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霆，建筑师。


“这也是北京有意思的地方，计划经济时代大板楼跟最时髦的商业bang沾一起了。”


从2019年的冬天到2021年的春天，许多个工作之余的周末，孙海霆会扛着大画幅相机在北京的街头拍板楼，期间无数次被围观的大爷大妈和小朋友们问：这有啥好拍的？


这些临街的板楼大多诞生于80年代，有的长度可达百米以上。但它们往往看上去面无表情、缺乏个性，虽然体型巨大，最终却成为城市的背景布。


在孙海霆看来，正是这类存在感极低的“ 背景建筑”，塑造了我们心中对于北京城街道空间的基本印象，也反应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城市生活。


与这些无表情的大板楼相反，孙海霆此前还在北京西四环外的城中村里拍摄了一系列民间自发建造、任性生猛的房子，它们如同雨林里的真菌与藤蔓，为了获取更多的居住空间，加建的铁皮盒子与外挂的交通系统寄生在原有的建筑上，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砖混民宅变为了独特的建筑奇观。

梁希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脑研究所博士后。


“不要再问我乌贼好不好吃，我舍不得吃。”


海洋中有很多拥有特殊技能的神奇生物，它们拥有的智慧可能远超人类的想象，比如章鱼和乌贼。虽然它们从外形到生活方式、结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拥有一项特殊技能—— 变色！为了应对在海洋中生存的各种状况，它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表，快速变成环境中的样子，来隐蔽自己。


梁希同所在的实验室就针对乌贼变色这一行为展开了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乌贼是如何快速识别周围的环境，又是如何快速在皮肤上生成与环境相似的图案的呢？乌贼是可以随心所欲用大脑控制自己变成各种样子吗？研究乌贼的大脑对人类有怎样的帮助呢？


“我们很难知道动物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有什么不同，研究乌贼变色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难得可以窥探动物内心世界的机会。”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这样一些农家子弟，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苦读。可是在这种苦读背后，有怎样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内心世界呢？”


程猛的研究对象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通过努力学习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们，他把他们叫作“读书的料”。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在教育阶梯上逐级攀升，最终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工作，变成“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


然而，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就，却不清楚这样一场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漫长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


他们为何能够突破种种不利处境，取得高学业成就？因为他们真的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吗？这样一场“教育改变命运”的向上流动之旅还伴随着哪些意外的结果和代价？


今天，关于“内卷”“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讨论此起彼伏。如果普通城市家庭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有一种被欺骗感和无力感，那么农家子弟就更是如此，相比于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子弟，农家子弟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


关于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只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这是一类人的生命印痕，远非教育二字所能涵盖，背后的城乡差异和教育承载的社会功能问题，牵动着国家和社会的敏感神经，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程猛的研究里所记录的“读书的料”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宏观社会结构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

张东菊，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这是令人振奋的发现，它证明在16万年前，青藏高原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1980年代，在甘肃省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一位僧人捡到了一块看起来像人类下颌骨的骨头，骨头上面还有两颗牙齿。僧人把这块骨头交给了六世贡唐活佛，后来活佛又将这块化石交给了兰州大学从事古人类研究的科学家。


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在2010年前后正式对这块化石和白石崖溶洞遗址展开研究。研究确定了在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至少形成于16万年以前，与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具有最紧密的基因关系。


以张东菊为共同通讯作者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上，并入选Science杂志评选的 「2019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韩寒，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


“让中国的江河湖海年年有‘渔’。”


2019年12月23日，“长江白鲟已灭绝”的消息冲上热搜；2020年1月1日0时，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本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孕育了424种鱼类，然而近几十年来，物种多样性受到来自人类活动的各种干扰而锐减。


人们常把物种减少、生态破坏的矛头指向渔民，可是过度捕捞、盲目养殖、过量用药这些看似个体的主观选择背后，其实有很多被动行为。


2010年，韩寒加入了一家国际渔业公益组织，主要跟罗非鱼打交道，她发现国际组织常用的“从供应链末端倒逼生产端改变”的方法论，在中国行不通。带着怀疑与困惑，韩寒在海南成立了智渔——中国第一家专注可持续渔业的本土NGO。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法，而这个答案，我们需要在本土寻找。

孙雪梅，“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负责人。


“其实我们讲的全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以往就是没有人教。”


2013年5月，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房”案曝光后，分布在各地的百位女性记者联合发起了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她们希望通过知识的普及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让性侵儿童案不只是在热点新闻出现时才被社会大众关注。他们联络儿童心理学、性教育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制作了一套儿童防性侵课程的教案。最初的志愿者老师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各地小学去上这堂儿童防性侵的课。


