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真相

有的人吃了某种食物，比如说凉菜、瓜果、海鲜，拉肚子，民间就说这是因为这些食物“凉”、“冷”，不能多吃。其实这往往是因为吃了被病菌污染的食物引起的，属于食物中毒。如果注意食品卫生，那么可以大大降低食物中毒风险。
很多人在煮肉类、鸡或者鱼之前，都喜欢把它们拿到自来水下面冲洗一下，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容易把肉、鸡、鱼表面上的细菌冲得到处都是，污染厨房里其他的食物。所以在做肉、鱼、鸡的时候，不要用自来水去冲洗它们。如果你觉得肉、鸡、鱼上面有污水，比如说血水，看着不舒服，那么可以拿厨房用纸擦掉，而不要用自来水去冲。切肉、鸡、鱼要有专门的砧板来切，不要跟其他食品特别是熟食混合用同一块砧板，因为这样很容易把细菌传播到熟食或者其他食品上面。
做出来的饭菜如果不是很快就要吃，应该低温或者高温保存。适合低温保存的饭菜，应该把它保存在4°C以下。适合高温保存的饭菜，应该把它保存在60°C以上。这是因为在4°C以下和60°C以上细菌都不容易繁殖，如果在4°C～60°C之间，细菌很容易繁殖。在这个温度范围内食品只能保存两个小时左右，如果超过了两个小时，那么就有食物中毒的危险。在30°C～40°C，细菌的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这是最适合于细菌繁殖的温度。所以如果周围温度是30°C～40°C，比如在夏天气候炎热的时候，那么食物就只能保存1个小时左右。
吃不完的食物又舍不得扔掉，要马上放到冰箱里面保存。有一些人习惯于把剩饭剩菜先放在室温下让它冷却，然后再放到冰箱保存。其实这样做很危险，因为这些饭菜在冷却过程中，细菌很可能开始大量繁殖了。所以吃剩的饭菜应该马上放到冰箱里面保存。
但是即使是在4°C冰箱里细菌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繁殖，只不过繁殖的速度比较慢了。如果饭菜在冰箱里保存时间太长，细菌同样会繁殖得很多，这样同样有食物中毒的危险。那么吃剩的饭菜在4°C冰箱里最多能保存多少天？不要超过4天。如果超过了4天，那么就应该把饭菜扔掉了。如果想要长期保存食品，那就应该冷冻起来。

神州五号胜利返航，中央电视台白岩松采访中国第一名太空人杨利伟时有这么段对话：
　　白岩松：还有一点是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的，你在整个飞行的20多个小时的过程中，看地球的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看到大家都在说的长城？
　　杨利伟：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

白岩松之所以有此问，是因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认为万里长城是太空中唯一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人工建筑。例如，2000年语文高考试卷要求阅读理解鲍昌《长城》一文，其结语就是：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 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纠墨。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惟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这种说法在国外也颇流行。美国出的麦片包装盒上经常写一些给小孩看的小知识， 我就见过有一种写着“你知道中国的长城是太空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物吗？”还有一个更离奇的说法，说长城是月球上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物，这后一种说法可能是更早的说法。有人计算过，人眼在月球上绝对无法分辨出地球上的长城。不过更有说服力的是登过月球的宇航员的证词。曾乘阿波罗12号登月的阿兰·彼恩（Alan Bean）说：

“在月球上你能看到只是一个美丽的圆球，大多部分是白色的（云），部分是蓝色的（海洋），点缀着黄色（沙漠），以及偶尔有些绿色的植被。在这个尺度上没有人造物是可见的。事实上，在首次离开地球轨道，仅几千英里之遥时，就见不到任何人造物了。”（月球离地球约23万7千英里，即38万4千公里。引文见Tom Burnam's More Misinformation（1980））

另一位宇航员威廉·博格（William Pogue）曾在1973至1974年间在太空站工作，他所在的高度约300英里。他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在太空中如何盥洗》中指出，在那样的高度上已无法用肉眼看到长城，而需要用到望远镜才能看到。

那么，在较低的太空，例如航天飞机飞行的轨道上（离地球约160到350英里），能否看到长城呢？能看到，但是很难看到，而且还有许多人造物比长城更容易看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96年11月号报道航天飞机宇航员杰·埃普特（Jay Apt）的话说：

“我们寻找中国的长城。虽然我们能够看到象飞机场跑道这么小的东西，但是长城看来主要是由与周围的土壤同一颜色的材料建成的。尽管一直有故事说它能在月亮上看到，长城在只有180英里的上空就已经几乎不可见了。”

航天飞机宇航员在这个高度上能看到许多人造物，包括高速公路、飞机场、大坝、城市、麦田、桥梁等等。在太空站工作的华裔太空人卢杰（Ed Lu）指出：“从太空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能够看到金字塔，特别是用望远镜更容易看到。用肉眼看起来有点困难。”他说，你能看到长城，但是它比许多其他物体更不容易看到，而且你必须知道朝哪里看。（引文见SPACE.com今年10月6日的报道）

这个有关长城的神话早在人类征服太空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是谁炮制出来的。有人估计是在美国首次载人飞船升天之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某位大腕的随口猜测，后来被误传成了实有其事。也有人发现，在1938年，美国著名探险家理查德·哈里伯敦（Richard Halliburton）在一本畅销书中就声称“天文学家说长城地球上唯一一个可以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到的人造物”（见www.snopes.com/ science/greatwal.htm）。最近网友潘忠伟在翻看《胡适日记全编》时，发现早在1931年3月3日的《北平晨报》刊载国民党元老之一张继的演说就有这样一句话：
　　“兄弟又见法国一本书上说，假如人能到月亮里面去，俯视地球上的建筑，只有万里长城，此亦可见我们民族秦始皇的文化精神。”（引自《胡适日记全编》（1931- 1937），曹伯言整理，7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如此看来，这个神话很可能是某个法国人的天才想象，又很快被我们中国人发扬光大了。这个神话很让某些虚荣的国人骄傲一番，可惜的是那不过是误传，要使他们失落一回了吧。根据高考语文的标准答案，鲍昌文章之所以要感慨长城是“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惟一的人工痕迹”是为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能承受改革开放的冲荡”，难道一个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竟是要建立在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谣言之上的吗？

2003.10.30.

