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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槅子。槅子,是春暖时卸下来的,一直在厢屋里放着。现在,搬出来,刷洗干净了,换了新的粉连纸,雪白的纸。上了槅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床上拆了帐子,铺了稻草。洗帐子要捡一个晴朗的好天,当天就晒干。夏布的帐子,晾在院子里,夏天离得远了。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粗布的,和床一般大。铺了稻草,暄腾腾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
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升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铜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
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一般取暖,只是铜炉子,脚炉和手炉。脚炉是黄铜的,有多眼的盖。里面烧的是粗糠。粗糠装满,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我们那里烧芦苇,叫做“芦柴”)的红灰盖在上面。粗糠引着了,冒一阵烟,不一会,烟尽了,就可以盖上炉盖。粗糠慢慢延烧,可以经很久。老太太们离不开它。闲来无事,抹抹纸牌,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脚炉里粗糠太实了,空气不够,火力渐微,就要用“拨火板”沿炉边挖两下,把粗糠拨松,火就旺了。脚炉暖人。脚不冷则周身不冷。焦糠的气味也很好闻。仿日本俳句,可以作一首诗:“冬天,脚炉焦糠的香。”手炉较脚炉小,大都是白铜的,讲究的是银制的。炉盖不是一个一个圆窟窿,大都是镂空的松竹梅花图案。手炉有极小的,中置炭墼(煤炭研为细末,略加蜜,筑成饼状),以纸煤头引着。一个炭墼能经一天。
冬天吃的菜,有乌青菜、冻豆腐、咸菜汤。乌青菜塌棵,平贴地面,江南谓之“塌苦菜”,此菜味微苦。我的祖母在后园辟小片地,种乌青菜,经霜,菜叶边缘作紫红色,味道苦中泛甜。乌青菜与“蟹油”同煮,滋味难比。“蟹油”是以大螃蟹煮熟剔肉,加猪油“炼”成的,放在大海碗里,凝成蟹冻,久贮不坏,可吃一冬。豆腐冻后,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化开,切小块,与鲜肉、咸肉、牛肉、海米或咸菜同煮,无不佳。冻豆腐宜放辣椒、青蒜。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只有“青菜”。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美其名曰“黄芽菜”,很贵。“青菜”似油菜而大,高二尺,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家家都吃的菜。咸菜即是用青菜腌的。阴天下雪,喝咸菜汤。
冬天的游戏:踢毽子,抓子儿,下“逍遥”。“逍遥”是在一张正方的白纸上,木版印出螺旋的双道,两道之间印出八仙、马、兔子、鲤鱼、虾……;每样都是两个,错落排列,不依次序。玩的时候各执铜钱或象棋子为子儿,掷骰子,如果骰子是五点,自“起马”处数起,向前走五步,是兔子,则可向内圈寻找另一个兔子,以子儿押在上面。下一轮开始,自里圈兔子处数起,如是六点,进六步,也许是铁拐李,就寻另一个铁拐李,把子儿押在那个铁拐李上。如果数至里圈的什么图上,则到外圈去找,退回来。点数够了,子儿能进终点(终点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不知是月宫还是龙门),就算赢了。次后进入的为“二家”、“三家”。“逍遥”两个人玩也可以,三个四个人玩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叫做“逍遥”。
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腊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
舂粉子。有一家邻居,有一架碓。这架碓平常不大有人用,只在冬天由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借用。碓屋很小,除了一架碓,只有一些筛子、箩。踩碓很好玩,用脚一踏,吱扭一声,碓嘴扬了起来,嘭的一声,落在碓窝里。粉子舂好了,可以蒸糕,做“年烧饼”(糯米粉为蒂,包豆沙白糖,作为饼,在锅里烙熟),搓圆子(即汤团)。舂粉子,就快过年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戴车匠是东街一景。
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车匠,无可考。想来这是很久远的事了。所谓车匠,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从我记事的时候,全城似只有这一个车匠,一家车匠店。
