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I | 中文 : 加中建交50周年

欢迎来到加广中文台“加中建交5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七集，也是最后一集。

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我们采访了加拿大熟悉中国事务的五位专家、学者、记者，从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回看加中关系五十年。

过去的两年，加中关系可谓跌倒了谷底，那么未来会如何？在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上，他们有什么预见？

欢迎收听“加中建交50周年”播客第7期：来到了十字路口，未来充满不确定… （时长17分43分）

加拿大学者、前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教授关注加中事务超过五十年，但目前的状况令我非常失望非常悲哀。他最大的失望是，加拿大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交往将会促使中国更加开放，在民主人权方面有所改善。

加拿大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法制体系培训、女性权益等投资将近10个亿，但在受访中，伯顿教授认为，很多中国签署的与法制人权相关的协议和设置的课程，更像是“做给加拿大看的”，以减轻在这方面的压力。

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未来并不乐观。他表示，美国在拜登上台之后，如果重回世界领袖地位，加拿大会跟随其他的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联手，令中国更难单方面针对某一个民主国家。

他还认为，中国的经济从结构上更加依赖出口。西方国家可以决定一起行动，停止与中国合作，直到中国遵守在联合国以及世贸协定中的承诺。相对来说，这还是比较乐观的结果。

第二个可能，中国领导人继续一带一路，团结一些国家与西方的经济同盟对抗，这可能会导致下一个东西方冷战，甚至热战，包括可能的在南海以及台湾的战争。

伯顿教授表示，真是太遗憾了，双方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

他还评价说，客观地说，加拿大的对华政策是不成功的。加拿大特鲁多政府承诺，在今年年底要“重新设定对华政策”，这是因为国内的压力，民意主流认为，加拿大应该对华更加强硬，而反对党的批评声浪也很大。

伯顿教授对于加拿大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的建议是，需要更多的加拿大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和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要多与中国变革力量合作，也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比如，在加拿大国内，警方如何保护受到骚扰的华人异见人士等。

华裔学者、多伦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的姜闻然教授认为，中国这些年的崛起才是令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担忧害怕的真正原因。

他认为，中国政府的结构是中国人无法自己改变的。加拿大和西方需要一个框架性的对华政策，同时以历史观来对待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的问题，需要领导人有主观能动性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以避免冲突。

而加拿大著名的记者和作家黄明珍（Jan Wong)以及中国问题专家傅尧乐教授(Bernie Frolic)也认为，目前是加中关系的转折点，世界的局势正在变化，加拿大也面临选择。中国这几年的行为已经是个超级大国了，之前的加中友谊，或是加拿大对中国的期待等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加拿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与中国继续交流的情况下，保护加拿大的利益。

而自由党联邦议员董晗鹏（Han Dong）的看法是，加中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应该可以从理解走向合作。不过，他觉得当务之急，需要中国改善对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的待遇，向加拿大人展示中国可以人道地，公开透明地对待他们的案子。

加中关系在五十年之际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双方的领导人是否有智慧，可以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进行修复和发展？没有人能说的清。

而且，董晗鹏也给在加拿大的华裔提出了建议：懂得保护自己，保障自己的权益，以及不被边缘化。

感谢收听我们总共七集的“加中建交50年”系列节目。如果您在收听之后有什么感受和见解，欢迎发邮件给我们：[email protected]

祝您健康愉快！

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会议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THE CANADIAN PRESS/Adrian Wyld

“战狼外交，不确定、和转变；失望、失败、战略、以及耐心”

欢迎来到RCI “加中建交5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的第六期：加中关系中的几个关键词

上个星期，我们采访了熟悉加中关系的五位嘉宾，他们与中国都有密切的联系，多年来关注中国事务。

在采访中，我问了五位嘉宾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四个字形容加中建交五十年，会是什么词？（别问我为什么是四个词，而不是更多或更少）

五位嘉宾的侧重点可能不同，但是高频率出现的词总结起来是：战狼外交，不确定、和转变。然后是，失望、失败、战略、以及耐心。

欢迎收听系列节目的第六部分：加中建交50年，几个关键词：“战狼外交”、失败、不确定、与转变… （时长：13分07秒）

而且，他们一致认为，孟晚舟引渡案以及加拿大两名麦克 （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中国逮捕且遭到严酷对待，成为了加中关系最大的转折点，主要是事件引爆了两国民众间对对方态度的大转变。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两国关系跌入了五十年来的最低谷。

今年夏天，加拿大的一项民调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比例只有14%；而超过半数民众认为，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对华政策应该更强硬。

