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莉，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希望有一天，每个孤独症儿童都能得到针对性的训练，不被偏见和标签捆绑，成长在更友好的社会环境里。”


接触的孤独症儿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每个孤独症儿童都不同。有的对数字敏感，可以答出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有的着迷某一路公交车，可以报出首发站到终点站的站名；有的对旋转的物体或规则的几何图形着迷；有的会因为周围的光线、常人捕捉不到的声响而崩溃大哭……


时至今日，关于孤独症儿童为什么会有上述行为，何时发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界未解的难题。而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逐年攀升；因病程漫长，约90%的患者病情持续终生，半数以上需要终生养护，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


过去十年间，易莉和她的团队接触了几百个孤独症孩子和家庭，致力于揭示孤独症的社会认知障碍机制，为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提供干预和康复的科学依据。她认为，偏见或浪漫化都不利于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客观、接纳、尊重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


“有一天这个妈妈忽然想起来，就问她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是‘normal’（正常）吗？这个孩子说，我知道的，‘正常’就是洗衣机左起的第二个按钮。”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过去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理有时候越辩越糊涂。一般来说，争论你说服不了对方，或者至少在言辞上说服不了对方，他可能要过后，甚至过了一些年才会明白，可能是影响听众，影响旁观者。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卷入这样一种有些时候相当无谓的争论。”


在诸如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公共讨论环境在变得恶劣。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的分歧日益加剧，甚至演变为不同观点的口诛笔伐，站队、对骂、拉黑等在常态化。在另一些舆论场域，被“算法”和“圈”主导，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不同圈子之间的差异之大常常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何怀宏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平等的观念和信仰的自由，价值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歧异了，在终极信仰甚或价值追求方面的共识很难普遍地在全社会达成。这是主流趋势，无论是享受还是忍受，你都不得不接受价值的分化和多元。


既然存在意见分歧，就要考虑到底还有没有普遍的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如果有的话，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他用“底线伦理”来描述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性。一是说这种伦理是基础，但又极其重要。二是说它还是一种人们行为的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界限，人不能完全为所欲为，而是总要有所不为。

李翔伟，行为艺术家。


很多人听说李翔伟可能是他宣称自己把杨永信家的电闸给拉了，因为他和杨永信是老乡，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也可能是因为他给工地里的管道喷上“Youtube”，这些“油管”第二天被埋到了地下，他希望有一天，“油管”能再次被我们看到。这样看来，他似乎是个挺愤怒的人。


李翔伟在废弃沙发上写“我在这里等你”，把标语“带走你的垃圾”改成了“带走你的爱”。他用《波西米亚狂想曲》混剪的快手视频，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对所谓土味视频的观看方式，“如果你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看土味视频就像是在看笑话。”


当洒水车喷出的彩虹翱翔天际，当bgm反复唱到“Is this the real life”， 他和视频里的主人公们都选择了一种方式， 用浪漫与荒诞反抗现实。


他的第一个行为作品叫“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李翔伟在一切的开端就问出了这个问题。不过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不能搞艺术，所以有必要”。


“大家会说我很感动，但是为什么感动，眼泪从哪里来，大家懒得追问，也不敢追问。大家很享受这种一直被感动的状态，而不愿意再往前迈进一步。”

许慧晶，纪录片导演。


“我想以纪录片搭建一个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


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流畅的剪辑、超越线性的时间叙事、与完备的电影技术的高水平融合，在动人又诚挚的成长故事中，彰显了人性的温存与希望。”


许慧晶一直关注乡村题材，他拍过与生育相关的妈妈们，与信仰相关的奶奶们，与爱相关的年轻男人，与房子相关的中年人。


《棒！少年》是许慧晶个人创作停滞几年后的作品。北京市郊，有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少年棒球队——强棒天使队。棒球场上每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经历，有的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有的双亲一方患重病，另一方离家出走杳无音信。


许慧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群少年在棒球的陪伴下成长的故事，拍摄过程中他也开始反思纪录片到底能做什么，也许除了呈现问题之外，纪录片还可以成为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去呈现希望，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把他们拍成一个传奇。可能很多人会说传奇故事会落入俗套没什么新意，但我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我非常期待孩子们能有所成就，希望他们被认同从而产生希望，希望棒球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不在于它们是假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


程莹的研究对象是尼日利亚贫民窟里的剧团，她也想过研究宏大的戏剧传统和世界级的剧作家，但在参观了剧团排练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贫民窟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剧团成员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上午排练，下午和晚上各自打些零工，维持生计，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可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年轻人们并没有选择撤退。


