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马学如何变成我们思考历史的脉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方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流变，中国现代思想与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的渊源 看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逐渐取得了晚清诸子时代之后的经学地位；而重读经典是重返经典的契机，“活学活用”的意义在于原创，不能用总体否定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时代。 非西方世界只有中国对人文学科的投入在增长 我去年年初应邀出席达沃斯论坛，和哈佛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的主席、《经济学人》的主编一起参加“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主题讨论，我最后一个发言。一个比较戏剧性的状况是，除了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国家的人文学科还可以，其他发言者都在说我们人文学科不行了。我们也经常听到国内学者对人文学科在大学体制当中所占位置和投入不够的抱怨。其实一比较才知道，中国的人文学科项目投入规模之大，世界罕见。那个会上，我只是简单介绍了古典学和中国传统的“中学”教育重新兴起的过程。主持人说：“让你最后一个说，就是让你做一个观察，我们很害怕，觉得中国变成经济的中心，会不会变成另外的（文化的）中心，现在听完仍是担忧。”我举这个事例是想说明，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抱怨学术浮躁、教育投入不如人意等负面因素，因而忽视了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中国的诸多出版社对人文学术出版的投入，以及相关领域的规模，这些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 去年春天，我在印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非西方世界人文学科的总评估，结果是，非西方世界的阿拉伯国家和南亚国家的人文学科都非常衰落，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无法向这个领域倾斜，只有中国和台湾地区是增长的，而台湾地区也面临着内部的危机：大学太多和生源不足造成了大学资源的过剩，表现之一就是大学质量下降。从规模和投入而言，可能世界上唯一在持续增长的地方就是中国。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现在我们更多关注到了坏的方面，好的方面也很重要，但被忽视，今天我们看到的如“经典与解释丛书”等类似大规模的出版在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得到，因此，我觉得，正因为拥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性，我们不必要过分妄自菲薄。 近代中国几个重回经（古）典的重要时期 讲到经典，从晚清以后的近代中国有几波浪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是晚清时期。晚清时期，很多学派开始重新评估诸子学，诸子学的复兴从经学的内部斗争开始。这个过程，除了学术上的贡献之外，和做思想史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一样——最重要的是发现我们需要回到古典，回到诸子并破除经学的教条。而其中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回到原初问题，并从原初问题对当代（也就是晚清时代）进行解读。无论是儒学、佛学、道家，以及关于老子学说的再解释，宇宙本体论认识与人的起源，社会形态，社会组织，这些都是要探究人类到底从哪儿起源。胡适曾抱怨在章太炎门下听中国哲学史，章太炎讲了一年还没有讲到诸子时刻。这是因为要讲原初，那些问题把近代科学发明都放到对古代的夏、商、周三代以及更早的历史之内解释。“回到原初问题”具有非常强大的动力，能够重构一个世界观。重回经典也为20世纪奠定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重新介入经典的契机。今天干春松教授重返康有为，还有一些学者重返章太炎，都是要通过他们返回经典，再对当代问题介入，也是一种重新构造新世界观的意识，这个过程像一个新的诸子时代那样，显示出“百家争鸣”的态势。 第二个时期，我觉得是19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时期，对经典解释上的贡献，看起来似乎原创性不高，比不上今天很多科学领域的技术，但是整理国故意义深远，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各类书籍的不同版本和各种古籍的整理。这种精神到了1950年代以后真正得到发扬光大，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中断，到了1970年代末，得到陈云等领导人的重新重视，再次主持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同时成立了一大批的古籍出版社，省一级的古籍出版社均成立于那一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功劳是不得了的。而且，当时更是奠定了古典整理的基本原则——标点、校刊、版本，把除了原来的经典以外的诸子学的部分和传的部分进行大量的重印，也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不按时期来分，另外一个经典化的时期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从古籍整理，整理国故到1950年代倡导结合“继承过去”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古籍整理，这契合了历史唯物论方法中的“古典历史化”的方面。现在，我们对所有的“经”都要追问，这个追问是对历史脉络的追溯，无论是在台湾地区、还是中国大陆，近代史都是受到高度重视的，这和马克思主义解释经典的脉络相关，这个经典脉络不是从“子”的角度，而是从“史”的角度去解释经典，这种诠释的维度很重要。 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的意义在于原创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个最核心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托派、自由主义学派，这些学派在论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都是由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范畴提供的，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