经过7年多的发展，“女童保护”项目已经培训了1万多名志愿者讲师，为400多万名儿童上过防性侵教育的课程。不过相对于中国2亿多的儿童来说，这还是太少了。


孙雪梅是“女童保护”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她说她老了肯定还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越往深里做，发现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李东来，东莞图书馆馆长。


“对于很多都市中的边缘人、失落者来说，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精神的、还是身体的避难所。”


2020年6月，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受疫情影响失去工作，在离开东莞前写了一段感谢东莞图书馆的文字：“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留言被发到网上，成为了这魔幻动荡的一年里为数不多让人觉得感动和温暖的新闻。


在这座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城市，图书馆成了一位民工无法割舍的存在，这与东莞图书馆多年来为公共图书馆价值最大化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


有年轻人说，要是图书馆有漫画看就好了，一番调研后东莞图书馆设立了大陆首个漫画图书馆。东莞气候温暖，大量工人需要24小时倒班工作，李东来和同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了让读者通过图书馆了解城市的历史与人文，国内第一个粤剧图书馆、东莞书屋、台湾书屋等也出现在这里。


此外，定期举办培训讲座，开展粤语培训班、计算机培训班，图书流动车开到工厂、军营和监狱等，关于图书馆公共服务的每一次实践，都来源于李东来和同事们对「人」的需求的洞察。


如何让图书馆和每个人发生联系，让他们对图书馆感兴趣？是李东来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思考的问题。要 让更多市民进入图书馆，无论他们是否看书、看什么书，只有他们走了进来，图书馆的公共性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杨小峰，昆虫观察者。


“自然并非仅存于远在天边的高山和雨林，自然就在脚下。”


杨小峰是法布尔的忠实粉丝，他在博客里写：“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生活在19世纪末的普罗旺斯。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可以整天跟在一位老人的身后，借自己明亮的眼睛给他观察昆虫的生活，并且不知疲倦的为他在田野里搜集圣甲虫的粪球。”


现实生活中的杨小峰是浙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一名设计课老师，他在学校开了一门昆虫选修课，吸引了超多同学。他最大的爱好是观察昆虫，因为工作和家庭事务繁忙，大部分的观察都发生在学校的绿化带里，偶尔也会远足去更野的自然。


他观察昆虫的外貌和身体细节，观察它们交配、产卵、捕食、打架，观察它们建屋筑巢——在他看来是昆虫所创造的建筑美学；识破它们的伪装和拟态：那些长的像枯枝败叶、像其他虫子、甚至像一坨鸟粪的昆虫；寻找它们留下的痕迹，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哇， 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

周雯静，青年艺术家。


“没有一个女性受苦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真实、具体的人。”


2011年，周雯静陪母亲去医院，取下佩戴了二十多年的节育环。术后母亲出现大出血并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给家庭造成了很大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中，有2/3在中国。周雯静于是创作了 《女人系列·节育环》。她将300多个不同形状的铜环按照原比例大小，参照历史真实形状制作出来，一排排放置在质地精美的蓝丝绒上。美丽和精致背后，是女性身体的受难史。


历史社会因素究竟给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带去了怎样的创伤？文化惯习又在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少道德重压？周雯静开始关注女性身体、 疾病和权力问题。之后又陆续将质询的触角伸向了妇科手术刀、孕妇的身体、避孕药、乳腺增生等命题。


在周雯静的作品中，常常能看见流血的意象、受伤的身体、与病痛不协调的极致美感，以及无法融入热烈现实的冷酷与疏离。种种矛盾，源自于她对艺术的理解：“艺术作品不应该像一篇社会报道，艺术应该是暧昧的，模凌两可的，带着某种挑衅意味的。”

黄正骊，同济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后。


“贫民窟的总体社会价值远超过与之房租总和相同的富人社区。”


贫民窟是什么？是极度贫困、条件恶劣的绝望之地，还是充满冒险与反抗的异域？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被称为“东非小巴黎”，在这里有2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其中生活着100万人的基贝拉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2011年，作为联合国人居署的项目成员，黄正骊来到内罗毕，此后在这里工作、研究和生活了多年。最初她负责设计了一个贫民窟的道路改造，满怀着帮助贫民窟完成升级的使命感，但现在，她已经不愿再流露出这种浪漫化的情感，因为她对贫民窟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大多数城市研究中，贫民窟意味着极高的居住密度和非常差的居住条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贫民窟已经成为了世界南方城市化的主旋律。


在为马萨雷谷贫民窟建造小学的过程中，黄正骊开始意识到贫民窟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体系，也有自己内在的管理和秩序逻辑。贫民窟有独特的内部通行的土地证，一场火灾过后很快会有一栋新的房子拔地而起，水电没有接入城市管网，但借助帮派和社会团体依然可以自主运行……贫民窟是一种非正规的聚居现象，同时也只是 另一种类型的普通社区。


“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