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里，我能看到深情、壮观与美丽。”


从中学起，李洋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到现在已近三十年。梦有颜色吗？梦里的自己穿什么衣服？记下这些梦并不容易，李洋一开始是写在日记里，后来改用绘画的方式。


对李洋来说，画梦曾是中学阶段压抑生活的一个出口，大部分时间他都沉浸在梦里，一种本能般的被理解的需要让他坚持画梦。去年，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为“梦研所”。


受荣格影响，导演费里尼有长期记录梦境的习惯，在《梦书》里，费里尼公开了自己几十年的画梦手稿。李洋也相信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梦除了是私人心境的展现，很可能包含大量集体潜意识的信息。他想收集更多人的梦彼此印证：在中国我们做些什么梦？


“我很敬佩那些在艺术领域里走在时代最前线的人，他们在直面现实与人生。比如贾樟柯、娄烨、刘晓东，他们用艺术来表达社会的真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勇敢的人。但是我们这种比较软弱的、内向的人，我们还可以画梦。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记录，另一种现实。”

和偶像剧里植物人动动手指突然间醒来、与家人相拥而泣的剧情不同，现实中的植物人护理治疗充满了琐碎和艰辛。被唤醒以后，他们往往会进入重度残疾的状态，要面临着漫长的康复过程。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像一个无底洞，需要承受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治疗费用、日复一日的精力付出和巨大的心理煎熬。


何江弘的团队每年接诊200多个病例。植物人促醒是医学界的前沿领域，对医生来说不仅意味着复杂的挑战、时常的挫败，还有左右为难的伦理纠结。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也充满了可能性。


“生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坚强，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脆弱。”

“我楼顶上的好玩的事情是讲不完的，我讲一件小的，浪费你们一点点时间。我劝你们有一个自己的屋顶，哪怕你有一个阳台，哪怕你有一盆花，你也不要做手捧空花盆的孩子，因为每天都有一个惊喜预备给你，等你去发现。”


1946年，蔡皋出生于长沙。36岁时她告别乡村教师的生活，成了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名图画书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的图画书创作开始萌芽，蔡皋既是编辑又是创作者。在她的绘本中，她喜欢将传统文化和一代人的民间生活体验作为题材。民间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她总结为“对生活的大肯定的精神”：看待生活的悲欢离合，都是欢天喜地的，都是喜剧。


蔡皋希望能创作出“超越年龄界限”的图画书，“孩子小时候可以读故事层面，慢慢可以读出它的好处，最终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就像禅宗里面的‘一指禅’，让孩子顺着这一指可以看到天边的月亮。”


除了传统，蔡皋笔下的力量还来自于生活。瓜棚豆架、草木虫鱼、锅盘碗盏都会爬上她的案头，“斑斑点点，充满喜感。”

“生物大灭绝的概念长期未引起关注，20世纪晚期得到重视以后，迅速成为科学热点，也成为了最有争议的科学问题。”


在距今约2.52亿年的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海洋中有超过90%的物种遭到了灭顶之灾。


对这次灭绝之谜有着浓厚兴趣的宋海军，从本科时候开始，对多种生物的灭绝过程进行了探索。他2018年发表在《科学-进展》和《美国地质学会会刊》的研究成果入选2018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生物多样性在灭绝事件发生后就开始反弹，5百万年后恢复到了灭绝前的水平，而生态系统的恢复需要5千万年。大灭绝事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比当前的认识更为严重。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会不会有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呢？”

“100多天，24小时黑夜，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看极光。”


关于极光的成因人们曾经展开过五花八门的想象：爱斯基摩人认为极光是走向天国的通道，是亡者的幽灵用火把为后来者点亮道路；萨米人对极光则充满恐惧，认为极光会携带斧头飞越天空，杀死任何嘲笑它的人。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极光的出现与太阳活动有关。


如今，由于极光在空间物理研究等方面的重要地位，极光观测成为各国极地科考的重要项目。2004年7月我国在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黄河站，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空间物理观测点。


在过去三个多月里，北极科考队员李斌一个人驻守黄河站，进行极光观测和研究。在连续100多天的极夜里，几乎每天都是各种极光现象在轮番上演。“就像坐在第一排看IMAX电影，目光所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它占据了天空的所有角落，从这个地平线到那个地平线。它一直在不停变化，有时会移动，有时会旋转，又有颜色的变化。”

“它应该是在野外自由自在飞翔的。”


如果用人类作参照，戴畅的工作像是急诊科医生，只不过救治对象是鹰、隼、猫头鹰等猛禽。这些平日处在食物链顶端、掠食性极强的鸟类，交到他们手里时大多病痛无助、羸弱不堪。戴畅和同事们需要从测骨突、量体重开始，为每一只受伤的猛禽制定救治计划，进行康复训练，帮助它们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


