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芳教授原本的兴趣和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师从当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叶嘉莹。但是1976年的一次大陆之行使她对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兴趣。在毛泽东去世前的那个夏天里，她随一个温哥华青少年旅行团在中国游览了十四个城市，看到了长江黄河，还参观了大寨和红旗渠等当年的样板“景点”。自从幼年随父母离开家乡广东台山后，这是她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

这次旅行燃起了她了解中国的渴望。她一度订阅三十多本大陆杂志，阅读了海量文学作品，其中知青文学尤其引起她的注意。她说，如果当年没有去香港，她也会是一名知青，他们的所有遭遇都有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梁丽芳刚到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任教时获得一项中加交流基金，得以去中国实地采访那些她早已通过作品熟悉的作家。她后来把这些采访汇总，写了《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中文版书名译为《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 ）。这本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参考书。

她最近出版了两本专著：中英合版的《柳永及其词之研究》和英语著作《当代中国小说家》（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Biography, 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的平装版。另外，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在这次采访前刚刚结束改选，她又一次当选为会长。她本是该协会的发起人，多年担任会长或副会长。她笑称，自己就是一个“文学义工”。

梁教授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加拿大华人文学，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她在这次采访中也介绍了自淘金热以来的加拿大华人的文学创作及文化活动。

采访梁丽芳录音：

1967年最后一天的夜里，还是新移民的姜宏民夫妇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从美国探亲归来，在风雪中赶到新不伦瑞克省托门泰恩角港口。他们的计划是乘最后一班渡轮回爱德华王子岛过新年。但是，在亚热带长大的他们没有在北方冬季长途开车的经验，在计算旅途时间时没有把暴风雪、低温和路面结冰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结果就是，他们千辛万苦赶到，却只来得及看到那晚的最后一班渡轮在他们眼前驶离码头。当夜严寒，周围没有旅店……

姜宏民是最早在爱岛省会夏洛特敦市安家的华人之一，退休前任教于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心理学系。他撰写的《爱岛华人史》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关于爱岛华人移民的记载。

刚到加拿大时的姜宏民一家。（Home Is Where the Water Is）

他在二十多年前开始撰写自传《依水之恋》。一开始他只打算为儿孙写一个简单的家谱，但是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简笔家族树逐渐变成家族史，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向对自身成长过程的探寻。他出生在台湾，一生经历过地震，战乱，日据时期，疾病和独裁统治，大学毕业后不顾父母的反对，费尽周折出国留学。他回忆说，那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关口。

《依水之恋》在去年四月出版。姜先生现因耳疾已无法接受电话采访。但是他曾与太太朱美智一起为加广朗读过自传中的一个片段，讲述他们一家和爱岛渡轮及一位船长的缘分。

渡轮的故事（剪辑重播）：

和晓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2年，她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星星的舞蹈》，同年来到加拿大，定居蒙特利尔市。如今十八年过去，她说，她最欣慰的是自己对电影创作的热爱一点也没有变。

离开了母语创作环境以后，她在加拿大拍电影的努力是从学法语和上剧作课开始的。三年后，她拍摄了短片《开罗来电》。然后是纪录片《迷失的摩梭》（2005），剧情长片《春色撩人》（2018）和纪录片《我的父亲和他的忧郁》（2020）。上星期和她约采访时，她正忙着为她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蒙特利尔，我的美人》向魁北克文化发展协会（SODEC）申请制作经费资助。而另一部剧情长片的剧作方案此前也获得了该机构认可。

才气和对电影的热爱只是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接下来的漫漫长路还需要堪比铁人三项运动员的坚韧。和晓丹说，她最喜欢黑泽明的一句话：登山时不要盯着山顶，要看自己脚下的路。这些年来，她一直是这样做的。构思剧本，向资助机构提交方案，写剧本，申请制作经费资助，这个过程有许多枯燥的部分，而且竞争极为激烈。她一步一步埋头向前，不放弃，不问成功与否，只管每一步都全力以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比较熬得住”。

《蒙特利尔，我的美人》如果获得制作经费资助，下一步就可以开拍了。它讲述了一个移民女性遇到的生活困境，涉及家庭、伦理和文化等问题，并且是第一部以中年女同性恋为主人公的电影。

采访和晓丹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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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温哥华的郑胜天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向国内介绍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人，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但他表示，自己因为正好身处那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因此充当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推手”和中西艺术交流的桥梁。

郑教授在1981年作为第一批艺术界访问学者出国进修游历，回国后把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四十年来，他做策展，写评论，办杂志，一直在从事当代艺术的推介和交流工作。2002年，他与人合作创办了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英语杂志《Yishu》，现在仍担任总策划。

