻。
 
起初，他画一个又一个的短篇故事。后来他发现，很多漫画根本不在乎主人公这个人，只在乎他又和谁打架了。于是，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关心漫画里的人，画一个人尝到的味道，路过的那些树和电线杆，还有某一刻风吹过的触感。他想画一些不刻意去表达什么的漫画，而故事的结构就像随手画在纸上的线，没有固定的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终点。
 
烟囱做了独立出版物“叙事癖”和“乞丐漫画”，号召大家像给乞丐钱一样不求回报地赞助艺术家来做书。他还用布面丙烯和拼贴的方式来画大尺寸的漫画，在画廊和艺术博览会上展示。对于烟囱来说，漫画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是他最大的理想。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法律是平衡的艺术。”


网络上流传着一位法外狂徒张三，他屡犯奇案，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牵动着网友们一起学习法考知识，“捧红”他的幕后推手就是研究刑法学多年的罗翔。
 
关于刑法，罗翔说：“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刑法是对刑罚的约束。”法律所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刑法更是如此。虽然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是有瑕疵的，但这也并非代表正义不存在。


我们不可能靠法律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法律对客观真理的持守，对客观存在的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依然让人们心向往之。


“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同意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要承载体现我们法律要倡导的公平和正义。”

易莉，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希望有一天，每个孤独症儿童都能得到针对性的训练，不被偏见和标签捆绑，成长在更友好的社会环境里。”


接触的孤独症儿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每个孤独症儿童都不同。有的对数字敏感，可以答出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有的着迷某一路公交车，可以报出首发站到终点站的站名；有的对旋转的物体或规则的几何图形着迷；有的会因为周围的光线、常人捕捉不到的声响而崩溃大哭……


时至今日，关于孤独症儿童为什么会有上述行为，何时发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界未解的难题。而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逐年攀升；因病程漫长，约90%的患者病情持续终生，半数以上需要终生养护，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


过去十年间，易莉和她的团队接触了几百个孤独症孩子和家庭，致力于揭示孤独症的社会认知障碍机制，为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提供干预和康复的科学依据。她认为，偏见或浪漫化都不利于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客观、接纳、尊重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


“有一天这个妈妈忽然想起来，就问她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是‘normal’（正常）吗？这个孩子说，我知道的，‘正常’就是洗衣机左起的第二个按钮。”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过去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理有时候越辩越糊涂。一般来说，争论你说服不了对方，或者至少在言辞上说服不了对方，他可能要过后，甚至过了一些年才会明白，可能是影响听众，影响旁观者。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卷入这样一种有些时候相当无谓的争论。”


在诸如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公共讨论环境在变得恶劣。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的分歧日益加剧，甚至演变为不同观点的口诛笔伐，站队、对骂、拉黑等在常态化。在另一些舆论场域，被“算法”和“圈”主导，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不同圈子之间的差异之大常常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何怀宏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平等的观念和信仰的自由，价值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歧异了，在终极信仰甚或价值追求方面的共识很难普遍地在全社会达成。这是主流趋势，无论是享受还是忍受，你都不得不接受价值的分化和多元。


既然存在意见分歧，就要考虑到底还有没有普遍的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如果有的话，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他用“底线伦理”来描述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性。一是说这种伦理是基础，但又极其重要。二是说它还是一种人们行为的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界限，人不能完全为所欲为，而是总要有所不为。

李翔伟，行为艺术家。


很多人听说李翔伟可能是他宣称自己把杨永信家的电闸给拉了，因为他和杨永信是老乡，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也可能是因为他给工地里的管道喷上“Youtube”，这些“油管”第二天被埋到了地下，他希望有一天，“油管”能再次被我们看到。这样看来，他似乎是个挺愤怒的人。


李翔伟在废弃沙发上写“我在这里等你”，把标语“带走你的垃圾”改成了“带走你的爱”。他用《波西米亚狂想曲》混剪的快手视频，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对所谓土味视频的观看方式，“如果你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看土味视频就像是在看笑话。”


当洒水车喷出的彩虹翱翔天际，当bgm反复唱到“Is this the real life”， 他和视频里的主人公们都选择了一种方式， 用浪漫与荒诞反抗现实。


他的第一个行为作品叫“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李翔伟在一切的开端就问出了这个问题。不过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不能搞艺术，所以有必要”。


“大家会说我很感动，但是为什么感动，眼泪从哪里来，大家懒得追问，也不敢追问。大家很享受这种一直被感动的状态，而不愿意再往前迈进一步。”

许慧晶，纪录片导演。


“我想以纪录片搭建一个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


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流畅的剪辑、超越线性的时间叙事、与完备的电影技术的高水平融合，在动人又诚挚的成长故事中，彰显了人性的温存与希望。”


许慧晶一直关注乡村题材，他拍过与生育相关的妈妈们，与信仰相关的奶奶们，与爱相关的年轻男人，与房子相关的中年人。


《棒！少年》是许慧晶个人创作停滞几年后的作品。北京市郊，有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少年棒球队——强棒天使队。棒球场上每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经历，有的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有的双亲一方患重病，另一方离家出走杳无音信。


许慧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群少年在棒球的陪伴下成长的故事，拍摄过程中他也开始反思纪录片到底能做什么，也许除了呈现问题之外，纪录片还可以成为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去呈现希望，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把他们拍成一个传奇。可能很多人会说传奇故事会落入俗套没什么新意，但我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我非常期待孩子们能有所成就，希望他们被认同从而产生希望，希望棒球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