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各位猜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哪个离婚率最高？”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从早年的成都同志公共空间研究，到近年关注同志的身份展演、同志情侣的亲密关系和生育规划，魏伟多年来聚焦于性少数群体，一直在践行“将主流酷儿化”的研究理念，关注同志社群，同时以此为透镜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很多“同志”也想尝试着和自己的伴侣组建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会与主流家庭有何不同之处呢？同志亲密关系与异性恋有没有差异？他们是否可以在制度、伦理和家庭的夹缝中实现生儿育女梦想呢？


“人们普遍拥有了自我身份认同，使得长期伴侣的关系变得可能，对于同志家庭的建立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可以说从生到死，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在911应急电话里面。”


王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篪在美国东部某城市的 911应急中心做了三年的田野研究。那时候她对在复杂情况下需要迅速做判断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


美国911应急中心是消防、警务和医疗的报案电话统一号码，接线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判断案件的性质，短的十几秒，长的几分钟，而且他们的判断常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派遣部门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派遣相应的救护力量。


接线员如何在只有语音信息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应急工作的困境有哪些？社会生活中的小概率事件却是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常，这种状态对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诗就不一样了，不但表现吃喝，它还表现拉撒。”


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侯体健是中国诗歌史和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比起唐诗和宋词，他更喜欢和学生讲宋诗——目前，我们已知范围内的宋诗就有28万首，在数量上是全唐诗的5倍，有许多丰富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比起过去的诗，宋诗与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都被宋人写成了诗。“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从而具有了动人心弦的力量，超越了琐碎凡庸的现实，直指人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梅尧臣这个诗人非常有意思，他还写过打喷嚏，闹肚子。还有一次他身上很痒，觉得是虱子咬了自己，就去捉虱子，结果虱子没捉到，捉到一只跳蚤。他也写了一首诗，就叫《扪虱得蚤》。宋人对于日常的书写，从梅尧臣开始越来越多，而且越写越可爱。”

沈志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


“我们谈什么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其实都要体现在动物个体身上。比如我们用3D打印技术，给一只缺了门牙的猴子装上了大金牙。有一只丹顶鹤打架打断了嘴，我们也给它装上了假喙。这样能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也让它们在同类面前更有自信了。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一只小猩猩送回它的家庭里，送回它的妈妈身边。”


许多熟悉动物园行业的人都说，红山动物园是中国近些年来最锐意进取的动物园，在场馆设计、动物福利、饲养水平、野生动物救助方面都可圈可点。


今年，是沈志军在红山动物园做园长的第12年。这些年里，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国内动物园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这里有大陆地区第一只 享受美甲服务的大象，还让繁殖记录断档多年的鹤鸵重新开始了繁殖。这里有动物园爱好者口中全国最好的灵长类展馆，展区的通道设计、材料选择、植物配置都用了许多国内没有用过的方法和工艺。而熊猫、老虎、大象的便便也被开发成了环保的生物有机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抬高了中国动物园行业的天花板。


这一切有一个背景：红山动物园是全国所有省会动物园中唯一一个自收自支型的动物园，改建场馆、饲养动物的费用主要都靠自筹。但他们没有因为财力有限就放弃动物福利的提升。


对沈志军来说，动物园是一个“生命和生命对话的地方”。在他们的故事里，你能看到一所动物园的良心，和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尊重。

刘佳，重庆洞穴探险队副队长。


“其实像红军洞这样的竖洞，有一些是被用来当作杀人抛尸的场所，但是不要因此就给竖洞蒙上恐怖的色彩。竖洞还是有独特的地质特点和魅力的。作为天然的喀斯特漏斗形态，竖洞被探险者称作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它不像雪山那样明明白白地矗立在那里，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一探究竟。”


刘佳，外号「小葱」，从2004年至今的16年间，一直潜行在恍若隔世的世界，探索过的大小洞穴已经超过1000个。2007至2009年间，刘佳和其所在的重庆洞穴探险队对重庆涪陵区的万丈坑进行了历时三年共4次的探测。测得其垂直深度为841米，跻身中国竖洞深度第二位，结束了中国竖洞前几名多年来被外国人主导探测的历史。


刘佳觉得探洞弥补了她在城市中所迷失的东西：挑战、队友情谊和责任感。比起其他地方，探洞更像是在另一个星球进行的迷失艺术。这样的探险能让内心成长，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那些本来到不了的地方。探洞已经成为刘佳生命中最需要的理由，探洞带给她的是心与身契合的自由，是孑然独立，不依附，不恐惧。


正如她所相信的：“我随时都在准备投身于这个充满诱惑和男性化的游戏中去，想象着置身于冰冷岩石中，从容不迫地去拥抱地层之下的黑暗，亲身体会其中难以预料和惊险刺激的感觉，应该算是一种享受吧！”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忠’的观念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就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而且‘忠’变成了一项无限的义务，或者说变成了衡量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道德品质。”


青年历史学者仇鹿鸣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获得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外，他的两部学术著作在豆瓣上获得几千名大众读者评出的9.2和9.5分的高分。