萨斯病是21世纪第一种新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发出了历史上首次全球警报。萨斯病的传染性和死亡率都不如历史上一些重大传染病，也不如30年来新出现的一些传染病，但是在短时间内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振荡和恐慌，却是前所未有的。在面对未知新事物时由正常的恐惧感演变成非理性的恐慌，部分地是由于谣言引起，而谣言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萨斯病病原体还未被确定时，网上常见到有文章声称萨斯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生物武器，萨斯病是美国投的毒，分析得头头是道，让人将信将疑。一篇流行颇广的文章据称是“《真理报》消息”，其中引用“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卡雷辛柯夫”的话断言：“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生物武器，极可能是从实验室里流出来，由于非典型肺炎是麻疹病毒与流行腮腺炎两种病毒的混合种，而这种混合病毒只有在实验室里才可以做出来，在天然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他认定非典型肺炎是从实验室流出来的一种生物武器。”是否真有这么个俄国院士且不说，其断言非常容易证伪。如果萨斯病毒是麻疹病毒与流行腮腺炎两种病毒的“混合种”，那么萨斯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和后两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必定存在高度的相似性（生物学上叫“同源性”）。萨斯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已经公布，麻疹病毒和腮腺炎病毒基因组序列也早已公布。任何懂分子生物学的人都可以把这三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调出来做个序列比较，就可以发现萨斯病毒与后两种病毒都不具有同源性，绝对不可能是它们的“混合种”。
在萨斯病毒被认定为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其基因组序列被测定之后，网上又流传一篇“SARS的来源终于得到最终的证实”的文章，作者声称在萨斯病毒基因组中发现了一段“无用”核苷酸序列：经过一番转换后，破译出它表示的是“MADE IN USA”（“美国制造”）。我想一般人都会把这当笑话——即使萨斯病毒真是人造的，也不至于傻到要去加签名，除非是想嫁祸于人。但是却真有人在文章中将信将疑地把这个谣言拿来当论据，足见它的“专业性”还有点欺骗性。事实上，在已公布的萨斯病毒基因组中，并不存在这段序列。我在基因数据库中做了检索，在已测出的所有生物的基因组中，也都不包含这段序列，相似程度最高的的119段序列，都不属于萨斯病毒。
还有人挖掘出一条去年2月份的旧闻，以证明萨斯病起源于美国。当时中外媒体都报道过一个美国人得“怪病”死了，据说其症状与非典型肺炎相似，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症状相似并不等于就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原体可以产生类似的症状，例如，多种病毒都能导致普通感冒。而且那个病例的症状也与非典型肺炎不同，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怪病”，是因为死者似乎得的是肺炎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但是在临死前却又出现脑膜炎症状：全身出现皮疹。而在萨斯病例中，没有一例有这样的症状。
还有人说，美国的萨斯疫情也很严重，怎么就没有人死亡？可见美国有“解药”！有医学常识的人知道，对病毒引起的病目前并无“解药”（特效药），最有效的对付办法是靠注射疫苗预防，即使美国已经偷偷研制出了萨斯疫苗，也不可能偷偷进行全民注射。美国萨斯疫情其实并不严重，原先报告的200余例指的是“疑似病例”，后来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从中分出“高度可能病例”（类似于中国的“确诊病例”）。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可能病例”只有60多例。萨斯病死亡的因素主要是就诊太迟，因并发症而死亡。如果及早发现、及早就诊，是可以避免死亡的，而这方面看来美国做得比较好，更何况美国的医护环境和医疗水平都比较发达，这次为了对付萨斯病，连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进行生物武器袭击的紧急指挥中心都用上了。
一种病菌或病毒要做为生物武器，应该具有靠空气传播、传播迅速、难以预防、致死率高、不容易变异等特点。这些特点萨斯病毒都不具备，不是一种理想的生物武器。那些炮制、传播、相信类似谣言的人都缺乏生物医学知识。
萨斯病毒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新型”的意思只是指以前没有被发现过，并非一定就是新出现的。它有可能是真正的新病毒，即从已有的冠状病毒突变而来。但是许多专家相信，这种病毒在自然界中早已存在，原先寄生在其他动物身上，近来才转移到了人体。至于萨斯病毒的原来宿主是哪一种动物，则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当萨斯刚刚开始流行时，就有一种看法认为萨斯病毒可能来自某种野生动物，最近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也宣布从果子狸身上分离出一种与萨斯病毒高度同源的病毒，认为这种萨斯样病毒是人类萨斯病毒的前体。有些人因此怪罪为萨斯病是广东人什么都吃所导致，甚至呼吁禁止吃所有的野生动物（如最近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捕食任何种类的野生动物）。事实上果子狸自古以来在全国各地都被视为美味，不仅广东如此。何况现在果子狸人工饲养已相当成功，不仅供食用，也用于制作裘皮，许多地方都建了大型果子狸养殖场，已不完全是野生动物，而成了一种经济动物。呼吁禁吃所有野生动物不可能实现，也不合理。即使萨斯病毒的确来自某种野生动物，也不一定是因为吃它导致的，有可能是由于其他的接触或昆虫媒介的传播。从野生动物那里染上疾病毕竟只是偶发事件，不必因此对所有野生动物都敬而远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禁吃所有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不仅包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也包括水里游的，渔民打捞来的海产是不是一概不能卖不能吃？中国海洋渔业是不是该就此完结？垂钓爱好者从江河吊来的鱼是不是也都不能吃？我们应该大力保护的是濒危、珍稀野生动物，这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不是因为担心被这些野生动物染上病——如果真有这种担心的话，合乎逻辑的推论反而是消灭这些野生动物以清除病毒的天然宿主。想借萨斯肆虐之机宣传环境保护意识，动机固然很好，但是不应该靠危言耸听吓唬人。
萨斯病毒也有可能来自某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家禽、家畜。有报道声称发现狗出现疑似萨斯症状，虽然这条消息并没有得到专家的证实，还是引起了恐慌。在一些地区，市民们把宠物遗弃在大街上，一些城市更以防止“非典”传播为由下了紧急打狗令，有的电视台甚至播出了执法人员拖狗、杀狗的场面。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萨斯病毒来自狗或能在狗中传播。鸡的嫌疑可能要大一些。日本生物资源利用研究所将萨斯病毒的序列与感染人、鸡、猪、猫、狗等动物的几种已知冠状病毒做了比较，推断萨斯病毒可能是由鸡的冠状病毒变异而来的。但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萨斯病的确是鸡传播的，即使证实了，也没有必要亦无可能杀光所有的鸡，只有在发现萨斯在某个地区的鸡群中传播时，才需要屠宰它们以根绝传染源，像1997年香港禽流感事件中，香港政府下令屠宰香港所有的鸡。
有的人毫无根据地将萨斯描述或想象为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搞得人心惶惶。萨斯病毒主要以近距离飞沫和接触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可以说是相当低效的。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它能通过空气传播。从现有的数据看，萨斯病人在潜伏期不太可能具有传染性或传染性很弱。这两点表明萨斯病的传染性其实并不是非常强。在发现一个萨斯病人时，往往导致数十名、上百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或做医学观察，从中发现被染上萨斯病的人数很少甚至没有，这可以说明萨斯病的传染性的确不强，比较容易控制。同样是呼吸道传染病，能够通过空气传播、在潜伏期有很强的传染性的流感、肺结核的传染性就要强得多。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在出现症状的前一天到出现症状后的一周内都具有了传染性，通过飞沫和微小分泌颗粒在空气中传播，传播速度非常迅速，在拥挤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在寒冷和干燥的条件下，流感病毒在体外的生存时间更长，因此每年冬天（12月－3月）流感都会流行。从世界范围来看，每年有3到5百万人因流感而病重，25到50万人死亡。在美国，每年会有10％到20％的人得流感，导致11万4千人住院治疗，3万6千人死亡。在发展中国家，对流感的流行病调查很不充分，不过其攻击性和死亡率可能更高。例如2002年在马达加斯加，在3个月内有2万7千人得流感，800人死亡。不过对多数人来说，患上流感不舒服一、两周即可痊愈，因此也就不觉得其可怕。肺结核则要可怕得多。肺结核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在带菌者咳嗽、打喷嚏、吐痰或说话时，结核杆菌便被散播到空气中。一个人只需要吸入很少量的结核杆菌就会被染上。如果不加以治疗的话，每个肺结核患者每年平均要传染10到15人。目前，全世界每年有近1％的人被染上结核杆菌，合计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染上了结核杆菌，其中有5－10％的感染者会发病。每年大约有2百万人因肺结核而死亡。在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肺结核是一种全球性危机，如果不加强控制的话，从现在到2020年，将会有大约10亿人新染上结核杆菌，1亿5千多万人因此发病，3千6百万人死亡。