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坐南朝北。左邻是候家银匠店,右邻是杨家香店。侯银匠成天用一根吹管吹火打银簪子、银镯子,或用小錾子錾银器上的花纹。侯家还出租花轿。花轿就停放在店堂的后面。大红缎子的轿帏,上绣丹凤朝阳和八仙,——中国的八仙是一组很奇怪的仙人,什么场合都有他们的份。结婚和八仙有什么关系呢?谁家姑娘要出阁,就事前到侯银匠家把花轿订下来。这顶花轿不知抬过多少新娘子了。附近几条街巷的人家,大家小户,都用这顶花轿。杨家香店柜前立着一块竖匾,上面不是写的字,却是用金漆堆塑出一幅“鹤鹿同春”的画。弯着脖子吃草的金鹿和蜷一只腿的金鹤留给过往行人很深的印象,因为一天要看见好多次。而且这是一幅画,凡是画,只要画得不太难看,人们还是愿意看一眼的。这在劳碌的生活中也是一种享受。我们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规矩,香店里每天都要打一盆稀稀的浆糊,免费供应街邻。人家要用少量的浆糊,就拿一块小纸,到香店里去“寻”。——大量的当然不行,比如糊窗户、打袼褙,那得自己家里拿面粉冲。我小时糊风筝,就常到杨家香店寻浆糊(一个“三尾”的风筝是用不了多少浆糊的)……
戴家车匠店夹在两家之间。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跨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店里正面是一堵板壁。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板壁后面,是住家。前面,是作坊。作坊靠西墙,放着两张车床。这所谓车床和现代的铁制车床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张狭长的小床,木制的,有一个四框,当中有一个车轴,轴上安小块木料,轴下有皮条,皮条钉在踏板上,双脚上下踏动踏板,皮条牵动车轴,木料来回转动,车匠坐在坐板上,两手执定旋刀,车旋成器,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其原理倒是和铁制车床是一样的。这东西用语言是说不清楚的。《天工开物》之类的书上也许有车床的图,我没有查过。
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所有的榫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没有一点活动。载车匠嫌它过于笨重,就自己另打了一张新的。除了做特别沉重的东西,一般都使用外边较小的这一张。
戴车匠起得很早。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选好了材料,看看图样,坐到车床的坐板上了。一个人走进他的作坊,是叫人感动的。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让人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好吃懒做的工匠,大概没有,——很少。
车匠做的活都是圆的。常言说:“砍的没有旋的圆”。较粗的活是量米的升子,烧饼槌子。——我们那里擀烧饼不用擀杖,用一种特制的烧饼槌子,一段圆木头,车光了,状如一个小碌碡,当中掏出圆洞,插进一个木杆。较细的活是布掸子的把,——末端车成一个滴溜圆的小球或甘露形状;擀烧麦皮用的细擀杖,——我们那里擀烧麦皮用两根小擀杖同时擀,擀杖长五寸,粗如指,极光滑,两根擀杖须分量相等。最细致的活是装围棋子的槟榔木的小圆罐,——罐盖须严丝合缝,木理花纹不错分毫。戴车匠做得最多的是大小不等的滑车。这是三桅大帆船上用的。布帆升降,离不开滑车。做得了的东西,都悬挂在西边墙上,真是琳琅满目,细巧玲珑。
车匠用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檀木——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的也是榆木的。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白耗子,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挂在东面的墙上。洋老鼠在里面踩车、推磨、上楼、下楼,整天不闲着,——无事忙。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
一到快过清明节了,大街小巷的孩子就都惦记起戴车匠来。
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买几斤螺蛳,入盐,少放一点五香大料,煮出一大盆,可供孩子吃一天。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蛳弓把螺蛳壳射出去,螺蛳弓是竹制的小弓,有一支小弓箭,附在双股麻线拧成的弓弦上。竹箭从竹片窝成的弓背当中的一个窟窿里穿过去。孩子们用竹箭的尖端把螺蛳掏出来吃了,用螺狮壳套在竹箭上,一拉弓弦,弓背弯成满月,一撒手,哒的一声,螺蛳壳便射了出去。射得相当高,相当远。在平地上,射上屋顶是没有问题的。——竹箭被弓背挡住,是射不出去的。家家孩子吃螺蛳,放螺蛳弓,因此每年夏天瓦匠捡漏时,总要从瓦楞里打扫下好些螺蛳壳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螺蛳弓都是车匠做,——其实这东西不用上床子旋,只要用破竹的作刀即能做成,应该由竹器店供应才对。清明前半个月,戴车匠就把别的活都停下来,整天地做螺蛳弓。孩子们从戴车匠门前过,就都兴奋起来。到了接近清明,戴车匠家就都是孩子。螺蛳弓分大、中、小三号,弹力有差,射程远近不同,价钱也不一样。孩子们眼睛发亮,挑选着,比较着,挨挨挤挤,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清明那天,听吧,到处是拉弓放箭的声音:“哒——哒!”
