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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孤独地生活着,没有一个能真正谈得来的人,一直到六年前在撒哈拉沙漠上发生了那次故障。我的发动机里有个东西损坏了。当时由于我既没有带机械师也没有带旅客,我就试图独自完成这个困难的维修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生与死的问题。我随身带的水只够饮用一星期。
第一天晚上我就睡在这远离人间烟火的大沙漠上。我比大海中伏在小木排上的遇难者还要孤独得多。而在第二天拂晓,当一个奇怪的小声音叫醒我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吃惊。这小小的声音说道:
“请你给我画一只羊,好吗?”
“啊!”
“给我画一只羊……”
我像是受到惊雷轰击一般,一下子就站立起来。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我看见一个十分奇怪的小家伙严肃地朝我凝眸望着。这是后来我给他画出来的最好的一幅画像。可是,我的画当然要比他本人的模样逊色得多。这不是我的过错。六岁时,大人们使我对我的画家生涯失去了勇气,除了画过开着肚皮和闭着肚皮的蟒蛇,后来再没有学过画。
我惊奇地睁大着眼睛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小家伙。你们不要忘记,我当时处在远离人烟千里之外的地方。而这个小家伙给我的印象是,他既不像迷了路的样子,也没有半点疲乏、饥渴、惧怕的神情。他丝毫不像是一个迷失在旷无人烟的大沙漠中的孩子。当我在惊讶之中终于又能说出话来的时候,对他说道:
“唉,你在这儿干什么?”
可是他却不慌不忙地好像有一件重要的事一般,对我重复地说道:“请……给我画一只羊……”
当一种神秘的东西把你镇住的时候,你是不敢不听从它的支配的,在这旷无人烟的沙漠上,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情况下,尽管这样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荒诞,我还是掏出了一张纸和一支钢笔。这时我却又记起,我只学过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就有点不大高兴地对小家伙说我不会画画。他回答我说:
“没有关系,给我画一只羊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羊,我就给他重画我所仅仅会画的两幅画中的那幅闭着肚皮的巨蟒。
“不,不!我不要蟒蛇,它肚子里还有一头象。”
我听了他的话,简直目瞪口呆。他接着说:“巨蟒这东西太危险,大象又太占地方。我住的地方非常小,我需要一只羊。给我画一只羊吧。”
我就给他画了。
他专心地看着,随后又说:
“我不要,这只羊已经病得很重了。给我重新画一只。”
我又画了起来。
我的这位朋友天真可爱地笑了,并且客气地拒绝道:“你看,你画的不是小羊,是头公羊,还有犄角呢。”
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张。
这幅画同前几幅一样又被拒绝了。
“这一只太老了。我想要一只能活得长的羊。”
我不耐烦了。因为我急于要检修发动机,于是就草草画了这张画,并且匆匆地对他说道:
“这是一只箱子,你要的羊就在里面。”
这时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我的这位小评判员喜笑颜开。他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你说这只羊需要很多草吗?”
“为什么问这个呢?”
“因为我那里地方非常小……”
“我给你画的是一只很小的小羊,地方小也够喂养它的。”
他把脑袋靠近这张画。
“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小……瞧!它睡着了……”
就这样,我认识了小王子。
当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真实的故事》的书中, 看到了一幅精彩的插画,画的是一条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大野兽。页头上就是那幅画的摹本。
这本书中写道:“这些蟒蛇把它们的猎物不加咀嚼地囫囵吞下,尔后就不能再动弹了;它们就在长长的六个月的睡眠中消化这些食物。”
当时,我对丛林中的奇遇想得很多,于是,我也用彩色铅笔画出了我的第一幅图画。我的第一号作品。它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这幅杰作拿给大人看,我问他们我的画是不是叫他们害怕。
他们回答我说:“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我画的不是帽子,是一条巨蟒在消化着一头大象。于是我又把巨蟒肚子里的情况画了出来,以便让大人们能够看懂。这些大人总是需要解释。我的第二号作品是这样的:
大人们劝我把这些画着开着肚皮的,或闭上肚皮的蟒蛇的图画放在一边,还是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算术、语法上。就这样,在六岁的那年,我就放弃了当画家这一美好的职业。我的第一号、第二号作品的不成功,使我泄了气。这些大人们,靠他们自己什么也弄不懂,还得老是不断地给他们作解释。这真叫孩子们腻味。
后来,我只好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我学会了开飞机,世界各地差不多都飞 到过。的确,地理学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里桑那。要是夜里迷失了航向,这是很有用的。
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我跟许多严肃的人有过很多的接触。我在大人们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但这并没有使我对他们的看法有多大的改变。
当我遇到一个头脑看来稍微清楚的大人时,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我那第一号作品来测试测试他。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有理解能力。可是,得到的回答总是:
