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故事｜我的高山流水

提起粮票，那时，它还是北大校园除人民币、饭票之外的第三大流通货币呢。人民币自不用多说。饭票，其实也是钱，而且已经包在每月的生活费里了,只是花起来感觉不同罢了，每月月初，先把人民币换成饭票，解决了生计大事，心里就踏实了。到了月末，一看饭票有剩余，才敢稍稍放纵一下，看场电影、吃个小炒搞劳犒劳自己。粮票却与饭票不同，粮票每月都发，固定收入，是生活费的补充，我们甚至把粮票看成工资。

尽管学校一再三令五申不许在校园内非法经营，但一些瞄准了校园粮票市场的小贩们还是千方百计从值班人员的眼皮下溜进宿舍楼。那时，女孩子常换的东西有发带、长筒袜、手套、化妆品；男孩子常换的东西有球袜、烟、打火机、扑克牌、麻将牌。还有些东西是有季节性的，象冬天的橘子，夏天的西瓜，逢年过节的贺卡、明信片。那时大学里，大概没什么人没用粮票换过东西，而且常常一边换，一边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找词开脱，什么“仓廪实而知礼仪”、“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云云。

我这里说的“拮据”，决不是偶尔疏忽丟了相机造成的，那样的事情只会给原本已经“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我说的“拮据”，是被历史固定在“贫穷”和“富裕”之间的那个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

不，还真算不上是“贫穷”，只是“拮据”而已，那时候，学校规定的贫困生标准是来自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家庭的学生，他们可以享受助学金。而我们大多数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六七十块钱，至少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至少不用每顿饭都挑最便宜的菜买。可是大家总还是觉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偶尔月末有一点结余，马上会发现每一分钱后面都排着无数的愿望，而每个愿望都不允许同伴插队、加塞儿，否则自己就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

记得刚上大一不久，一次班里的生活委员郭到宿舍里发粮票，他讲述男生那边的生活情况时说：“我们每个月的粮票都花得紧巴巴的——你们看，每天早餐，二两粥、一个馒头就是四两；中午吃四两米饭；晚上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还得四两。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得花一斤二两粮票。我们现在每个人每月的定量是三十六斤，如果一个月是三十天，刚好够吃，要是三十一天，就要有一天喝西北风了。”他摇着头苦笑了。410在座的诸位全都听愣了神，这是我们从没细算过的学一则，女孩子本来饭量就小，一样的定量肯定有剩余；二则，我们全都是北京的，周末一般回家过，这样又省下不少粮票。一旦手头富裕，就难得这么精打细算了。那天听生活委员娓娓道来，才知道班里还有三分之一（我们班的 男同学只占三分之一）“受苦人”。从此以后，我们经常把余下的粮票转给班里的男同学。

大学四年里，写诗只是校园生活的一个插曲，我从来没想以“诗人”自居，也从没觉得写诗就是生活的全部。大三以后，410全体成员不约而同地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多学几门外语。怡和郁同时修了德语和日语，我和小蔡则是法、德并举；虹原本怕出国前没有太多时间应付考试只选修了法语，但看看一时半会儿出国梦难圆，又自修了德语。一时间410成了“多国部队”营地，410成员的生活也犹如北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苦不苦，想想萨达姆；累不累，看看多国部队”。那个学期我和小蔡每周四下午要上两节德语、三节法语课，上到最后，常常不知所云。一次，我忽然想起一一个词“噢呀嘶咪哪萨伊”，问小蔡是德语还是法语，郁却道: “是日语，‘晚安’。” 真的，“就到这里，休息，休息一会儿吧!”

我和小蔡之间还有一些沟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记得离开燕园前的最后一个7月的一天，我们俩一起去化学北楼（英语系系址）领了毕业证，然后一起去了湖边，在红庙门前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觉得湖上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向我心灵深处弥散，并永远地在那里占据着。记得大一圣诞之夜，我们跟外教去教堂礼拜回来，一路上兴奋得只想大叫，叫什么呢？最后大家一起喊各自的学号：“我们是8838——001, 002...... 007。”然后就大笑起来。8838007是我的学号，它一直因为后三位的独特令我的同窗们忍俊不禁，也令我终生难忘。学号是每个学子与母校联系的最直接的纽带。那天晚上我们情急之中大喊学号，颇与孩子害怕时本能地喊“妈”有几分相似。四年里，我们学了好几种语言，可那一刻，一切的言语都太缺乏表现力了。依旧默念着学号离开湖边，只感觉手里一红一绿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沉甸甸的，心里也同样沉甸甸的。