加拿大民众对中国正面印象从2005年的58%下降到2020年的14%。

最早担任加拿大外交官员的学者傅尧乐先生（Bernie Frolic）选择的是：

曾于七零年代留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学者、加中问题研究专家查尔斯·伯顿教授（Charles Burton）选择的是：

加拿大自由党议员董晗鹏(Han Dong) :从理解到发展。

他认为，加拿大与中国没有根本的经济或是外交冲突，希望中国能够展现善意，比如善待加拿大两名麦克。

而他也特别提醒加拿大华裔，在这个艰难时期，要努力对抗种族主义，以及不要被边缘化。

著名记者、作家黄明珍（Jan Wong) 的形容是：

多伦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亚洲项目主持人姜闻然教授选择的是：

第一个：战略眼光；第二个：国家利益；第三个：主观能动性；第四个：历史观 —— 这个选择更像是他对加中关系走向的期许。

感谢收听今天的 “加中建交五十年”第六期：加中关系中的几个关键词。明天，会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明天再会。

或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有黄明珍（Jan Wong）这样经历的加拿大人了，她的人生与加中五十年的外交历史交织在一起。

1972年，她前往中国旅行和学习中文，成为了加拿大“留学中国第一人”。1974年，她作为交换学生在北京大学学习，亲历了文革后期直到毛泽东去世；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时期，她作为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驻华记者，见证了整个的运动，并写出了《神州怨，Red China Blues）记录那段日子；之后，她继续关注中国自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外交政策变化…

更多细节，欢迎收听“加中建交五十年”播客：专访作家、记者黄明珍：我见证了历史 （时长18分05秒）

黄明珍著作《神州怨》（作者提供）

黄明珍1952年出生在蒙特利尔。她的祖父于1880年代来到加拿大，参与修筑了太平洋铁路。她的父亲Bill Wong在蒙特利尔拥有一间中餐馆，非常有名气。

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系，曾长期担任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驻华记者，著有《神州怨》《家常便饭》《北京秘密》等，她的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加拿大人的中国印象。

她在采访中认为，目前是加中关系的转折点，世界的局势正在变化，加拿大也面临选择。中国这几年的行为已经是个超级大国了，之前的加中友谊，或是加拿大对中国的期待等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加拿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与中国继续交流的情况下，保护加拿大的利益。

2017年，黄明珍，左，为她的新书《家常便饭》前往上海采访。（本人提供）

“加拿大在七零年承认了中国。究竟当时，中国向西方承诺了什么？还是西方对中国有不切实的期待。姜闻然教授认为，中方当年承诺的和西方期待的是非常不同的。”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加中建交五十年”系列访谈的第4集。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多伦多平和与外交研究所的亚洲项目顾问姜闻然教授。

姜闻然教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八零年代中期就来到了加拿大，曾执教于阿尔伯达大学，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他称自己“首先是个加拿大人，然后才是中国人”，而在中国成长的背景，令他对加中关系的分析有另外一个角度。

欢迎收听播客：专访姜闻然教授：“看加中关系需要有战略耐心” ｜加中建交50年系列访谈第四集 （时长：28分45秒）

姜闻然教授认为，加中关系目前紧张的短期原因是，加拿大遵守了与美国的引渡协议，逮捕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由此，繁衍到加中关系的其他方面，影响了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使得负面看法飙升。

而他认为，加中关系交恶的中长期的原因是中国崛起。中国成为了超级大国，并且不久的将来会在总体国力上，超过美国 —— 而中国在体制上，在民主人权等西方关心问题上，与西方分歧很大，西方如何应对的问题就出现了。

姜闻然自我介绍说，和土生土长、研究中国问题的加拿大人不同，自己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经历过“自然灾害”，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北大读书。八零年代之初，又是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他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罕见的。

他也反问，加拿大在七零年承认了中国。1973年，老特鲁多访问中国，随后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究竟当时，中国向西方承诺了什么？还是西方对中国有不切实的期待。姜闻然教授认为，中方当年承诺的和西方期待的是非常不同的。

2017年，姜闻然教授随同特鲁多代表团访问中国。（本人提供）

他说，中国其实从来没有在体制改变方面做过承诺，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走到今天这个体制的。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外交官都认为，经济的自由和发展会带来体制的改革。他们也相信，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无法走得太远。但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在一党制的体制下，经济和创新都有进步。这是出人意料的。