在全世界范围的萨斯病患者中，大约有8％已经死亡。不过由于许多新发现的病例还在治疗中，其结果不确定，因此难以计算准确的死亡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萨斯病的死亡率大约为14－15％。与一些传统的传染病相比，这个死亡率并不算高，例如天花的死亡率大约为30％，肺鼠疫的死亡率在50％以上。鼠疫由于是细菌引起的，现在已经可以用抗菌素治疗，但死亡率仍高达15％。与一些近年来新出现的传染病相比，萨斯病的死亡率也不算高。例如在1967年首先在德国马堡发现的由病毒引起的马堡出血热，其死亡率达23－25％。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是埃博拉出血热。埃博拉是非洲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条河的名字，导致该病的埃博拉病毒在1976年首次在那里和苏丹发现。该病的潜伏期为2到21天，通过直接接触病人的体液传染，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在1976年6月和11月间，埃博拉病毒在苏丹感染了284人，117人死亡。在那一年的9月到10月，扎伊尔有318人被感染，280人死亡。在1979年苏丹第二次爆发埃博拉出血热。1995年，扎伊尔又再次大规模爆发埃博拉出血热，315人感染，244人死亡。1994年加蓬首次发现埃博拉出血热，在1996年2月到6月爆发。2000年秋天，乌干达北部也爆发了埃博拉出血热。不计算最近的病例，埃博拉出血热大约有1500名患者，1000余人死亡，死亡率约为50－90％，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病毒性疾病之一。
还有人极力对萨斯的死亡率轻描淡写。一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声称，“目前北京的‘非典’病死率是4.8%，且呈下降趋势，这一数字大大低于重症流感的病死率”。据他说，重症流感的病死率为8%至10%，根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有300－500万人因流感而病重，25-50万人死亡。这个病重和死亡数字，并非特指某种“重症流感”（例如禽流感），而是泛指各种流感（基本上为普通流感）。也就是说，这些病重者和死亡者，其病原体和那些病轻者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年老体衰、有其他疾病等等原因而病重、死亡。因此，在计算死亡率时，不能只把死亡数目和病重数目相比，而应该和所有患者数目相比。普通流感的死亡率不到千分之一，即使是1918年那场最致命的“重症流感”，死亡率也不过2.5％。如果我们也采用这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发明的独特算法计算萨斯死亡率，只把死亡数目和病重数目相比，排除病轻者，那么萨斯的死亡率说不定可以算到100%。
自从萨斯病出现以来，即出现了种种食物、药物号称能够预防萨斯病的传言和广告宣传，食醋、枇杷、绿豆汤、板蓝根、中药汤剂、维生素、保健品、干扰素、丙种球蛋白、胸腺肽等等，五花八门，甚至出现抢购、哄抬物价现象。据说它们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抗病毒感染。其中某些药物，像干扰素、丙种球蛋白、胸腺肽，能参与、调节免疫功能，适用于原发或继发性免疫缺陷症（如先天性丙种球蛋白缺乏症、胸腺发育不全），有的对治疗病毒感染性病症有一定疗效，但是没有临床试验证明它们可预防严重病毒性疾病的传播，用于一般健康人群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其他的食物、药物则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增强免疫力，即使能够增强免疫力也未必能够预防萨斯病毒的感染。值得一提的是，萨斯病患者病重乃至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由于免疫反应过于激烈导致的，因此目前在治疗时，常常使用激素抑制免疫反应。能预防病毒感染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注射疫苗，例如注射灭活的萨斯病毒或它的某个成分，使人体产生针对萨斯病毒的特异抗体。在萨斯病毒被鉴定出来以后，国内有机构声称在一个月内就能生产出萨斯疫苗。现在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却没了下文。事实上，要对一个疫苗进行有效性和副作用的临床试验，一个月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最乐观的估计，萨斯疫苗也要在一年后才可能研制出来，而根据萨斯病毒的结构设计、研制抗病毒药物，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饮用、注射某种号称能够防“非典”的药物，不过是起到一种心理安慰的作用，也可以说，它们是被做为安慰剂来使用的。做为安慰剂，本身应该无毒，但是这些“防非典”药物却有一定的毒性，由于饮用它们而中毒、甚至数百人集体中毒的报道时见报端。与无病乱吃药同样普遍的另一种恐慌行为是滥用消毒剂。在发现萨斯病患者之后，对患者所生活、活动的场所进行针对性的消毒，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普通居家和宽敞公共场所盲目地消毒则没有必要。病毒是一种寄生生物，没法在体外独立生存，在体外存活的时间不长（实验表明，萨斯病毒在干燥塑料表面上的存活时间能达两天，这已是大大长于其他冠状病毒），通过盲目消毒碰巧能够杀灭体外萨斯病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说在疫区采取这种极端做法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非疫区也这么做，则不可思议。有人也许会说，大规模的消毒虽然不能消灭萨斯病毒，至少也可以杀灭其他有害微生物，改善了环境卫生。但是消毒剂在消毒时并不具有针对性，不仅杀死了有害微生物，也杀死了有益微生物，而这些有益微生物对于保护环境卫生、维护生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滥用消毒剂还会使有害微生物产生抗药性，药剂残留物并能造成环境污染。一些常用的消毒剂对人的呼吸道粘膜和皮肤有刺激作用，甚至导致过敏。总之，不分场合地滥用消毒剂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都造成危害。
萨斯病做为一种能通过接触传染的传染病，对患者进行隔离、对密切接触者做随访和观察，以防止疾病的传播和及早发现、就诊，是很有必要的。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和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中国卫生部的有关规定已显得过于严厉，但还可以理解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但是一些地方的土政策，却毫无道理。有的地方规定对疑似病例的一般接触者、来自疫区的人员甚至他们的接触者，都强行隔离两周，在做医学观察时不仅测量体温，还要拍X光片、抽血检查，就都是没有必要的过激行为。如果拍X光片能够发现肺部阴影、抽血检查能够检测出抗体，被检查者必然已表现出明显的症状，可以视为疑似病例了，因此对没有症状的人做这样的检查乃是多此一举。现在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萨斯病在潜伏期的传染性，但至少可以认定潜伏期的传染性不大，与可能的潜伏期患者接触的人更不可能有传染性。不分青红皂白地隔离没有症状的一般接触者、来自疫区的人员乃至他们的接触者，试图一网打尽，并非防止萨斯传播的可靠办法，它造成的社会恐慌，付出的社会成本，都高于出现个别的漏网之鱼。“宁可错关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并不是理性的态度。更何况，隔离扩大化还有导致交叉感染的危险，即由患者传染给一起隔离的健康人。
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之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做出过激的非理性举动，是很困难的。这不仅要求我们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也要求我们具有科学的态度。
2003.5.22.