有一段日子，我和小蔡也开始写诗。我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写诗，绝对是因为自己中文水平有限，字不成句就成了诗，我觉得诗与其说是为了交流，不如说是人生悟道与自我表白，不需要众所周知，也没必要广泛传阅。后来参加诗会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倒没想把诗推而广之。这样，小蔡成了我惟一的诗友。我和小蔡的交流经常在熄灯后，各自搬着凳子到楼道里去切磋。她的诗像她的人，已经柔到骨子里去了。我常把我喜欢的抄下来，小蔡则捧着我的本子仔细地读着，偶尔圈去或修改一两个字，肯定让我折服。

后来，橡子极力推荐我们俩去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小蔡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茜萝”，这名字总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屈原的《山鬼》。我实在没有太多的灵感给自己取名，就想把小蔡的名字倒过来叫，又觉得这样的剽窃未免太没遮拦、太明目张胆，就换上两个最普通的字叫“罗西”。没想到参加完诗会的第二天中午，居然就有人敲着410的门问谁是“罗西”，我愣了一下，赶紧跑出去，见楼道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子，他说自己是数学系的，昨晚也参加了诗会，很喜欢我的诗，而且羡慕我得了奖，想来结识一下。我连忙请教他的大名，他说：“我叫‘佐夫’!”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自己一不留神重了意大利足球名将的大号，从此再也没用过这个名字。接下来一次诗会，索性用了真名，竟然成绩更佳。原来诗人不一定要用笔名的。

从没把自己列为北大诗人的我，对那两次在北大诗会得奖的情景却至今记忆深刻。曾几何时，坐在大讲堂、二教看节目、听讲座的时候，不管鼓掌、做“嘘”都畅然无比，觉得自已和比邻而坐的所有同仁都是世界上最敢直抒胸臆的；而轮到自己站在台上时，方感到北大人的直率让人不寒而栗，好在我走下台时听到的是掌声。这是北大风格的掌声——直率的、不带水分的喝彩，我相信这样的掌声是可以作为自信的根基的，所以至今想起来都感觉温暖。

小蔡和大蔡名字相同，性格却刚好相反。大蔡经常大呼小叫，风风火火。大蔡是参加410集体活动的主力，或是自己有了主意，就到410来拉同盟军。大一那年410一起加入了“123文艺联盟”，恐怕和大蔡的怂恿分不开，这是410集 体参加的惟一一个北大学生社团。不过，不到半年的时间，“123”就在北大学生社团清查中夭折了，我们依旧恢复了先前的无组织生活，而“123”的组织者橡子和大寂（以组织“大寂画社”而得名）反而被410“收编”了。

410的成员不断增加，集体活动的规模却越来越小。橡子提到的石舫上的告别歌会我似乎没有参加，但那次深更半夜一起去湖心岛爬树我却怎么也忘不掉。我们四五个女孩儿全部在橡子和大寂的帮助下爬到了脚不能着地的高度，他们俩也随后窜上来。黑暗中有人吟出“鸟宿池边树”，并没有人对“僧敲月下门”，反而有人大声疾呼：“北大这么大的林子，什么鸟没有？”我们就这样当了一晚上“北大鸟人”，黑暗中的人们往往多一分真实的自我。

小蔡与大蔡不同，她看起来静如止水，却有着比湖上涟漪更为敏感的触觉。小蔡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小蔡，我欣赏到燕园许多不易被人留意的景致和意趣。仲夏夜晚，小蔡拉我到未名湖畔最暗的地方，指给我看流星般的萤火虫；冬日，小蔡又在民主楼后面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天地，那里有一小片湖，已经结了冰，我们从冰上走过去，发现冰中冻结着无数片火红的枫叶。枫叶裹在冰里，显得更加晶莹、艳丽；冰裹着枫叶，显得更加冷静而富有生机。我被这凝冻的火和燃烧的冰陶醉了。后来，每每想起小蔡，我就想起“凝冻的火”与“燃烧的冰”，这该是小蔡的专利了。