而他的看法是，加拿大应该回到七零年代承认中国时的初衷，就是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期待，由中国以自己的节奏、从内部来做出改变。不然，西方的压力会令中国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飙升，加中关系会更加悲观。

而对加中关系未来，姜闻然教授认为，他的乐观度在中间。这就看双方领导人如何处理。如果双方有战略眼观、历史观，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话，他对未来会更加乐观。

八零年代初，姜闻然教授的北大留影。（本人提供）

更多分析，欢迎收听“加中建交40年”系列播客。

“我希望双方能够冷静克制，达到相互理解和合作。我希望能够帮助华裔度过这段因疫情以及加中关系紧张而受到歧视的阶段“

欢迎来到加”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是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三部分。嘉宾是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Han Dong)先生，他也是加中立法协会（CACAN)的联席主席。

董晗鹏出生在上海，13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2014年当选安大略省议员；2019年，当选联邦自由党议会议员。

播客音频：专访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加中关系处于谷底，但我是个乐观的人” ｜ 时长：20’52”

加拿大政府希望拜登当选，带来加中、加美关系转机。THE CANADIAN PRESS/ Patrick Doyle

今天，是我们“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别访谈的第二部分：专访伯顿教授：细数加中建交五十年，似乎没什么可庆祝的

播客音频：（时长15’59“）

说起加中关系的五十年，已经退休的学者、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教授表示，自己关注中国实际超过了五十年。

还在中学时代，他在渥太华发现了一家“进步书店”，那间书店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图书，比如《北京周报》，他也由此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等。

他是加拿大最早前往中国留学的学生之一。1977年，他前往复旦大学学习，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当时在学校的同学中，有很多后来进入中国的政界、军界、和商界。

1990年代初以及九零年代末，他两次前往中国，出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他是布鲁克大学的政治科学系教授，专门研究比较政治，中国政府和政治，加中关系与人权。

相关阅读：“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教授：从理想到现实 | 加中建交五十周年系列访谈之一 

伯顿在中国。

加中关系最瞩目事件

加中关系中，最为瞩目的当然是加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是在1970年的10月。

中国派遣了非常资深的官员黄华担任第一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做了一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之后，前往纽约，成为了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那是1972年，联合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拿大承认中国加拿大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当时，只有瑞典和法国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了解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避免了正式承认，可以说是个模棱两可的态度

渥太华承认中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是“注意到”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

而这个做法具有非常的意义，因为随后很多西方国家开始仿效，并承认了中国.

加中关系中最温馨的：“小麦外交”

更多的人则担心和中国的粮食贸易会影响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加关系头等重要，中国更像是敌手，而不是伙伴，双方曾经是战场上的对手。

在之后的三年，总共出口了总值3.62亿美元的大麦和小麦。有报道称，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国国家副总理李先念后来说：“(这批粮食)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

小麦出口一直在加中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年，加中关系僵持，不过，2019年的加拿大对华的小麦出口却创下了历史记录。

70年代，中国正处于文革紧张时刻，两国关系并不活跃，但中加设立了一个“家庭重聚”的项目，中国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找到失散在加拿大的亲人。

而到了八零年代，中国比之前更加开放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曾帮助中国的基础建设，在农业方面，比如猪肉加工等也有所帮助。

查尔斯伯顿教授到访中央党校（伯顿教授提供）

加中关系五十年最僵持不下的：人权与民主

但伯顿教授认为，现在回头看，这些项目其实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体制下，不可能允许非政府部门出现。

1989年春夏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加中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

天安门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为在加的中国公民提供避难，绝大多数中国人决定留在加拿大。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不满，尤其是公派中国留学生也可以得到庇护。

整个九零年代，加拿大继续期待和中国有更多交流沟通。加拿大一直很乐观，认为中国有一天会承认国际社会规范，接受自由民主的方式，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

199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中国其实一直没有批准，甚至22年之后，也还是没有批准。而加拿大当时很乐观，希望帮助中国，已经着手依据这个公约，找到政府应从哪些方面需要改变。

伯顿认为，中国对人权和政治改革完全不感兴趣，现在，中国政府甚至拒绝普世价值的概念。

伯顿介绍，加拿大为此前后投资接近10个亿，很多加拿大纳税人的钱去了那些中国的人权培训项目。但这一切收效甚微。他甚至怀疑，很多与法制劳工权益相关的项目，是做给加拿大看的。

2003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让·克里田率领“加拿大团队”到访中国，包括了部长、省长，以及商界人士等两三百人，与中国讨论新的贸易协议。

