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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册】课文《卖油翁》。朗读:潘涛,制作:初熙。
作者:欧阳修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 ,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 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 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七年级下册】课文《台阶 》。朗读:大铭,制作:初熙。
作者:李森祥
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
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用三块青石板铺成。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每块大约有三百来斤重。那个石匠笑着为父亲托在肩膀上,说是能一口气背到家,不收石料钱。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磨破了他一双麻筋草鞋,父亲感到太可惜。
那石板没经石匠光面,就铺在家门口。多年来,风吹雨淋,人踩牛踏,终于光滑了些,但磨不平那一颗颗硬币大的小凹凼。台阶上积了水时,从堂里望出去,有许多小亮点。天若放晴,穿堂风一吹,青石板比泥地干得快,父亲又用竹丝扫把扫了,石板上青幽幽的,宽敞阴凉,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躺一躺。
母亲坐在门槛上干活,我就被安置在青石板上。母亲说我那时好乖,我乖得坐坐就知道趴下来,用手指抓青石板,划出细细的沙沙声,我就痴痴地笑。我流着一大串涎水,张嘴在青石板上啃,结果啃了一嘴泥沫子。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后来,我就跳二级台阶,蹦、蹦!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啪、啪!后来,又跳二级,啪、啪!再后来,又跳三级,啪!我想一步跳到门槛上,但摔了一大跤。父亲拍拍我后脑勺说,这样是会吃苦头的!
父亲的个子高,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父亲把屁股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两只脚板就搁在最低的一级。他的脚板宽大,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父亲的这双脚是洗不干净的,他一般都去凼里洗,拖着一双湿了的草鞋唿嗒唿嗒地走回来。大概到了过年,父亲才在家里洗一次脚。那天,母亲就特别高兴,亲自为他端了一大木盆水。盆水冒着热气,父亲就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洗。因为沙子多的缘故,父亲要了个板刷在脚上沙啦沙啦地刷。后来父亲的脚终于洗好了,终于洗出了脚的本色,却也是黄几几的,是泥土的颜色。我为他倒水,倒出的是一盆泥浆,木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父亲说洗了一次干净的脚,觉得这脚轻飘飘的没着落,踏在最硬实的青石板上也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我们家的台阶低!”
父亲又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在我们家乡,住家门口总有台阶,高低不尽相同,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家乡地势低,屋基做高些,不大容易进水。另外还有一说,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乡邻们在一起常常戏称:“你们家的台阶高!”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家有地位啊。
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但他日夜盼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
于是,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四个月去山里砍柴,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年、编草鞋。
大热天父亲挑一担谷子回来,身上淌着一片大汗,顾不得揩一把,就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他开始“磨刀”。“磨刀”就是过烟瘾。烟吃饱了,“刀”快,活做得去。
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荫。父亲坐在绿荫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这时,一片片旱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飘去。
父亲磨好了“刀”。去烟灰时,把烟枪的铜盏对着青石板嘎嘎地敲一敲,就匆忙地下田去。
冬天,晚稻收仓了,春花也种下地,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他砍柴一为家烧,二为卖钱,一元一担。父亲一天砍一担半,得一元五角。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把柴靠在墙根上,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
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便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
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白天,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睡下三四个钟头,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然而,父亲的精力却很旺盛,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给这个递一支烟,又为那个送一杯茶。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
接着开始造台阶。
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黄泥是用来砌缝的,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凼黄泥踏好。那黄泥加了石灰水和豆浆水,颜色似玉米面,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他居然不敢放,让我来。我把火一点,呼一声,鞭炮蹿上了高空,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在即将落地的瞬间,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因而,父亲明明该高兴,却露出些尴尬的笑。
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父亲老了。糟糕的是,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泥水匠说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父亲说不到三百斤。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我就不让他抬,他坚持要抬。抬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按着腰。
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石被砌进去了。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凼惊异地说:“想不到这么深了,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
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新台阶很气派,全部用水泥抹的面,泥瓦匠也很用心,面抹得很光。父亲按照要求,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隔天,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说硬了硬了。再隔几天,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说实了实了。又隔了几天,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说全冻牢了。
于是,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于是,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搬进新屋的那天,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再从下往上跳一遍。然而,父亲叮嘱说:“泥瓦匠交代,还没怎么大牢呢,小心些才是。”其实,我也不想跳。我已经是大人了。
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他抽了一筒,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磕了一下,感觉手有些不对劲,便猛然愣住。他忽然醒悟,台阶是水泥抹的面,不经磕。于是,他就憋住了不磕。
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晌午饭吃过了吗?父亲回答没吃过。其实他是吃过了,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然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便一级级地往下挪,挪到最低一级,他又觉得太低了,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大庭广众之下,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
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噔噔噔,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到第四级时,他的脚抬得很高,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他停顿了一下,才提后脚跟。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便“嘎叽”地惨叫了一声,父亲身子晃一晃,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不要你凑热闹,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吗!”我只好让在一边,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我和母亲都惊了惊,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等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父亲说他的腰闪了,要母亲为他治治。母亲懂土方,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第二天早晨,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于是,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
这以后,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挑水由我包了。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又觉得很烦躁。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自那次腰闪了之后,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也不愿找别人聊聊,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七年级下册】课文《女娲造人》。朗读:大民,制作:勤力。
作者: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七年级下册】课文《木兰诗》。朗读:雅坤,制作:江凯。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七年级下册】课文《最后一课》。朗读:黎春,制作:路菲。
作者:都德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韩麦尔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铁匠华希特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就向我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儿,静一点儿……”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韩麦尔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弗郎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郝叟老头儿,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郝叟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沉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韩麦尔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能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韩麦尔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弗郎士,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儿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都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ba,be,bi,bo,bu。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郝叟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几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七年级下册】课文《回忆鲁迅先生》。朗读:傅淳,制作:秦梓元。
作者: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儿。”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象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儿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鲁迅先生明朗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他从那圆转椅上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功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象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附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他常常把要寄出的书,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即《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七年级下册】课文《说和做》。朗读:姚科,制作:初熙。
作者:臧克家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零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即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七年级下册】课文《邓稼先》。朗读:黎江,制作:初熙。
作者:杨振宁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一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两弹”元勋
邓稼先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了小学和中学,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做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奥本海默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和他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本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玻恩的研究生。玻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玻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罗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说“在外地工作”。但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永恒的骄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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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合作的一项公益项目,该项目已被列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该音频产品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光盘等形式在中小学电子教室使用,也可以从央广网、央视网、国际在线、教育部官方网站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各类手机客户端、微信公号收听。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有70多名播音员主持人参与了一期工程的录制工作,已完成一年级上下册、二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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