向自从和敬调换了宿舍，就是410的正式成员了。向是410公认的最任性、最天马行空的一位，她可以因为看本书着了迷而不去上课，她可以因为突然想回家而在下了晚自习之后坐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往家赶。向的衣服也一律符合她的性格：茄克衫、牛仔裤、旅游鞋，永远的无拘无束。但是，在毕业前找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向的妈妈为了配合她参加面试却给她买了一身相当淑女味儿的衣服：花衬衫、十步裙、高跟鞋。向一边说着：“我从来都没穿过高跟鞋。”一边穿起那双黑皮鞋试探地迈开步子，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看着向一脸无奈的样子，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就要告别四年无拘无束的校园生活了。在这里，我们是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塑造自己的个性，可以干出许多离经叛道的事情任由别人评说，而走出校门，我们就是成人了，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去适应：适应别人挑剔的眼光、适应社会上的道德规范，正如向不得不适应她的淑女装一样，估计会有一段日子不会比向穿上新皮鞋更舒服。我被自己这突然的感悟吓了一跳。

提起翔，我就想起那一次险象环生的经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和怡刚从家回来，翔就带着个陌生人走进宿舍，她说，她在332汽车站碰到他，他刚从国外回来，想了解了解现在国内的大学生生活。那男的看上去挺文气的，一口生硬的普通话带着不知哪里的口音。一阵寒喧之后，他的口音渐渐露出破绽，言语中夹杂着对中国的不敬之词。我们仨一看苗头不对，准备下逐客令。他见我们对他的“高谈阔论”不感兴趣，马上话锋一转，说还是以交流为主，并指着自己的密码箱说里面有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可以拿给我们看。我们一再追问是哪方面的，他才说是“毛片”。我们谁也没听说过这个词，根本想不出“毛片”算什么资料。他见我们迟疑——他一定没看出我们的无知、一定以为我们另有所虑，便问晚上有没有人查宿舍。这反而使我们突然警醒起来：自己已经走到了某个禁区的边缘。怡厉声道：“我们对你的东西没兴趣，你再不走，我们就叫校卫队了。”那人走后怡埋怨翔不该随便把什么人都带到宿舍来，但我们依然不敢肯定那个人是不是图谋不轨，关键是没人知道“毛片”是什么，我们只是本能地觉得来者不善。好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毛片”就是黄色录像带。我不禁为当年我们不带免疫力的纯真而后怕，也为翔一贯不设防的友好而担心，那是成长的路上最危险的起步。

虹像她的名字一样，有着多彩的性格、多彩的追求和多彩的人生。她一入学时就会弹着吉他唱歌，舞也跳得不错。 这是怡一直羡慕不已的。 但怡的执着、刻苦与虹的无师自通同样让我佩服。不知从何时，怡开始抱着吉他在宿舍苦练，终于把噪音练成乐音，到毕业时，怡也能自弹自唱了。

虹长得算不上漂亮，一次，好像是翔有口无心地说了句：“虹，你那儿瞪着大眼睛找什么呢？”虹马上自嘲地说：“你是夸我呢还是挤兑我呢？是瞪着‘大眼镜’ 吧?”后来，我们一致认为“瞪着大眼镜”是对虹最贴切的描述，且虹是410惟一一个常戴眼镜的，这句话也就成了虹的专利。虹也常有同样的幽默回敬别人，有一回，她的好友告诉她自己的新男朋友叫“谷得贵”，虹马上问到:“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谷得白’？”那女孩儿茫然片刻后不禁痛骂英语系的人“知识越多越会捉弄人”。

在北大，虹却从没因为不漂亮而被忽视，只要她出入的场合，没有人会对她的存在视而不见，也没有人会对她的悄然退场无所觉察。虹出国前，我们班十来个人在燕春园为她摆了告别“宴”。这是我印象中，大学四年惟一一次为班里同学摆“宴”饯行。所谓“宴”，就是菜比学二小炒多几个花样儿，谈不上丰盛，但气氛绝对热烈。有了虹，就不缺话题。那天，有位公认的江南靓女也出席了告别“宴”，她的大眼睛与虹的大眼镜，她的默默无闻、可有可无与虹的指点江山、妙语连珠反差强烈，靓女平时的光彩一时尽失。这使我从此对“女孩儿的气质比容貌更重要”深信不疑。

