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知足是神圣的；我却以为不知足是人性的。猴子是第一号的阴沉动物，在动物中，我只看见黑猩猩有一个真正忧郁的面孔。我往往觉得这种动物很像哲学家，因为唯有哲学家，才会有忧郁和沉思的表情。牛似乎不会思想，至少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知足：象也许会怀着盛怒，可是它们那不断摆动象鼻的动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怀中的一切不满都排除。唯有猴子能够显示出彻底讨厌生命的表情。猴子是真够伟大啊！

九九归原的说起来，哲学或许是由讨厌的感觉而开始。无论怎样，人类的物征，便是怀着一种追求理想的，期望一种忧郁、模糊的、沉思的期望。人类住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梦想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和倾向。人类和猴子的差异点，也许是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外，还有着想象力。我们都有一种脱离旧辙的欲望，我们都希望变成另一种人物，大家都有着梦想。兵卒梦想做伍长，伍长梦想做上尉，上尉梦想做少校或上校。一个气魄宽宏的上校，是不把上校当做一回事的，用文雅的词语说起来，他仅仅称之为服务人群的一个机会而已。在事实上讲起来，这种工作方法确没有什么别的意义。老实说，琼·克劳馥(JoanCrawford)对于自己并不像世人那么的注意，珍妮·盖诺(JanetGaynor)对于自己也不像世人那么的注意。世人对一切伟人说，“你们不都是很伟大吗？”如果那些伟人真正是伟大的，他们总会回答道：“伟大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个世界很像一家照菜单零点的餐馆，每一个顾客，总以为邻桌顾客所点的菜肴，比他自己所点的更有味，更好吃。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早晨，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儿，横停着好些骡子车，其中有几辆一直停到顺着大佛寺红墙南北向的那条胡同。赶骡子车的都起身早，天刚破晓就来了。大清早晨就在那儿喊喊叫叫的。其实这些赶大车的一向如此。

罗大是五十来岁的老年人，是这一家的管家，雇了这些骡子车，是准备走远道儿的。他现在正抽着旱烟袋，看那些骡夫们喂牲口，一边吵吵闹闹的开玩笑，从牲口取笑到牲口的祖宗。再没话可说了，就取笑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一个骡夫说：“在这种年头儿，谁知道赶了这趟车回来是死是活呢？”罗大说：“赶这一趟车，你们赚钱不少。拿一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一块田地了。”

那个骡夫却回答说：“人死了，银子还有什么用？哼，那些洋枪子弹可不讲交情，一颗子弹穿进脑袋瓜子，就弯着辫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尸一条了。瞧瞧这骡子的肚皮、肉能挡得住子弹吗？可是有什么法子，总得到外头挣碗饭吃啊。”另外一个骡夫插嘴说：“也难说呀。一旦外国兵进了城，北京也就住不舒服了。拿我来说，我倒愿意离开这儿呢。”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底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 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 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 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 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 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宪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除夕也叫年三十，家家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在那个年月，恐怕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大伙的脸上洋溢的笑容。除夕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从睡梦中惊醒。父亲也会在我们的耳边说，快起床吧，过年了，早点放鞭炮。我们便一咕噜地爬起来，穿好新衣服、新鞋，跑到外面放鞭炮。然后等待我们的便是饭桌上香喷喷的饺子了。

我们北方过年的高潮是除夕之夜，最重要的活动叫发纸，一般都是在子时，也就是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传说那时候南天门会打开，天上的神仙会鱼贯地下到人间，所以各家有供奉神灵的，都要出去“请”。当然，也有的人说，相当有“福气”的人会看到南天门开，那样的人以后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只是没有人能证实罢了。

在欢笑声中白天很快就过去了。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冬夜里跳动着，映衬着白白的雪，描绘成乡村最美丽的夜晚。除夕的夜充满了祥和与神秘。在人们的眼里，从这里仿佛能看到美好的明天。

在发纸前父亲总是提前把鞭炮拴在一根大杆子上，靠在墙角就等着放了。十点左右，周围的村子就开始发纸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火光将天边都映得发亮。十一点半了，父亲便把我们几个都叫出去，开始忙活，有的点鞭炮，有的点一堆火，母亲则在屋里做饭。篝光燃起，鞭炮声也响彻夜空。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我们围着火堆跳着，叫着，跑着，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竹为什么不用绿颜料来画，而常用墨笔来画呢?用绿颜料 撇竹叶，不更像吗?”“中国画不注重‘像不像’，不像西洋画那 样画得同真物一样。凡画一物，只要能表现出像我们闭目回想时 所见的一种神气，就是佳作了。所以西洋画像照相，中国画像符 号。符号只要用墨笔就够了。原来墨是很好的一种颜料，它是红 黄蓝三原色等量混合而成的。故墨画中看似只有一色，其实包罗三原色，即包罗世界上所有的颜色。故墨画在中国画中是很高贵 的一种画法。故用墨来画竹，是最正当的。倘然用了绿颜料，就 因为太像实物，反而失却神气。所以中国画家不喜欢用绿颜料画 竹;反之，却喜欢用与绿相反的红色来画竹。这叫做‘朱竹’，是 用笔蘸了朱砂来撇的。你想，世界上哪有红色的竹?但这时候画 家所描的，实在已经不是竹，而是竹的一种美的姿势，一种活的 神气，所以不妨用红色来描。”爸爸说到这里，丢了手中的木炭， 立起身来结束说:“中国画大都如此。我们对中国画应该都取这样 的看法。”

月亮渐渐升高了，竹影渐渐与地上描着的木炭线相分离，现 出参差不齐的样子来，好像脱了版的印刷。夜渐深了，华明就告 辞。“明天白天来看这地上描着的影子，一定更好看。但希望大不 要落雨，洗去了我们的‘墨竹’，大家明天会!”他说着就出去了。 我们送他出门。

我回到堂前，看见中堂挂着的立轴— 吴昌硕描的墨竹，似 觉更有意味。那些竹叶的方向、疏密、浓淡、肥瘦，以及集合的 形体，似乎都有意义，表现着一种美的姿态，一种活的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