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
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
他在想什么呢?
他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他该不会是想:这孩子将来干什么?是让他也学车匠,还是另外学一门手艺?世事变化很快,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
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沈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象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象样。
在灰沈沈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曲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象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象橄榄又象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沈,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它的翎羽。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倚靠。它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又不敢离开,我怕小猫来扑它。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我很快的跑进厨房,抓来了几个饭粒。及至我回来,小鸟已不见了。我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我忙去驱逐它,它只一扑,把小鸟擒住!被人养惯的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和死去差不多。
瞧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到西屋。我不敢紧迫,怕它更咬紧了可又不能不追。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我还没忘了那个眼神。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那个眼神与我的好心中间隔着一只小白猫。来回跑了几次,我不追了。追上也没用了,我想,小鸟至少已半死了。猫又进了厨房,我楞了一会儿,赶紧的又追了去;那两个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
进了厨房,猫在一条铁筒——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便放在厨房的墙角——旁蹲着呢。小鸟已不见了。铁筒的下端未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儿小猫用脚往里探。我的希望回来了,小鸟没死。小猫本来才四个来月大,还没捉住过老鼠,或者还不会杀生,只是叼着小鸟玩一玩。正在这么想,小鸟,忽然出来了,猫倒象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小鸟的样子,我一眼便看清了,登时使我要闭上了眼。小鸟几乎是蹲着,胸离地很近,象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样。它身上并没血。身子可似乎是蜷在一块,非常的短。头低着,小嘴指着地。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楞着。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都在眼里,象是等着猫再扑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象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而并不是清醒的。它是胡涂了,昏迷了;不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可是,虽然昏迷,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生命根源的,希望。这个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等着,等着生或死。它怕得非常的忠诚,完全把自己交给了一线的希望,一点也不动。象把生命要从两眼中流出,它不叫也不动。
小猫没再扑它,只试着用小脚碰它。它随着击碰倾侧,头不动,眼不动,还呆呆的注视着地上。但求它能活着,它就决不反抗。可是并非全无勇气,它是在猫的面前不动!我轻轻的过去,把猫抓住。将猫放在门外,小鸟还没动。我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是没受了多大的伤,虽然胸上落了点毛。它看了我一眼!
我没主意:把它放了吧,它准是死?养着它吧, 家中没有笼子。我捧着它好象世上一切生命都在我的掌中似的,我不知怎样好。小鸟不动,蜷着身,两眼还那么黑,等着!楞了好久,我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看着它,它又楞了半天,忽然头向左右歪了歪用它的黑眼睁了一下;又不动了,可是身子长出来一些,还低头看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 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地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我们的相声就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颜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它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地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 吐温的,和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警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互相矛盾的事,都看出来,具体地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若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若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小孩说:“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而解决了问题么?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决不饶恕坏人坏事。不过,他也看出社会上有些心地狭隘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闹情绪,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决不偏袒自己。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俏,去写幽默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须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对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
既可喜,却又寂寞,有点自相矛盾。别着急,略加解释,便会统一起来。
近来呀,每到星期日,我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高兴的是:儿女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听吧,各屋里的笑声,辩论声,都连续不断,声震屋瓦,连我们的大猫都找不到安睡懒觉的地方,只好跑到房上去呆坐。虽然这么热闹,我却很寂寞。他们所讨论的,我插不上嘴;默坐旁听,又听不懂!