“这是顶帽子。”我就不和他谈巨蟒呀,原始森林呀,或者星星之类的事。我只得迁就他们的水平,和他们谈些桥牌呀,高尔夫球呀,政治呀,领带呀这些。于是大人们就十分高兴能认识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两年前,我们怀着对学校的憧憬进入了这个陌生的校园。对着一切都那么好奇充满着新鲜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宽而充满生机的草坪,接着是校园上方一片湛蓝的天空,给人以一种轻松的心情。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樟树的香味,不用搜寻就可看见几棵强壮的香樟树。不论走到哪里都充满了同学们的欢声笑语,难以忘怀。
学校在我眼中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回忆,在教学楼始终会记着上课时老师不厌其烦的一次一次教导我和同学们带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的身影,下课后教室中回荡着同学们充满活泼的嬉戏声。仍会记得每次吃饭打铃声响起时,同学们争先恐后排队的场景,一切都那么耐人寻味。
最令我难忘的是在体育馆,那不仅有着上体育课时同学们激烈的篮球比赛的场景,还有每次晚会同学们尽力的表演,充满着同学们的艰苦的汗水和不甘的泪水。学校经过了无数的春夏秋冬还拥有那份纯真和欢声笑语,他在我心中永远那样耀眼崭新。
早晨天刚蒙蒙亮时校园里回荡这悦耳的铃声,预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教室里的灯亮起来了,朗朗的读书声响遍了整个校园。放学后,有的同学为了争取时间学习,躲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看书,并且不停的防备着老师的检查和光的泄露,有的人干脆躲在了厕所里借厕所的灯看书。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深深的感染了我,使我产生了学习的动力。
若真的算起来,在这两年中学校为了给我们提供优越的学习环境而不断改善学校的制度,尤其在大课间,同学们踏着整齐的步伐犹如一个个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有序的跑着,成了学校唯一的风景线,也是整个高中的一项独特运动,让每个同学都能积极有序的参与,让我们更好的强身健体,掌握知识。
我常听说时光流逝会带走很多美好的东西,母校的身影一步一步的远离便更加清晰,更加深刻。但我确实这样一个人:当在一个老地方就不会去挽留和珍惜什么而离开时却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还有一个多月,我们就要告别母校奔向新校区,不禁想起刚开学进入学校的样子,一切如昨日风景在眼前展开,我原本以为离开了旧校区没什么,就可以抛弃他了,但在内心深处却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只当走得远了、时间久了,才会更加不可磨灭。
母校带走了一批一批的莘莘学子,迎来了一群又一群的新学弟学妹。也许母校会将我忘记,但我会告诉他:他是我一生的怀念,在未来不定的日子中,他都永远成为我们心中的最美好的地方。
献给莱翁・维尔特
请孩子们原谅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我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这个大人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还有另一个理由:这个大人什么都懂;即使儿童读物也懂。我还有第三个理由;这个大人住在法国,他在那里忍冻挨饿。他很需要有人安慰。要是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我就把这本书献给这个大人曾经做过的孩子。每个大人都是从做孩子开始的。(然而,记得这事的又有几个呢?)因此,我把我的献词改为:
献给还是小男孩时的莱翁・维尔特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欣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中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人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着。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清风徐来,蓝天一碧如洗,孩子们在阳光的和煦温暖下柔和而欢 悦地在广场上奔跑,还有七彩风筝自在升腾。“年”就要近了,寒假中的孩子们总是期盼着过年,不只是压岁钱,也期待着成长,期待着在父母面前逞逞闹闹,以承欢心,散发一下孩子们的天性和灵气。
今年春运,又有不少孩子被自家老人们和陌生人捎带着去大城市 找打工的爸爸妈妈过年。他们的期盼随着一趟趟远行的列车交通而 至。目送他们离去,只是不知他们见到亲爱的爸妈该有多么高兴,团圆的呢喃私语,欢腾雀跃的撒娇,摩挲缠绵的温馨只在我的想象中了。
春节,忍了一冬天开春的节日,中国人的欢腾热闹的年味就在这些日子了。我们的心如同萌发的花朵,在一串串鞭炮声里,一声声问候祝福中绽放起来。亲人团聚,欢欢喜喜,忙碌却不知疲惫,安歇后的心似乎渐渐舒展开来。过年了,爱的忧思,亲密的关怀,语重心长的话又要响起。无论久别重逢,还是又见新人,家的暖,人的亲就这样传递,延续了。还有黏糊的炸糕,春卷,食材丰富的粥品,不可少的饺子,不用说的鸡鸭鱼肉都是精心给过年预备的。
一年的欢聚时刻被不断反复的酝酿,仿佛什么都替代不了。偶尔有人感伤时光的流逝,也在恬静的回忆中被热气腾腾的饭菜、觥筹交 错的美酒所冲淡。
就要过年了,就算阴云雾霾也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就算满头雾水,一肚子苦水也有清朗合意的那一回。晨曦明媚,又迎来了煦日的光芒,让我们的心底载着默默的祝福,感恩着迎接过年的快乐。
随着黎明的来临,三十多个小时的北大专列之行即将结束,我会怀念这次行程如同我在专列上怀念近十年前的北大岁月。这是一次北大文化的交流,更是一次燕园掌故的荟萃。我们心中的故事从此酿成一杯醇厚的琼浆。
记得1989年那个暑假是大学四年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几个月没回学校,竟然一连几天晚上都梦到北大。当时,电台里正在播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我每天准时收听,听的是“一塔湖图”,听的是钟亭、石舫……我曾写下一首长诗寄托我对北大的思念,现抄下结尾亦作为此次行程的结束语吧:
多想你
我的北大
以及你历史书页的辉煌
多想你
我的燕园
以及你销魂的塔影湖光
多少次
寻梦到燕园
多少次
惊梦夜更长
多少日子
多少凝满回忆的时光
(1998年7月完稿)
记得干活儿干得最苦的一次是大三的寒假。有个学生头一年高考落榜,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要求寒假补课,一天都不能间断,我好说歹说,春节才请了两天假。年前,除夕一早上完课才回家;年后,初三就赶回学校继续教课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30楼四层一共亮着三盛灯,水房、厕所和410。有个朋友,特意送了我一朵黄玫瑰,让它陪我过年。这么多年过去,我总时时记起寒冷的冬夜30楼410孤灯下的那朵黄玫瑰,那是我收到的鲜花中最温馨的一朵。
大四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慢慢有了转机:来请英语老师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开始拒绝而不再是“被拒绝”了;隔壁的几个女孩儿应某个出版机构之约,集体翻译《斯佳丽》;还有到公司作兼职翻译的;或是自己编了字典准备出版的。待到正式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尝过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滋味,不见得出于保持革命本色,不少是为了生计。
几年过去了,当“拮据”渐渐从我们生活中淡出的时候,我依然在记忆深处为它留下一方园地。在那段拮据的日子里,我们有怕喝西北风的忧虑,有几张粮票换来的满足,有“顶风作案”的自愧,有自食其力的开怀。那是记忆中一段特殊的旋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刚上大二不久,就有许多同学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自己找点儿活干,不是挣些生活费贴补家用,就是攒点儿寒暑假的活动经费。
那时最适合我们干的活是当家庭教师或作笔译,这样的活干起来灵活机动,可以见缝插针地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不会耽误学业。可是让大二的学生去推销自己并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并不那么容易。我和小蔡曾一连几个中午骑着自行车到北大周围的居民区贴“提供家教服务”的启事,却应者寥寥。后来有高年级的同学好心地教导我们:“先别写你们是哪个年级的,人家一般信不过低年级学生的水平,等有人来了,大家见了面,再坦白不迟。”我们这样依方抓药,果然成功。第一个来410的家长与其说是看好我们的本事,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服务态度所动。而我第一次骑着车去人家教课时,还是满脑子的简·爱和玛利亚(《音乐之声》女主人公),只是我并没有碰到罗切斯特先生或是上校。浓妆艳抹的女主人开了门,客气而挑剔地打量着我,旁边站着愣磕磕的学生,我依然习惯地管我的学生家长叫“阿姨”,却没想到自己已然升到了师长之列,本来就是“长辈”了。
我一直觉得八八级也应该算划时代的一个年级,尽管它不像五八级、六八级、七八级一样,已经被历史定位了,但它所经历过的许多“第一”和“最后”往往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变革。上小学时,我们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毕业时,我们又是小学教育五年制改六年制前的最后一批;高中时,从我们那届开始实行高考改革,有些科目提前结业,不列入高考范围;大学人学时,我们成了最后一个不交学费的年级;而对于北大,我们还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批,因为八九级正式走进燕园已是1990年初秋了,他们更是开了北大九十年代的先河。
因为赶上了不交学费的那一批,我才敢把自己界定为“拮据”而不是“贫穷”的那一类。我父亲很早就病故了,是母亲一直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抚养我和哥哥,并供我们俩念完了大学。哥哥顾及家里有限的经济来源,自觉地报考了师范院校,才给我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如果不是赶上八八级,凭妈妈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交得起北大的学费的。那时,社会上的助学机构很少见,各类赞助与募捐也微乎其微。想想大家都在同一经济起跑线上,即便有爱才助学之心,也大多是望洋兴叹、爱莫能助。所以,我常常为自己赶上了末班车而庆幸,亦为此后怕,经济实力——又一个可能会导致我和北大失之交臂的决定因素。
八八年, 当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首当其冲地填上“英语系”的时候,并没想到英语系会是北大最“便宜”的系之一:其一,英语系使用的许多教材都不是书,而是系里免费提供的油印讲义,或者根本没教材,只靠上课记笔记。其二,英语系学生需要读的原著,本该属于“如有翻印,违者必究”的那一类,但那时,我们却可以在外文书店“外宾止步”的那个角落(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少有的几块留给国人的“净土”)买到代用的便宜货。尽管那时我们也会时常流连在原版书柜台前,为那些原版书的精美印刷、别样设计以及其中蕴涵的异域文化所深深吸引,但直到毕业时,班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几本原版读物。大三以后,社会上“维护知识产权”的声浪日益高涨,许多“外宾止步”的角落都被取缔了。正当我们四处打听哪儿还可以买到便宜书时,居然就有人送货上门了。我似乎听到孔乙己伏在我耳畔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同时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能用“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说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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