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是讽喻性的，融入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演出大多在热闹的集市、小巴车站进行，有时也会跑到金融区，给打扮精致的银行家们演一出讽刺中产阶级的经典剧目。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来到非洲，我们早该放弃那些部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陈词滥调，看到更多样的、有想象力的非洲故事。


“当他们说，‘坚持，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他们是在坚持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传统。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不是在进行自我麻痹，他们是说永远不把不公正、不合理视作理所当然，应该相信表达的力量，相信行动的意义，相信竭尽全力的表演能打乱既有的议程，带来切实的社会变革。”

吴翼，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


“人工智能很多时候其实是人工智障。”


吴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Stuart Russell教授从事AI研究——利用深度强化学习使智能体在物理环境下可以学会与人类行为相似的策略和技能。


他说训练AI的过程其实就像是教它们打游戏，它们有时显得很聪明，似乎可以去解决很多突破人类认知的难题，但是有时它们又不按常理出牌，显得十分智障。
 
人工智能真的如同我们想象的一样无所不能吗？我们真的可以信任AI吗？未来人类会被智能体取代吗？

王飞，律师。


“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


今年8月，被羁押27年的张玉环改判无罪，王飞是他的辩护律师。这些年王飞代理了多起冤假错案，“有太多绝望的人，我想拉他们一把” 。


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蒙冤者。这些被卷入冤案的人，有贫穷的、富有的，有农民，也有警察、法官。在法庭上，王飞说：“我不是在为张玉环一个人辩护，是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所有人。”当司法不能为某个人提供保障，就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保障。


虽不能决定成果，至少可以尽最大努力影响进程，他认为这是律师的职责。“悲剧总在我们的放任自流中发生，且反复发生。既然从事了一项参与他人生死的职业，就不能对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


一个卷宗背后，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原老未，独立摄影师，撰稿人。


“罩袍遮住的不仅是阿富汗女性，还有我们的眼睛。”


原老未是一个世界游民，以拍照和写稿为生。这些年她跑遍了大半个地球，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北欧的瑞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都住过半年。
 
因为一张照片，她踏上了前往我们的近邻阿富汗的旅途，翻山越岭穿越塔利班控制区之后，她终于看到了至今难忘的班达米尔湖。让原老未留恋的不只是美丽的风景，还有那些热情、勇敢但又蒙受污名的 阿富汗女性。此后她三次重返阿富汗，与这些她关心的人一起生活，聆听她们的声音。
 
最终在《罩袍之刺》这本书中，她写下了六位阿富汗女性的故事，有小镇上第一个走进武馆的女学员卡瓦利，生在伊朗的难民姑娘热扎依，为女性尤其是寡妇提供就业机会的绣坊老板瑞吉娜……面对着家庭暴力、童婚和种种压迫，有些阿富汗女性活得小心翼翼，也有一些依旧勇敢。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阿富汗女性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这本书承载了一份简单的希望，希望我们在探察了这些阿富汗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之后，与她们产生某种联结，让这片土地不再是某个遥远的国家，这些女性也不再是远方的陌生人。


“最后，虽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依然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战争，遍地和平。”

臧寅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把创伤的经历直接写下来，同时将与之相关的负面情绪写下来，可以有效地减轻PTSD的症状。”


汶川地震过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词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亲历了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自然灾害、暴力、车祸、战争，或者目睹了亲人、朋友生命受到威胁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臧寅垠在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干预领域研究多年，她曾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PTSD的临床研究，在美国工作期间也深度参与了对现役军人的PTSD干预研究。


针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次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医护人员、患者及患者家属，可能是疫情结束后患PTSD的高危人群，臧寅垠也在逐步开展研究。


“面对经历过重大创伤以及躯体损害的人，我就觉得当时学到的许多心理咨询技巧和支持性的方法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在博士期间就把对我国地震PTSD患者的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项目。”

陈宁生，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大概有多少呢？我上午问了应急部的同志，我们国家目前有泥石流灾害隐患点3.35万余处，泥石流影响90%以上的水电基地，还有170多座县城、1300多个乡镇也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


1991年硕士毕业后，陈宁生就到地处“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开始了和泥石流治理打交道的生涯。


泥石流研究的核心难点是建立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法，为居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居民争取到足够的应对时间。除了利用监测点的仪器和实验室模拟的数据外，为了采集一手资料和数据，陈宁生总是努力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他常常需要跑遍整个流域去还原泥石流发生时的场景——泥石流跑得多快、浓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多大的冲击力、松散固体物质有多少、从哪里来的。


陈宁生团队的“泥石流灾害预判与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科技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