我的文艺知识不很丰富,可是几十年来总以写作为业,按说对儿女们应该有些影响。事实并不如此。他们都不学文艺,虽然他们也爱看小说、话剧、电影什么的。他们,连他们带来的男女朋友,都学科学。我家最小的那个梳两条小辫的娃娃,刚考入大学,又是学物理!这群小科学家们凑到一处,连说笑似乎都带点什么科学味道,我听不懂。
他们也并不光说笑、争辩。有时候,他们安静下来:哥哥帮助妹妹算数学上的难题,或几个人都默默地思索着一个什么科学上的道理。在这种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深思苦虑和诗人的呕尽心血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也看到,当诗人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字的时候,他也只好暂且将就用个次好的字,而小科学家们可不能这么办,他们必须找到那个最正确的答案,差一点点也不行。当他们得到了答案的时候,他们便高兴得又跳又唱,觉得已拿到打开宇宙秘密的一把小钥匙。
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是,从他们决定投考哪个学校,要选修哪门科学的时候起,我就不断地听到“尖端”、“发明”和“革新”等等悦耳的字眼儿。因此,我没有参加意见,更不肯阻拦他们。他们是那么热烈地讨论着,那么努力预备考试,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看出来,是那个新精神支配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我无权阻拦他们。
他们的选择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下决心去埋头苦干。是,从他们怎么预备功课和怎么制订工作计划,我就看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他们有勇气与决心去翻山越岭,攀登高峰。他们的选择不仅出于个人的嗜爱,而也是政治热情的表现——现在是原子时代,而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些落后,必须急起直追。想建设一个有现代工业、农业与文化的国家,非有现代科学技术不可!
我不能因为自己喜爱文艺而阻拦儿女们去学科学。建设伟人的祖国,自力更生,必须闯过科学技术关口。儿女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但看明此理,而且决心去作闯关的人。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是呀,且不说别的,只说改良一个麦种,或制造一种尼龙袜子,就需要多少科学研究与试验啊!科学不发达,现代化就无从说起。
我们的老农有很多宝贵的农业知识与经验,但专凭这些知识与经验而无现代的科学技术,便难以应付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手工业有悠久的传统和许多世代相传的窍门,但也须进一步提高到科学理论上去,才能发展、提高。重工业和新兴的工业更用不着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寸步难行。小科学家们,你们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呀!
于是,我的星期日的寂寞便是可喜的了。我不能摹仿大猫,听不懂就跑上房去。我默默地听着小将们的谈论,而且想到:我若是也懂点科学,够多么好!写些科学小品,或以发明创造为内容的小说,够多么新颖,多么富有教育性啊。若是能把青年一代这种热爱科学的新精神写出来,不就更好吗?是呀,我们大概还缺乏这样的作品。我希望这样的作品不久就会出现。这应当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题材。
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第三次是慰劳归来,在此小住,留四日,见到不少的老朋友。这次——第四次——是受冯焕璋先生之约,去游灌县与青城山,由上山下来,顺便在成都玩几天。
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对于我,它特别的可爱,因为:
(一)我是北平人,而成都有许多与北平相似之处,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到抗战胜利后,我想,我总会再来一次,多住些时候,写一部以成都为背景的小说。在我的心中,地方好象也都象人似的,有个性格。我不喜上海,因为我抓不住它的性格,说不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能与我所不明白的人交朋友,也不能描写我所不明白的地方。对成都,真的,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了;但是,我相信会借它的光儿写出一点东西来。我似乎已看到了它的灵魂,因为它与北平相似。
(二)我有许多老友在成都。有朋友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这诚然是个人的偏见,可是恐怕谁也免不了这样去想吧。况且成都的本身已经是可爱的呢。八年前,我曾在齐鲁大学教过书。七七抗战后,我由青岛移回济南,仍住齐大。我由济南流亡出来,我的妻小还留在齐大,住了一年多。齐大在济南的校舍现在已被敌人完全占据,我的朋友们的一切书籍器物已被劫一空,那么,今天又能在成都会见其患难的老友,是何等的快乐呢!衣物,器具,书籍,丢失了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有命,还能各守岗位的去忍苦抗敌,这就值得共进一杯酒了! 抗战前,我在山东大学也教过书。这次,在华西坝,无意中的也遇到几位山大的老友,“惊喜欲狂”一点也不是过火的形容。一个人的生命,我以为,是一半儿活在朋友中的。假若这句话没有什么错误,我便不能不“因人及地”的喜爱成都了。啊,这里还有几十位文艺界的友人呢!与我的年纪差不多的,如郭子杰,叶圣陶,陈翔鹤,诸先生,握手的时节,不知为何,不由的就彼此先看看头发——都有不少根白的了,比我年纪轻一点的呢,虽然头发不露痕迹,可是也显着削瘦,霜鬃瘦脸本是应该引起悲愁的事,但是,为了抗战而受苦,为了气节而不肯折腰,瘦弱衰老不是很自然的结果么?这真是悲喜惧来,另有一番滋味了!
(三)我爱成都,因为它有手有口。先说手,我不爱古玩,第一因为不懂,第二因为没有钱。我不爱洋玩艺,第一因为它们洋气十足,第二因为没有美金。虽不爱古玩与洋东西,但是我喜爱现代的手造的相当美好的小东西。假若我们今天还能制造一些美好的物件,便是表示了我们民族的爱美性与创造力仍然存在,并不逊于古人。中华民族在雕刻,图画,建筑,制铜,造瓷„„上都有特殊的天才。这种天才在造几张纸,制两块墨砚,打一张桌子,漆一两个小盒上都随时的表现出来。美的心灵使他们的手巧。我们不应随便丢失了这颗心。因此,我爱现代的手造的美好的东西。
北平有许多这样的好东西,如地毯,琺瑯,玩具„„但是北平还没有成都这样多。成都还存着我们民族的巧手。我绝对不是反对机械,而只是说,我们在大的工业上必须采取西洋方法,在小工业上则须保存我们的手。谁知道这二者有无调谐的可能呢?不过,我想,人类文化的明日,恐怕不是家家造大炮,户户有坦克车,而是要以真理代替武力,以善美代替横暴。果然如此,我们便应想一想是否该把我们的心灵也机械化了吧?次说口:成都人多数健谈。文化高的地方都如此,因为“有”话可讲。但是,这且不在话下。
这次,我听到了川剧,洋琴,与竹琴。川剧的复杂与细腻,在重庆时我已领略了一点。到成都,我才听到真好的川剧。很佩服贾佩之,萧楷成,周企何诸先生的口。我的耳朵不十分笨,连昆曲——听过几次之后——都能哼出一句半句来。可是,已经听过许多次川剧,我依然一句也哼不出。它太复杂,在牌子上,在音域上,恐怕它比任何中国的歌剧都复杂的好多。我希望能用心的去学几句。假若我能哼上几句川剧来,我想,大概就可以不怕学不会任何别的歌唱了。
竹琴本很简单,但在贾树三的口中,它变成极难唱的东西。他不轻易放过一个字去,他用气控制着情,他用“抑”逼出“放”,他由细嗓转到粗嗓而没有痕迹。我很希望成都的口,也和它的手一样,能保存下来。我们不应拒绝新的音乐,可也不应把旧的扫灭。恐怕新旧相通,才能产生新的而又是民族的东西来吧。
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很怕越说越没有道理,前边所说的那一点恐怕已经是胡涂话啊!且就这机会谢谢侯宝璋先生给我在他的客室里安了行军床,吴先忧先生领我去看戏与洋琴,文协分会会员的招待,与朋友们的赏酒饭吃!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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