如果我们要给生物学找一个生日的话，可以把它定在《物种起源》出版那一天——1859年11月24日。
难道在那之前没有人从事生物研究吗？当然不是。人类研究生物现象已有漫长的历史，但是在达尔文之前，生物研究其实只是神学的附庸，是上帝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最后一个据点。当时从事物理学、化学研究的科学家已不需要假设上帝的存在，但是生命现象要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上帝还可以赖在那里。从事生物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神创论者，他们的研究前提是神创造并精心设计了生物。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牧师，为了通过研究上帝的“作品”来领悟上帝的旨意。即便有少数学者不相信神创论，也往往相信目的论，认为在冥冥之中有一个神秘的目的在指导着生物的进化。比如进化论的先驱拉马克就相信生物体本身有一种内在驱动力在促使它们越变越复杂，向更高级形态进化，直到进化成人类。
达尔文用大量证据证明生物是进化而来的，推翻了形形色色的神创论，上帝才被彻底地驱除出科学领域。达尔文还用自然选择解释了生物体的复杂结构是怎么起源的，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无意识的进化过程，无需求助于智能的设计或神秘的目的，因而也否定了目的论。有了达尔文进化论，生物研究才摆脱了所有的超自然现象和神秘因素，才有可能像物理科学那样成为一门科学。
在达尔文之前，生物研究属于博物学，只是对生物现象进行观察、描述、分类和做解释性的叙述，不试图去探究生物现象背后有什么规律，也不做实验来验证假说。真正的科学研究则必须根据观察的结果，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然后以新的观察或实验加以证明。达尔文首次把科学方法引进到生物研究中，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博物学方法，细心地观察和勤勉地收集事实进行归纳，而且使用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善于提出可检验的假说，并用新的观察和设计实验来检验它。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多少进化实验可做，但达尔文还是尽量用实验来验证某些假说。例如，在《物种起源》第十二章，他详细叙述为了验证植物种子能够通过海洋漂流和鸟类被带到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是如何精心实验的。达尔文还做了大量的植物生理学实验（最著名的是通过一系列实验巧妙地证明胚芽鞘的尖端含有导致植物向光性的信号物质），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实验植物学的创建者。
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统一了生物学的各个学科，为生物研究提供了第一个可用于预测和检验的科学大理论，从此对生物的研究不再只是单纯的数据收集，杂乱无章的生物现象也有规律可循，对生物现象的研究由博物学变成了科学，生物科学由此诞生。大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曾说过一句名言：“若无进化之光，生物学毫无道理。”没有进化论，也就无所谓生物学。
生物学中有许多规律、定律，它们或者只是对现象的描述，或者能从物理、化学定律推导出来，都不是真正的规律。通过研究生物体内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物理、化学作用，可以解释生物体的一切功能。这不免让一些生物学家担心，生物学研究是不是有一天会被完全还原成了物理学、化学研究，生物学不再是一门独立自主的科学？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生物学研究并不只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还要研究这些功能是怎么起源的。对后者，就必须用到进化论，特别是自然选择规律。自然选择规律是不可能从物理、化学原理推导出来的，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定律。既然自然选择规律是不可还原的，生物学就不可能被彻底还原成物理学、化学。达尔文进化论不仅为生物学奠定了基础，而且还确保了生物学的自主地位。
达尔文进化论也给人文领域带来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并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超越了自然。例如犹太－基督教神学把人看成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影像创造出来的特殊作品，在世界万物中只有人才被赋予了灵魂，世界万物都是被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伟大的哲学家，像亚里斯多德、笛卡儿和康德等人，不管他们的哲学观点是多么不同，也都坚持人类中心说，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达尔文进化论则指出，人类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大自然是同一的。今天的一切生物都是人类的亲属，人类与其他生物、特别是与类人猿并无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例如智力、道德观等精神因素——都可在其他动物中找到雏形，也必定有其自然的起源。
达尔文进化论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更深刻地理解了人性。但是在某些人看来，它沉重地打击了人类的自尊心。进化论的正确性在科学界实际上早已没有争议，做为生物学的基础，如果推翻它就会让生物学大厦坍塌。但是在人文学界，一直有人激烈地批评、否定进化论，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进化论伤了其自尊心，而不是他们比生物学家更懂生物学，掌握了生物学家不知道的证据。
2009.2.22.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时，小心翼翼地避免讨论人类的起源，只在结束语部分暗示了一句：“我看到在遥远的将来会有广阔领域供重要得多的研究。心理学将会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亦即每一智力和智能必然都是经由级进而获得的。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将会得到阐明。”
它暗示的结论很明显：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必定是从猿进化来的。进化论之所以引起许多人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这个结论。达尔文很清楚这一点，不能贸然地提出一个容易引起争端的论点，而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经过12年的精心准备，达尔文出版了研究人类进化的专著《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在确认了大猩猩和黑猩猩是最近似于人的动物之后，他预言：
“因此，非洲在从前非常可能是那些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密切相近的已灭绝猿类的栖息地；而由于这两个物种是现在人类最亲的同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早期的祖先生活在非洲大陆要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可能。”
但是在当时，达尔文的这个预言完全被科学界忽视了。做为万物之灵的人怎么可能诞生在“低等”的非洲大陆？欧洲和亚洲似乎是更合适的地点。达尔文之后最有影响的进化论学者、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就认为亚洲的猩猩和长臂猿才是人类的近亲，从猿到人的过渡型——他将它称为“缺环”——应该到亚洲去找。
受海格尔的影响，荷兰医生杜布瓦特地到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当军医，以便能在那里寻找“缺环”。1892年，杜布瓦特在爪哇岛发现了“爪哇人”化石。他认为这就是猿与人的“缺环”。1921年，“北京人”化石的出土更是轰动一时。这似乎都证明了海格尔“亚洲起源说”的正确，以至于1924年第一具南方猿化石在南非出土时，学术界的权威们都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跟人类没有关系的早期猿类。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更多的南方猿化石在南非出土，证明南方猿具有猿一样的脑袋，人一样的下颌，而且能够直立行走，学术界才基本有了共识：南方猿才是真正的猿人“缺环”。达尔文是对的，非洲是人类的故乡。之后，寻找猿人化石的舞台逐渐从南非转移到了东非。到现在，在东非发现的猿人化石已多得难以统计，起码也有几千具。而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类进化谱系，表明人类是如何在非洲从南方猿、能人、直立人到智人一步一步进化出来的。
在亚洲、欧洲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包括“爪哇人”、“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没有比它们更早的了，这说明直立人不是在当地进化出来的，而是在大约100万年前先在非洲进化出来，然后再走出非洲，分散到亚洲和欧洲的。
在非洲、亚洲和欧洲还都发现了智人（也即现代人）的化石，那么他们是各自从当地的直立人进化出来的（“多起源说”），还是从某个地方的直立人进化出来，而后迁移过去的呢（“单起源说”）？在80年代之前，古人类学家们都相信多起源说。但是1987年之后的遗传学研究结果对这一信条提出挑战。
我们体内的基因是记载人类进化的“分子化石”，因此遗传学研究也能让我们了解人类的进化历程。例如通过比较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基因序列，发现非洲人的遗传变异要比其他地方的人高。我们可以推测，其他地方的人的变异较少，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原来非洲人的一个分支。这说明人类的共同祖先的确来自非洲。这与化石证据相符。问题在于，通过追溯基因谱系可以算出，现在所有人的共同始祖大约生活于20万年前的非洲。但是在亚洲和欧洲发现的直立人的生活年代比这个年代久远得多，比如，“北京人”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从时间上看不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
怎样解决这个时间上的矛盾呢？遗传学家认为人类有过两次走出非洲。第一次是大约100万年前直立人那次。第二次，则是在大约20万年前，智人在非洲首先从直立人进化出来，分布到世界各地去，消灭了当地的直立人。根据这个说法，所有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智人的后代，中国人也不例外。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单起源说也更为合理。按照现代进化论的观点，一个新物种的出现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事件，是不可重复的。多起源说却认为直立人这一物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独立地演变成了新的相同物种智人，这种可能性极低。
由于有了众多遗传学证据，单起源说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学说。一些中国学者之所以仍然坚持中国人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大概是出于“民族感情”。但是感情不应该凌驾于科学事实之上。何况，承认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非洲人的后裔，无损于民族尊严，正如承认人类是从古猿进化来的，无损于人类尊严。
2007.11.30
（《中国青年报》2007.12.5）