在今天，一只受伤的鹰要飞上蓝天，不得不面对意外伤害、食物短缺、栖息地减少、人为捕猎、非法饲养、错误救助等重重障碍，卡在任何一关，都有可能失去重返自然的机会，甚至致命。因此，专业、及时的救助越来越重要。而如何救助一只猛禽，不仅需要康复师，更需要公众了解和参与。


“我想跟你们分享三个病例，这也是我工作九年来印象最深的，当然其中真的是有喜有悲。”

“大多数时候，我写的那些健康报道只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时候，它能掀起波澜。更多时候，它归于沉寂。可时间长远，多少还是能有些潜移默化、甚至难求的推动作用。”


2018年底，曾鼎发表了报道《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记录了这家公司背后的荒诞与黑暗。


过去7年里，曾鼎一直深耕健康报道领域。4年前，他做的中草药肝损害调查，讲述了中草药可能伤肝但被公众乃至医生广泛漠视的事实。每个人的一生都必然会经历疾病、衰老与死亡，他选择记录下这些健康领域的故事。


医学界有句话，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曾鼎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自己从事健康报道的职业生涯——总是去关心这个时代重要的、瞩目的以及那些被忽视的话题，并尽其所能记录下其中的人和事，如果偶尔真的能有什么推动或者改变，那将再好不过。

“语言既是桥梁也是篱笆。”


传说，远古时所有人类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人们要造一座通向上天的巴别塔。为了惩罚自大的人类，上帝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最终，人类无法合作施工，巴别塔不建自毁。


这则《圣经》中关于语言分化起源的解释，像是今天人类交流困境的隐喻。我们每天都在表达，“巴别塔”却无时无刻不在：世界范围内种类繁多的不同语言、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变幻莫测的方言，同一种方言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


语言能透露一个人的哪些秘密？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是如何演变而来的？用古音读的古诗还是我们习惯的样子吗？历史上为了协调南北方的语音差异，都做出过哪些努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些都是郑子宁的观察对象，看似新奇有趣的语言学故事，其实藏着“南腔北调”的秘密。


“我个人认为，语言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既可以作为互相沟通的桥梁，也可以作为互相隔绝的篱笆。把它作为桥梁还是篱笆，其实是在于个人的选择。”

“在调研前，我们对大气污染的来源有一些预判，但调研中发现的情况与原来的预判有很大出入。”


1988年，陶光远赴德国留学和工作，见证并参与了德国治理雾霾和能源转型的变迁。德国有与中国很近似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缺油缺气。


从2015年开始，为了治理河北省的空气污染并提高能效，中国和德国能源署开展合作研究，陶光远作为这个项目专家团队的协调人参与了这项工作。“治霾从高举高打开始，霾是认真治了，但是在治霾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是在你干事情的过程中找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那个结果，科学的魅力也在这儿。”


“德国的鲁尔区今天虽然钢产量减了一半，但是炼钢的密度仍然比今天的河北还高。结果它的空气质量跟三亚差不多，当然以前跟京津冀差不多。而北京市没有钢厂了，没有燃煤电厂了。德国治霾实践得出的经验是，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所以说治霾打硬仗，就是把霾治了，千万别想那花花道。”

“我到过那里，在那里喝过蜜酒；在海边看到了绿橡树；还在树底下坐了很久，会说话的猫给我讲故事，其中有一个我还记得……”


土地广袤，经得住严寒，性格彪悍，“战斗民族”，我们心目中的俄罗斯人似乎只是几个词语的简单罗列。这个国家离我们如此之近，就在地图的正上方，在历史书庞杂的概念里；却又如此之远，远到印象模糊，像遥远的回音。
 
有美国学者将俄罗斯人概括为“圣像和斧头”，前者代表“宗教的狂热”，后者是“战斗精神”的象征。而真实的俄罗斯人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频繁出现在我们视野，又如此陌生的谜一样的民族，经历了怎样漫长的历史？又如何将跌宕的历史烙印在每个人身上和记忆深处？


十年前，在国内人类学领域，俄罗斯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荒野。作为第一批赴俄罗斯的海外民族志学者，马强在这里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家庭，结识城市和乡村的俄罗斯人。他和他们一同生活、劳作，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呈现近年来俄罗斯的社会变迁，以及宏大社会变迁下的个人命运。


“感谢斯维塔，还有和她一样善良的人，他们历经磨难也未脱贫困，但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正是有了他们，让我感到俄罗斯是一个温暖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