纯艺术杂志生存不易，但是《yishu》在去年11月出到了第一百期。郑教授说，和八十年代相比，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的力量太强大。” 资本形成的利益集团控制艺术市场，影响艺术的发展，甚至操纵舆论。而大部分艺术家不能抵御金钱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艺术和学术的标准、为艺术保留一块清净的绿地就更加重要。

他说，许多艺术家似乎忘记了，批判是当代艺术兴起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艺术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被市场大潮裹挟，失去了怀疑、批判和反抗的思想方式，那你只是一个工匠，不应走进当代艺术领域。

郑胜天曾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1989年起定居加拿大。除担任《Yishu》杂志总策划外，他也是温哥华美术馆亚洲馆总监。他在2013年出版了四卷本《郑胜天艺文选》，同年获得加拿大艾米丽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采访郑胜天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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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虹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版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1982年，这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之一。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如果就这么干到退休可能也挺好。但问题是，他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他先是去日本留学，然后来到加拿大。在这里，他重拾年少时对电影的热爱。他创作的动画短片《二胡》被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接受。他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此走上动画电影创作的道路。

最早赏识常虹才华的加拿大制片人约翰逊（George Johnson）被他称为“贵人”。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会有那么几次机会遇到这样的能帮你的人。怀着对他们的感激，他后来也经常去充当别人的贵人。

常虹为加拿大纪录片《不服管教》 创作了动画部分。该片讲述了安大略省白人女子维尔玛.德默森（Velma Demerson）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爱上一个华人青年而被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的遭遇。常虹说，种族歧视到今天仍然存在，这个故事因此仍有现实意义。

动画电影创作和教学之外，常虹还独创VINYL水墨画，即在胶片上用墨汁作画。这是他在动画创作之外的调剂和“副业”，至今已画上千张。别人赞他勤奋，但他自言只是喜欢。他常告诉自己的学生，是否从事一个行业，最重要的标准是三个字：“我喜欢。”

常虹最新发行的动画短片《八音盒》自2019年以来已经入选八十多个电影节，获得十六个奖项。他的新作、描写抗疫医护人员的《我不是天使》也将在今年参加电影节。

采访常虹录音：

觉晓过去是上海的一名中学教师，移民后改了行。这些年来，她的工作是帮人照看孩子。和她交谈令我不时想起法国小说《刺猬的优雅》里的女主人公。因为她也用阅读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气象万千的精神世界。她会在出门上班前匆匆阅读一节《旧约》，不用工作的日子更是一个全职读者。和那位悄悄博览群书的巴黎门房不同的是，她不仅读而且写。另外，她喜欢自己的工作，深爱那些她照顾过的孩子。

觉晓在文学城写了六年博客，有许多读者。她的博客记录日常生活及感想，同时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她并不是职业作家，但阅读和写作是她业余生活的侧重点。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书本相伴，她刻意抵御网络的诱惑，严格限制自己的上网时间。

然而她大量摘抄自己正在阅读的作品却又不嫌费时。是的，她一直保留着做手写笔记的习惯。一本书到手，先通读一遍，然后再细读加摘抄。一本《瓦尔登湖》，她的摘抄达三万字。

古人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但是住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觉晓却自认小隐：“出门有闹市有公园，归来有小院树上的鸟鸣邻居的冷气机声。”她说，写作让她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结识文学同好。而自己的博客能够影响到别人，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她表示，自己没有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的野心，更希望的是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静愉快的心情，继续做一个“无用的人”。

采访觉晓录音：

应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上海移民加拿大，现居BC省。她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在加拿大法语文坛崭露头角，多年来潜心读书写作，去年出版的《Rayonnements》是她的第十五本法语作品。

这个法语词汇同时有“荣耀”和“辐射”的意思，对本书主人公居里夫人一家来说再合适不过。在应晨看来，他们和她上一本小说《创伤》（Blessures）的主人公白求恩一样，代表了一种她想要刻画的人类精神。他们就像灰烬中的火星，让她觉得“我们做一次人还是值得的”。如果有一天人类离开地球或是彻底改变，这些人是应当被记住的。

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不平常的时代。信息革命和生化革命正在给大自然、语言以及整个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令人兴奋也令人畏惧。她在写小说之余办了一个网站，翻译中国古诗词，每月写一首“清平短诗”，并邀请不同语种的网友投稿。如果说她在小说中关注的是人的话，这个网站关注的是大自然，是语言之美。

我问她，这是为了在天翻地覆之际救下一些什么吗？她回答说，谁也挽救不了任何东西，她只是表达一点怀旧情绪和危机感而已。因为“语言、文化和文明是有生死的，不是永恒的”。

采访应晨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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