那应该算是加中关系的高光时刻。但结果，在克里田时代，并没有出现加中贸易增加，加拿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反而持续下降。

中科院的加拿大研究中心成立。（伯顿提供）

当下：加中关系戏剧性急转直下

同时，中国对加拿大也进行了经济方面的限制，比如禁止/限制菜籽油等产品，试图对加拿大施压，释放孟晚舟。

加拿大出口中国商品只占加拿大出口不到4%，而对美国的出口超过75%。

但伯顿教授认为，加中关系早在孟晚舟事件之前就陷入了僵局。2017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往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小特鲁多认为，他将与中国签署意向，正式开始新的加中贸易协定谈判。—— 但结果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并没有与特鲁多一起出席记者会。由此看出，加拿大对中国误判到了什么程度。

伯顿教授开玩笑，应该说，加拿大在中国“有关部门”眼中，重要性在逐渐减弱。因为再次之前，加拿大官员或外交官还是可以和中国的高层官员见面的。

当然，加中关系交恶的大背景，是过去几年中国外交政策日渐强硬。比如，中国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实施国安法；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政策，以及经济上不遵守W TO的规则。

2003年10月23日，加拿大总理克里田带着两三百人的”加拿大团队“到访中国，希望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克里田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一起打高尔夫。 (CP PHOTO/Paul Chiasson)

伯顿：“战狼外交”非常愚蠢

提及中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更为强硬，不得不提到在媒体时常出现的一个词：战狼外交。

比如，最近加拿大现任大使丛培武警告加拿大，如果为香港人提供庇护，可能会威胁到在香港的30万持加拿大护照的人的安全 —— 这也是近年来大家讨论很多的中国“战狼外交”。

伯顿教授对此很不客气，他认为战狼外交是愚蠢的，只会造成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也严重降低了世界对中国外交人员的尊重。

相当比例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报复性地扣押了两名加拿大人，并威胁加拿大人。目前的一项民调显示，加拿大人中对中国有好感的只占14%。

而在加拿大国内政治中，也呼吁政府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新当选的保守党领袖奥图表示，一旦赢得大选，如中国不遵守国际社会行为规范，会停止与中国的交流沟通。他们在中国政策上不断对自由党施压，并将对华政策列为他们一旦执政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伯顿教授分析，反对党的这个做法是符合加拿大民众目前心理的。民调显示，大部分加拿大认为，自由党特鲁多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更强硬些。

所以，自由党政府目前处于民意、情报机构担忧中国干扰、人权机构批评中国新疆、香港政策，以及对决策影响力很大的加拿大商界、游说团体之间。

最近，乔·拜登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在伯顿看来，这意味着，美国会重新团结欧洲盟友，经济上很可能重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而协议中没有中国。

如果这是国际关系的未来的话，就算是自由党执政，加拿大也会追随，与美国、欧盟采取共同行动。

此外，还有新疆问题，加拿大议会的加中关系委员会最近的一份跨党派报告称，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种族灭绝”。如果加拿大政府承认这是种族灭绝，按照加拿大的联合国承诺，是需要采取行动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反对党要求政府尽快禁止使用华为5G。而如果目前的少数党自由党政府倒台，保守党政府上台，采取对华政策会如何强硬，这些都不确定。

五十周年：没什么可庆祝的

这与加中关系三十周年时候的情景相似 —— 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刚刚发生。

伯顿说，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并不成功。我们看看接下来两三年会有什么发展吧。但目前看，我看不出有什么缓和的迹象。

（本系列的第六集我们会继续介绍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未来的具体分析）

对于查尔斯·伯顿这样一位五十年来，始终保持对中国关注与热情的加拿大学者外交官来说，目前的加中关系是令人沮丧和失望的。

他说，自己1977年前往上海，就读复旦大学，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说起当时的情形，他如数家珍。比如，那是有粮票布票的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很瘦。上海大学宿舍里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洗手间要公用。学术课程也是被限制到最基本，不许阅读梁漱溟或是胡适的著作。

但他也注意到，那是个大家普遍充满希望和乐观的年代。伯顿在复旦的同学中许多人比他年长，不少属于老三届，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他们对当时进行的改革开放也很乐观，认为中国正进入新的开放、改革，并能加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那是一段快乐时光。那可能是个最理想的在中国学习读书的时代。

他的同学们中，有很多后来进入了中国的政界、军界、商界担任要职。

他说，我们的感情很要好的，毕业四十年，还是保持着联系，我是微信群当中唯一一个外国人。虽然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同学群被关闭了三次。

