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靜的書桌

已故的國際政治學者傑維斯 (Robert Jervis)在2009年曾寫過一篇文章名為〈政治中的黑天鵝〉，他指出，與「黑天鵝事件」相對的是「正常期望的現象」，但所謂「正常」，更多是異常被正常化（normalizing the deviance）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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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前有句話：「山高皇帝遠」，或者「帝力於我何有哉？」，現實裡的地方社會，例如鄉村世界並那樣簡單，皇帝不遠，帝力還是可以發揮作用的。但是，既然朝廷衙門向下只到縣城，縣以下的鄉村的帝力，即治理是如何達成的？

有一位政治理論學者卡利韋斯(Andreas Kalyvas)，他認為，我們要注意到民主政治的「非常態」，非常態裡有他稱之為制憲力量（constitutive power），它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在民主常規壓抑後蘇醒的狀態，人們重新去確認自決及自治的至高權力，它挑戰既有的建制及權力平衡，卻又不是徹底推翻政權的革命時刻。從較為經驗主義的觀點看，我們可以說它是現代政治裡較為動態與衝突的一面。

我不知道，尹錫悅是否讀過施密特，或是他真的視全斗煥為偶像，還是把部份民眾持續對朴正熙的懷緬之情過份放大，因此便憑空標籤反對者為「無恥親北韓叛國勢力」以宣佈戒嚴，出動軍隊包圍及企圖抓捕議員。總的來說，他的戒嚴說辭既有韓國軍事強人（全斗煥、朴正熙）特色，也是施密特的主權式宣佈例外狀態的演練。當然，施密特沒有談及民主議會以至民眾是否有可能爭奪「人民主權」的代表性，或起碼否決例外狀態的權力。然而，當韓國人民在獨裁時期的集體記憶被喚起，在野黨及抗議的群眾頓成為最有資格的人民主權代表，反手把總統變成人民的敵人。

Andreas Kalyvas, 2008,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Max Weber, Carl Schmitt, and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UP.

Michael Denning, 2004.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Americans: Reconsidering Democracy in America.”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192-208. London: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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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雖然有負面意義，但也有它的社會功能，它是一個最簡潔的意象，匯聚了民眾對政府，以至香港整個房地產市場的不滿，形成一種持續的社會壓力，鞭策所有人直面殘酷的社會現實，是個相當典型的現實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說它是建構，絕不是說它無中生有，相反，它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既引來新聞媒體持續的報導追訪，也引起同情與同感，電影電視以劏房居民故事為題材的作品也不絕如縷，社會服務界亦把劏房戶視為貧窮的同義詞，開展各種不同形式的扶貧項目。總而言之，它成為一個大眾情感、論述及敘事反覆投注其中的對象，也是一個實踐與介入的客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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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一次「回歸資本主義」之前的兩天，著名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家詹明遜（Fredric Jameson）逝世，他終生沒有像馬克思晚年那樣，把大部份心力放在解開資本主義秘密的工作之上，卻拼命地評論種種文藝與流行文化文本，然而，他卻對「回歸資本主義」有獨特見解：

「有關社會主義，我們會碰到更多令人困惑難以解決的兩難，涉及共同體或集體⋯⋯沒有非超驗的資本經濟機制，所有訴諸於道德激勵（例如切古華拉）或政治掛帥（如毛主義）的努力都會快速耗盡生命力，最後剩下兩個雙生兒般的另類選擇：回到資本主義，或建立這個或那個現代形式的「東方專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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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家詹明遜（Fredric Jameson）逝世，他終生沒有像馬克思晚年那樣，把大部份心力放在解開資本主義秘密的工作之上，卻拼命地評論種種文藝與流行文化文本，然而，他卻對「回歸資本主義」有獨特見解：

「有關社會主義，我們會碰到更多令人困惑難以解決的兩難，涉及共同體或集體⋯⋯沒有非超驗的資本經濟機制，所有訴諸於道德激勵（例如切古華拉）或政治掛帥（如毛主義）的努力都會快速耗盡生命力，最後剩下兩個雙生兒般的另類選擇：回到資本主義，或建立這個或那個現代形式的「東方專制主義」。」

平心而論，「仇日」不是官方的主要目的，當政者不是希望搞壞民眾與日本人的關係，真正目的是要建構愛國主義⋯⋯它未必是白紙黑字的思想課教科書，而是散佈各處的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甚至在流行文化及互聯網上一種情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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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裔台灣人」論，在歷史文獻、人口普查以至日常觀察也找不到任何根據，只有在華文網絡世界某些角落裡莫名奇妙地流傳。⋯⋯

1841年的〈義律公告〉說：「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訊硏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但到底香港華人是否由大清律例所治？1946年的潮州人是否仍然認為鄉例適用，殺所謂「姦夫淫婦」是否可以？

1946年1月12日，男子林添章（37歲）被控於大埔錦山村35號槍殺其繼母李樹嬌（49歲）。這是香港重光後的第一宗謀殺案，這說明了戰後香港社會甚麼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