《中国青年》“我们的精神家园”栏目主持人要我和读者谈谈成功标准，大概把我当成了“成功人士”。按世俗的观念，我算不上“成功”，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富豪，专业上并无重大成就，虽然出了点名，在许多人眼里，却属于“恶名”，何足道哉！
但是如果以为我会对自己的不“成功”而懊悔，却也未必。在我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就决定了要做一名“自由人”，首先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其次是达到生活的自由。去美国留学之前觉得在美国当教授搞科研最自由，等到在美国大学读完了博士学位，才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光是得为科研资金而奔波这一点就够烦的了，所以还不如当一名作家最自由，特别是当没有人能管得着的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最自由。经常有人问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也经常有人问我，在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科学教育和训练后最终放弃专业，不觉得是一种浪费，不感到可惜吗？我并不这么想。不管最终从事什么职业，长期接受科学训练而形成的素养和能力，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会没有用武之地。而且，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没有完全脱离生物学老本行，在普及科学、揭露伪科学、打击学术腐败时，我的专业背景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仍然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如果非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来讲讲成功的标准的话，那么，第一，是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必追求升官发财，也不必非得成名成家。升官发财、成名成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成功的标志，但大可不必将其等同于成功。如果为了追求这样的成功而迷失自我、丧失自尊，乃至不择手段，干出不道德、违法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在打击学术腐败时，剥下了许多“成功人士”的外衣。那样的“成功”并不值得我们的羡慕。第二，是能回报社会，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当一名消遥自在、自得其乐的“隐士”并不足取。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的意义。
不要被“成功”的光环所迷惑，也不要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所约束。是否“成功”是由自己来判定的，别人的评价最多具有参考的价值。尽管每个人所具有的天赋、所受到的教育各不相同，但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理想，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都能够成功。
2005.3.1
（载《中国青年》2005年3月（下））

