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之中。但是，由于并没有细化法律责任，也没有附加具体的实施细则,这一规定一直面临落地难的尴尬。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研究员谢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完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解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后顾之忧。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丰富完善养老服务项目，老年人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将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的不便与寂寞。另外，要多渠道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兴旺广袤乡镇百业，促就业、增收入。从长期来看,要着力减轻社会就业、住房、教育等压力，营造‘轻压力’社会环境。”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爱武说：“对于“常回家看看”这个问题,还是要跳出去看问题。首先，国家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入。尤其是农村留守老人,他们的需求主要是物质上的。其次，在精神赡养方面，还要注重做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父母和子女之间需要感情为纽带，这些都是无法通过法律来调整的。此外，作为父母，老年人也一定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如果父母上了岁数之后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那就势必只能寄希望于子女来进行慰藉。因此，国家也应该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和服务,让老年人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常回家看看”这个条款的可操作性确实很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李超为此给出了心得解决思路：“对父母的赡养可以分为物质赡养、精神赡养和生活照料三方面。“常回家看看”主要属于精神赡养。而精神赡养还可以体现出更多的宽泛性，比如，经常打打电话、与父母视频、发微信，带父母一起休假、旅游，这都是很好的增进情感的方式，可以满足年纪不大的父母的精神需求。

2016年5月13日，范先生分三笔订单在京东商城购买了四款京东自营的真力时手表，总价款14.7万余元。购买时网页商品说明显示表镜材质为蓝宝石水晶，但经检测，为人工合成蓝宝石。范先生认为，京东商城网站宣传构成欺诈，故将京东电子商务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赔偿检测费并索三倍赔偿。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京东商城网站（www.jd.com）所有者为京东电子商务公司。该公司曾与天津京东海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海荣公司）签订《平台服务协议》，约定：京东海荣公司自愿向京东电子商务公司申请使用网络交易平台，京东电子商务公司仅提供产品信息展示的平台服务，不从事产品交易事宜，不对产品交易事宜负责。

庭审中，京东电子商务公司提交了三张电子发票，发票显示销售方为京东海荣公司。法院审理认为，范先生购买的京东自营商品，销售主体为京东海荣公司，京东电子商务公司仅为网络交易平台的所有者，其已通过电子发票形式对销售者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进行了公示，范先生购买产品的发票均显示已开具，可以认定其已知悉商品销售者。且无证据证明京东电子商务公司明知或应知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故范先生应向京东海荣公司索赔，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并非适格被告。2016年10月底，朝阳法院一审裁定驳回了范先生的起诉。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向法庭表示，“自营”为京东集团自营而非京东商城自营，具体的销售主体由京东集团根据订单具体情况确定，即根据消费者所在区域、商品库存量等，由京东集团自行决定开发票主体及发货公司主体。

针对上述情况，法院认为，销售主体的模糊会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目前销售模式下，消费者只能通过申请开具发票才能得知自营商品销售者的真实情况，这一披露方式存在明显瑕疵，容易误导消费者，在发生纠纷时也容易发生起诉主体的错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2016年12月，朝阳法院向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该公司在网站页面显著位置对“自营”等专有概念作出明确解释，所有商品销售页面均应披露销售者详细信息，并将销售授权书在明显位置予以公示。

日前，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对司法建议作出回应，表示将完善“自营”产品信息披露，加大事前筛查力度，做好不规范广宣行为的事先防控，加强网络平台管理意识，完善网络交易环境。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日前发表文章《西方反恐无效对中国的警示》。他说，恐怖主义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无效，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2016年末,针对浙江温州20年住房土地使用权到期问题,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会商后回复,可以采用“两不一正常”的过渡性办法处理,即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不收取费用,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这个过渡性办法回应了社会高度关切,赢得了一片叫好声。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学者发出了不同声音,认为“最终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立法。”

2016年末,针对浙江温州20年住房土地使用权到期问题,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会商后回复,可以采用“两不一正常”的过渡性办法处理,即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不收取费用,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这个过渡性办法回应了社会高度关切,赢得了一片叫好声。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学者发出了不同声音,认为“最终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立法。”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日前发表文章《西方反恐无效对中国的警示》。他说，恐怖主义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无效，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文/陈锦

开车的司机都知道，被迎面开来的车子远光灯晃眼是件难受而又危险的事，不仅影响视线造成眼睛短暂失明，甚至还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因而远光灯一般在高速、郊外没有路灯的地方使用，而在市区及其他路况照明较好的地方开远光灯，往往被认为是不礼貌不安全的行为。

11月1日消息，深圳整治乱开远光灯新招：违者罚查到就坐“绿椅子”看灯一分钟，体验一下被晃眼的感觉。深受远光灯危害的广大网友对这一做法近乎一边倒支持，纷纷表示“过瘾”，并要求全国推广。

深圳警方的初衷当然是好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位思考，体验一分钟过后，这些司机下次在使用远光灯也大概会想起“绿椅子”的经历。然而在盛赞之下，笔者心中也略有隐忧。

我们知道，即使翻遍中国的法律都没有“违规使用远光灯就要‘体验’看灯一分钟”这一规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深圳市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的处罚也是罚款300元，并记1分，那么不禁要问：深圳交警“乱开远光灯罚看一分钟”的处罚依据在哪呢？

面对媒体的质疑，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自愿体验”，是“教育”手段，那么问题来了：“自愿”能否作为突破法律授权、创设新的处罚方式的事由呢？当然不行！因为对于公权力而言，依法行政是基本原则，法不授权皆禁止。这种体验明显属于“法外施罚”，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突破了法律的边界。

事实上，违规司机被交警拦下来之时，行政强制就已经开始，假如打着“自愿体验”就合法，那么改天让滥用远光灯的司机“自愿”给“盲人基金会”等机构捐款又是否合法呢？逮到随意吐痰影响市容市貌的，是不是可以让他自愿体验“被吐痰”的滋味呢？

我们见过的“教育”手段有口头批评教育、书面具结悔过，但这种“自己种的果自己食”的体验不是“教育”，而是“教训”。尽管深圳交警的确是出于整治远光灯的善意，但难保被罚的司机收到的不是“我要晃瞎你”的恶意。

深圳交警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交警肯定感到很委屈，明明做了一件老百姓拍手称快的事，却为什么要招致媒体的批评。这里笔者要说的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靠的绝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报复式“体验”，我们的法律也早已摆脱了“同态复仇”这种以暴制暴、以牙还牙的方式，否则我们面对小偷、抢劫犯等犯罪分子时，是不是砍下他手指就好了呢？

我们鼓励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但这种创新必须是在法治的框架内，在文明执法的框架内，而不是以网民是否支持作为衡量标准。从这一角度来讲，“乱开远光灯罚看一分钟”与“人贩子一律死刑”并无二致，这种做法的确让广大网友朴素的正义感得到了满足，但这种以“解气解恨”情感宣泄为目的的执法行为却让法治受到了伤害。

须知，朴素的正义观是法治最大的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