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不在于它们是假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


程莹的研究对象是尼日利亚贫民窟里的剧团，她也想过研究宏大的戏剧传统和世界级的剧作家，但在参观了剧团排练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贫民窟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剧团成员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上午排练，下午和晚上各自打些零工，维持生计，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可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年轻人们并没有选择撤退。


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是讽喻性的，融入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演出大多在热闹的集市、小巴车站进行，有时也会跑到金融区，给打扮精致的银行家们演一出讽刺中产阶级的经典剧目。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来到非洲，我们早该放弃那些部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陈词滥调，看到更多样的、有想象力的非洲故事。


“当他们说，‘坚持，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他们是在坚持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传统。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不是在进行自我麻痹，他们是说永远不把不公正、不合理视作理所当然，应该相信表达的力量，相信行动的意义，相信竭尽全力的表演能打乱既有的议程，带来切实的社会变革。”

吴翼，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


“人工智能很多时候其实是人工智障。”


吴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Stuart Russell教授从事AI研究——利用深度强化学习使智能体在物理环境下可以学会与人类行为相似的策略和技能。


他说训练AI的过程其实就像是教它们打游戏，它们有时显得很聪明，似乎可以去解决很多突破人类认知的难题，但是有时它们又不按常理出牌，显得十分智障。
 
人工智能真的如同我们想象的一样无所不能吗？我们真的可以信任AI吗？未来人类会被智能体取代吗？

王飞，律师。


“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


今年8月，被羁押27年的张玉环改判无罪，王飞是他的辩护律师。这些年王飞代理了多起冤假错案，“有太多绝望的人，我想拉他们一把” 。


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蒙冤者。这些被卷入冤案的人，有贫穷的、富有的，有农民，也有警察、法官。在法庭上，王飞说：“我不是在为张玉环一个人辩护，是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所有人。”当司法不能为某个人提供保障，就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保障。


虽不能决定成果，至少可以尽最大努力影响进程，他认为这是律师的职责。“悲剧总在我们的放任自流中发生，且反复发生。既然从事了一项参与他人生死的职业，就不能对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


一个卷宗背后，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原老未，独立摄影师，撰稿人。


“罩袍遮住的不仅是阿富汗女性，还有我们的眼睛。”


原老未是一个世界游民，以拍照和写稿为生。这些年她跑遍了大半个地球，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北欧的瑞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都住过半年。
 
因为一张照片，她踏上了前往我们的近邻阿富汗的旅途，翻山越岭穿越塔利班控制区之后，她终于看到了至今难忘的班达米尔湖。让原老未留恋的不只是美丽的风景，还有那些热情、勇敢但又蒙受污名的 阿富汗女性。此后她三次重返阿富汗，与这些她关心的人一起生活，聆听她们的声音。
 
最终在《罩袍之刺》这本书中，她写下了六位阿富汗女性的故事，有小镇上第一个走进武馆的女学员卡瓦利，生在伊朗的难民姑娘热扎依，为女性尤其是寡妇提供就业机会的绣坊老板瑞吉娜……面对着家庭暴力、童婚和种种压迫，有些阿富汗女性活得小心翼翼，也有一些依旧勇敢。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阿富汗女性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这本书承载了一份简单的希望，希望我们在探察了这些阿富汗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之后，与她们产生某种联结，让这片土地不再是某个遥远的国家，这些女性也不再是远方的陌生人。


“最后，虽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依然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战争，遍地和平。”

臧寅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把创伤的经历直接写下来，同时将与之相关的负面情绪写下来，可以有效地减轻PTSD的症状。”


汶川地震过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词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亲历了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自然灾害、暴力、车祸、战争，或者目睹了亲人、朋友生命受到威胁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臧寅垠在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干预领域研究多年，她曾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PTSD的临床研究，在美国工作期间也深度参与了对现役军人的PTSD干预研究。


针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次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医护人员、患者及患者家属，可能是疫情结束后患PTSD的高危人群，臧寅垠也在逐步开展研究。


“面对经历过重大创伤以及躯体损害的人，我就觉得当时学到的许多心理咨询技巧和支持性的方法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在博士期间就把对我国地震PTSD患者的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项目。”

陈宁生，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大概有多少呢？我上午问了应急部的同志，我们国家目前有泥石流灾害隐患点3.35万余处，泥石流影响90%以上的水电基地，还有170多座县城、1300多个乡镇也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


1991年硕士毕业后，陈宁生就到地处“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开始了和泥石流治理打交道的生涯。


泥石流研究的核心难点是建立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法，为居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居民争取到足够的应对时间。除了利用监测点的仪器和实验室模拟的数据外，为了采集一手资料和数据，陈宁生总是努力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他常常需要跑遍整个流域去还原泥石流发生时的场景——泥石流跑得多快、浓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多大的冲击力、松散固体物质有多少、从哪里来的。


陈宁生团队的“泥石流灾害预判与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科技进展。

李骁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这样看来好像这项技术还是有点儿风险的，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发展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类有什么帮助吗？”


从《攻壳机动队》到《阿凡达》，人们从很久以前就在科幻片中设想，或许意念可以控制机器，或许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被改造成机器，从而获得超出常人的战斗能力。
 
前些日子，马斯克用三只小猪展现了Neuralink公司的最新技术，让 “脑机接口”
 这个带着科幻色彩的名词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脑机接口会怎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未来是否真的会有脑机融合的一天？人类又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李骁健认为脑机接口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沟通的技术方式，“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只是从科研到产业领域推，才走进大众视野。如果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并加入到脑机接口的研究中来，对大脑的理解或者脑疾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

彭华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发展心理学关注从儿童到老年人的一生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大家的关注度是随着年龄降低的。”


一方面，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对年龄的焦虑当中，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老年期的认识是偏消极的，抠门、大妈审美、爱转发谣言贴、买保健品受骗……这些标签形成的消极刻板印象越来越固化。
 
彭华茂的研究方向是认知老化及老年人的决策行为。有关老年人一系列决策行为的研究改变了她对老去的一些认识。和实验前的预期相反，老年人的一些决策能力并没有像认知功能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心理学界还有一个有名的现象叫老化悖论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生理功能在下降，但他们的情绪体验、幸福感却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些对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年人，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怎么样去解决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

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


从2016年开始，李一凡在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完成“杀马特”青年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通过在快手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九百多段，最终制作成纪录长片《杀马特，我爱你》。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根源。   


在拍摄过程中，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主体是90后、95后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农民工二代。他们都有留守儿童经历，相当多的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年龄都非常小。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在李一凡看来，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


“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


“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


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


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 “流动”和“留守”
 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


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


“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让孩子去借书，而且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