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有一名武林高手因为炼功出了差错，需要经常吸人血解毒，否则全身血液就会凝结成冰。他因此得了绰号“青翼蝠王”，又被骂为“吸血蝙蝠”。这一描写犯了文化错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被视为福泽祥瑞的动物，并不令人恐怖。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蝙蝠才是邪恶的象征，而这一描写显然取材自西方的吸血鬼传说。
它也犯了时代错位的错误。在故事发生的时候（元末），不仅中国人，连西方人也不会把蝙蝠与吸血联系起来，因为以血为食的蝙蝠只生活在美洲。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后，欧洲探险家们才发现竟然还有食血的蝙蝠。他们一度以为所有新大陆的蝙蝠都是食血的，联想到传说中的吸血鬼，便用它来命名，以至有十几种以果实为食的美洲蝙蝠至今还背着“吸血鬼”的恶名。其实只有三种蝙蝠是以血为食的，其中白翅吸血蝠和毛腿吸血蝠数量很少，主要食鸟血，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而普通吸血蝠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主要食哺乳动物的血，一般说的吸血蝙蝠指的就是它。
在恐怖电影中，吸血蝠常常被表现为像狐蝠那样的大型蝙蝠从天而降，并凶猛地向动物或人发起攻击，从颈部直接吸血。实际上，吸血蝠并没有那么恐怖。它们是小型的蝙蝠，身体只有人的拇指大小。它们更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攻击。为了避免被鹰等天敌捕食，它们只在夜间没有月光的时辰出行，悄悄地寻找熟睡的哺乳动物。
和许多种蝙蝠一样，吸血蝠有发达的回声定位系统，低空飞行时通过发射、回收声纳，以及靠嗅觉和听觉来确定猎物的位置。和其他蝙蝠不同的是，吸血蝠的前肢有发达的拇指，这使得它不仅能飞，也能在地上快速奔跑、跳跃，速度能达到每秒2.2米。在发现猎物后，吸血蝠降落到地面，跑向猎物，然后爬到猎物身上毛发较少的部位。它们的鼻子里有热感受器，用来寻找猎物皮肤上的血管。在确定了下口的位置后，它们先用犬牙剪掉多余的皮毛，然后用刀片一样的门牙切开一个几毫米长的小口。刀口极为锋利，刀法又非常快速，猎物对此不会有任何知觉。
吸血蝠并非真正直接从伤口吸血，而是在血从伤口流出后，用舌头吮吸。这样一个小伤口在正常情况下只会流出一滴血就凝固了。为了保证血液能不停地流出来，在吸血蝠的唾液中含有几种特殊的成分，一种防止血液凝固，另一种防止红细胞凝集，还有一种抑制伤口附近的静脉收缩，这样，即使在吸血蝠吃饱喝足离开后，伤口的血也还在不知不觉地流淌。吸血蝠喜欢当回头客，在下次进餐时间来找同一头猎物，从同一个伤口下口。就像我们能根据说话的声音辨认人，吸血蝠能够根据呼吸的声音认出同一头猎物。
根据“吃什么补什么”的传统观念，既然血对身体的功能是如此重要，人们会以为血是大补的食品，所以才会出现吸血疗伤的故事。而其实血液的营养价值并不高。它绝大部分成分都是水，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一升血也不过含100多克。一只体重30克的吸血蝠，需要一次进餐20分钟吃下20毫升的血，吃成了像一个皮球才算吃饱了。这相当于多了60％的体重，如此沉甸甸圆滚滚的蝙蝠是没法飞起来的。为了减轻负担，吸血蝠一边吃血一边排尿，尽量把血液中的水分排出去。回到老巢后再慢慢地消化血液中的蛋白质。
要吃到血并非易事。调查表明，成年吸血蝠平均每25个晚上就有一个晚上没能吃上血，而年轻吸血蝠更是一周就得饿上两个晚上。其他吸血的动物，例如蚂蟥、虱子，也要经常挨饿。对冷血动物来说，饿上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是问题，但是吸血蝠是恒温动物，需要不断补充能量维持体温。如果连续两个晚上都没吃的，吸血蝠就会饿死。完全以血为生真是一件危险的事。吸血蝠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渡过难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归巢后，吸血蝠会热情地互相梳理毛发，没有吃到血的蝙蝠乘机向吃到血的蝙蝠索取食物，后者往往会反刍出一些血吐给前者，让它不至于饿死，下一次轮到自己挨饿时就能得到回报。
欧洲移民为吸血蝠带去了充足的血源：马、牛、猪等家畜成了吸血蝠的主要猎物。在户外睡觉的人有时也成为它们的攻击目标。它们喜欢咬的部位是熟睡的人暴露在外的脚趾头。失血几十毫升并没有性命之虞，糟糕的是吸血蝠能传染狂犬病。2005年，巴西两个月内就有1300人被吸血蝠咬伤，其中23人染上狂犬病身亡。如果没有人类畜牧业的支撑，吸血蝠还以野生动物为猎物的话，嗜血的生涯是很难捱的，数量也不至于多到被视为害兽需要加以消灭的地步。