1977年，查尔斯伯顿前往复旦大学，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最早前往中国学习的加拿大人之一。（伯顿提供）

从今天开始，加广中文台推出特别系列节目“加中建交五十年”，将会采访五位加拿大政治、学术、外交、媒体领域熟悉中国事务的人士，梳理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五十年的历史，介绍加拿大对中国从友善、期待，到茫然、失望，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专访“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从理想到现实 （18’06”）

1965年，加拿大学者、外交官傅尧乐（Bernie Frolic）第一次前往中国考察，到去年11月最近一次到访中国  – 他前后60次访问中国，被称为“加中外交关系活着的编年史”。

目前，年过八旬的他正在撰写一部书，主题正是加中关系五十年。

第一次中国之行：见识不一样的共产主义

从此他作为外交官和学者，与中国的半个多世纪缘分开始，尽管此前“他并没有计划要把中国作为终身的研究对象”。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为什么中国文化看上去如此不同？中国将如何对世界开放？会如何发展？这些都是他想了解的问题。

2016年9月，傅尧乐教授（左）、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以及SEEC-ABMP项目负责人He Jinsong。（PMO)

加中建交过程曲折：关于台湾问题表述意义重大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在正式建交之前，加拿大曾四次尝试与中国联系，试图建立外交关系或是设立贸易办公室，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刻，加拿大退缩了。可能因为加拿大那个时候不在意中国，也可能是因为美国从中做梗 —— 正是冷战高峰期，西方的共识是不与共产国家合作。

傅尧乐介绍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大约是双方在20月内谈判了21次，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台湾。谈判中，中国坚持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加拿大要承认这一点。

加拿大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加拿大始终没有承认过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只是在双方的公报中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他认为，加中在这个立场上都有让步。

傅尧乐的分析是，中国当时也有自己的麻烦，就是与前苏联交恶，因此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但又不愿意放弃对台湾的主权。

而加拿大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方式非常重要，此后被十几个西方国家仿效。最终，美国也承认了一个中国，与中国建交。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1973年，他与邓小平在会面。CP/PETER BREGG

“小麦外交”与“兵乓外交”的不同

在向中国出口小麦这件事情上，加拿大当时的农业部长汉密尔顿以及进步保守党总理迪芬贝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记载，1960年，中方以6000万美金从加拿大购买了76.2万吨小麦和32.7万吨大卖。之后，加拿大政府继续向中国出售小麦。在当时，这些粮食挽救了许多中国处于饥饿状态的民众。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六零年代初，主流加拿大人反对与中国建交。自从向中国出售小麦之后，到了六零年代中期，主流民意也开始转变，认为既然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外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向中国出售小麦是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是推动了两国正式建交。

当时，也有很多人辩解说，加拿大与苏联就有外交关系 —— 冷战期间，苏联肯定不是对加拿大友好的政权 —— 那为什么不能与中国建交呢？

而美国当时试图控制中国也遇到了很多麻烦。美国正在输掉越战，时任总统尼克松意识到，必须改变对中国政策，尤其当时中国可能已经不再是俄国的盟友，那么为什么不来打打“中国牌”呢？

于是，兵乓球成为了外交的手段，那是在1971年 —— 第二年，尼克松前往中国，这令美国向中国开放，是美国外交的一部分。

关键人物：皮埃尔·特鲁多

左一是皮埃尔·特鲁多。

老特鲁多是加拿大第15任总理，分别在1968年到1979年，以及1980年至1984年担任加拿大总理，执政近16年。1960年，在没有进入政坛之前，年轻的皮埃尔·特鲁多曾与友人前往中国旅行，并写下了《红色中国两个天真汉》。他是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总理，与卡斯特罗、吉米卡特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1970年，他领导下的加拿大早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在1973年成为首次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

傅尧乐后来曾多次采访过特鲁多：“我曾问过特鲁多，为什么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时候让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了，你不能孤立中国，对世界来说，中国太大太重要了，要让中国加入外面的世界 —— 尤其是当时中国已经脱离了前苏联领导下的东方集团。

傅尧乐认为，老特鲁多对贸易交易没多大兴趣，他纯粹是希望中国加入外面的世界。

而老特鲁多或许没有想到，50年之后，自己的儿子在加中关系上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困境，只有历史能够做出描述，他们父子俩在对待中国上会有什么不同？

“文革”高峰中的北京外交官生涯

当时，加拿大政府认为，应该派遣懂得中文与中国的学者在外交部工作。于是，1974年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曾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加拿大外交官之一。