虹有时也会退到幕后，独自耕耘心中的一方净土。应该是大一第二学期吧，三角地贴出一则有奖征文启事，要征集北大学生初恋的故事。虹一连沉默了几天，后来，一天晚上熄灯后，虹借着烛光给410全体成员朗诵了她的征文——她和她的大哥哥的故事。这么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她写到：当她听到大哥哥说只是把她当小妹妹看待时，泪流满面地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狂奔的情景。“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但那份真诚与执着却终生难忘。虹后来又有过几次精彩的感情经历，每次都结束在两包“高乐”和几天的沉默中，风雨平息后，虹会再次潇洒地和410成员讨论“当年的执着”，但下一次“潇洒不起来”的时候，依旧还会像当年那样执着。虹的那篇征文最终没有交上去，有些事是可以分享、却不能接受评判的。不能接受评判的事情自然不好言明对错，我只知道虹不断地创造着故事，而我帮她收集着故事的结束语一一“高乐”烟盒，本想用来叠几只千纸鹤送还她，却一直没动工，直到搬宿舍时，觉得太累赘，全部留在410了。

郁和怡刚好相反，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不怎么发表意见，但只要话一出口，一定有信息、有价值。郁没有不知道的，从隔壁女孩儿的服装、喜好，到二教下星期开讲座的日程表，从国内外大事到叔本华(在我还不知道叔本华是谁的时候)的哲学体系。我不知道郁到底“学富几车”，我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百科全书”。

郁每天起得很早，常常在我和怡、虹还“一晌贪欢”的时候，已经背着书包、拎着饭盆出发了。大二以后，我们系开了许多不得不占座的课，像李赋宁先生（英语系只管李赋宁教授一人称先生）的文学讲座、王式仁老师的英美诗歌。如果没有郁，410是不可能每节课必坐第一排的。郁每次占完座总是谦虚地坐在最边上，后来者依次往中间坐，一般坐在最中间的是我或者虹。倘若这样坐曾让老师们误以为我是最用功的学生的话，在此我太有必要特别澄清下了。

郁后来是410惟一读了研究生并留在英语系为人师表的，我于是改称她“教授”，她总不好意思地怪我闹腾。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郁真差不多有“弟子三千”了。

怡是410最纯最亮的颜色——红色。 她喜欢红色，爱穿红色，性格也是红色的。410 谁也不会忘记当年我和怡关于雷锋的皮茄克的那场大辩论。当时，某报报道说，据雷锋的战友披露，雷锋的遗物中除了毛选和千层底的袜子，还有一件皮茄克和一块英格表，这在人们平静的心里激起不小的波澜。怡认为：雷锋既然能毫不犹豫地把钱捐给灾区，一定不可能为自己私存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则相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雷锋可以穿千层底的袜子，但不见得不喜欢手表、皮茄克。其实我和怡的分歧还不仅仅停留在细节上。怡心中的“好”一定要好得纯粹，好到极点。她界定的好人都要好得像神一样。而我则喜欢生活的真实，我宁可相信雷锋是人而不是神，否则，“学习雷锋”就会变成一句空谈，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神一样。

从那以后，我发现怡只要把谁列为心中“神明”，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维护他(她)、爱戴他(她),决不容许别人的半点儿不敬。

大二开学以后，校方在宿舍区安了高音喇叭，每天早晨7点准时播放新闻。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半梦半醒之间倾听着世界其他角落的动静，忽然消息传来：台湾女作家三毛自缢身亡。我们一下子全醒了，遥远的梦境陡然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怡呼地坐起来:“这怎么可能呢？”410的天阴了。整整一个星期，怡的圆脸换做了长脸。三毛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安宁，却没有为她身后的世界带来和平。对于她的死，一时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怡起初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继而便从她所熟读的三毛作品中找出许多她选择死亡的高尚动机，以驳斥那些造谣诽谤的无稽之谈。那个星期，怡的心情一定比她的表情更苦。尽管我依旧不能苟同怡的见地，却被她的忠信打动。

在410，我和怡的争论是经常的，有时，一个站在地上、昂首力争，一个站在上铺、低头反驳，气势犹如水火不容。我们争论得那样投入，那样开诚布公，这在我毕业以后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以后流行的是“无影拳”一一往往你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的时候，已经倒在血泊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