一到了流感之类的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医学专家们总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经常洗手。洗手洗掉手上的病毒、病菌，能减少得传染病的风险。如果用肥皂、洗手液来洗，杀菌效果更佳。那么，如果能把细菌消灭得更彻底，不就更好吗？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添加了抗菌成分的所谓抗菌肥皂、抗菌洗手液。但是在最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却把这类抗菌产品禁掉了，总共禁了19种抗菌成分。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理由是，生产这类抗菌产品的厂家既没能证明在肥皂、洗手液中添加抗菌成分之后抗菌效果会更好，也没能证明长期使用这些抗菌成分对人体健康无害，反而在广泛使用这些抗菌成分之后，它们会随着下水道释放到环境当中，存在着两种风险：一种风险是环境中的细菌长期接触这些抗菌成分之后，会进化出具有抗药性的所谓“超级细菌”；另一种风险是这些抗菌成分随着饮食进入人体以后，有的可能具有类似激素的活性，会导致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所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权衡利弊之后，禁止在肥皂、洗手液中添加抗菌成分。由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国际上很有权威，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跟着禁止抗菌肥皂、抗菌洗手液。

肥皂、洗手液里面有表面活性剂，本身就已经有很好的抗菌效果，再去添加抗菌成分，的确有些多此一举。但是要让洗手最大程度地发挥预防传染病的作用，就要知道怎么正确地洗手。虽然从小父母、幼儿园老师就教我们洗手，但是他们教的未必就是对的，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怎么洗手。那么洗手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小时候都用洗脸盆接水洗手，现在的装修洗手间里都配备洗手池，很多人就还习惯堵住洗手池，放满水后再洗手。这其实不是讲卫生的做法。脸盆、洗手池都有细菌，这么洗反而会让它们上面的细菌污染了手。正确的洗法应该是打开水龙头后，在流水下面直接洗。有的人认为热水洗得更干净，但是实验发现用热水洗手和用冷水洗手的抗菌效果是一样的，热水反而会刺激皮肤，而且烧热水也浪费能源。