不过，傅尧乐介绍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在中国做外交官是非常困难的。政治氛围非常强烈，普遍反对外国人，专注阶级斗争，民众之间也在相互斗争，民众每天都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等。所以，外国人尤其是外交官行动受到限制，总是需要小心，对方也很小心，我们住在特定的地方，无法四处旅行。

他当时是与太太以及三个孩子一起居住在北京，孩子们在中文学校读书，但是，的确是非常困难。

他说，无论是对于外国人还是中国民众，后者忍受了很多苦难，文化大革命不是个好的时代。

在他的新作中，傅尧乐提到，等到八零年代，他再次前往中国，惊觉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邓小平的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突然的转变，人们变得温暖了，开始相互说话了。

他是后来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才开始在中国各地旅行的。

回忆起在北京当外交官的岁月，唯一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时候，加拿大与中国已经有互派留学生了。当时在北京大学等学习的加拿大学生大约有二十位，包括后来成为《环球邮报》驻华记者的黄明珍（Jan Wong)，对黄明珍的专访我们会在稍后播出。

傅尧乐负责和他们的联络，关注他们的生活学习。而且，每个月，他要提着一袋子人民币前往学校，给加拿大学生分发生活费用 —— 加中关于留学生的协议是，对方的学校负责学费住宿，而政府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

那时候，没有其他方式汇款，只能用现金，而且都是10块面值的票子 —— 中国还没有大面额纸币。所以，傅尧乐要背着袋子去送钱。

当时，每个加拿大留学生每月生活费是300块 —— 对中国普通工薪阶层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大数目了。可以做参考的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工程师，工资水准大约在每个月40块人民币左右。

“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

中加双方都对对方感到不满，中国对加拿大的批评、制裁非常气愤。而加拿大则认为，我们一直期待中国在人权方面做出改善，结果他们却向学生和抗议者开枪。

他认为，加中关系自那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八零年代的样子。

总体上说，加中关系的前二十年还是不错的，但“天安门事件”导致关系恶化。

两千年之后，两国关系似乎有所恢复，但到了哈珀时代，加拿大对华政策又开始转淡。

孟晚舟事件成为加中关系的转折点。(CP/Jonathan Hayward)

“不要试图改变中国”

加拿大的重点应该是，那么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可以是贸易，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 比如学生、移民、旅行者，但不要指望你站在外面，来改变中国。

此外，傅尧乐认为，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加拿大如何适应这一点？中国对待加拿大的方式，就向美国在川普时期对待加拿大一样。

不过，他也承认，最近这两年，加中关系将至了冰点 —— 应该说比“天安门事件”之后还糟糕，可以说是建交以来最糟糕的。其实，加中关系早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前，已经有不可弥合的分歧，比如2017年，特鲁多曾前往中国希望签署意向书，正式开始贸易协议谈判，结果铩羽而归。

再加上，2012年，新的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对外政策日趋强硬、甚至蛮横。

傅尧乐表示，目前的主流民意认为，特鲁多政府对华政策应该更强硬，或许我们要面对的是个超级大国了，但你不可以禁止加拿大出口，不可以使用“人质外交”，也不应该有中国大使对加拿大进行威胁 —— 加拿大不会如此对待其他国家，也不会忘记如此做事的人。

他认为，加拿大目前能够采取的或许应该是邓小平时代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策略：韬光养晦。同时，更多地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有更多了解，是加中关系对双方有益。

接下来，加中还有很多涉及两国的关键问题，比如华为5G，如何处置两名遭到中国关押的加拿大麦克，孟晚舟案件如何继续，拜登上台，加拿大会加入西方的联盟，如何统一对华政策等等 —— 所有这一切是很不确定的事情，我们要给时间。

从理想到现实的五十年

这些年，他一直参与中国中层政府官员的一个短期培训项目，包括公共事务管理，后来发展到企业，以及大学 —— 几十年来总共培训了六、七千人 —— 他希望能对中国政府管理有些作用。

傅尧乐表示，自己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有很多联系，他的新作中采访了包括外交部官员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士。

他说：我就是个学者，对中国感兴趣，我热爱中国，中国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希望了解中国，向学生介绍中国，描述中国。但我不能确定，是否还会再回去。

最近一次在北京，他打开酒店的窗户，发现有摄像头对着他的房间。他说，那一刻自己忽然意识到，尽管五十年过去，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中国会视他为一个外人，因为他带去了外面的价值观 —— 这对控制中国的人来说，是值得怀疑的事情。

“这令我觉得非常失望，但这就是现实。”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