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一个历史上的“无名者”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伷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先后效力于五个政权，叛唐以后每每逢凶化吉、官运亨通，成为安史政权的重要人物。回归唐廷后仍然官运亨通，并没有因为曾经“附逆”而遭到严厉制裁。


和王伷同时期的这批“贰臣”的经历与后来明清易代之际官员殉难以示“忠”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仇鹿鸣从这些士人的经历中探讨 “忠”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

徐奥林，奥秘之家创始人。


“一切皆可游戏。”


法学院毕业的徐奥林在律所待了几年后，选择投身自己热爱的解谜游戏行业，创立了奥秘之家。早年的奥秘之家带动了真人密室逃脱行业的发展，而随着越来越多密室的出现，创造力成了解密游戏得以生存的关键，奥秘之家也一直在寻找着新的方向。
 
2018年年末，故宫出版社上线了一本互动解谜游戏书《谜宫·如意琳琅图集》，主创之一就是徐奥林。与普通的游戏不同，如果你想通关这本解谜书，获得完整故事，一定需要线上线下的的配合才行。
 
这让人不禁想到奥秘之家的另一款解谜书《奥秘地铁逃脱》，这本谜题将密室的概念扩大到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就像是每一间密室的格局与细节都可能暗藏玄机，书本的每一个环节和涉及的每一条线路设计也都颇为考究，人们在游戏探秘的同时，不知不觉对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有了更多观察和了解。
 
每个游戏设计者都希望玩家可以在自己构造的游戏世界中获得享受，徐奥林也是这样。他相信游戏是一件有力量的事情，这份力量或许可以改变世界。


“做律师你永远会面临社会的各种麻烦，而做游戏可以给人快乐。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那就是做游戏。于是我就找了三个合作伙伴——一个律师，一个搞咨询的，还有一个搞刑法研究的。”


（本演讲是一个解谜游戏，线索就藏在演讲中，祝大家解谜成功！）

祁海，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免疫力似乎很容易理解，其实很难用科学的语言来定义。”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陷入恐慌。病毒将自己进行巧妙的伪装后潜入人体，利用宿主细胞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自我复制，从而使得机体功能紊乱，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我们的身体会做出怎样的自我防御？不同人抵抗病毒的能力是否与个体的年龄、性别等因素有关系？相关的疫苗研制还需要多久？与新冠病毒的这场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让人类对很多与之相关的学科都提高了关注，其中就包括免疫学。
 
祁海教授专注于免疫学研究，在如何让免疫系统产生有效应答的同时避免自身反应、中枢系统神经回路对免疫应答的调控机制等相关领域，他和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资源足以支持现代人类生活的情况下，政治家比科学家对生活影响要大太多。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与技术在不断的发展，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对未来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潜在能力，恐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子超，作家。著有《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他的中亚系列作品在2019年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Th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奖。


刘子超喜欢在路上。像精神上的游牧民族，他总是从世界上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在雨林深处的遗迹和火山，在荒凉如月球表面的咸海边，在雕像倒下的地方，他行走、游荡、沉浸、抽离、写作，并试图超越偏见地记录那些他到过的远方和遇见的人们。
 
这些年，他写过三本非虚构作品，最近的一本《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如今的中亚，依然深陷宗教传统、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徘徊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夹缝中，始终遥远、暧昧而神秘。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历史和未来有怎样的认识？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过去十年间，作为一个自由人，刘子超几乎去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一个城市的历史、性格与态度，像捡起被遗忘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一样，打捞起那些夹缝中的生命故事。他书写那些被潮流裹挟而无所适从的人，那些困守期间却渴望逃离的人，那些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内核的人，还有那背后的游移与撕扯、荒凉与美丽、失落与希冀。
 
在他看来，真正的旅行绝不仅是为了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也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正这样地生活。”


“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崩溃是什么感觉？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是心特别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时他就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他说，附近有一只母狼。他们经常互相对视，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过去，把母狼吓得转身就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一个多小时，脸被风吹麻木了，心里才好受一些。”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从1999年到深圳的红灯区调研开始，黄盈盈的小姐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她在大江南北的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田野足迹遍及广东、云南、新疆、山东等多个省份。
 
在黄盈盈和她的老师潘绥铭的践行和推广下，性学或者性社会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社会关于性的论述和文化，以及性产业的变迁。
 
与20年前相比，很难断定关于性与性别的道德准则是否更宽松了，但性议题辐射的面无疑更广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议题的连接也更明显了。仅就小姐群体而言，也仍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与悬而未决的争论。
 
黄盈盈说，要“自甘堕落”、放低身板，才能进入小姐的生活世界。她们的故事里有生活的复杂性和暧昧之处，有对阶层化的道德秩序的颠覆，还有那些没被正视和认可的“生活之道”。


“边缘的议题，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问题。小姐身处边缘，但她们处在被讨论、被治理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问题层出的时代，小姐常常成为替罪羊和出气口，这样的议题也特别容易挑战人们的神经。Rubin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性的议题上，经常是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社会学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缺乏的是睁眼看现实的态度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