用自来水把手打湿后，关上水龙头，然后在手上抹上肥皂或洗手液，一直抹到出现泡沫，这样有助于洗掉手上的尘土、油脂和微生物。注意手背、手指之间和指甲也要抹上。抹手的时间不能太短，那么要抹多长时间合适呢？这个当然和手的肮脏程度和需要的干净程度有关系。例如外科医生洗手需要的时间就要比一般人的长。不过有些研究发现，抹手20秒左右就能有很好的去除微生物的效果，所以日常生活中，抹手至少要有20秒。

抹完手后，打开水龙头，在流水下把手上的肥皂泡沫冲洗干净，然后关上水龙头。有些人认为，这时候手洗干净了，再去关水龙头就会再把手搞脏了，所以建议拿着纸巾关水龙头。不过这样做会增加流水的时间浪费水，也浪费纸，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的确有助于预防传染，所以不提倡。

手如果湿漉漉的，也容易传播病原体，所以要把手擦干。在家里大家习惯用毛巾擦手，但是毛巾如果不是经常更换的话，上面也会聚集了细菌，反而又把手搞脏了，还不如让手自然晾干。还有两种干手的方法，用纸巾擦或吹风机吹干。有的研究发现这两种方法效果一样，也有的研究发现纸巾的效果比吹风机好，还有的研究发现吹风机反而能把病菌吹得到处都是。在家里时我们是没有吹风机这个选项的，直接用纸巾擦就是了。

有时到了没有洗手条件的地方，比如野外，怎么办呢？用湿纸巾擦手也能起到洗手的作用，但是要注意是那种至少含60%酒精的湿纸巾才有比较好的杀菌效果。

这是一则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寓言：一个养猴子的人拿橡子喂猴子，对猴子们说： “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猴子们都很不高兴。于是他又改口说：“那就改成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们就全都高兴了。“朝三暮四”后来讹变成了反复无常的意思，但是庄子讲这个寓言的本意，却是为了说明虽然事物的本质一样，但是在形式上改一下，就会影响到人的喜怒（“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的确，许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和这则寓言中的猴子并无多大的区别。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么个问卷调查。假定你决定去看一场演出，门票一张十块钱。到了剧院后，你发现你丢了十块钱。如果你口袋里还有钱，你是否还愿意花十块钱买票看演出？心理学家问了180多人，88％的人都说愿意。
现在把问题改一下。假定你已经花了十块钱买了门票，在进场之前发现票丢了，你必须再买一张票才能进去。你是否愿意再花十块钱买票进去看演出？心理学家问了200人，只有46％的人说愿意。
在这两种情形中，后果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你为了看这场演出，多付出了十块钱。但是由于发生的经过不同，人们就像“朝三暮四”中的猴子，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第一种情形中，丢掉的钱和票的价钱似乎是无关的两件事，丢了十块钱并没有影响到人们的买票决定。但是在第二种情形中，丢掉的票的价钱和补票的价钱看上去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会觉得花两倍的钱买一张票比较亏。
对同一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就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表明我们在做决定时，并非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深受感情因素的影响。这在人们做出经济方面的决定时，表现得非常明显。有一门称作行为经济学的学科试图回答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并非总是理性地做出经济决定？行为经济学家在做研究时，借鉴了心理学的方法，现在他们也开始与神经生物学家合作，看看大脑中的哪个特殊区域会影响到经济决定。
在一个实验中，有两组人做同一个简单的投资游戏，一组是正常人，另一组人的大脑中控制感情的区域因为中风等原因受到了伤害，使他们无法体会恐惧、焦虑等情感，但是他们大脑中控制逻辑推理的区域仍保持完好。这个简单的投资游戏是这么做的：每个人分到20元钱，用抛硬币赌输赢的方式赌20次，每一次如果赌赢，赢得2.5元，赌输了则输1元钱；每一次也可以弃权，不输不赢。
很显然，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每次都赌，而不应该弃权，因为每次输赢的概率相等，而赢的回报却高于输的损失，对玩家有利。这个简单的道理人人明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玩家对是否要下赌却很受前面输赢结果的影响，会因为害怕输而一再弃权。实验的结果是，正常人下赌的次数只有58％，而大脑受损的人下赌的次数却高达84％。由于不会感到害怕，大脑受损的人在这个投资游戏中的收入因此超过了正常人，在游戏结束时，他们每人平均获得25.7元，而正常人平均只获得22.8元。
行为经济学家因此认为，杰出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大获成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投资时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很像这些无法体验恐惧的患者。但是参加这个投资游戏的患者在实际投资活动中并不怎么成功。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中有四分三的人曾经破产。由于不会感到害怕，他们会采取过分冒险的举动，或者被别人所利用。
如此看来，即使是像恐惧这样的感情因素也并非总是坏事。恐惧其实是动物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并非什么结果都是可以做出合理的预测的，知道害怕的动物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但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中，这个保护机制有时候又会反应过度，使人们过分小心谨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与石器时代的祖先所处的危险重重的世界大不相同，本不必时刻提心吊胆，但是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和我们的祖先并无二致，无法摆脱感性因素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还是会经常做出非理性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